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Re: 致辞与山寨——序《走不出的风景》

冯象:Re: 致辞与山寨——序《走不出的风景》

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赶上大雪,在纽约机场旅馆捱了一宿,不过把苏力老师给的书稿看了——论致辞与政治修辞的,课上讲过吧。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年轻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长任上的毕业迎新致辞极受学生欢迎,当得上北大一块品牌,据说正版之外,还有山寨版。你或者别的同学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思想)好,还是语言生动有趣,抑或别的原因(个性、场合、态度)?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苏力是不是一个例外?

谢谢,节日快乐。

又,山寨版何处可阅?
 
 
[三天后]

绝了哈哈,原来院长的“自主知识产权”还未撰写(并依法享有国际保护),山寨版即已上网,四处流传了。而且标题也蛮“感动中国”,是不是?也缠绕些欧化句式,有“力叔”味儿。再过四十年,白头校友回忆“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学习生活,接受记者或校史专家采访,这段佳话肯定有数不清的版本。

S君帮忙,拿我的问题找同学(校内外皆有)做了个小调查,回复都很率直,有见地:

——既不唱高调说空话,也不惺惺作态讨好学生,总之,苏力老师了解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感情。

——很“个”的人,有些执拗。但他的话让我觉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对老师了解不多,致辞具体讲了什么道理,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很会煽情,有点儿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们说的“一张铮铮铁骨的脸”,非常独特。(女生语)

——好些话称得上“美”,甚至过于“柔软”,比如“细雨淋湿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真实的铺垫,某种未经雕琢和掩饰的“信”。这么看,应该说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摆脱不了“假大空”话语,老百姓“审丑疲劳”久矣。苏力老师拒绝官样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个口语词“不折腾”。当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辞和精巧的表达,加上真诚,在教育官员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回想起来,自己真正被打动,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而是后来读文字稿的时候。他口才在法学院来说不是最好,要念稿,还带点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现他的激情,“有嚼头”。不过在社会上走红,或许得益于“北大”、“院长”一类的标签效应?

——他有几句“信言”太鲠直了,像“这里是北大法学院”,那种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识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网友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贴心。

——前些年有个外系老师,在课堂上说学生不用功,成天听刘德华。学生暴笑。因为刘是“大叔级”歌星,现在谁还迷他呀?苏力老师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举过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张柏芝、阿娇等人的八卦新闻做例子,大家好惊讶:一位“五〇后”大教授,一向拒绝当“公共知识分子”,对“八〇后”“九〇后”热衷的时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师的致辞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除了文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商业/小资文化略微妥协,例如对青春的伤感抱认可和同情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也温和地批评一些现象,在致辞中强调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小气跟大气这样结合,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我猜想,致辞本身在知识和学术上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把这些文本和演讲看作大学里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尝试,他会不会觉得颇为得意呢?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问题:学术与政治,可分吗?

——魅力在他的个性,而不是思想或语言。
 
 
S君

非常感谢,这么快就做好了调查。

读你们毕业典礼的描述,我就想到四十年前去了——我初中遭遇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提前毕业,都缺了典礼——七一年告别甘蔗地,上哀牢山寨当老师那会儿,小学校也举行毕业典礼,请公社书记、赤脚医生、抗美援越的解放军战士给各族同学讲话。但那讲话不是现在的致辞。讲话,严格来说,属于政治学习。书记领着群众用磕磕巴巴的pyulniul ddoq(汉话)念几段语录,或者听英雄连长摆“斗私批修”击落B-52的光辉事迹,是改造思想,不是对(抽象平等的)公众致辞。程序上,那年头开大会,讲话只是整个仪式的引子,重头戏在之后的会餐。所以书记掏出笔记本,传达“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学生胸前兜里插着的却不是自来水笔,而是竹筷,书包里装的除了课本,还有饭盒。受饥寒的孩子,享用不了“耳食”。那典礼真正的主持人,正在厨房忙乎,指挥高年级阿妹担水淘米洗菜。那天一早,才起床,就听见猪圈里嗷嗷叫。此刻,布置成会场的茅草房教室已飘进了肉香,大伙儿偷眼瞅着门外:去供销社背酒坛子的阿哥,快回来啦……

山寨上那头两班的学生,年龄与我相仿。如今,他们好几个已是领导岗位上的民族干部,“仓廪实而知礼节”,致辞的公务怕也不少呢。

学祺,冬安。
 
 
B君

你这个段子有趣,央视小品似的。我改两个字:苏力先生的课人气旺,学生得占座儿。第一天,快上课了,撒贝宁同学见教室第一排还坐着个头发花白、工友模样的人,正想上前“今日说法”:师傅,暖气修好了,您放心走吧!不料铃声一响,那人起身向大家道:我叫朱苏力,这学期的法理课由我来上。接着,便滔滔不绝,跟亚里士多德、波斯纳、《赵氏孤儿》挨个儿对起话来。

