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清华研究院七人合影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综上,若大舅补缺为助教是在八月,即清华研究院开学之前,则合影后排居中者便可确定是他,而非陆先生。因为细看那照片,七个人都身着秋衣(夹袄或薄棉衣),不是夏天的模样。

看来,《清华年刊》的文字说明是错了,诚如戴老所言。只是《年谱》跟知情人的回忆文字少些细节,而考证似应使用更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但工作一忙,这疑问就搁下了。

十月末内子抵京,一同至观堂先生纪念碑凭吊,忽又想起。于是上清华校史研究室网站检索,读到孟凡茂《关于陆维钊——任职助教,何时离校》一文,终于有了答案。

孟文的考证干净利索。首先作一判断,照片据人物衣着,当摄于二五年秋或二六年春。但李济先生二六年春赴山西做考古调查,则拍摄日期就只能在二五年秋了。然后,从《吴宓日记》查雨僧为三位导师聘助教的记载及各人到校日期,即可证明,合影时陆先生不在清华。我请学生帮忙,借了《日记》(1925~27年卷)来逐条核对,确实孟先生解决了问题。雨僧是先师李赋宁先生的老师,两家为世交,所以《日记》读来饶有兴味,每每让我想起两位先生的旧事——那是题外话了。

七人当中,观堂最早迁入清华,二五年四月十八日:“晨,王国维先生搬来居住”。之前,四月三日:“See Pr. on As. Bdg.”(为助教及房舍事谒校长)。四月十五日:“上午,见Pr.”,括号“梁廷灿”等。孟文推测,雨僧这两趟见校长曹云祥,跟观堂和任公聘助教有关。

八月一日:“赵元任来,拟用其内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也”。八月四日:“作函致章昭煌聘为赵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可知助教人选,皆由雨僧与导师商量后决定,且着意提携东大学子,如慰堂所述。次年陈寅恪先生到任,所请助教也是东大人,即大舅的挚友浦江清先生。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一):“赵万里到校,代陆维钊。”九月一日:“见校长……以赵万里代陆维钊职务,批准。”

九月五日及六日,新生入校,报到注册。九月八日,雨僧在工字厅设宴,招待观堂、任公、梁漱溟(讲师)、赵元任、李济、“戴元龄、赵万里、卫士生、周光午”。注明:助教梁廷灿、章昭煌“未到”。“下午……在宓室,开研究院第一次教务会议”。九月九日:“十时,至大礼堂,行开学礼”。九月十三日:“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观堂“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九月十四日(星期一)研究院开始上课:上午听观堂讲《古史新证》。“晚赵万里来,细述陆维钊之身世情形。决即永远留赵,命陆不必来此。所谓两全其美也”。

十月一日:“章昭煌欲移居古月堂或学务处”,请吴先生帮助安排。十月二十日:“梁廷灿昨日到校”。直到这时,照片里的人方才到齐,而陆先生请假回乡,早在开学之前。故孟文认定,合影摄于二五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后排中央观堂的助教,只能是大舅无疑。

陆维钊(微昭)先生在东大与大舅同级,也是从吴瞿安(梅)、柳翼谋(诒徵)二位老师研习词曲。但大舅十六岁上的大学,比陆先生小了六岁。如果陆先生毕业后曾经北上,应在六月下旬或七月间。或许抵京不久,未及就任,便因祖父病重或亡故而告假回了平湖。雨僧《日记》未提陆先生到校,只记了临开学由大舅代职,校长批准,旋即正式聘任。其命陆先生“不必来此”,似指后者须在家乡守孝,无法履职,故谓“两全其美”。

守孝期满,陆先生到秀州中学教书,继而受聘至松江女中,成了我二姨的国文老师。当时,松江女中的师资可谓人才济济,有徐声越(震愕)、施蛰存、王季思、丰之恺等,皆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母亲的国文老师,课外另教她世界语,放了暑假便用世界语通信,给她改错,还译了她一篇作文(写小蚂蚁过年的童话),登在匈牙利的世界语刊物《文学世界》上。徐、施二位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大,徐先生且是近邻,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

