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三

党内法统及毛泽东主流地位的确定——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三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3)

C:以前你多次讲到党内法统,觉得新鲜,是不是详细谈谈。这个党史不讲清楚,很多事就不好讲。

Y:中共这里是有几个法统的,不是高岗讲的那个井冈山是大法统,陕北是小法统。那个说法实在是个“野心家”的说法。中共的法统不在那里。中共有三个大法统。一个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个大法统,差不多延续到中苏分裂,在斯大林去世后就不是大法统了。这个东西是以前党史研究中不愿多说的。中苏论战又把这个问题掩盖了。中共开始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是国际提供。然后中共一大后最最重大的一个决策是国共合作,李大钊、毛泽东等等加入国民党,这完全是在国际代表与孙中山之间的谈判中确定下来的。中共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苏俄和国际之所以如此是有国际自己的“教条”的,那就是中国必须先完成资本主义革命,然后由中共起来革资产阶级的命等等。这个以后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还要讲的,这按下不表。所以苏俄选择了孙中山,当初他们想选吴佩孚,后来不行,就选孙中山,这其中可能有中共的作用。然后孙中山同意改组国民党。当初这个国民党开一大时就跟典型的列宁的党一样。

C:当时老蒋什么委员都不是。

Y:那时他还没有什么地位。这个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主要是同钱有关,就是说苏俄用钱作手段。所以苏俄那时也怪神气的,竟然托洛斯基见蒋介石时,直接吩咐孙中山应当到上海搞政治运动,别在广州弄了。这给老蒋留下极恶劣的印象。

C:不过以前孙中山在广州狼狈不堪,好像是没别的办法,只有去上海了,然后到日本去了。

Y:当初国际代表马林(就是那个参加一大的家伙)也就是这个看法影响了莫斯科。可是孙中山已无数次在上海搞那个政治运动了,他知道搞不成,末了又是他自个被扫地出门,再到外国去端盘子之类的,这个傻事是他肯定不再干了。

C:没那么惨吧。你总是这样渲污在海外的人,心态不正嘛,哈哈。

Y:总之孙中山不去上海,坚持搞广州军事,并且威胁苏联,宁可不要你的钱,也要把中共党员从国民党赶出去。这招见效了,国际又派了鲍罗廷。这个人看清局面了。

C:你注意到没有,在小局面上,当初这批政治家都是不错的外交家,敢于同他们的主子顶着干。老蒋后来也是如此。吴佩孚、段琪瑞都是有类似的表现。

Y:然后就开始准备北伐,后来的大革命,轰轰烈烈,很激动人心。我们看到,那个时期参加大革命的青年后来就成长起来了。中共直到第二代全部是这个时期的底子。这也是个大现象。五四起来一批人,之前袁项城起来一批人,同盟会起来一批人,然后就是这次大革命起来的人最多,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巨。这个大革命是国民党主导,又有后面的四一二政变,宁汉合流。所以,建国后就不去表现这个大革命了,这是个缺陷。我认为这个时期中国人的表现是很值得一提的,应当有个好作家好好写写的。总之,整个二十年代,主导中国革命进程的是国民党和苏俄,中共是个小伙计,听命于国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一下子给搁在那儿,失语了。因为国际也看不清了。中共等于是散摊子了,大部分人离开了,少部分人走激进的路,也搞武装斗争,一是在城里搞武装暴动,一是到山里去。前面是主流,包含了当初国际让孙中山到上海搞政治的意思,所以中共的主体在上海一带左的很,全社会都开始远离中共。这期间苏俄、国际那儿也在发生大事件,斯大林在一个个的消灭他的对手,所以没有顾上对中共和中国革命进行有意义的指导。因此中共就主要靠自己来干了。这时朱毛的东西开始影响中共当权派,标志是临时中央从上海搬到井冈山,张国焘也去了大别山,创建四方面军。这个时期尽管国际在财政上仍然供给中共,但在具体革命上的指导没有先前那么多的东西。

C:李德是怎么回事?

