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

冯象

他命人在皇宫门廊前醒目处竖起一幅巨像。画上方,他头罩一个普救众生的记号[即十字架],下方就是那人类顽敌,那肆无忌惮妄图败坏我主教会的万恶魔王——如今它现出了戾龙本相,一头栽下毁灭的深渊。因为先知曾在神圣的预言里将它描绘作戾龙或古蛇,皇帝便这样,叫百姓看到一条龙的形象踩在他和儿子们脚下,被长矛戳穿了,扔进大海深处。——《康士坦丁传》3.3

这一段话,是“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 265~340)给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306~337在位)立传而写的。为庆祝击退异教敌人,康士坦丁竖了这幅画像:父子联手,站在十字架下,脚踏恶龙,正要把那怪物踢到海里。在欧洲,传统上不论基督教、犹太教抑或异教,龙都是恶的象征。所以百姓瞻仰皇帝的画像,那龙的寓意,是不难认出的。罗马晚期和整个中世纪,龙的种种形象、性质与含义,及其在上帝所造宇宙中的位置,一直是学者作家、画师跟雕塑艺人喜爱的主题;民间传说则致力于寻找龙的巢穴和药性。直至十七世纪末,龙才从欧洲逐渐消失。

本文旨在勾勒一个大纲,谈谈欧洲人心目中的龙,从它第一次被文字记载,到它消亡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昌明。但是,我们的探讨不必局限于阐述龙的宗教象征意义,或描摹这头传说中的怪物。龙在欧洲传统里的兴衰,为我们了解诸如善恶观、对神意的本质同运动的信念,以及关于未知世界的看法等,提供了一把钥匙。自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后二千纪,考察龙的意义的演化,又可以指出西方思维模式一些根本性的转向,作为欧洲人诠解物质世界的一例模型。

龙在许多古代近东宗教的宇宙论里,地位举足轻重。一如古代文明的通例,近东神话的创世说也离不开神或英雄与龙或海怪的搏斗。这头巨无霸,象征的是原始的混乱,兼指黑暗、洪水、风暴、灾荒、地震、战火等毁灭性因素。开天辟地,就是结束宇宙的混沌,而那屠龙的,即造物主。屠龙的同时往往要救一少女,或者剪除了雄龙,还得击败雌龙。这样,创世跟生命的繁衍相关,众神有各自的谱系。此类神话哺育了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庄严的仪式,并在祭典、新年和节庆时隆重表演(Merkelbach, cols. 226-50; Fontenrose, chaps. 7-10)。

这神话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前三千纪初的苏美尔泥版。后起的巴比伦文明,则保存了更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主角的形象。据《巴比伦创世记》,大神Marduk打败了雌海怪Tiamat,并其帮凶毒蛇、狮子和风魔。大神杀了海怪,将她的喽啰关进冥府,又拿海怪的肋骨造苍穹和大地,用她儿子兼配偶Kingu的血[拌黏土]抟出人类。然后,在Esagil盖大神庙,宴请诸神。每逢新年,巴比伦的统治者都要演出大神的胜利和创世伟绩,在自比屠龙神的同时,宣示国王的主权:每一次战胜外敌,也就等同于Marduk击毙Tiamat,正好套用《巴比伦创世记》的叙事与修辞。

这神话的变体,许多古代近东语言(阿卡德、亚述、赫提、迦南、胡利等)都有记载。混沌之龙因而有了千姿百态的造像。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圆筒石印,雕了一条身躯细长、蛇精似的Tiamat:有前爪而无后足,头颈自肩膀昂起,生角,大眼,全身用交叉刀法刻出鳞片。另一则巴比伦神话,讲海龙Labbu之死,说它动辄侵害平原城镇,体长五、六十biru(约325-390哩),身高一biru(约6-7哩)。同一神话的尼尼微变体,将风雨神Zu描写为飞翔的鸟龙。而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座浮雕上,Zu是一头鳞背鸟足的怪物,肩部长出带羽的双翅和狮子般的利爪;头是竖着两只狗耳朵的混合体,尾巴像一截羽毛桩子,阳物特大。最奇特的大概要算火龙Mushussu了,它是Tiamat的帮凶之一。巴比伦的Ishtar(爱神/生育神)城门上的浮雕(公元前六世纪初,现藏柏林国家博物馆),用鲜艳的蓝黄两色彩砖塑造了这匹怪兽:后足像鹰,前爪似狮;全身被鳞,细颈,蛇头,长角,舌分叉,熠熠发光;鞭子样的尾巴尖上,一对蝎子的毒刺(Mode, p. 121)。所有这些形象,不外乎一个主题:龙,汇集了已知最具毁灭性、最可畏的动物特征,是暴力、恐怖和死亡的化身。

