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nard G. Horowitz:禽流感发生时间的政治选择

IdeoBook 按:您不仅应该看这篇文章,还应该把它告诉您的朋友

吴万伟 译 刘植荣 校

  主流媒体最近大肆报道和宣传禽流感的影响和恐怖后果,为什么总是提到亚洲?

  禽流感恐慌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是全球性的“医疗屠杀”

  如今,禽流感已不仅仅是让人感到威胁的流行疾病,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政治和经济阴谋。如媒体进行大量歪曲报道;利用风险大、无价值的疫苗谋取暴利;忽视萨斯、西尼罗河病毒、艾滋病等早期人为瘟疫的证据;不断的基因研究会导致变异流感病毒的爆发;白宫和医药业的交易丑闻,这些制药行业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奇怪地不受法律和主流媒体监督;官方公开宣称的人口减少的目标。随着真相的暴露和事实的进一步确认,公众被预先警告预防医生促成的大规模谋杀——“医生导致的种族屠杀”,这种宗族屠杀主要服务于处于政治和经济目的减少人口的目标。

  背景

  2003年4月,一场据说来自亚洲的被称为SARS的社会灾难严重袭击了多伦多。我当时正在那里,基本上经历了这个亚洲瘟疫恐慌的全过程。这种被被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新型肺炎,据说是奇怪变异的“超级细菌”对人类进行最后进攻。

  通过从科学、医疗以及社会学的角度认真研究这些瘟疫的爆发征兆,所揭示出的可疑事件远比SARS更为阴险。我和任何一个在哈佛培训出来的健康专家对媒体的行为所采取的做法一样,通过认真研究多伦多媒体的反映发现,这次SARS瘟疫是由白领生物恐怖分子引起。

  我认为很清楚,这次空前的人为操作给公众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灌输,其目的是在“超级细菌”到来的时候,接种虽然合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的疫苗。在整个“SARS骗局”中,反复提到这种生物恐怖可能会毁灭世界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的目标。在详细考察了人口控制的政治文献和主要跨国公司的发展目标后,我注意到这些言论与当今官方人口减少的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 。

  加拿大在2003年对SARS的反应是历史上第一次接受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直接指导。仔细考察了这些组织和洛克菲勒家族,卡耐基基金会等世界著名药品生产商在财务和管理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难得出结论这些“狐狸”实际上控制了加拿大的“鸡”。

  传染病的一个事实是:任何一场大瘟疫都与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ARS引出了一个比公众健康危机更可怕的政治问题。如果公众卫生官员真要防止新疾病的出现,或设法把病毒控制在萌芽状态,他们就要从军事、医疗和生物技术方面研究病毒的来源。

  几十年来,一些“专家”都在预测超级传染病的到来。但是真正让人产生怀疑的是SARS这个可怕的神秘疾病到来的时机:它与全球反恐战争和英美攻击伊拉克同时出现。显而易见,这很方便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布什政府曾供给萨达姆政权大量大杀伤性生物武器,包括炭疽和西尼罗河病毒。SARS的特殊病症和我在《空中的死亡:全球化、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书中预言和解释的一样,该本书比9-11袭击美国早了几个月,对全球化所引起的事件进行了背景分析。

  我对新型机构化的“生物恐怖主义”进行了观察后发现,这与国家支持的生物武器技术相一致。据说萨达姆曾让自己的国家和邻国面临大规模杀伤性生物和化学武器威胁。许多文件资料显示,SARS和当今的禽流感得到军事、医药、石油化工等领域的企业家的认可,在法律之上运作。我个人曾经在美国国会作证,亲身经历了制药企业家如何猖獗地影响政府中的政治经济决策人士。制造疾病配合政治上的“反恐战争”是受生物恐怖主义影响的结果,其目的是从中攫取暴利、减少人口数量。

  现实政治VS大众传媒

  我们被越来越疯狂的由全球化主义者引起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困扰。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各大跨国企业就认为可以用经济控制取代军事占领。新型生物武器的威胁、反恐战争、自然灾害的不断增多、太空基地的威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两次世界大战相似。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然更容易管理,从经济上来说也是可行的,更因为其中有高昂的利润,它们成为英美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选择。

  比如,曾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就是洛克菲勒的门客,负责外交政策的他就认为第三世界人口减少对美国、英国、德国等盟友来说是必要的。按照1975年的国会纪录,布什曾提名负责调查9-11袭击事件的人是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他还决定让中央情报局研制生物武器。这些人造生物武器比禽流感更可怕。

  例如,在1968年,基辛格得到最新情报,说一种“合成生物制品”可以用做细菌武器和人口控制,产生突变重新组合的流感病毒就是被特别病毒癌症项目研究人员 O’Conner, Stewart, Kinard, Rauscher等研制出来。在这个项目中,通过迅速反应的白血病病毒将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结合来,新产品可能被用来像流感一样通过吐痰传播癌症。这些研究者也搜集了大量禽癌症病毒,并把它并注射到人或猴子身上,看它们的致癌性如何,在研究中,Raucher等人使用放射性来增加禽病毒的致癌性强度。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科学现实都被官方严格控制,主流媒体是不给予报道的。

