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青蛙约西——七十年代琐忆

冯象:青蛙约西——七十年代琐忆

从前,我有一哈尼学生,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干卡车司机的活。不幸遭逢意外,死了。入土方才四天,便托梦于我,讨酒喝。哈尼小伙儿的脾气,哪能不依呢?只是他来得太勤,“兹巴兹巴”(酒,酒)央求我,仿佛不好意思回自家寨子讨去。

死人讨酒,在哀牢山是寻常事;不是吗,人走魂灵在,照样得吃喝。可是进了大学,来到读书人中间,这话就成了奇闻。大伙儿老问: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如何死了?

就在说出他名字的那一刻,我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野草味儿。是他,我的约西,厚嘴唇、高颧骨、一头卷发,手掌心锉刀般粗砺的约西!没错,那个在竹门上刻一道记号,约我太阳落山去河滩捉知了的,除了他,还有谁?拿两只钢精饭盒,捡些小卵石装里面,使劲摇,越响越好。待知了成群飞来,就脱下衣服打——“扎啦扎啦”(吃呀吃呀),知了唱歌!是他说的。

你编造的吧,问的人不信。一边却围拢来,听我讲他的身世。

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瞎编一气也有人信,像所谓的“精神污染”。还有的事情却需要亲身经历了才好理解,例如饿肚子。一九七一年,哀牢山闹春旱,寨子一座接一座断了粮。恰逢公社小学校开学——当年在边疆,我们乡下老师是一人负责一处村寨,贯彻教育方针——千方百计动员回来五个辍学的娃子,还是通过生产队长做的思想工作;惟有约西是阿妈玛利主动报名,自个儿来的。那天的情形,我在外语系的英文写作课上描摹过:

……他一进教室,一间新盖的草屋,趔了一下就跌倒了。口里却还在“噢噢”做声,吐出一条没有舌苔的舌头。但那只是几秒钟的功夫。他伸直脖子,嘴角冒出一团草绿色的泡沫,喘着气,重又合上了眼睛。约西,约西!扬起一片焦急的呼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对饥馑的迫近,猛然感到四周全是看似呆滞却警觉着、准备随时猎取食物的目光。当时我的忐忑不安,想施舍又怕人抢夺的矛盾心理,今天已经十分陌生了。只记得,那天我熬了一锅粥,他闻到米香便苏醒了。

我们的外教,高贵的波士夫人读罢,一声长叹化为作文簿上她的红笔批语:哦,舌苔!

*

这“舌苔”的苦楚,我终于也有了体验。约西过世后,我“下放”在大黑山栽橡胶,带领初中班的学生办“五七”农场。七月里,洪水冲垮了去公社粮站的老藤索子吊桥,我们困在山头上,跟外界失去了联系。吃了一个星期的青叶子,举不起斧子砍树架桥。安静极了。

第八天傍晚,炊事员阿黑下箐沟挖蕈子,打死一条银环蛇,大家才又说起话来,担心吃了会不会中毒。我说这蛇虽然剧毒,将头砍了,便没有问题。阿黑照办,煮一大锅汤,请老师先尝。我舔了舔盛汤的铁勺,汗珠挂上了眉毛。十多双眼睛死死盯住我,像是着火一般。我也望着他们,半晌说不出话。突然,众人一拥而上,把汤喝了,骨头则一节节用刀背砸烂了吞个精光。

这小点苦头和危险,后来我想,若是叫约西得知,该怎样笑话我们。他小时候腆个胀鼓鼓的蜡黄肚皮满山跑,割野菜吃,是玛利阿妈常给我讲的。出事前两个月,他从开远考了驾驶执照回来,一身崭新的“的确良”中山服配他的军帽,好神气;还为我捎带了一箱谷子酒。酒酣耳热,问他:那天饿昏了醒来,什么感想?啊啦拉(哎呀)!他掏出“春城牌”香烟敬我一支,扯开了嗓门:我心里说,感谢老师,感谢共产党,感谢……

“不对吧,哈尼人没有那样说话的。”

“我说的是汉话,不行吗?”

“那会儿你还没开始学习呢。”

“我在心里面说,不行吗?贫下中农批林批孔,阶级感情深深的,不可以吗?”

“克依(屎)!”

