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缀言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缀言

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

本书的面世,比预期早了五年。

二〇〇六年夏,《宽宽信箱》与《摩西五经》交稿,随即全力以赴投入《智慧书》和《新约》的译注,没有计划也无暇旁骛。故译经期间只写了零星的“孤文”,或者回国讲学时同报刊编辑、记者做几篇访谈。满以为结集成书,总归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但〇九年秋开始,至清华服务,社会活动大增——当然也不无享受,如老友沈林的戏和夜半不散的“会饮”,似重温少年时代“亵渎的酣畅”(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语)——出于职责跟友情,应邀在京、沪、杭、湘、港等地各大院校做了些讲演:关于法律和宗教信仰,关于职业伦理、政治伦理、革命与背叛,关于《圣经》同戏剧文学。然而,就始终挤不出时间,把那些其实在课上都讲过的东西一样样整理出来。据说网上有部分讲座的录音,皆未经授权,我没法负责。再者,我的习惯,是讲座不讲完稿了的文章或构想成熟、即将动笔的题目。所以还有一条免责的理由:将来成文发表,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模样;而且即使其中某些论点论述和例证不变,文字表述因经过斟酌删削,也会比口语来得准确。

这样,少数修订成文的,加上若干“孤文”与访谈,计三十一篇,便是本书上编的内容。文章的背景无须赘言,都是一目了然的。唯有开头的长文《约伯福音》需要稍加说明,因下编《约伯记》译注是同它相配的。

《约伯记》译注起笔较早,〇五年秋已成初稿,二手文献亦摘录完毕。故《木腿正义》增订版(2007)的勒口简介,有“即出”字样。但文章拟了一份提纲,就拖下来了。原因是,译注《创世记》时发现,若是先写故事或论文,译经随后,两者的术语跟经文风格难免发生龃龉,修订反而费事。故此决定,应至少译出三卷,配搭的文章方可着手,全面铺开。译经虽是极艰巨的工程,但归根结蒂,是“带着脚镣跳舞”的一种“再创作”。更要紧的是,将圣书的教导同中国问题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加以形象化的及理论上的阐发,才能上升为真正的“创作”。这道理听来或许有点别样,让我从头讲起。

治西学有一悖论,早年在云南边疆自学外语时,我就琢磨过。比如钻研中世纪文学和《圣经》,一步步走进但丁的十层地狱,“抛下一切希望”(lasciate ogne speranza,《神曲·地狱篇》3:9),一去二十年。可待到爬回人世,来到星光下面,写给谁看?又怎么写?我想,不外乎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如傅雷先生、汝龙先生那样,以翻译文学为生,为事业。那个年代,对于不甘沉沦,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九类家庭成分)而上大学无门的下乡知青,这是现实的选择。只是单纯搞译介,有点“替人做嫁衣裳”的味道,不够十分理想。其二,是争取做研究,例如撰写文学史什么的。但此类工作一般须依附一间机构,大学或研究所,才有条件开展。何况西学的前沿、第一手资料在西方,那是要有机会出国深造才能得到系统训练,并参与竞争的。一个在哀牢山寨捱着“再教育”的知青,哪敢有这种奢望!诚然,形势已悄悄起了变化: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外语人才渐受重视。有个女同学,上外附中的高材生,父亲平反早,便是那会儿被选派出国留学的。寄回来许多彩色照片,让我们只晓得黑白胶卷、不知“傻瓜”相机为何物的人惊讶、赞叹了好半天。此外,还有一段难忘的小插曲,就在那“读书无用论”嚣张的日子里,有一“异族先知”预言,说有朝一日我也会出国。故事是这样的:

昆明往越南的窄轨铁路沿线有一座开远城,系滇南工业重镇。城里开咖啡店的越侨当中,有位阮克旺先生。这阮先生人称“掰脚”,说是念高中时报名下乡参加土改,染上风湿还坚持战斗,延误了治疗,留下的腿疾。但他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吉他,在当地颇有名气。那阵子我想学吉他,从广州买了一把“红棉牌”,来开远解放军化肥厂找好友惠蒙玩。惠蒙便带我上阮先生家,请他教我入门,并演示绝活。他弹了好些俄国曲子,细长的手指抚弄着琴弦,像生了翅膀似的飞舞,美极了。听说我在学英、法、俄语,他笑道:Doctor,你将来是要出国读书的!打那以后,惠蒙他们一伙工人便管我叫“博士”了。

