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一种超霸语言统治下的世界语言政治经济学

陆兴华:一种超霸语言统治下的世界语言政治经济学

——评德·斯旺《世界之字:全球语言系统

  全球化下,一个学者想用母语写本土的、本地的问题与同一语言共同体里的读者论争,这也正在成为一种奢侈。一个当代中国学者的个人语库由于其所受的训练,必然已被配备上那一超霸语言——英语——的深层结构,哪怕他故意不想去懂它。他的写作里会有欧化腔调,因为他读的学术著作可能大多是译文。而如要进入国际学术场,则他必须选择那该死的强力语言作为其研究的记录语言。这种强大的普世语言使他的写作要受坐在新英格兰或约克郡乡村办公的编辑们的遥控,使他成了美式学术生产线的一个服帖的终端。他的学术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能在中国,但他的学术生产资料的生产,他的生产技术的核心部分可能操控在世界大学系统里那一以英语为工作和铭写语言的研究者共同体里。他的学术生产象时下的服装生产一样,时刻受制于外来的时尚信号,即使不供出口,也常以出口转内销的形式来面对本土读者。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美国版资本主义最后独步天下;全球语言系统里,英语正在成为一种中介一切的原代码,成为全球交往的共同语。它与其它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了全球文化、学术交换的不平等。这种全球交换的不平等就象世界贸易体系里的不平等一样,正在使那些超级文化、学术大国的文化、学术生产过度增长,使那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学术和文化的增长不足和贫困化。

  英语就象“美国主义”一样,正成为许多学者担心的一种全球同质化势力。虽然一种语言并不会称霸,但它所传达的世界观、它所代表的那些文化表象却会移置、颠覆和覆盖别的文化和语言。在你找到一个说法前,它总是已经替你先说了,并说得更好。“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得出的观点、几乎所有人类情感都在英语中得到了表达,再没有另外一种语言那么充分地反映了人类经验的多样性”(192页)。这让我们产生了很复杂的心态:英语是最世界主义的一种交通工具,二十四英尺厚的三十六卷的《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和解释了这世界自洪荒以来发生过的一切人文和事态,可它却对其余的每一种语言构成威胁。它给了方便,同时又大大地设置了不方便。这一不方便的一个明证,是每个中国学生都有可能学上十几年的英语,会落进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委员会和“新东方”这样的拉皮条者的交易里。

  英语称霸全球的危险在于它这一超级语言所支撑的权力关系,在于这种权力关系推动下的全球同质化。英语被当作科学语言,美国标准随即被当作全球标准,因为,投向杂志的多数科学论文都由美国编辑来裁判。而国际级或国际(也就是美国)审稿的论文在欧洲和世界其余的地方都是任命和晋升的头等要求。如果英语作为超民族交往的语言的地位不可动摇,那我们至少要小心和警惕这一霸权语言很自然地会传达的霸权信息。我们“必须也使它成为使不同意见者的声音能传遍全球的工具”(192页)。

  社会学家布迪厄绝望地看出了英语成为欧洲通用语言的必然性,喊出了“将英语非盎格鲁化(It fault desangliciser l’Anglais)(或将英语非英语化)”这样的紧急口号(与德•斯旺、华勒斯坦等的争论,见《民主的欧洲需要什么样的语言?》,载《理性》,2001年第1期)。布迪厄期待欧洲人发展出他们的英语变种,就象印度人所做的那样,使一个欧洲人通过欧盟内的英语学院的培训就可成为一种渐渐形成的“欧洲英语”的权威性编辑和风格裁判,使英语成为一种真正的欧洲范围内的“世界语”,使英语国家不能再仅仅靠其语言上的“位租”(location rent),就能获得文化和经济上的霸权利益。

  这是政治社会学家德·斯旺(de Swaan)的新著《世界之词》(Polity, London, 2001年)一书使笔者联想到的一些现实问题。这本书以常识为起点,将语言看作人类群居里必然会形成的自然沉积物。小到二个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大到一个群体的集体语言、本族语、几个民族共享的语言集聚,都被看作是由生活世界内意义渐渐差异化后所引成的功能均等的交流途径,其发展有多个路径,多个可能的结果,而不只是“光荣传统”或“伟大历史遗产”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语言被看作是套在更大的语言生存单位里的生存物,这一种衰落、灭绝了,另一种会很快星星之火地兴起。