这“克依”,相当于汉人的“族骂”。原先他张口闭口都离不开它,现在却难得溜上舌尖了。我发现,甚至对山寨的乡亲,他也变得“斯文”起来。经常是半句哈尼话半句汉话,弄得人家似懂非懂,唯唯诺诺双手接他的东西。而且自从学了开车,六个轮子跑公路,便有米丽(小姑娘)半夜敲他的房门问钟点,虽然他连小闹钟也无一个,是看日头定时的。

这“新情况”恐怕影响了他的情绪,车队的马队长告诉我。年前推荐培养边疆民族干部,我领约西到县上找的,即是马队长。好像也没填什么表格,几个人凑齐了,煮一瓦罐汤,备好芫荽辣子。约西牵了条菜狗来,一斧头砸在它脑门上,工作就敲定了。边疆一线地区,不用办工作证,一张脸,大家认得。当晚,马队长在职工宿舍替他腾出个铺位,住下了。临回公社,我去看他,往他师傅的抽屉里塞了条香烟。然后将他从车轱辘梁子下面唤出来,拉到一旁,复又叮咛一遍:听领导的话,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得好吃的,莫忘记阿妈。他一叠声答应:欧,欧(是,是)。

*

可是没多久,“约西师傅”的开快车便出了名。他的“解放牌”我只坐过一趟:才出车队,下坡拐一个弯,就撞翻一辆手扶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命大,飞出去摔在路边的水沟里,挣扎一番,居然爬起来了。约西猛地推开驾驶室车门,扑到他身上吼道:他妈的,克依你拖拉机,汽车的挡住,交通规则懂不懂啦?

那人湿淋淋的——“脑筋落水,和泥巴了”,用约西的话说——被人拎着耳朵一嚷嚷,反而瘫倒了。

过了几日,约西深夜摸来初中班的宿舍,一手提一捆水獭皮,诡秘地笑着:墨嘛(好吗)?

“克依?”

“他要十公斤火药,老师咯有办法?”

“用这个换?”我指指他手上的东西。

“我和他,兄弟的是了,懂吗?一个碗里喝过生血,就是一家人,他的东西我用,我的东西他吃!”

好小子,原来他跟那小伙儿结拜兄弟了。

“这两捆皮子是送老师的,”他收起笑容道,“老师和我,我两个也喝一碗生血,怎么样?”

“可以!不过这里班上读书的米丽,老师管不着她们,先告诉你。”

但约西并未打哪个女生的主意,而是把我的“上海牌”手表拿去了。

往昔,他可没有那么鬼。毕业那年,是我带着他们三名学生(另外两个中途退学回家结婚了),翻山越岭上县城去见的世面:先看电线电灯,再参观拦河坝上的小水电,摸一摸农机厂的“铁牛”,坐坐车队的“铁马”。末了还请军代表胖政委接见,在县革委会小楼内半身宝像前合影留念。三个娃子都激动得哭了。这帧照片,后来就贴在文化馆的陈列柜里,与瓜果茶叶橡胶虫胶等各族人民学大寨的成就一块儿展览。好事者加油添醋当故事讲,流传有三五种版本。约西出事的前一天,还同我谈起。

那天晚上,他把手表还了我。陪着咽了两口兑水的酒精,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旱了涝,涝了旱,今年寨子里连野菜也吃不上了,还是不愿学红河那边的人出门讨饭。问我:国家到底是咋个救济法。我说,当然是先支援重灾区,后照顾损失轻的,国家一穷二白嘛。他听了,沉默不语。

瞅着他厚厚的卷发,不知怎的,想起了老人们讲的约西家的故事。据说,约西外婆做米丽的时候,在月牙河畔拾鸡棕菌,被神力极大的蛙精“篾箕哈帕”掳了。苇子洞里一住七个寒暑,返来寨子,背着一个穿苇叶裙的女娃,即玛利。这事惊动了大土司,他曾派人专程下来查看。我问约西:月牙河的“篾箕哈帕”,真的有人见过?

不,不!他蓦地涨红了脸:解放前土司头人搞迷信,要我们贫下中农世世代代……话未说完,就站了起来。或许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接着又低声道:阿妈不是蛙精生的,你信我吗?

“那还用说?”

他不喝了,躺在床上发愣。直到我睡着,他都没打呼噜。

*

一觉醒来,日头已经老高。马队长在街上喊住我,问约西跑哪儿去了,叫他拉木耳去开远,他却连人带车没了影儿。

次日下午,有人在从前跳神求雨的青蛙沟的水田里,发现了约西的“解放牌”。车灯、窗玻璃全砸碎了,轮胎也瘪了,油箱空了——难道他为了求雨,把“铁马”宰了祭神?到处在传他点火烧寨子的事:他藏在地势较低的牛棚里点火,把牛往坡头赶,被出门解手的女人看见,大喊救火,男人们慌忙砍倒着火的竹棚,放了火枪。他朝山下河滩逃走了。

尸体是四天以后在下游二十公里处,河湾拐角的石头缝里寻着的。激流冲走了他的“的确良”,身子胀开,面目全非了。用竹竿一挑,皮肉便撕落了。马队长出了十块钱,才有两个当地的老乡肯下去捞。