然而,不管怪物取什么形状,神话的核心,总是造物主挫败黑暗,秩序战胜混沌,在埃及一如在波斯、希腊。埃及的隼头天神Horus杀恶龙Seth[掌南方荒漠,图作兽首人躯,兽形若野驴、鬣狗],公元前二千纪已见记载,绵延十多个世纪仍富于政治和宗教感召力。公元前217年,托勒密四世将他对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三世的胜利,比作Horus大败Seth。托勒密王朝庆祝新年,曾在孟菲斯神庙演出雷轰古龙,而隼头天神的形象就出现在国王加冕礼上。亚历山大港的建城神话,也包含了一个屠龙故事。

无数证据表明,龙是古代近东宗教将不受支配的毁坏力(大海、强敌等)神化,所取的主要形式。君主征服敌国,生命战胜死亡,自古就是政治和宗教表达的核心。康士坦丁皇帝起用的凯旋意象,其实是一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象征手法。

但是,康士坦丁画像所依托的,还有一层源自犹太/基督教的解释。古代近东的创世神话,以色列的创世说与众不同。《创世记》里,上帝造天地之先,并无[诸神]争战。然而以色列还是受到外族宗教的影响,乃至《圣经》的一些篇章保留了被扬弃了的神话的残余。上帝教训约伯,宣讲海龙Leviathan那一段,就令人想起那些神话。实际上,Leviathan正是乌迦利特语《巴力神之歌》所描写的Lotan[巴力,Baal,是迦南人崇拜的雷神兼生育神,以色列人定居巴勒斯坦以后,成为耶和华的死敌,士2:11-14]。耶和华亲手抟造的海龙,却是一个无敌的兽王(伯41:6-18, 23-26)[作者引英文钦定本,拙译据传统本原文。下同。海龙,liwyathan,希伯来文词根本义“蜷曲”,指原始混沌之怪。希腊文七十士本作:drakon,龙,遂为拉丁语和现代西语译本沿用。另作鲸、鳄、巨蟒等]:

谁敢撬开他面孔的巨门,排排利齿,多么恐怖!
他脊背像是覆着盾牌,一面面用石印封起
鳞甲咬合,紧密无间,连气也不得透入;
片片相扣,胶结一体,了无一丝缝隙。

他一个喷嚏白光四射,张开双目,如黎明的眼帘。
他嘴里吐出支支火炬,冷不防火星乱迸!
他鼻孔冒烟,好似大锅,架在火上沸腾;
他呼气可点燃煤炭,火舌伸出血盆。

他勇力蓄于颈脖:前行,有“恐惧”跳舞,
站起,则神灵战栗;击碎浪涛,看他们畏缩一团!
他颈脖一层层垂皮,仿佛铸就,不会摇晃;
他的心,硬若岩石,如磨盘座,又硬又沉。

刀剑砍不进,长矛刺不穿……

他搅动深渊如拌沸鼎,大海翻滚,若香膏入锅;
他游过之路,粼粼波光,仿佛深渊露出了缕缕银发。
啊,生来无所惧,天下无双——
他一切傲物皆可藐视;百兽之骄子奉他为王!

要降伏这头海怪,当然只能靠上帝。但在先知以赛亚的末日预言里,杀它则要等到救主降临我们的世界(赛26:21-27:1,参较诗74:13-14):

因为看哪,耶和华一出居处
便要追究世人的咎责,
而大地必显露[无辜]的血
不再掩藏遇害的人。

那一天,耶和华必挥起他的巨剑
无情地严惩海龙,
那逃窜的虬蛇,海龙
那蜿蜒的长虫——
必击杀那头大洋之怪。

这屠龙主题在《圣经》中重复多次,有时还特别强调上帝脚踩顽敌的意象(诗91:13):

而你将脚踩狮子和蝰蛇
小狮大蟒通通踏倒。

对以色列的先知来说,这意象既是末日预言,也是政治寓言。例如,耶利米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比作海怪(tannin);以西结把埃及法老描绘成“潜伏在河里的大鳄”(tannin,耶51:34,结29:3)。就这样,众先知拿巴比伦人跟埃及人贬抑仇敌的比喻,回敬了巴比伦和埃及。