  位于伦敦的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提出SARS来源的基因问题,该研究机构曾提出,是不是基因工程不小心创造了沙斯病毒?冠状病毒学家可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被急于研制疫苗的制药公司请去了呢。居住在玻璃房子中的人是不能扔石头的。以上事实显示,IoSS专家们在他们所谓的没有偏见的科学研究视野中从来没有考虑过有意识地研究SARS。

  对艾滋病的战争、对毒品的战争、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对癌症的战争以及现在对禽流感的战争等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复杂的宣传,通过煽动恐惧的宣传获得大众对政策决定的认可和支持。这些心理操作称之为干扰控制战术,一些专家称之为军事革命(RMA)。这样的军事革命旨在奴役人类,其机构能让全世界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控制。

  毫无疑问,RMA以药品和疫苗制造者代表的名义整合了生物制品或化学制品的广泛使用能力。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反西尼罗河病毒的战争”中,用消灭苍蝇的幌子使用致癌的有机磷酸酯杀虫剂对付人类。这些“非致命的武器”确实是致命的,虽然死亡的后果来得慢,还能让医药和制药领域的企业家再捞上一把。“非致命武器”的受害者慢慢地死于破坏性疾病,昂贵的医院和长期的护理中心实质上就是集中营。“医生导致的种族屠杀”产生的疾病包括自动防疫疾病的泛滥,和50 年前根本不存在的新癌症。这足以说明了这样的屠杀就是政治和经济的需要。

  禽流感,利益集团的产物

  针对SARS,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麦克尔弗门托在谈论多伦多经济方面的文章中提出与我类似的观点。他在《全国邮报》上发表了“超级虫子还是超级恐惧”的文章,警告加拿大人自我检疫、戴口罩,尽量待在家里。安大略卫生部门官员“宣布健康紧急状态”,因为媒体把“神秘杀手”戏称为“超级肺炎”。弗门托问了几个“真正的问题”——这个病毒的死亡率,传染性和治愈率究竟多大?他说从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可知,本来人们就用不着惊慌失措。同样的,这个事实也可以用在现在流行的禽流感上。

  截止到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据说禽流感在过去两年里造成东南亚65人死亡。对死亡者最常见的具有免疫力下降的医疗状态的数据要么很少,要么根本没有。而且,所有这些人的死亡,让人不得不怀疑亚洲国家的医疗水平。相反,其他形式的流感每年在北美让4万人丧命,他们一般都是免疫力弱的老年人。

  根据《今日美国》2005年10月9日的报道,尽管超过1亿4千万鸡死亡或被杀,家禽业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但到现在为止该地区还没有一个人感染。这个宣传实际上承认:现在的H5N1病毒,还没有达到传染人的地步。欧洲卫生官员开始与禽流感作斗争。事实上,除了在实验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根据近期《经济周刊》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已经同意拨款39亿美元一揽子方案购买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政府也考虑追加60到70亿美元的请求。《今日美国》报道说,现在还没有用于人类的疫苗,那么美国参议院这么急惶惶地花这么多钱购买疫苗对付禽流感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忽略了恐怖的H5N1禽流感病毒从来没有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事实,从鸡传染给人同样也不大可能的事实。

  要生产针对具体的H5N1病毒疫苗,你必须从现在还没有的人类病毒开始,当然某些军事生物科技或制药实验室可能拥有这些病毒。为了生产人类的病原体,禽流感病毒必须在人类细胞中培育很长的时间,然后注射到猴子身上,最后注射到人身上看这些实验的对象是否患上同样可怕的流感。因此,现在世界上新流感病毒要么:1)发财动机强烈的企业家资助的实验室不小心泄露病毒,2)这样的实验室为已经生产出的针对未来这种病毒的疫苗作销售准备。

  不要忘记,要想有效地对付病毒,疫苗必须有针对性。如果当局现在以担心将来某天爆发的H5N1禽流感病毒为对象,不能确保等到将来疫苗研制出来,而病毒发生异变,需要重新研制新的疫苗。新的人造病毒,就像现在疫苗试验培育的实验室的发明,更不稳定,并没有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因此,整个研制疫苗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的。

  同样不能忘记的是,疫苗的可靠性需要在目标人群身上试验多年,至少几个月的时间。疫苗受伤数据必须而且应该非常仔细的收集来确保疫苗不会杀死或伤害本来要帮助或挽救的人。你能严肃地相信在这个流行病盛行的时期政府官员或制药工业官员的话么?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对卡特里纳飓风糟糕表现与对这个公共健康责任的疫苗伤害确定性的积极形成鲜明对比。

  我说疫苗伤害确定性,是因为新开发的疫苗的庞大清单,在投放市场的时候大肆兜售,引起让人恐怖的后果。这个清单包括第一个猪流感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天花疫苗、炭蛆疫苗、乙肝疫苗和最近的莱姆关节炎疫苗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收回之前,仅仅投放市场几个月就造成75万人腿部残疾。