  这一普遍主义的、整体主义的语言观会在当代语言学界惹出一大堆异议,但作者不想去管那些可能的理论麻烦了,他的重点是要指出,全球十二种语言集聚的形成就象世界市场里的十二个交易方,十二种将展开争夺的力量实体,其中的一种占了先机,就会吞食其余的地盘,打破其生存的自然平衡。作者感兴趣的好象是世界各大语言集聚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

  作者所列出的这十二种中心语言或语言集聚是: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利语。(5)划定它们的最重要的指标是,这些语言除斯瓦希利语之外,都有一亿以上的人在说它。说汉语的人最多,可是它不是本星球里普及率、交流价值最高的语言集聚。它是一种 supercentral语言,具有巨大的向心力,但它仍不足以成为一种有高度交换价值的世界语。它是一种语言的集聚,维系着许多种汉语的变种,通过与别的语言集聚保持稳定的差异而维持着其疆界。

  该书着重描述霸权语言和弱势语言之间的政治经济学关系。语言被看作一种集体商品,其使用者越多,交换价值就越大。与别的商品不同,广泛的使用反而会增加语言的稀缺性。说英语的人越多,它对某一个个人的交流价值就越大,每个人对它的需求因此反而会更迫切,它作为个人的文化资本的市值也就越大,这反过来使更多的人去学习它。

  每一个将英语当作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都折算过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回报率。这种对文化资本的基本投资会形成一种广泛的集体效应(雪球效应):别人越是选择英语作为最主要的工作语言,我就更会跟风,这就哄抬了英语的交流价值,最终有可能形成一种语言上的集体出逃或集体抛空。这种语言危机在当代欧洲的小语种国家已十分普遍。那里,每一个国民都仍以自己的母语自豪,为了爱国也要学习它,可同时心里都明白,学英语才最省事,才是自己事业的最好推进弹道。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没法不是两套。

  比利时学者F-J. Zapp写过一本书叫《欧洲外语之政治》(1979年),强调了欧洲各语言之间的平等的重要性,提议每个欧洲中学生应学习英语以外的另外三到四种欧洲语言里的一种,这样,两个欧洲人不论在哪个地方见面,摸一摸总能找着一种欧洲语言(不是英语!)来对付着交流,甚至用一种都不是其本族语的另外一种语言来交流,这将多么地具有欧洲一家人的感觉。可是,外语学习是一个无情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家长们很虚伪地喊着强调本族本真性的爱国口号,一边却硬要让自己的孩子选择更会给他们带来前途和利益的英语。最后,欧洲中学生们很实际地都选了英语,因为这是市场信息反馈给他们的最合理的最高效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受着实际利益的强化。

  为了爱国、政治、文化的理由而去执行一种语言政策,其代价大到让你无法真心去坚持的地步。 1989年,当时的欧盟只有九个成员国,却为了政治语言使用的公正性而聘请了570个专职译员和2,500个临时译员。1999年欧盟的翻译花费占其同部预算的30%,总数达七亿欧元。据语言学家计算,现在世界上说着五、六千种语言,几乎每一个月里都有一种语言在消失。而要维持一种语言不消失需要有五千熟练使用者,每年得有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投入,才能使这种受保护的语言不灭绝。很少有一个民族为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而愿意投入这么多的钱的。

  本书作者还通过追溯几大语言集聚里某些民族国家内的语言政策,尤其是立国时对官方语言的选择过程,表达了一种极其激进、及其世界主义的立场:对本族语、对民族身份的选择和认同纯粹是随机的,偶然的,是一种妥协后的将就;很少有民族有足够的凝聚力,能在民族语言的选择上做到团结一致,很少能不成为力量的较量和利益的争夺,强者说了算;这种争夺势均力敌时,就选择一种双方都不占便宜的第三种语言。对于很多印度人,印第语和英语一样,也是一种外来语,选择印第语与选择英语其实没有什么分别,选择英语可能更现实更合理一些,但这对民族身份、自豪感太重要了。德•斯旺的看法是,选择英语照样也能获得一样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自豪感!那种看似严肃、重大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用罢了,是一种政治巫术下的自我安慰。

