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管锥编当中散布了大量钱氏的个人见解，而且不乏“理论联系实际”之处。如指出范缜的“神灭论”并非不信鬼，只是不信人死而为鬼，实际是对官方简单粗糙的中国古代唯物哲学史中成说的反驳。又如分析法家的统治方式神鬼莫测，使臣民惧服，结合其写作的时代来看自有深意。又如分析《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史学观和20世纪年鉴学派有不谋而合之处，在当时也是很有新意的观点。只是这些观点多数点到为止，不再展开。不像如今的学人每个观点都要写成paper，好凑字数算成果。

说《管锥编》没有体系，估计是不了解中国旧式笔记体学术著作的特点，而动辄以西学的标准绳之。以这种观点看，顾炎武的《日之录》有什么体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什么体系？如果认为没有体系就没有学术价值，自梁启超之前的整个中国学术史几乎全部可以归为没有价值。要说实用性，陈寅恪考证李唐血脉源于突厥，有什么实用性？写作《钱柳姻缘诗证释稿》又有什么实用性？没有实用性的学术就没有价值吗？

前些日子看李泽厚谈钱钟书，引了严复的话“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但李泽厚并非否定钱钟书，他的观点是，中学在重博雅方面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而重新知方面却严重不足。因此今后应当着力提倡对新知的追求。但如果因此就彻底否定中学的意义，就又落入新文化运动的偏激的窠臼。

却用了很多带“性名词”和比喻对钱进行嘲讽。让我想起了《写在人生边上》上的两句话：
钱钟书《释文盲》写道“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这种文盲“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确无能力！”

从文章中看，刘也是看过一些书的，一方面他可能根本就没什么自我价值认同，只以“过眼的书的数量和阅读的范围”为标准。而在这方面，钱钟书恰恰是他难以超越的，所以他要否定他，才可以找回“自信”。

至于文章，除了论理可笑偏颇外，还有用语生硬，显然汉语能力有待加强。认真读读钱的那两本书，学学繁体字倒会有帮助。

但刘又可能不属于管锥编 的读者对象群，也就是说这本书根本不是写给他看的。

说钱钟书有黄色小报的趣味，则不敢苟同。最粗俗的语言里有诗意，脏话在文学的意义上与清词丽句的功能是等同的。只是看谁说脏话，林黛玉也经常骂宝玉”放屁！“，然而无损其优雅。庄子云”道在屎溺“，这飘逸的哲人是既会讲”栩栩然化蝶“的美丽故事，又有”舔痔疮得车“这样的想象力的。

至于刘先生将《围城》和《浮生六记》等同便是大谬了。沈复的风格是很真的，很深的体验，对妻子的爱、对普通生活的欣赏都是至情至性。没有灵气没有审美感觉的人是做不到的。所谓”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足以当之。

钱钟书的书读得少，但仔细想来，即使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作品之一宋诗选注也比刘的这篇文章有趣有用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