  多数人没有能认识到所有的疫苗都包含了一系列可能增加人类的疾病和死亡几率的成分,包括有毒的化学品比如汞、铝、甲醛、福尔马林、谷氨酸钠、外来基因材料,以及从其他种类的细菌或病毒中提取的有风险的成分和那些科学研究证明能够引发免疫力障碍和癌症的动物蛋白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疫苗应该对下面的症状负主要责任: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和其他学习障碍、慢性疲劳、肌肉酸痛、狼疮、肝硬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类风湿关节炎、哮喘、花粉病、药物过敏、慢性耳聋、甲型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都需要长期的治疗,治疗病人过程中产生有毒的副作用,造成美国头号杀手——医疗性疾病。也就是说,疫苗和医药行业的其他产品实际上在杀害成千上万的人,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医药行业同伙只要稍微努努力就可以阻止这场浩劫。

  但是,政府正在疯狂采购禽流感病毒疫苗,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商业周刊报道说,政府官员说让贮存禽流感病毒疫苗以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和凯龙公司的名义帮助赛诺菲—巴斯德公司。报道说“达菲”是罗氏医药公司生产的抗病毒产品,对防治禽流感非常有效。美国有43万人订购这个产品。但是商业周刊没有报道:1)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没有在占美国人口相当一部分的其他慢性医疗条件下测验。这个药品常见的副作用是恶心、呕吐、腹泻、支气管炎、胃疼、晕眩、头疼等等。2)罗氏公司在1999年犯下高价垄断世界维生素供应的罪过,曾作为全球石油化工/医药卡特尔参与纳粹德国的企业联合组织。3)赛诺菲-安万特公司的经营伙伴中有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接受大量纳粹战争资金的默克公司。该公司在去年回收了致命的Vioxx关节炎药物后收入一落千丈。根据最近的报道,该公司正在和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合作生产世界上第一种专门为青春期前的孩子们的性传播癌症病毒疫苗。根据发表的科研报告和笔者在全国畅销的书中引用的让人吃惊的文件显示,默克公司因为研发一种乙型肝炎疫苗造成国际艾滋病传播。

  在9-11美国遭到袭击的后来几周到几个月时间里,我跟踪调查了大肆渲染的寄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神秘的炭疽邮件与同一个英美医药卡特尔的生物武器承包商,英国的军情6处和国防科技实验室有密切联系。炭疽邮件造成美国全国的生物恐怖主义的普遍恐慌,从经济上来说当然为疫苗和药品生产者服务。这些人和这些禽流感获利者在管理和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个编造出来的恐慌面前,人们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的人权和个人自由。美国通过臭名昭著的“本土安全法案”,加拿大通过自己版本的法案都是让人震惊的社会控制,强行立法,操纵民意的著名例子。

  为什么是亚洲

  当中美关系至少是紧张的时候,说最近流行性疾病SARS源于亚洲是再方便不过的事情了。

  在第一个沙斯病例出现以前的日子里,美国加大对太平洋沿岸的影响,加快对朝鲜半岛的渗透。中国是得到美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伙伴,但在政治上和几个美国的敌人为伍,包括据说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如伊拉克。这是巧合吗?如果看一下涉及英美寡头政治的新军事革命及其遍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和煽动的全球范围内没有硝烟的战争大背景,就不觉得是巧合了。

  再看看美国主流媒体受到的严重的影响。根据许多退休新闻从业人员和情报官员的说法,新闻提供者在固定的日子或时间接受来自情报机构的指令,询问和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为什么美国军方,从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部长科恩开始公开美国最软弱的地方是恐怖分子发动生物武器袭击?把这个敏感的情报通过主流媒体透露给潜在的敌人难道不是叛国的行为吗?

  为什么主流媒体连续预告可能杀死千百万人的超级流感病毒“大一号”的到来,如1918-1919年的西班牙病毒,根本不考虑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个人、组织和实验室呢?即使破坏性的西班牙病毒也被不断的研究与发掘,你认为病毒是人造的吗?

  为什么按历史记载发源于1917年西藏的流感病毒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呢?据说西班牙报纸是唯一报道该瘟疫这样命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然而,西班牙当时就像现在中国对美国一样宝贵和重要。将病毒称为“西班牙病毒”是在美国和西班牙经过了20多年争夺加勒比岛屿、夏威夷,以及在1902年结束的争夺菲律宾的战争之后出现的。事实上,西班牙病毒开始于军营中。这个历史不会重复吗?

  难道美国不是被别人操纵吗?如果美国不是被控制的目标,推行全球化的进程的核心问题不是减少人口么?