陆先生多才多艺,尤擅书法,松江女中的校匾是他的字,校歌则是他作的词。抗战后移席浙江大学,五二年院系合并,转为浙江师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六〇年,潘天寿先生出面,调至浙江美院国画系任书法篆刻科主任,从此成了专业的书法家。

二姨和姨夫留学英国,四七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大服务,便成了陆先生的同事,直至他调离杭大。此外,他跟姨夫在民盟与省政协也是多年的同仁,加之重为表哥(二姨的长子)学画,所以陆先生的字画,我自幼即有印象。文革中,我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作业寄姨夫批改。每年回沪,先在杭州下车,到道古桥杭大新村二姨家住几日。有一次外出,路过陆先生家,二姨说进去看看老先生,但那天的细节,他们聊点什么,已淡忘了。

据说,陆先生对未能问学于观堂,是终生抱憾的。然而他书画双绝,“蜾扁体”独树一帜,并有诗词传世,育才无数,如此成果斐然,实非常人可比。

岔开去谈谈幼和先生。他虽是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二六年秋入学,《吴宓日记》却有更早的记载。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戴家祥持胡适致校长荐函来,准报考”。也许他因故未考,或没被录取,八月二十九日:“见戴家祥,求为旁听生,未准”。九月一日,又记“戴家祥来”。如此,戴老同大舅相识,很可能在二五年八、九月间。

一九五一年,华东师大成立筹备组,戴老因好友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相邀而“加盟”,先任中文系教授,次年转历史系,主讲历史文选、中国通史。五七年反右,先生耿介敢言,被人在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打成右派。遂不许教书,放在资料室做一个资料员。但先生毫不灰心,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收集拓片,准备编撰《金文大字典》。不想文革骤起,复遭残酷批斗,打断腿骨。数十年辛勤考证金文、甲骨文所做的卡片和书稿,红卫兵抄家付之一炬。文革结束,他以耄耋之年,积十六载之功,终于完成三大卷《金文大字典》,于一九九五年出版。同时,还校勘了他姨公、晚清大学者孙诒让的《名原》、《古籀馀论》和《籀庼述林》。十六年间,戴老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科研经费;直到项目列为上海市“六五”重点,编撰组才获得四千五百元拨款,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据戴老的得意门生王文耀先生记述,同事和领导曾多次劝戴老申请补助,“老师却执意不肯。结果他自己垫入抄写费近万元”。如此勤俭治学,学生助手都学他的榜样,初稿用废旧纸,资料袋手工制作,去出版社送取稿件,“靠手提肩驮,从不搭出租车”(戴家祥,页34)。比比当今学界的排场、挥霍跟造假,真是判若云泥。

幼和先生九八年逝世,享寿九十三。王文耀先生整理出版了《戴家祥学述》,题赠母亲一本,我拿了来美国。书里夹有一纸,是母亲所记幼和先生讲的几件事,及他提供的资料出处。老先生家住师大一村进校园的先锋路近旁,我陪母亲出门,常见他戴着袖套,手提一把竹扫帚,在路口扫落叶或清理布告栏;那是他每天的公益劳动。母亲便上前问安,他总是乐呵呵的,对我说:回来啦,这一趟居几日啊……

《吴宓日记》率真生动,处处流露性情,足可媲美英人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 二七年有数条提及大舅的婚事,不啻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四月二十五日:“又夕,赵万里偕周光午来,商赵万里结婚之办法,并拟请宓为证婚人云”。五月二十四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赵万里不日结婚,本已约定宓为证婚人,旋以寅恪言,改请梅贻琦。盖以职位之关系云。”

六月五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半,微雨。偕心一、学淑,至报子街聚贤堂,赵万里与张劲先女士婚礼。宓代王先生(静安)为介绍人之一,并演说。略谓古今文学家,皆有美人以引其情而助成其诗文著作。欲知今日新郎新娘之恋爱订婚以迄结婚之历史者,请俟赵万里君所作词集《夕阳琴语》出版,取一册读之,便知其详云云。旋即入席。宓与梅贻琦、陈寅恪等同桌,食半饱。”