Y:李德正好体现这个法统。李德并非国际派来的干部,他几乎就是个旅游者,被中共抓了壮丁,之所以如此,恰哈是当时中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恰好李德来了,为别的事,就被博古这些书生给留下来,体现国际的支持,给党内同志一个信心,也表明一种权威的加强,特别是当他们从上海逃到井冈山的时候,对朱毛这些人是要表现一下这个权威的。所以李德是一张虎皮。这小子就当真干起来了。所以讲,井冈山到遵义这段时间,由于李德的存在,我仍然把这个时期归结为国际操纵下的中共时期,在党内包括毛、彭德怀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对国际有质疑,最终只是质疑李德具体的指挥失误罢了。

C:对了,即便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李德的批评也不多,主要是指责博古。

Y:遵义会议确定的几个事很有意思。那时还没有讲去陕甘,只是讲北上,打通去苏俄的路,去新疆、甘肃。后来的西路军也是同一个目的。随后就派陈云、潘汉年赶快去上海,干什么?去接通国际联系啊。当时即便是毛也把希望放在苏俄身上。所以战略方向是向苏俄接近的地方走。倒是张国焘要南下,我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小子整个有毛病嘛,南下去找谁啊?所以北上,很容易统一党的认识,这就是这个法统在起作用。在毛与张国焘的斗争后期,以及王明回来挑战主席的地位,都未获成功,其中国际支持毛作党的领袖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时季米特洛夫多次同中共代表谈到毛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要团结在毛的周围。从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法统的力量。我看了张闻天35年—37年的年谱,里头有很多的工作是同王明(他在莫斯科)、潘汉年(在上海)、邓发(先在新疆后在莫斯科)要钱,要的紧啊。可以想见中共当时是很困难的。这个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抗日全面爆发,西安事变时,国际对中共的指导又开始全面进行了。中共,毛这些人,那时是很听话的。西安事变时,毛、朱这些人都不是和平解决的方案,是国际上严令和平解决。所以才有后面的故事。毛、中共都服从苏联的想法,那时斯大林很清楚,要是中国没有个挂帅的,那日本就长驱直入了,对苏形成两线作战。所以决不能杀蒋。

C:应当讲,当时周引诱了张学良。周许诺苏联支持张在西北建立抗日政府的。结果一闹起来,苏联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把小六子给摆在那儿,所以小六子很气又说不出来,只有负荆请罪了。他一辈子都未原谅周和中共。周后来60年在张学思的宴席上痛哭一场,是给张学良看的,没有作用。
Y:那时中共甚至提出什么保卫苏联等等,弄得自己很孤立。在上海有些小报讲鲁迅是拿卢布的,鲁迅给气得够呛。从反面证明,那时靠上苏俄并非什么光荣之事,全是中共的政策给闹的。所以到陕甘后,国际又恢复了对中共的指导,但有了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第一次承认了中共该有领袖,既毛。随即王明、康生、陈云回来了。当时很隆重啊。主席是真的很高兴,跟国际全面联系建立起来了。国际甚至给电台,派联络员、医生等等长住中共。那三个人回来全进了政治局。对比之下,与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提出加几个人进班子,洛浦和主席都不同意。而从苏联回来的这几位,并无一兵一卒,都立即进班子。任弼时40年从苏联回来,还一下子进了书记处,为三大书记之一。任回来时带了个苏联情报系统的上校师哲。这个人背景很复杂,但他一到延安先是任的秘书,随后是中央书记处秘书室主任,后来叫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是个要害岗位。师哲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解放后斯大林去世后,突然就被解职了。他对此有段回忆,提到毛突然对他很厌恶的态度。这个人这么长期的在主席身边参与机要,你可以看成是一个象征,既主席需要向苏联方面表明他对国际的忠诚。因为师哲不同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成员,他根本就是个苏联籍的党员和情报军官。所以这个法统曾经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着中共顶层的组织体系的人员安排。这个法统是个党史上的线索、脉络,一直被小心翼翼的给掩盖了。
C:这一段历史要是把苏联后来解密的文件拿出来,恐怕是有些让人吃惊的东西。对比一下进行研究肯定有意思。

Y:党内的另一个法统就是意识形态。共产运动史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有传统的。既党的领袖人物一定是个意识形态大师。这个法统在中共党内一直传下来。典型如王明之类的理论家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后来主席用两论来确定他的党领袖地位。《论持久战》之类在这方面不做数。最多是个政策文件,不是意识形态。更况且,持久战的观点原本就是国内的主流观点,国民党、老蒋就是持这种观点。所以这类文件在意识形态上不算数的。毛用两论来补上这个缺口,因此相关的人才如陈伯达之类的就上升的很快。毛原来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很不稳定很不健全的。但在抗日期间,他在延安补上了这一课,他使王明之类的人在意识形态上也垮了。这些方面党内不少人都做了工作。所以你看,当时尽管武装斗争是党的中心工作,但在政治局八大以前,还一直是理论家们的一半天下。刘少奇、洛浦、王稼祥、凯丰等人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到了解放后,也一直有个所谓的党内的政治理论权威或负责人,比如康生、乔木、伯达、春桥都扮演过这个角色。这个法统到邓时代减弱了,他讲不争论,使得邓力群想做这个法统的继承人就没有得逞,所以就气呼呼的唱反调。

C:江对这个法统认不认呢?