  “大一号”

  正如上文指出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与主要的药品生产者有密切联系的军事生物武器承包商将流感突变和副流感病毒突变结合起来的淋巴细胞白血病毒,换句话说,他们贮存了随时可以投放出去的能迅速扩展的癌症病毒。

  另一可能,许多传染病专家和政府卫生官员对这个科学事实完全忘记了,说这个禽流感可能是“大一号”。几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报告,说一亿五千万的人可能死于这个禽流感病毒。

  你可能回忆起来,在世界卫生组织展开针对SARS危机处理计划时,美联社的爱玛罗斯报道说,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联合国资助的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乙肝疫苗或脊髓灰质炎疫苗把艾滋病传播到非洲。

  让人更加窘迫的是,是洛克菲勒资金建造的纽约联合国大厦,多数人都知道联合国受到洛克菲勒家族及其石油化工医药利益的影响,法庭记录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的标准石油公司支持希特勒多于支持盟国。一个联邦法官判定洛克菲勒犯了叛国罪。二战后,负责纳粹战争犯罪调查的检察官约翰罗夫塔斯证明说洛克菲勒曾劝说联合国的南美人投票阻止以色列建国以确保他们支持纳粹的秘密不会暴露。约翰洛克菲勒加入老布什的哥哥和英国王室支持的优生学倡议导致希特勒的种族净化项目。在同一个时期,洛克菲勒家族实际上垄断了美国医药、癌症及基因研究等领域。

  如今,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基金会、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跳到旨在减少世界人口到可以管理的水平的“人口项目”的前线。正如负责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在出版的著名政治性刊物《外交事务》上的广告——目标是美国的人口减少一半。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中心总裁海曼博士在谈到SARS时说:“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这么大规模的流行病,涉及整个世界。”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国际合作实验室的病毒学家克劳斯索尔博士说:“这是第一次全球网络的实验室可以说一夜之间分享信息,样本、血液、图片。在面对全球健康紧急事件面前,没有了秘密,没有了妒嫉,没有了竞争。这是个开天辟地的网络。”

  * 术语“医疗屠杀”(iatrogenocide)来自两个词的结合,“iatrogenesis”意思是医生引起的疾病,“genocide”意思是大屠杀/或者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对人的奴役。

  作者简介:利奥纳多·哈洛维茨(Leonard G. Horowitz), 牙医学博士(D.M.D)文学硕士(M.A)公共卫生硕士(M.P.H),在公共卫生,行为科学,流行病,生物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知名权威。哈洛维茨博士最著名的畅销书是《新病毒:艾滋病和埃博拉——天灾,人祸还是国际阴谋》(Emerging Viruses: AIDS & Ebola – Nature, Accident or Intentional? (Tetrahedron Press, 1998; 1-888-508-4787) 最近在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研究艾滋病人造来源理论。(参见:http://www.healingcelebrations.com/gao.htm)哈洛维茨博士在疫苗风险意识方面的著作至少促使三个第三世界国家改变他们的疫苗政策。他在美国国会政府改造委员会的惊人证词让听证会无法进行下去。(参见:healingcelebrations.com)他质询政府健康官员,指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向公众隐瞒在疫苗中常见的汞成分和影响我们孩子和国家未来的孤独症和行为异常之间存在的也已得到证实的联系。

  利奥纳多·哈洛维茨博士最近的新书《DNA,神圣螺旋曲线的海盗》(DNA: Pirates of the Sacred Spiral)是关于电子基因生物学,疾病治疗,人类精神等。该著作还详细介绍了炭疽邮件和人类基因组项目盗窃,核心情报机构,基因产业,医药公司官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本文由作者哈洛维茨博士和出版商(Tetrahedron Publishing Group)提供,已放弃版权以便广为传播。

The Avian Flu Fright is Politically Timed
A Public Health Warning and Political Essay
By Leonard G. Horowitz, DMD, MA, MPH
Updated October 28, 2005
Posted October 18, 2005

Abstract

The Avian Flu Fright: Politically-Timed For Global ‘Iatrogenocide’

If avian flu becomes more than a threatened pandemic, it will have done so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sign. This thesis is supported by current massive media misrepresentations, profiteering on risky and valueless vaccines, gross neglect of data evidencing earlier similar man-made plaques including SARS, West Nile Virus, AIDS and more; continuance of genetic studies breeding more mutant flu viruses likely to outbreak, inside trading scandals involving pandemic savvy White House and drug industry officials, curious immunity of these pharmaceutical entiti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o law enforcement and mainstream media scrutiny, and published official depopulation objectives. With the revelations and assertions advanced herein, the public is forewarned against this physician assisted mass murderbest termed “iatrogenocide.”[*] This genocidal imposition is expected to serve mainl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population objectives.

Background
In April, 2003, a social experiment called SARS, said to have arrived from Asia, heavily struck Toronto. I was there throughout most of this Asian flu-foreshadowing fright. This bizarre new pneumonia-like illness was name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t was said to be the latest threat in an ongoing series of attacks on humanity by mysteriously mutating “supergerms.”

A careful study of the scientific and medical-sociological correlates and antecedents of this “outbreak” revealed something amiss far more insidious than SARS. I critically considered Toronto’s media reaction as any Harvard-trained public health expert in media persuasion behavioral science might. The scourge had all the earmarks of a novel social experiment conducted by white-collar bioterrorist.

It seemed clear to me that this unprecedented population manipulation effectively indoctrinated the mass mind in support of a grossly ineffective, albeit legislated, public health response in advance of the arrival of “the Big One.” Throughout the “SARS Scam”, [1] repeated references were made to biological agents that might facilitate decimation of approximately a third to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Having extensively reviewed political population control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objectives of leading global industrialists, I noted these predictions were in close keeping with current official population reduction objectives.[2]

Canada’s response to SARS in 2003 w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direc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aving reviewed the intimate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ties between these organizations, the Rockefeller family, Carnegie Foundation, and the world’s leading drug makers, “the fox”, in essence, reigned over Canada’s “chickens”.