过一周,陈、吴二位宴请新郎新娘及诸友。六月十二日:“夕赵万里,偕其新夫人张劲先来”。六月十三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及其新夫人张,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中茗叙。九时半散。”

大舅妈的姐姐名智扬,愚亭大约是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夫君李芳馥先生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解放初负责筹建上海图书馆,为第一任馆长。

大舅与大舅妈是表兄妹。据母亲的文章,大舅妈的父亲(即母亲的舅舅)名张励石,是前清举人,曾在外地做官,民国初年任《浙江日报》主笔,笔锋锐利。他思想开明,反对缠足。家人给大妹缠足,只要他看到,就一把将妹妹抢下,不许再缠。但小妹即我的外婆缠足时他不在家,因而外婆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他为两个女儿取名智扬、劲先,意在鼓励与男儿一样力争上游,独立生活。稍长,即带去杭州读书。智扬中学毕业,考进女师大;劲先则是杭州女师毕业后来的北京,当了孔德学校的教员。

大舅同表妹原先没见过面,是到了北京才相识的。之前,父母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海宁城区)一士绅家的姑娘。双方交换了照片,家长看了都觉得满意。那年大舅十八岁,正在南京上学,相片是在乾隆朝大学士陈阁老的私家花园啸园的九曲桥上拍的,“长衫马褂,西式分头,眉清目秀,翩翩一少年”(母亲语)。如今他同表妹时常往来,两人就恋爱了,不久即写信回家,提出解除婚约。这事让父母大伤脑筋。起初对方坚决不同意,认为解约有损女儿的名誉。后来托人居中调解,商定男方出钱在女方家门前修一条路,这才避免了一场纠纷。

大舅拜观堂为师,听母亲说是瞿安先生写信推荐的。好像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观堂的刘寅生先生曾告诉她,见过原信。拜师的时间,按蒋慰堂先生回忆,在一九二五年七月:

“[民国]十四年七月,我回到北平,同乡张树棠先生,亦是曲友,他与赵万里君的尊人是结拜朋友,说在海宁接洽过的,赵万里是东南大学读完二年级,本从吴瞿安(梅)先生治曲学的,要到北平来从静安先生读书,因他不认识静安先生,托我介绍进谒。于是我陪赵万里君至王家晋见,拿了两条大前门香烟,进门就叩头行礼。”(《追忆王国维》,页119)

慰堂出身海宁大户,是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堂侄,徐志摩的表弟。表兄弟俩兴趣相投,徐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便是表弟帮他编的。慰堂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其事业始于任公创办的松坡图书馆,继而做北平图书馆编纂,负责中文图书编目。遂有志于改革中国图书分类,几经探索,创立了一套新的编目与分类法。抗战期间出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回上海接收日伪资产,最著名的一桩功劳,是逼迫军统头子戴笠交出私吞的国宝毛公鼎。迁台后,仍主持图书馆工作,并应蒋介石之请,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首任院长。

但蒋先生说大舅只“读完二年级”,却是误会,或是看年龄作的推测(当时大舅刚满二十)。又,观堂与大舅实为姻娅,关系是这样的:观堂的元配莫氏因产褥热去世,续弦娶潘氏。潘夫人为莫夫人表甥女,是我外婆的表妹;故大舅应叫潘夫人表姨母,称观堂表姨夫。不过两家虽同在海宁,只是葭莩之亲,平时并无交往(参见《追忆王国维》,页412)。所以为郑重起见,大舅虽有瞿安先生的推荐,仍请了蒋先生“介绍进谒”。

大舅拜见观堂的情景,东明先生有生动的描绘(同上):