Y:认的,当然要认,才有十六大党章的提法: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都是这个法统在起作用。对意识形态的长期重视带来了很多现象,例如资本主义问题、共产党性质问题,等等,有了很多禁区,不得进入。甚至可以做不可以讲,搞的怪怪的。但这个法统是中共所必须的。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胡绳讲共产主义的东西可以起到净化人的心灵之作用。在当时的国内背景下,这点特别突出。国民党没有这个东西,老蒋挺想搞这个,可是他弄不懂意识形态这玩意是怎么回事。当时好像是沈养初吧,听说中共在延安搞历史问题决议用了十年多,很不理解,使劲打听怎么回事?
C:那党内有时候出现反对派时,这个法统怎么起作用呢?

Y:我提到过58年庐山会议上,主席对张闻天支持彭,甚至有个长篇发言时,很震怒。主席的意思是老彭那几下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张闻天这个理论家要在意识形态这个法统上向主席挑战,这是要不得的。老彭没有理论,是个粗人,主席不怕。在党内,战功、军事成就从来就不是法统。但张闻天与老彭结合,那不得了。主席主打彭,其实是打张。但主席聪明,他不能直接打张,那样就要辩论。三面红旗一旦要辩论,主席的权威地位就有问题了,所以只有打彭,用历史问题让军委开会斗争彭,等等方法,就达到了目的。

C:哎,没有办法,这个法统到70年的庐山会议时,就变成了天才论的争论了,那真是荒唐之极了。

Y:你要看到,陈伯达跑到林那里去了。主席一看,又是58年再演一遍呀。这回,他直接拿掉陈。因为陈弄了个“天才论”,不堪一击,不是马列主义嘛。陈如果依然拿那个九大政治报告,拿他那个不能光搞运动,要搞生产效率等等观点出来,毛就不会打陈,没法打。“天才论”一下子就把陈打倒了。

C:恐怕这个法统还会持续下去吧。

Y:一定会的,这个很有意思。西方的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反过来,会使中共更加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意识形态这个法统会持续下去的。还有个法统,先是根据地的政权和财经系统,后是解放后的文官集团。这可是个大法统。文革时期叫做又黑又粗的一条黑线。这个文官集团,在解放前就有了。也就是根据地政权建设和财经系统的人,我们很容易忽视了这批人的作用。其实,任何革命都要花钱的。孙中山先花华侨的钱,花日本人的钱,然后花广东地盘的钱,再花苏俄的钱。中共也有同样的问题,以前也拿苏联的钱共产国际的钱,再往后,那个体系很大了,就有了自己建立政权发展财经的问题。于是有一批人就成长起来了。这主要是几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于是象彭真、高岗、薄一波、李富春、陈云他们就起来了。特别是高、彭、薄三个人的迅速上升很说明问题。这些人同刘少奇、周恩来就结合起来,掌握了党的财政体系和政权体系,建国这个体系就转化成了国家政权体系。自然就成了文官体系。只是这帮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所以叫个文官集团吧。当然这个集团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共同体,有矛盾。其实对文官集团的第一次攻击恰好就是高岗发动的。

C:解放前,这几个人在党内很受重视,说明毛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革命领袖。他用人很灵活,没有框框。好像是彭真到延安讲他的根据地建设经验,主席讲这么好的马克思主义,别只给几个人讲,要多多的人来听,所以彭真到处讲,干脆做中央党校的教育长。

Y:七大十三个政治局委员,军队的只有朱德和彭德怀,而彭真、高岗都进去了,分别是中央局书记,跟周恩来王明是同级啊。主席这个人用人确实有个特点,他对那些有超级行动力量和组织能力的人,敢用。他对军队有战功的人,敢于不用。这两条很厉害,值得总结。接着说,这个文官集团一解放就成型了,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一直不倒啊,真正是厉害呀。对这个集团的冲击一共有过三次。第一次就是高饶事件。其实高饶事件很有意思,它真的算不上是个路线斗争。高岗一开始就很坦白,就是权力分配“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等等,很直接。高岗在延安时与彭德怀配合,搞的很好。后来到东北,本来在彭真、陈云之后,后来,林同彭搞的很紧张,主席果断换将:林是第一把手,然后彭逐渐淡出,高岗上去了,最后是林、高配合。陈云前期抓地方党委,后抓财经,排在高之后。高的全面工作能力强,林很满意。朝鲜打仗还是彭德怀、高岗配合,彭也满意。这高的自我感觉到位了,这时候北京城热闹啊,陈云到北京一跃进书记处,代替任弼时的位置,地位在高岗之上。毕竟那是整个国家格局,比东北大啊。所以,高岗很不服气。其实,刘、周、陈这些人开始是想拉住高的,所以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干计委主席,叫高主席的。但问题是高虽然属于这个集团,但他不愿屈居刘、周、陈之下,他想拿这个集团,于是搞个什么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什么白区党红区党之类。就是要刘、陈这些人的地位下降,给他让位。所以高岗原意不是打烂这个集团,他喜欢这个集团,他只是说应当由他来当这个集团的头头。当时财经干部中,有很多是陈云从东北带到北京的,所以,高岗是想继承这个集团的,但他要当头头,这点同刘、周、陈就发生冲突了,所以联手倒高。主席开始支持高,估计除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问题上不满这个文官集团外,还同他本人对这样的集团本能的有防范有关。所以他开始时支持高岗批薄一波,但后来这个集团一发力,主席就放弃高岗了。看上去,主席知道这个政权体系是乱不得的,所以高岗垮下去了。高太知道这个集团的厉害,所以一死了之。