The truth about plagues includes the fact that “no grand pandemic ever evolved divorced from major socio-political upheaval.” SARS advanced a political agenda more than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f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earnestly intended to prevent these new emerging diseases, or successfully treat them at their roots, I repeated, they would study their obvious origins from the merged military-medical-biotechnology arena. A basic course in medical sociology simply justifies this utilitarian counsel.

“Experts” had been predicting the arrival of a super-plague for decades. What was highly suspicious about the mysterious and terrifying arrival of SARS, however, was its timing. It synchronously arrived with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Anglo-American war with Iraq. It seemed a convenient distraction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arlier Bush administration had shipped Saddam Hussein most of his deadly biological weapons arsenal including anthrax and West Nile Virus. SARS was pathognomonic (i.e., symptomatic and characteristic) of what I had predicted and explained in the book, Death in the Air: Globalism, Terrorism and Toxic Warfare, a prophetically-titled text that predated the 9-11 attacks on America by several months, and provided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certain globalists, links to recent “outbreaks.”

In essence, I provided insight into the broad application of a new form of institutionalized “bioterrorism” consistent with state sponsored biological warfare. Saddam Hussein was said to have exposed populations in his and adjacent lands with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SARS and the current avian flu fright is sanctioned by military –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 petrochemical industrialists likewise operating above the law in many documented instances.

Having testified before the U.S. Congress, I personally experienced how premiere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ists direct our political-economic representatives in government. Emerging diseases complement the political “War on Terrorism,” and our bioterror-influenced culture. This agenda serves two primary objectives: profitability and population-reduction.

Political Reality Versus Mass-Mediated Myths
The ever increasing madness around us is eerily consistent with globalist think tank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urrent “conflicts short of war.”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60s, “economic substitutes for standard militarization” were sought and found by leading global industrialists. New biological threats,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cluding space-based threats and superstorms were considered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expedient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These “conflicts short of war” were decidedly more manageable and economically viable. For this reason, especially their profitability, they were leading options among Anglo-American policy makers.

Nelson Rockefeller’s protégé, Henry Kissinger, for instance,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SA) under Richard Nixon, oversaw foreign policy while considering Third World population reduction “necessities” for the U.S., Britain, Germany, and other allies. This Bush nominee to direct the 9-11 conspiracy investigation, a reputed war criminal, then selected the option to have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develop biological weapons, according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of 1975. Among these new man-made biological weapons were germs far deadlier than the avian flu.

For example, by 1968, when Kissinger requested and received updated intelligence on useful “synthetic biological agents” for germ warfare and population control, mutant recombinant flu viruses had just been engineered by Special Virus Cancer Program researchers O,Conner, Stewart, Kinard, Rauscher and others.[3] During this program, influenza and parainfluenza viruses were recombined with quick acting leukemia viruses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to deliver weapons that potentially spread cancer, like the flu, by sneezing. These researchers also amassed avian cancer (sarcoma) viruses and inoculated them into humans and monkeys to determine their carcinogenicity. In related efforts, Raucher et al. used radiation to enhance avian virus’s cancer-causing potential. These incredible scientific realities have been officially censored and generally neglected by the media’s mainstream.

Similarly,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 (IoSS) in London raised the genetic engineering question in the origin of SARS. “Could genetic engineering have contributed inadvertently to creating the SARS virus?” they asked. “This point was not even considered by the expert coronavirologists called in to help handle the crisis, now being feted and woed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eager to develop vaccines.” Those living in glass houses should not throw stones. The above emphasis is added to show IoSS they had “not even considered” intentional SARS deployment in their scientific, allegedly unbiased, purview.[4]

Conflicts short of war, like the “War on AIDS,” “War on Drugs,” “War on Terrorism,” “War on Cancer,” and now “War on the Avian Flu” require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programs employing fear campaigns for social acceptance and popular support of legislated “policies”. These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officially termed PSYOPS) for “command and control warfare” (technically called C2W), experts advise, best support the emerging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 The RMAs capabilities include “a form of human slavery” in which the world’s captive populations would not know they are enslaved.[2]

The RMA undoubtedly incorporates the use of debilitating biologicals and chemical agents most generously on behalf of drug and vaccine makers. A classic example is the toxic carcinogenic organophosphate pesticides deployed against human populations, said to target “mosquitoes”, in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Nile Virus.” Such “non-lethal warfare” agents, as these are militarily termed, are indeed deadly, but mortality results slowly from toxic exposures allowing more profits to be made by allied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industrialists. Victims of the “non-lethal” exposures die slowly from chronic debilitating diseases. Expensive hospitals and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re virtual concentration camps. The ailments generated for “iatrogenocide” include the plethora of autoimmune diseases and newer cancers virtually non-existent 50 years ago. This fact, alone, strongly suggests a genocidal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agenda.