  又比如印度尼西亚立国前,爪哇语因其人口和流通程度照例该是本族语,但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层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坚持选择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马来语来作为官方语言。象在印度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民族内部对民族统一、语言、民族身份、宗教信仰的分歧的最好防止和解决办法,就是作出一种分歧双方都不固持的另一种“选择”,或者是占优势的一方先“服从大局”。双方实在闹得不可开交,那么就选择双方都不熟悉的比如说第三种语言。作者看出这一“世界主义策略”贯彻在很多的现实政治选择里。作者在文中证明,这种世界主义策略并不表明当事各方的觉悟和境界有多高,而总是一种临时找来的很现实的、为避双方难堪而动用的实用主义策略,闹别扭了很长时间,最后总得找个台阶将就过去。作者对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到底对他们的光辉道路有多忠贞、有多无条件这一点,是极其怀疑的。

  《世界之字:全球语言系统》这本书论及的“翻译成本”这个概念,可帮助我们认识和预测引进了大量学术翻译产品的我国学术生产的前景。象我们这样的人口,一个译本的发行量如大到一定规模,其分摊到每一本译文之上的成本就很小,发行量增大后的翻译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中国未来学术场里的译本充斥,因此将是制度性的,译本挣大钱而原创著作亏本将是常态。译文的泛滥将给中国未来的知识生产带来严重的后果或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发展前景。

  反观人口三到五千万的欧洲大国,一本300页的书的翻译目前的成本是$15,000。首次印刷撑死也就二千本,售价$25的话,分摊到每一本的翻译成本是$7.5美元。这样,翻译成本几乎是稿费的三倍了。也就是说,请人译一本书的成本可以请人写三本书了。因此,无论是从出版人、作者还是读者的角度,投入到翻译上的这么多成本还不如投到外语也就是英语的学习上。一个小语种国家的翻译生产与我国的翻译生产形成截然相反的形势,但是结果却相近:太少的翻译使人都去读英语著作了;翻译太多,大家渐渐不将译文当译文来读,能用英语结构来理解译文,写着汉语,用的却是英语的深层结构了。这在当前的国际文化工业里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

  香港目前是英语世界的印刷中心,如果象牛津大学出版社、鲁特里奇出版社这样拥有强大版权库的出版商哪一天开了窍,越过版权代理,直接以香港、深圳为基地,来作全球性的出版、翻译、印刷一条龙服务,进入中国的学术翻译产品将会泛滥到何种地步,本土的学术生产将被挤到哪个角落,抑或被推动到何种程度?

  在今天,越译越觉得该多译的学术翻译对当代学术造成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一个充斥着译文的学术场里,在由一种超霸语言译往一种弱势语言的过程中,译者和读者会情不自禁地依附到超霸语言的句法和构词方式里,用关于英语的结构知识来附会汉语译文,将英语的语文单位和意义切分单位强加到汉语译文里,形成了以色列学者托尔利(Toury, 1986年,1995年)所说的“话语递让”(discourse transfer)和“意义的转送”(transference of meaning)。如果你不是很把握得住译文的意思,那么就先把原文的原结构搬到译文里,鼓励读者用原语结构去意会译文。结果就是,如果作为读者的你不是很了解西文结构,没有一种“翻译的经验”,你几乎很难把这样的译文读下去,消化下来。而如果只是用西文的语法知识来附会译文的意思,你也当然“吃不透”那已译成中文的文句的意思。每一个词都是中文了,译得也没有大问题,你也读下来了,但就是有点隔。这时你自然会脚踏两只船,用原语来拆解译文。比如 meaning 之于中文的“意/义”里,“意”和“义”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我们只有回到“meaning”,“意/义”这个译法才得要领,才有所“指”——people就是“人”和“民”的意思,在这里“人”不是 man,“民”也不是 citizen,为了防止汉语读者对“人民”这个词动真格,我们得时时提醒他:“人民”就是英语里的 people。很多英语词如“权利”、“国家”、“民主”等等就这样成了我们当代汉语里的许多表述的参照结构。接触大量的译文后,汉语读者容易认同原文的意义定式,理解汉语都甚至离不开对英语的参照了。

  在句子的层面上也是如此。笔者在翻译Stuart Hall的《表征:文化表征和指意实践》一书的下面两句话(见例1、例2)时,实在是有些瞠目结舌了:怎么译,汉语的译文读上去仍象英语,没有接触过英语的读者会被这两句译文的文法和措词玩弄个半死,好不容易破解了其修辞与逻辑机关,发现译文说的仍是一些不着一点汉语的边际的东西——汉语对于这外句子里的那些“语义定素”(semantic determinants)一点办法都没有。下面的例子里,a 是原文,b 就是译者和读者对原文的穿凿、转递,一种很欧化的翻译,或无法被汉语消化无奈地被转递到中文里的“正常”结构。