“民国十四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第一天他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还要失笑,他毕恭毕敬远远的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东明先生自谓,是“阴历十一月中旬”“严冬季节”到清华的(同上,页405);如上文所述,那时大舅已做了将近一个学期的助教。因此,她说的“第一天”晋谒,恐怕不是慰堂领来拜师那一回。但也许这让人失笑的“毕恭毕敬”,确是拜师的场面,只是东明先生年幼,还在家乡,并无目睹,是事后听家人告诉的。讲得多了,在记忆中,便成了自己的经历。

东明先生在清华园,没有上成志小学或另请老师,而是由父亲亲自施教,念《孟子》《论语》。次年六月,观堂沉湖,潘夫人悲痛欲绝,曾有轻生的念头,悄悄写了遗书,被东明发现,几个人哀求苦劝,才打消了死志,说:“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同上,页410)。东明因为不放心母亲,就没敢去上学,潘夫人遂请大舅教女儿古文:

“赵先生与我,又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读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次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这表示我已能全心的投入了。

“赵先生有一位贤内助,是硖石张氏名门才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赵先生的稿件,都是她誊写的。当他们离开清华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同上,页413)

大舅妈的字确实漂亮。大舅的字,照外公的说法,是抄书抄坏了的——成天抄珍本抄碑文而不讲究书法气韵,因此不如大舅妈。《天宝遗事诸宫调》遗稿中,有十来页不是大舅工整的墨迹,字体娟秀而饱满,便是大舅妈誊写的部分。

赵万里有一则大舅教书的趣闻,大约最早出自吴祖缃先生一次访谈。说是大舅二十五岁时,回清华讲版本目录学,一日在课堂上说:不是吹牛,某书某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却有两个学生即钱锺书跟吴晗议论: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大舅那门课,原 “计划讲十个题目,第一个题目落下这个笑话后,就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锺书和吴晗讲”。吴先生说,大舅的学问很了不起,但有这样的雅量,更令人佩服。(李洪岩《吴祖缃畅谈钱锺书》,载《人物》1/1992)

这故事我当初读到,也觉得挺风雅的,颇似《世说新语》里那些风流人物的俊逸旷达,也是老清华永久的魅力所在。

然而,钱先生郑重否认了:在清华从未选修版本目录学,“看书[也]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还说,“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舒展《钱锺书怎样对待“钱锺书神话”》,载《北京日报》2002.6.3)

查大舅年表,观堂弃世次年(一九二八),大舅由陈寅恪先生介绍,离开清华研究院加入北平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兼任馆刊主编。其时采访部主任为徐森玉(鸿宝)先生,大舅在徐先生指导下工作,日日浸淫于宋元旧刻、精校名抄之间,又时常求教于前辈藏书家如傅增湘、周叔弢、张允亮等先生,与之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并在各地藏书楼访书,开始了《永乐大典》的辑遗校注工作。又次年(二十四岁),受聘在北大兼课,讲授“词史”,讲义《词概》和《词学通论》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并文献馆专门委员。清华兼课,则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岁),在国文系讲“金石学”,讲义《中国金石学》由清华出版部印行。或许也开过版本目录学,但钱先生是三三年从外文系毕业,正好同大舅在清华错开。所以,上述钱先生的澄清是可信的。

那么,会不会是吴晗先生一个人代的课呢?也不太可能。吴先生三四年毕业,选过大舅的“金石学”。大舅说,他极用功,但常缺课,期末交来一篇论文,跟课程内容无关,是他自己正做着的题目。大舅读了,颇为欣赏,就让他以论文代替考试。也许这论文代考,便是那安在钱先生头上的逸闻的原型吧。

当然,后人一般的心理,是不妨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任何一所有点历史的大学,倘使没有一堆名教授的趣事与传说,还能称得上名牌么?