Avian Flu for Profit
In response to SARS, senior fellow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Michael Fumento, published an economic thesis in Toronto related to the one I advance here. The “Super-bug or Super Scare,” he wrote was published in Canada’s National Post. Canadians were warned to “quarantine themselves,” wear masks, and in some cases stay home. The Ontario Health Minister declared a “health emergency,” as the media dubbed the “mysterious killer” a “super-pneumonia”. Recoiling from the hype, Fumento asked and answered a few “real questions” . . . How lethal, how transmissible, and how treatable is this strain? The answers, he concluded, “leave no grounds for excitement, much less panic.” The same may be said for this new curse of avian flu.[1]

Lethal?
At this writing, the avian flu is said to have killed “about 65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Little to no data is available on these individuals who most commonly had immune-compromising medical conditions. Further, all deaths were in Asian countries with questionable health services.

Conversely, other forms of flu kill more than 40,000 North Americans annually, generally the immune-compromised elderly.

Transmissibile?
According to USA Today (October 9, 2005), “European health officials are working to contain the [avian flu] virus, which so far has not infected anyone in the region.” Although, allegedly “more than 140 million birds have died or been destroyed, . . . and financial losses to the poultry sector have topped $10 billion.” This propaganda actually admits, “the current virus, known as h5n1, has not yet mutated to the point at which it can easily spread from person to person.” In fact, it is likely to have never spread from person to person other than during laboratory handling![5]

Treatability?
“The U.S. Senate has already approved a $3.9 billion package to buy vaccines and antiviral medication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is also preparing a request for an additional $6 billion to $10 billion,” according to a current Business Week report.[6]

“Beam me up Scottie”, there is no intelligent life on this planet. This largely explains why the public puts up with this deadly deception. Even USA Today bemoans, “there is no human vaccine yet.” So how come the U.S. Senate is rushing to spend all these billions for an avian flu vaccine?

I suppose we should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 frightening strain of H5N1 avian flu virus has never readily jumped from human to human, and not commonly from birds to humans either. Thus, an effective vaccine can only be prepared by mutating this virus, thus creating what the world fears most. Let me explain…

To make the human vaccine specific for the H5N1 mutant virus, you must start with the human virus which does not yet exist, except in perhaps military – biomedical –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In fact, this is precisely what is being prepared based on news reports. To produce the human pathogen, the avian virus must be cultured for lengthy periods of time in human cell cultures, then injected into monkey and ultimately humans to see if these experimental subjects get the same feared flu. Thus, the flu virus the world currently fears most is either:

now being prepared in labs paid by industrialists with massive wealth-building incentives to “accidentally” release the virus; or
has already been prepared in such lab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current fright and future sales following the virus’s release.
Remember, to be effective against a virus, a vaccine is said to require specificity. If authorities were to now have the main H5N1 avian flu strain feared to spread at some future date there’s no assurance by the time they developed the vaccine the strain would remain sufficiently the same for the vaccine to be effective anyway due to expected viral mutations. Viral mutations over time is a function of the agent’s newness. New man-made viruses, laboratory creations, like the ones currently being prepared for vaccine trials, are less stable not having evolved over the millennia. Thus, the entire vaccine effort is largely, if not entirely, a sham with ulterior motives.

Remember too, that a vaccine’s reliability requires years, or at least months, of testing in the targeted population. Vaccine injury data must, or should, be meticulously collected over this period to assure the vaccine is not killing and maiming more persons than it is helping or saving. Can you seriously believe this assurance will b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o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fficials in this pandemic’s wake? FEMA’s failed Katrina response pails by comparison to this public health liability and vaccine-injury certainty.

I say “vaccine-injury certainty” because of the extensive list of newly developed vaccinations, highly touted when brought to market, that caused horrific results. This list includes the first swine flu vaccine, polio vaccines, smallpox vaccine, anthrax vaccine, hepatitis B vaccine, and most recently Lyme disease vaccine that crippled approximately 750,000 people within months of its release and prior to its recall by the FDA.

Most people fail to realize all vaccines carry a list of ingredients that typically increase human disease and death (i.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These include toxic elements and chemicals such as mercury, aluminum, formaldehyde and formalin (used to preserve corpses), MSG, foreign genetic material, and risky proteins from various species of bacteria, viruses, and animals that have been scientifically associated with triggering autoimmune disorders and certain cancers. A growing bod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trongly suggests vaccines are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increasing cases of autism and other learning disabilities, chronic fatigue, fibromyalgia, Lupus, MS, ALS, rheumatoid arthritis, asthma, hay fever, allergies, chronic draining ear infections, type 1 autoimmune diabetes, and many, many more pandemics. These chronic ailments are said to require long-term medical care for the patients, management causing toxic side effects resulting in America’s leading killer–iatrogenic disease. That is, vaccines and othe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ventions are literally killing or disabling millions with little effort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ir drug industry cohorts to arrest this scourge.

For all we know, governments are ordering an avian flu vaccine that will precisely deliver this pandemic to the world to affect population control. Absurd thesis? Read on.