例1:
a. ‘Dialect’ is a way of avoiding the always open and hazardous reality of conflict by
b. Dialect is/ by getting the always open and hazardous conflict reality reduced/ to a
c. “辩证”是一种将总是开放和有危害的冲突现实还原为一种

Hegelian skeleton, and ‘semiology’ is a way of avoiding its violent, bloody and lethal character
Hegelian skeleton way, ‘semiology’ /and /is a getting its violent, bloody character
黑格尔式骷髅的方式,“指号学”则是一种将这一狂暴、血腥的特性

by reducing it to the calm Platonic form of language and dialogues. ( Representation, p. 43)
reduced to/ a calm to Platonic language and dialogue form/ a way.
还原为宁静的柏拉图式语言和对话的形式。

  “黑格尔式骷髅”和“柏拉图式的语言和对话”,天哪,汉语哪吃得消这样的表达?你翻译得再好,也仍是一种罪过。读的明明是汉语译文,但你必须或被迫返还到英语原结构,象英语本族语使用者那样地去体认它,给它充分的余地,才有可能意会其意思。翻译在这其中是多么不讨好、多么窝囊的脚色!

例 2:

a. In his study of how Europe constructed a stereotypical image of ‘the Orient’,
b. In /his/ Europe /how/construct / ‘the Orient’/a stereotypical image/study
c. 在对欧洲如何建构“东方”的僵化形象的研究中,

Edward Said argues that, far from simply reflecting what the countries of
Edward Said argues that, ‘Orientalism’/ far from simply reflecting/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远不只反映了

the Near East were actually like, ‘Orientalism’ was the discourse by which European culture was able to
Near East / countries/ what actually is like, it was/ European culture/was able to/
近东国家的实况,它是欧洲文化能

manage-and even produce-the Orient politically, sociologically, militarily, ideologically,
in the post-Enlightenment period / politically, sociologically, militarily, ideologically ,
在后启蒙时代用来政治地、社会学式地、军事地意识形态地、

scientifically and imaginatively during the post-Enlightenment period (Representation, p. 259).
scientifically and imaginatively / manage-and even produce-the Orient / discourse.
科学地和充满想象地管理——甚至生产——东方的一种话语。

  在例2中,将politically, sociologically, ideologically译成“政治地”、“社会学式地”、“意识形态地”就够了?不回复到英文词,如何去用汉语理解这些“…地”?这样的译文实际上会成为被扛入当代汉语里的一个个特洛伊木马,等到大家都很熟练地用起了这样的结构,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母语的蹊跷和莫名其妙。不知道当代汉语、当代读者有没有将这样的结构消化、吸收到自己的语言资质里的包容能力?

  据作者说,这本书的写作本身也是世界中心语言集聚的政治经济学关系现状的一个写照。本书始写于1993年,当时作者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任教。回到阿姆斯特丹大学这样的双语环境后,他继续用英语写它。1997/8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欧洲院士,布迪厄对这本书的课题有兴趣,要他用在讲座里,而院士是需用法语去开讲座的,于是他用法语重写了这本书的初稿。可是要考虑出版,作者只好又用英语重写,送到英国出版。为了在祖国荷兰出版,他只好请自己的学生将这本书译回荷兰语。他说当他试图用自己的母语去读自己写的这本时,真象见了鬼一样。

2 Comments

  1. 黄钟鸣 · 2006-9-28 Reply

    陆新华先生,你对语言社会学懂多少哇?名曰”评论”,实际上有意鼓吹英语如何如何好,客观上你在蔑视各民族语言. 因而”大作”缺失基本的理论深度.
    陆先生英语水平很高,又如此热爱英语,那么,我劝君就用英语写作,那更容易得到国际的赏识,何必”蠢”到操汉语来写呢?

    奉劝编辑先生,”观点不正确”的文章,让它”溺水”吧.

    20060927 湖北 黄冈

  2. 黄钟鸣 · 2006-9-28 Reply

    陆先生:曹雪芹是”参照英语”才理解,运用好汉语的吗?为文可不要痴人说梦,颠倒黑白呀!

    汉奸是什么样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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