吴先生小大舅四岁,对老师非常尊敬,时有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即使建国后当了北京市的领导,仍不时到北图善本部查阅古书,直至姚文元发难,批他的《海瑞罢官》。不久,文革抄家,那些信便成了罪证,审查者要大舅交待,与吴先生究竟什么关系。大舅的回答却也富于历史意味,说:关系不复杂,是前后两段。起先我在台上讲,他坐在下面听,我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台上讲,我坐在下面听,他是我的领导。审查遂不了了之。吴先生六九年十月殁于北京狱中,死因不明,距今已四十一年了。他内心始终是一个诚恳而执著的学者。

我小时候是圆脸,舅舅阿姨都说长得像大舅,同辈中又是唯一喜欢文科的,虽然调皮,不甚用功,后来读了西学而非国学。但对大舅,便有一种特别的亲近的感情。脑海中的大舅,至今还是六十年代初他来上海那几回,一身呢子中山装,神采奕奕的样子。他通常是受文化部委派,到闽、浙、苏、皖一带访书,或是考查地方戏曲、文物保护,或是去港澳替国家收购宋元明珍本。最后一次大概是六三年,回家同丁阿姨谈起——上海的旧事,我一向仰赖她的记忆和化作诸暨成语字字珠玑的描摹——她还记得。说是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鱼虾烤鸭,大舅吃了,赞不绝口,回到北京对父亲说:宝麟啊,你真有福气,丁阿姨烧的一手好菜!那一年父亲调去了中央机关,参加写跟苏共论战的“九评”。丁阿姨说,大舅到父亲的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出来说,那两架线装书无收藏价值——他还想着寻访古籍呢。

文革中再见大舅时,他已经瘫痪在床,基本上不能言语了。大舅妈把我领进里屋,他苍白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嘴唇蠕动着,吃力地想说什么。大舅妈俯身去听,替他“翻译”,我心里一阵酸楚,悲哀得说不出话来。他是在北图的“牛棚”管制劳动期间,由于扔掉一块没吃完的窝窝头,而招惹的灾祸。批斗者强迫老人把那块捡回来的已经发霉的东西,当众吞下,导致肠胃严重感染,高烧、吐泻、失水、神志不清,最后深度昏迷。送到医院抢救,那几个丧心病狂的还日夜监视,命医生将“此人有政治问题”记入病历。刚刚苏醒,即停止治疗,赶出医院。大舅曾有多少事情计划了要做,多少古籍还等着他整理保护,多少宝贵的知识经验,甚而瘫痪之后他还想着要著书传授。他一生的心血全给了北图,而北图竟这样待他。

那是我初访北京。待到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研究生,便成了北观场胡同那座四合院的常客。大舅妈看我来了,总是让我陪着走出巷子,到王府井买点素鹅或别的熟食,再让姥姥炒一盘白菜肉丝。聊起旧人旧事,大舅妈有说不完的好听的故事。这也不奇怪,她就生活在“故事”之中。屋子里几样旧家具,还是二八年潘夫人举家南迁时留下的,如一家人吃饭的方桌、靠椅、孙儿的书桌,都是观堂的遗物。问及大舅的藏书,大表哥说,两册《永乐大典》,文革前就捐了国家(入藏北图)。文革抄家,则不知拿走多少。文革后平反,归还抄家物品,北图来人说,希望捐献其中十九种古籍。大舅看了清单,表示同意,但唯有一件一定要归还。那是他当年在清华研究院所临观堂亲校的明刻《水经注笺》(朱王孙本),书末有观堂的长跋并两方钤印,乃是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见附图):

“……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嘱识其颠末……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霁后观堂书。”

王国维《水经注笺》跋

周叔弢先生在给黄裳先生的信里,曾这么评价大舅的成就:“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至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图善本书库,不为过誉。斐云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及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是的,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大舅对于历史上无数珍藏的损毁散失,文化的衰败,风雨飘摇,太了解了。那年六月,观堂先生自沉昆明湖,去得如此“平静、从容、高峻”(王文耀先生语)——那天,他曾四处找寻;而后,整理出版恩师的遗著,编撰年谱,一步步走来,不负其厚望。观堂的志与哀,又何尝不是他的志与哀呢?

二〇一〇年九月于铁盆斋,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1.28

《赵万里文集》(卷一),冀淑英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戴家祥学述》,王文耀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1998。
张志清:《赵万里与永乐大典》,载《中国文物报》2002.5.10。
《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陈平原、王风编,北京三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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