Business Week expects avian flu vaccine stockpiling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will help the Sanofi-Pasteur company on behalf of Sanofi-Aventis and Chiron. “Tamiflu,” it reported is an antiviral manufactured by Roche, . . . considered effective against avian flu… The U.S. owns enough for 4.3 million people, with more on order. Business Week failed to report:

Tamiflu’s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in people with other chronic medical conditions–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the U.S. population– and common side effects of this drug include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bronchitis, stomach pain, dizziness, headaches, and much, much more; Roche (Hoffman-LaRoche) was found guilty of price fixing the world’s supply of vitamins in 1999 as part of the global petrochemical/pharmaceutical cartel evolved from Nazi-Germany’s I.G. Farben organization; [2] [6] and
Sanofi-Aventis’s corporate colleagues include Merck, a company that received a lion’s share of the Nazi war chest at the end of WWII, whose earnings plunged after the withdrawal last year of its deadly Vioxx arthritis drug.
According to recent news reports, Merck is partnering with Sanofi-Aventis to produce the world’s first sexually-transmitted-cancer vaccine to be given to prepubescent boys and girls.[7] Merck is infamous for having developed the first hepatitis B vaccines that triggered the international AIDS pandemic according to publish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tunning documents reprinted in this author’s national bestselling book.[3] [8]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following the 9-11 attacks on America, I traced the widely publicized anthrax mailings “mystery” to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ommissioned biological weapons contractors with ties to Britain’s MI6, Porton Down, and this same Anglo-American pharmaceutical cartel.[9] The anthrax mailings fanned fears of bioterrorism throughout America and economically served primarily vaccine and drug makers with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links to these avian flu profiteers.[10]

People willingly relinquish their civil rights and personal freedoms in the wake of such engineered frights. The passage of the infamous “Homeland Security Act” in America, and its counterpart in Canada, are classic examples of this societal direction, forced legislation, and egregious manipulation.

Why Asia?
How convenient that Asia is said to be the origin, as with SARS, of this latest plague when Chinese-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re strained to say the least.

In the days preced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st SARS cases, America raced to the Pacific Rim to impact escalating aggres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mmunist China–a “most favored” trading partner with America–is politically allied with several American enemies, including those said to posses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cluding Iraq. Coincidental? Not likely when viewing the larger political picture involving the Ango-American oligarchy’s RMA, its global enterprises, and instigated planet-wide “conflicts short of war.”

Consider also the fact the media’s mainstream has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if not entirely controlled,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sponsors protecting and advancing the interests of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global entities. Also recall that the focus of news providers, on any given day or hour, results from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ives, according to reputable authorities including myriad retired news officials and intelligence officers. So ask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intelligent questions:

Why have American military officials, beginning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William Cohen during the Clinton years, publicized America’s greatest vulnerability lies in the realm of biological weapons wielded by terrorists? Is this not a form of treas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o relay such sensitive intelligence to potential enemies through the mainstream press?

Why does the mainstream media continue to foretell of the expected arrival of the “Big One”-an influenza virus that will produce a super-flu that will kill billions of people, like the “Spanish flu” did between 1918-19, while totally disregarding the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laboratories that have labored to produce thes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Even the devastating Spanish Flu virus has been, literally, unearthed for further study and, do you suppose, deployment?

Why was the “Spanish flu” influenza virus called the “Spanish flu” when it originated, by historic accounts, in Tibet in 1917? It is said that Spanish newspapers were the only ones reporting on the great plague due to their neutrality over World War I politics. However, Spain was as dear to America then as Communist China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The “Spanish flu” was named such following two decades of disputes between America and Spain over colonization of the Caribbean Islands, Hawaii and the Philippines beginning with the Spanish American war that ended in the Philippines in 1902. In fact, the grand Spanish flu began in military camps. Does this history appear to be repeating?

Doesn’t it make sense that America is being manipulated, if not targeted, for the purpose of advancing globalistic agendas, central among them is population reduction?

The “Big One”

As mentioned above, during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military biological weapons contractors with intimate ties to leading drug industrialists prepared mutants of influenza and para-influenza viruses recombined with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viruses. In other words, they stockpiled a quick spreading cancer virus which may also be deployed.[3]

Alternatively, many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s and government health officials oblivious to this scientific reality say this avian flu might be the ‘Big One.” Several days ago, the United Nations released a report that stated as many as 15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might die from this avian flu.

Emma Ross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on SARS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launched its “crisis plan to attack”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WHO, as you may recall, is a U.N. sponsored organization that is rumored to have helped spread AIDS to Africa by way of contaminated hepatitis B and/or polio vaccinations. There is a reasonable amount of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contention.[1]

More disconcerting, the U.N. is known to be heavily influenced by Rockefeller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petrochemical-pharmaceutical interests. History shows Rockefeller fortunes built the U.N.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During WWII, the Rockefeller family and their Standard Oil Company supported Hitler more than they did the allies according to court records. One federal judge ruled Rockefeller committed “treas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WWII, according to attorney John Loftus-an official Nazi war crimes investigator-Nelson Rockefeller persuaded the U.N.’s South American voting block to favor Israel’s creation only to assure secrecy regarding his support for the Nazis. Earlier that century, John D. Rockefeller joined Prescott Bush and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in sponsoring the eugenics initiatives that gave rise to Hitler’s racial hygiene program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Rockefeller family virtually monopolized American medicine, American pharmaceutics, and the cancer and genetics industries.[2] [3]