C:应当讲高饶事件加强了这个集团的力量。因为有个重要人物出现了:邓小平。邓小平加入这个集团了。

Y:对,一点没错。当邓加入这个集团后,可以讲,这个文官集团就完全成型了。

C:那五六年反冒进算不算主席对这个集团的攻击呢?

Y:不错,主席是用这个集团的,他离不了这个集团。其实不管谁做皇上都离不了这个集团,所以不存在他攻击这个集团。只是这个集团的人他不喜欢时他要敲打敲打。所以五六年反冒进不算数。第二次攻击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发动的。他对周说,你们这些人老奸巨滑啊。彭是在道德层面上质疑这个文官集团,他不仅是对毛不满,他是指责这个文官集团怎么没有道德力量,怎么对群众的困难看不到呢?怎么不说话呢?彭是个武将,并无地方职位,他出来讲,本身就是挑战这个文官集团,你存在的理由不充分嘛。你是干这个的,你为什么不讲话?要我彭、朱这些无关的人来讲?挨整时,你们居然一面倒。其实文官集团是可以反一反的嘛。这是彭的想法吧,但他不了解,文官集团一成立就变成一个自在自为的存在物了。他有自己的利益原则。所以这次冲击没有结果,但意义深远。党史中关于这一段是最不堪回首的。因为,彭实际上提出了执政的基础问题,道德基础或者合法性问题。这是这个文官集团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C:嗯,是这样吗?下次找个机会再谈谈这个话题。

Y:真正的攻击,在组织上体系上的攻击,是文革期间新生力量发动的,特别是张春桥发动的对文官集团操纵国家机器提出挑战,虽然文革期间这个文官集团好像是解体了,其实并没有。刘倒台了,周在,邓、陈云、彭真、薄一波并没有在肉体上受太大苦,李富春没有倒,所以整个体系还在。因为主席不会让他们全完蛋的,如果那样,还吃不吃饭了。所以中坚力量还在,张春桥失败了。他们在思想状况上都是一个对既有的权力结构一定要打破,他们只是从不同的方向发生冲突。其实,你不能讲张春桥同志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左派,我指是公认。第二个,你也不能讲张春桥执政以后就会这样,你要知道这个层次上的人思想上还是有很多变化的。就象康生最后死的时候,骂他们是叛徒,我认为这几次冲击是很有意思的事,最终失败了,他们几乎都要得逞了,尽管这个文官集团的首领人物—刘很悲惨,可是他的中间力量毫发未损,最后又主导了这个林彪事件以后的政府运转。实际上那时候你看,江青同志只是在旁边瞎吵吵,她影响不了一次国务院文件,是不是?她只好自己瞎写信,她没别的办法。这个文官集团和主席的关系以及反对这个文官集团的力量,这三者之间角力很有意思。主席不愧是写出《矛盾论》的人,他制造矛盾的能力绝对无人可敌。没办法,他认为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因嘛。

C:陈云算这个文官集团吗?