他似乎长高了一截,县木材站打的松木棺材嫌短,把腿敲弯了,才勉强放进。玛利阿妈一见生了蛆的遗体,嚎啕大哭。棺盖钉上后,又以一种沙哑而凄厉的调门,仰天念着押韵的词儿。完了,便匍匐着爬向棺材,用头去磕灵桌。寨子里的人老老少少都来了。没想到,他们并不怨恨约西:人中了邪造的孽,怪不得他呀。生产队长派人捉了九十九只青蛙,一同下葬,说是驱邪。尸体口中则塞一只蒲叶包,大概是防腐的香药。

马队长主持葬礼。先用汉语宣布“约西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追记警告处分一次,然后以哈尼话致悼词。乡亲们认真地听着。当讲到“铁马”是国家财产,车队准备“尽一切力量救活它”时,人群发出了呜呜的悲叹,站在前排的妇女哭得尤其伤心。不过这是意料中的情况。于是马队长按我们商定的办法,提出交换条件:车队已经造好一辆跟“死”车一个模样的“解放牌”,是用硬纸板钉木头架子搭的。车上装了约西两个月的口粮,用来抵偿生产队烧了牛棚的损失。那“死”车一旦救活,即可把这纸板车抬到青蛙沟“宰献”,做替身祭神。呜呜声这才平息了。一个当过“贝玛”(巫师)的婆婆上前,把手里的鸡蛋朝身后扔去,接连三个落地不破:可以下葬了。

“宰献”纸板车那天,我未能请假去参加。只听说,刚砸了两下,寨子又起火了。“宰”车的乡亲们呆呆望着山头的黑烟,谁也没吱声。这一回,国家给寨民拨了救济粮。好在他们的全部财产,不过是锄头砍刀火枪之类,都是随身带着的;烧毁的竹楼,重盖一座要不了几个工。灾荒总算捱过去了。

文革落幕,重启高考之后,曾计划几个朋友一道搭车去青蛙沟祭奠约西。因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普遍的感觉,回城已不复是空想、运气或少数人的门路。但是,录取通知书一来,数不清的请客吃饭拍照握手,这事就推到“下一趟”去了。

光阴似箭,离别哀牢忽已六年;记忆中的一些人事,也渐行渐远了。每逢清明,怀念故人,想到那辆“宰”掉一半的纸板车,还躺在震耳欲聋的“呱呱”声中,便觉得舌根苦滋滋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稿于燕园二十九楼
二〇一二年六月修订于清华园
原载《文景》8/2012

附识

本文的初稿,是八十年代初在北大求学时的习作。某日,西语系同班白晓冬倡议,联络同好办一份研究生文学杂志。他找了七八个同学组成编委,记得有中文系的王友琴和李书磊、历史系的闫步克、图书馆学系的姜希强,加上我们班三位,即晓冬、刘红英和我。众人商议决定,杂志取名《校园》。封面是友琴大姐请阿城设计的,很简洁的线条,构出窗格子般的图案,大家都觉得好。但似乎只出了两三期,油印本,登些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与评论。除了编委,各系同学也踊跃投稿。多年后,在苏力那里见到一册《校园》(我自己的不知放哪儿去了),翻开一看,原来他跟法律系齐海滨、外哲所刘小枫都在上面发表过抒情诗呢。可见作者的阵容不小。

我自己贡献于《校园》的,除了几首小诗,便是这篇故事。回想起来,写作上,向友琴大姐请教获益最多。她的散文有一种极典雅而散淡的风格,是一般新潮作家所缺失的。我同友琴认识是通过友好姐,她俩跟阿城都是去云南下乡的北京知青。友好的父亲我叫于产叔叔,与家父是西南联大时期地下党的战友。解放后在中调部(安全部前身)工作,常年驻外,足迹遍及中东、北非、黑非洲诸国。于叔叔是山东人,豪爽健谈,多才多艺,爱写短篇小说,讲阿拉伯和非洲的故事。故而功课之余到友好家坐坐,听于叔叔聊昆明的人物或异域风情,是我那时的一大享受。

不久前,北岛同李陀先生编《七十年代》文集,问我可有追忆当年的文字。我想《校园》上的这一篇,或许勉强可以充数。但原稿只是习作,笔墨未免生疏,有几处描写涉及哈尼语和边疆的宗教祭祀仪式,尚须核对。因为忙于译经与俗务,一直没有机会回我的第二故乡,实地清理尘封的记忆,这事就拖下了。

今年四月,承在滇挚友及老同学邀请并热情安排,终于成行,偕内子重游故地,见到了时常思念的众乡亲、老友和各族学生。不用说,三四十年的变迁有好有坏,返乡期间的种种感触乃至更新认识,须留待将来详述。但如今既已重饮哀牢山的灵泉,旧作的修订,就不可再延搁了。于是回京之后,找出原稿,觉得故事还有点意思。学期结束,遂将《青蛙约西》修订一遍,权作那逝去的峥嵘岁月的一则琐忆,同时也替难忘的《校园》存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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