Today, the Rockefeller family, its foundation, U.N. and WHO remain at the forefront of administering “population programs” designed to reduce world populations to more manageable levels. As per an advertisement in Foreign Affairs–a prestigious political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the David Rockefeller direct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U.S. population is being targeted for a 50% reduction.[2]

“We’ve never faced anything on this scale with such a global reach,” said Dr. David Heymann, of the WHO, not regarding the avian flu, but S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global network of [Rockefeller-directed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outposts and] laboratories are sharing information, samples, blood, pictures,” added Dr. Klaus Stohr, a WHO virologist coordinating labs internationally. “Basically overnight, there are no secrets, there is no jealousy, there is no competition in the face of a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This is a phenomenal network.” [1]

* The term “iatrogenocide is deriv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iatrogenesis, meaning physician induced illness, and “genocide, defined as the mass killing and/or enslaving of people for economics, politics, and/or ideology.

——————————————————————————–

About the Author
Leonard G. Horowitz, D.M.D., M.A., M.P.H.,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authority in the overlapping fields of public health, behavioral science, emerging diseases, and bioterrorism. He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medical dentistry from 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in 1977, was awarded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in behavioral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earned a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degre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nother Master of Arts degree in health education from Beacon College, all before joining the research faculty at Harvard. Dr. Horowitz is best known for his national bestselling book, Emerging Viruses: AIDS & Ebola – Nature, Accident or Intentional?, which recently resul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investigating the man-made origin of AIDS theory.

(See: U.S. GAO Commits Scientific Fraud in AIDS Inquiry)

Dr. Horowitz’s work in the field of vaccination risk awareness has prompted at least three Third World nations to change their vaccination policies. His stunning testimony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 literally brought the hearing to a halt. Dr. Horowitz questioned government health officials regarding 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secreted report showing a definitive link between the mercury ingredient (i.e., Thimerosal), common to most vaccinations, and the skyrocketing rates of autism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ffecting our children an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Incredibly, Dr. Horowitz alerted the FBI, in writing and in person, one week before the first anthrax mailing was announced in the press, that a “major anthrax fright” was in the process of unfolding that demanded the FBI’s urgent attention. Needless to say they did not heed Dr. Horowitz’s prophetic warning.

Moreover,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Pentagon, Dr. Horowitz released his thirteenth book, prophetically titled Death in the Air: Globalism, Terrorism and Toxic Warfare.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West Nile Virus as an act of Bioterrorism, and considers what and who is really behind this and other recent outbreaks. Dr. Horowtiz argues that his disclosures expose the roots of global terrorism, along with the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t the heart of what he calls “the petrochemical-pharmaceutical cartel.” He believes this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beast” is in the process of committing global genocide, profiting from engineered frights, and at the same time, most efficiently culling targeted populations considered excessive.

As you may have heard, Senator Patrick Leahy (D-VT), Chairman of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called f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nks between recent West Nile Virus outbreaks and bioterrorism. Dr. Horowitz is among the leading pioneers of this theory.

Dr. Horowitz’s most recent book is DNA: Pirates of the Sacred Spiral, a reference text on the electro-genetics of biology, disease therapy, and human spirituality. This work also details links between the anthrax mailings and human genome project heist, and leading intelligence agency, genetics industry,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y official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r. Horowitz’s books, videos, CDs and DVDs, call 1 (888) 508-4787.

This article was provided courtesy of Dr. Leonard G. Horowitz and Tetrahedron Publishing Group. It’s copyright is relinquished for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

References:
1. Horowitz LG.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 Great Global Scam. Available at: http://www.healingcelebrations.com/SARS.htm

2. Horowitz LG. Death in the Air: Globalism, Terrorism and Toxic Warfare. Sandpoint, ID: Tetrahedron Publishing Group, (Spring) 2001.

3. Horowitz LG. Emerging Viruses: AIDS & Ebola, Nature, Accident or Intentional? Sandpoint, ID: Tetrahedron Publishing Group, (Spring) 2001.

4.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 SARS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London, England. Article available at: http://www.tetrahedron.org

5. Knox N. Europe braces for avian flu. USA TODAY, October 9, 2005; Manning A. Government to stock up on avian flu shots. USA Today, Oct 8, 2005.

6. Wang P. Avian Flu: Inoculate Your Portfolio. Business Week. Online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week.com

7. CNN Money. Merck shares jump on cancer drug vaccine. October 6, 2005. Available at: http://money.cnn.com

8. For mor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n the link between the hepatitis B vaccine and the AIDS pandemic link to http://www.originofAIDS.com.

9. Horowitz LG. The CIA’s Role in the Anthrax Mailings: Could Our Spies be Agents for Military-Industrial Sabotage, Terrorism, and Even Population Control? A Special Report. Article available at: http://www.tetrahedron.org

10. Horowitz LG. DNA: Pirates of the Sacred Spiral. Sandpoint, ID: Tetrahedron Publishing Group, 2004.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