我们念书那时,小品演的是季老。新生报到,以为他是东语系看门的师傅,让他照看一下行李,老先生就老老实实在那儿守了半天。

的确,大学致辞不易。根本原因,是高教体制官僚化,沾染了腐败风气。于是大学日益成为舆论质疑、揭露、调侃的对象,陷于公关困境。这是老百姓参与政治和社会监督,或民主化潮流所致。但大学既已蜕变作官场的一角,势必“党八股”泛滥,“面目可憎”,如毛主席从前批评的。当然,学生不会买账;尤其北大是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一只摇篮,有“五四”精神,有独立思考张扬个性的传统。校长院长们致辞如何拿捏分寸,既不出格又要得体,完成公关任务?只能像苏力说的,“责任高于热爱”,“尽管你不喜欢,还要干好”。

其实,现在校园里需要练习政治修辞的,不仅是头衔带“长”的,老师上课或做个学术讲座,也差不多在办“百家讲坛”。踏上讲台第一个感觉,进了录音笔和手机电脑乃至摄像头的包围圈。接下来的一切,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会记录在案,随时上网发布——跟坐在电视台演播室里没什么两样,只缺化妆师涂涂抹抹了。曾经考虑,是否允许录音录像,因为从知识产权、肖像权或隐私权的角度看,数码技术的进步,已使法律保护与制裁形同虚设。但观察下来,似乎好些人读书已经离不开录音笔;再有就是受同学委托录音,不仅可归于(民法上)“善意”的复制和使用,更是充满了求知欲的“敬意”。所以就“师随生便”了,只是要求别放网上去。主要原因倒也不是著作权,而是讲课内容(史料案例、前人论说除外)往往是思考中的前沿理论问题,课上讨论辩驳,可以“教学相长”;公之于众,则多有未成熟处,文字亦不准确,容易引起误会。将来厘清头绪,成文发表,才算对读者负责。

同样,学生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益也是一个难题。倘若教室成了演播室,同学发言或表现被一一记录,未经本人许可传到网上,那课堂讨论便很受影响了。提问回答都得当心,例如避开一些敏感话题,或者任何可能得罪人的说法。因而最稳当的策略是随大流,开两句轻松调皮但“政治正确”的玩笑,人人学做节目主持人。长此以往,我们的上课和讲座,会越来越像肤浅的表演,像娱乐片。严肃的问学,自由的思想交锋,只好去课下另寻机会了。
 
 
S君

多谢祝福。

“山寨”这词儿好,出处查着了,谢谢。后发资本主义全倚仗它,不是拖后腿,是竞争优势呐。咱们大学里许多做法不也是山寨?原版叫“国际一流”,读作“美国”。有趣的是,支撑起这庞大的山寨教育产业的,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不啻“美”中合璧,举世无双。

山寨版“美国式”的教学评估与科研体制,并非一无是处。人总得有点压力和竞争,才出得了活;大学老师亦不例外。但有一关键的程序忘了山寨,那就是所谓“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本是图书馆为方便管理分配预算,搞的一种目录分类。现在拿来衡量学术,当硬指标,就荒唐了。一些院校甚至要求在读博士生,必须在本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核心期刊,比如法学,一共只十来份,据说还分为几档,比照刊物主办方的行政级别。结果迫使不少研究生同青年教师给编辑送钱,买版面求生存,俗称“逼良为娼”。大势如此,我有些好奇,迟迟不见山寨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或《法学研究》,什么道理?如今可是山寨经济,且不说手机手表方便面的GDP贡献,便是奥运圣火、“百家讲坛”、《还珠格格》跟春节晚会,也都有“雷人”无数的山寨版(参见百度百科“山寨”条)。全国这么多大学、科研单位需要山寨学刊,呵呵,那是多大的市场!

也许指日可待了,若满足两项条件。其一问题不大:提交审阅的论文,到了委员会那里,按照惯例(包括录用新人评定职称),没人会费心细读。换言之,山寨版抽印本只消封面、目录、标题、摘要等做得像样一点,便能过关,绝对不比假药假酒的装潢或防伪标志的仿造难度更高。其二,是美国开始的潮流,理工科、医科乃至社科期刊,很多已经取消纸版,只出网络版。国内学刊迟早得跟风。学刊一旦网络化,山寨的成本就更低了;通过自由竞争,在市场上取代正版核心期刊,成为中国学界绝大多数论文,包括“国际一流”论文的首发渠道,也不是不可能。等到那一天,大学请谁来致辞,庆祝学术的一场小胜?