言归正传。那第三条路,才是我认真考虑并决心试探的,即创作。就是从西学入手,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写中国的故事,做中国的学问。这样,既不必依赖任何机构,多年的底层生活经验、想象力和翻译技能也可派上用场——翻译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为攀登创作高度而必具的一项条件。

我觉得,这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是可取的学习和事业之途。后来,果真被阮先生言中,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负笈美国。但长远的写作目标就再没有变过,不论攻读文学还是法律,考察宗教抑或政治。从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到《玻璃岛》演义亚瑟王故事,从《创世记》传说到《宽宽信箱》探讨译经,从《木腿正义》到《政法笔记》批判“形式法治”,都是朝着同一目标努力的尝试。

译注《约伯记》也是如此。其严峻的挑战,乃是要求我们沉思,回答一个最根本的宗教、伦理和社会正义问题: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圣贤哲睿诠解,但永远在我称之为善良的人们的“信与忘”之间徘徊。《约伯福音》二十二短章,便是又一个译经人为之“上下而求索”的记录。我以为,藉此求索引导本书上编展开或涉及的各个论题,襄助读者研读《约伯记》,刺激感想并得出各自的结论,应是一个不错而有趣的配置。
 
 
书稿付梓之日,当是感恩之时。第一要感谢的,是参加构筑我的两门课“法律与宗教”、“法律与伦理”的同学。他们在课上课下的优异表现和思想碰撞,毕业后多元的事业选择,对我而言,不啻教书最大的乐趣跟回报。而这一切之成为可能,要感谢振民院长及清华法学院同仁的热情帮助和关心。部分文献的检索借阅与收集,则多亏了志勇(现已在北航任教)和两位助教李陶、亦鲁费心费力。同样,《Re:致辞与山寨》一文落笔前做的小调查,得谢谢所有贡献了看法的北大同学。

上编所收文章,曾发表在《读书》、《上海书评》、《书城》、《万象》、《南方周末》、《北大政治与法律评论》和《人民法院报》,也有登在香港《信报》跟《苹果日报》的。蒙诸位编辑先生/女士不弃,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要特别谢谢新华发集团老总孙君志华的支持,包括不时分享他的企业家智慧,连同会馆佳肴。

上下编文章同经文译注,内子细读了不止一遍。稿纸上她写得满满的修改意见与评语,是新书蒙福的一个标帜。

新书,题献给帕蒂老师。

弹指之间,三十一年过去。当初,她将“六八年人”的“火种的残灰”带到昆明,教我懂得,“上帝已死”(尼采《苏鲁支语录·前言》)。在她的小书架上,我第一次读到一种绝望但又强大之极的对上帝与人类的控诉,维泽尔(Eli Wiesel)的《夜》,还有西蒙娜“海狸”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那位更深邃、神秘而圣洁的西蒙娜——无与伦比的苇叶(Simone Weil, 1909~1943)。

如今,在她的苏格兰牧场,她说还收藏着我给她的全部书简和诗,将来要传给儿子,就是从前拉着我搭积木的那个金发小童。在她迎着海风,送纯种羊去骷髅地修道院岛(Golgotha Monastery Island)的路上,她说,常惦念着我的写作。所以我敢肯定,当她牵着羊儿登上小岛,来到白衣修士中间,当“至圣救赎主的儿子”(filii sanctissimi Redemptoris)齐集,开始吟唱“Ave Maria”时,她能听见我的祝福、我的保证:

那残灰落处,已重新点燃了火种。

二〇一一年八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原载《书城》12/2011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北京三联,2012。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H.M. Parshley英译,Vintage Books, 1989。
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
维泽尔(Eli Wiesel):《夜》(La nuit),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58。
《苇叶读本》(Simone Weil Reader),George Panichas编,Moyer Bel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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