Y:绝对是这个文官集团的。他们的基本的方式方法都是相近的,他们只是人之间有些关系复杂,你不能因为两个人不和就不是一个集团的。主席当时要找替罪羊,要找斗争对象,就拿那个文官集团开刀。邓那时候也狂热啊,所以说他才和法拉奇有那一说:我们都有责任啊,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

C:我觉得邓这个人很诚实。

Y:归纳起来,党内的这三个法统,是研究党史的三个脉络。以前的党史没有这个东西,都是断代,然后用毛及其思想的形成来串起来,这是不行的,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C:那么从党内的历史看,主席是如何确立起他自己的主流地位的?他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

Y:主席是一步步地做到这一点的。遵义会议只是他走向中共领袖的起点。包括他的思想也是从37年左右开始在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进行的。在这之前,毛的比较出名的文章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个东西,理论上的价值和素质都一般化。但毛显示出他的策略能力是超强的,他是从策略的思考中开始他的理论之旅的。

C:可是他的东西十分土气,好像当时国际上的人和中共中央的那班秀才没有看得上吧。

Y:是啊,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主席并没有什么让党内的同志彻底服气的东西。他只是临危不惧,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更加沉着镇定。另外他在具体办法上也比党内那些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更有效。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刚结束几天,就有林彪鼓动彭德怀替换毛的指挥岗位,就是这个道理。

C:但随后,毛的军事才干让党内的人闭了嘴吧。他在军事上的大局观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看出两个人在大局观上的区别。

Y:这当然是有高下之分的。但也不可以夸大这个事。35年至37年,中共在困境中确实开始走运了,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碰巧的事。这恐怕同毛的个人运气也有关吧。而张国焘则是倒霉事都摊上了。大体上可以讲,主席在35年至37年期间,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处理具体问题的才能都有机会显示出来。但这些还不足以保证毛的主流地位,只是为这个地位的到来提供了条件。其实毛几乎用了整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才全面的建立起他自己的主流地位。

毛到延安后,搞了三次有意思的大行动,一个是党内整风就是延安整风,这是从党内的权力体系上、组织体系上,搞了个一统化。这个中共才真正变成一个有效率的列宁的党了。党的领袖一致化的意识形态,严明的纪律,清廉的生活方式等等,开始形成。主席确定了他的地位,他不是像以前党内斗争那样搞肉体消灭,而是让人检讨,一个劲的检讨。后来好像是田家英讲,主公喜欢让人检讨。其实这是主席在党内斗争的一大发明。写检讨,让所有人都听到,然后让他继续工作,感激得很呢。因为照以前就砍头了,所以感激。关于这个整风,现在论者负面评价多。我看至少是毛达到目的了,即让这个党变成列宁式的政党,讲纪律,讲统一,讲组织,甚至讲专制。胡绳讲共产主义在那时有一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作用。一点不假,这大概是国民党不如共产党的地方。所以,有时我想,不是共产党对民众的组织超过国民党,应当讲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超过国民党,才是中共取胜的原因之一吧。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东西也有意思。那是延安来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前面讲过,中国思想界是左倾的,中共思想并没有摄住这些人的思想。所以,当时延安是什么想法的人都有。你无法同他们进行详细的思想斗争,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人想给你们中共支些招呢。主席根本就没有同他们进行思想上进行斗争,而是很简单的在人格上把他们全放倒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农民脚上有屎,但比你们读书人高明。这个东西厉害呀,你没有办法。既然你那个脑袋不高明,那么脑袋里的那些货色就不必讲了吧。

C: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很成功,让毛印象深刻。解放后,他热衷于文艺界的斗争同这个有关吧?

Y:很有关系。这个以后在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毛在人格上把中国思想界的人给震住了。你可以从后来的郭沫若、茅盾等人对“兄妹开荒”、“白毛女”的推崇看到这个效果。毛在延安的第三个大事就是两论《矛盾论》《实践论》,把方法论、世界观问题好好的讲了一番。中共党内有个法统,那就是意识形态。你做领袖,必须在理论上证明你的来历。在党的早期就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王明长期在党内有地位的原因。毛没有忽视这个法统,他迎难而上,他要给全党看,共产国际看。于是这个两论就出来了。毛很准确的挑选陈伯达帮他做这个工作,理论体系应当是陈的,但风格是毛的。毛再一次利用了知识分子的弱点,那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毛不是建立理论体系,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东西,他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用鲜活的语言来讲这个理论。陈也确实很有功底,他居然把理论与风格结合的天衣无缝。这个两论一出来,党内的理论法统就到了主席那儿,王明、康生就都不行了,张闻天也不行了。因为那个东西喜闻乐见,现在我们来看也依然觉得是一气呵成,没有书卷气、陈腐气。这样三次行动就由毛在党内一统天下。然后对党外思想界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力。这很明显的,当时重庆文化界搞的很着迷,到毛去重庆时,那首词,简直就把知识界放翻了。

C:毛在延安就做了这三件事?

Y:别,你不能这样攻击我。我是重现这三件事是党内其他人做不到也想不到做的。主席还做了很多事,比如军事、土改、基层政权建设、边区政府财政的等等,后面这几条,我还会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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