兔年大吉,万事如意。
 
 
二位如面

说得好,我的理论你们别全信。

政治修辞最可见出一个人的素养,诚如苏力所言。昨日积雪封路,在家整理收到的书报。《读书》去年十月号载周有光老人访谈,挺有意思。记者说,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原因何在?周老答:这问题早在唐代,韩愈已答复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因为人不懂马,不在乎伯乐的事业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周老还说,“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不对。教学科研哪儿不要高效的行政服务?应该去的是官僚化体制。为此,他曾致信教育部长,提两点建议: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取消小学生的“无效劳动”(繁重功课)。“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页23-24)。你们看,一针见血挑明问题的实质,又十分温婉;借古人名文和朋友忠告,以百五老人的崇高声望,点到为止,反而比长篇大论更能服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话本身是否属于美言(妙用修辞,对称悦耳等),而未免落入“美言不信”的悖论?我想,可归于经验性常识罢,或反常识的常识。因常人的愿望和习惯,是信美言,美信言的。然而,漂亮话太多,口若悬河,不一定令人信服。春秋末,邓析(前545~501)编竹刑,善讼辩,今人比作中国律师的鼻祖。古人却说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显然,修辞论辩之术的盛行,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同理,普通法实行对抗式诉讼和陪审团制度,法庭辩论极讲究技巧,故而英美人贬损律师的笑话也特多,正是对美言有戒备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发达的文学传统里,“信言”朴素可以是修辞风格高度成熟的标记,例如《圣经》的许多篇章。圣奥古斯丁(354~430)尝言:经文“不是骄傲者所能体味,也不是孩子们所能领会的,入门时觉得隘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而且四面垂着奥妙的帷幕……当时我以为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我的傲气藐视《圣经》的质朴,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深文奥义”(《忏悔录》卷三章五,周士良译本)。这段话颇有西塞罗的遗风——圣人读的是拉丁语《圣经》,故可与古罗马修辞家作此对比——有时候,认识“质朴”,表达崇信,恰恰要求助美言。

如此,若想超越“信言不美”,成为经验性常识的“例外”,首先取决于读者/听众对作品风格的认同。法国十八世纪博物学家布封伯爵说,“风格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eme),意为修辞技巧必与作者的人格统一,前者乃后者之体现。放在大学致辞的语境,便是体现先前同学回复赞赏了的,那又美又可信的品质:真诚。“真”是学术追求,“诚”则是伦理实践。那些八股教条、官腔、口号,原本也多属美言,信众广大;抽象地说,甚而今天仍是真理。只是未能化作实践,变得虚假、油滑、哗众取宠而烦人了。苏力的致辞,实际是在一个普遍堕落的社会关系场域即大学里,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但也不直接对抗)的职业伦理与理想人格。他的“贴心”抒情的“政治修辞”,只是那伦理人格的风格化的呈现。而那风格,无非是他对莘莘学子,对北大,对中国法律教育及法学的热爱、忠诚、不计回报的奉献的自然流露。同样的语句,如“你听见阳光的碰撞”,“渴望多汁的人生”,“你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等等,假使放在别人口中,恐怕就会变味,一点也不美,不可信了。
 
 
走不出的风景苏力

谢谢问候。

抱歉文章拖到现在。大作读毕,感想良多。前两天同学生交流,收集了一些声音,也有故事。慢慢串起来,讨论几个问题。附上,一哂,请提意见。

此间雪暴不断,路边的雪墙比人还高。今日初霁,长空澄碧,如上帝脚下新铺一条蓝宝石大道(《出埃及记》24:10)。

新春愉快,阖府安康。

二〇一一年春节于铁盆斋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
加兰特(Marc Galanter):《律师笑话与法律文化》(Lowering the Bar: Lawyer Jokes and Legal Cultur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6。

2 Comments

  1. 疑问 · 2011-4-30 Reply

    如果“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那学术腐败是学者或者大学的事情吗?

  2. 疑问 · 2011-4-30 Reply

    山寨版期刊能否取代正版核心期刊,跟是纸版还是网络电子版毫无关系。只要是“核心”,哪怕手抄本也能取而代之;如果不是“核心”,啥子版也不行。中国学者木有那么迂腐,治人者也木有那么笨。如果障碍那么木有技术含量的话,早就绕过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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