所以,希伯来《圣经》用龙比喻造物主的对手、以色列的外敌,正是古代近东通行的政治语汇。与之相关的另一[后圣经]母题,则被后来的基督教继承了:蛇成了恶的化身,引诱乐园里的夏娃(创3:1-15)。或因龙的模样如大蛇,伊甸园的那条蛇,就很容易为龙传统吸收。中世纪的许多亚当夏娃受惑图,都把蛇画作了龙(Palli, cols. 516-24; Debidour, pp. 292-3, 314-7)。

于是,龙作为大恶(即魔鬼)的象征,进入了基督教传统。但这一主题没有出现于福音书和圣保罗书信,而是在《新约》末尾,由《启示录》的作者所阐发。那儿,取自犹太末日预言传统的神与龙之争,占据了异象的中心。《启示录》的龙有七个头(巴比伦神话也有七首龙),与《诗篇》所述,上帝击毙的多头海龙遥相呼应(诗74:13-14):

是你,运大力分开汪洋
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脑袋;
是你,砸扁海龙的头颅
将它喂了荒漠野兽。

异象中,这条撒旦之龙的对头,则是圣母玛丽亚(启12:1-9)[此为教会的传统解释;作者引钦定本,拙译据汇校本原文]:

天上忽显出一大异兆:一位妇人,身披太阳,脚踩月亮,头戴十二颗星星为冠。她怀了胎,正在生产,因分娩的阵痛而喊叫。接着,天上又显一异兆:看哪,一条火红的大戾龙!长了七首十角,头戴七顶王冠。它长尾一扫,揽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掷落在地。那戾龙站到分娩的妇人跟前,等着诞下孩儿,他好吞吃。而产下的是一男婴,就是来日必以铁杖放牧万族的。倏地这孩儿被提至上帝身边,宝座之上,那妇人却逃进了荒野;那里有上帝给她备好的一个去处,可以供养她,一千二百六十日之久。

于是,大战爆发于重霄,米迦勒率众天使进攻戾龙。那戾龙也纠集自家使者反击,但终于不敌,天上没了他们容身之地。结果大戾龙摔了下来,那条古蛇,又名恶魔、撒旦,那全世界的诱骗者——他被摔在尘埃,带着自家使者一道摔下。

此外,《启示录》的作者还说,他望见天使捉住龙形的恶魔,将它抛下无底深渊,至千年期满,才会释放片时(启20:1-3)。这段描写,情节也类同埃及、希腊的屠龙神话(Merkelbach, cols. 238-9)。于是过去、未来呈现于当下,重演了一趟那个古老的故事:创世神与混沌之战。

康士坦丁脚踏恶龙的胜利形象,源出于此。皇帝父子一如米迦勒天使长,战胜了异教敌人,在基督的十字架之下,将败龙打落尘埃。十字架击败戾龙,遂成了拜占庭艺术流行的主题。文学上的礼赞,则有四世纪诗人普鲁旦提乌(Aurelius Prudentius)的精彩总结:[罗马]士兵“丢开了战旗,去依附十字架;替代他们肩上从前迎风招展的龙旗的,是那因基督而名扬天下、降伏戾龙的木十字架”(Peristephanon, 1.35-6)。

经过犹太/基督教这一路的改造,龙不再是古代近东宗教里创世之先宇宙大战中的一员;它担起了基督教的末日预言,象征着恶,即人祖最初的堕落之恶——直至基督上十字架受难,恶龙才不得猖獗。

进入中世纪,龙就成了大恶或魔鬼的化身、异端邪说的代表。不过偶尔,它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因为人们往往分不清龙、蛇。虽说恶魔曾化作蛇,引诱夏娃,但上帝惩罚违命的以色列人,让他们遭火蛇叮咬,救命的仍是一条铜蛇:摩西遵旨,将铜蛇悬上了旗杆(民21:6-9)。圣约翰在福音书里解释说,这铜蛇是基督上十字架受难的预象(约3:14-15)。类似的故事,使蛇在中世纪变得具有多重含义,龙的象征也日趋复杂。

随着基督教的扩张,先在罗马帝国境内,然后又深入“蛮族”部落,基督教教义便碰上了各地的异教信仰和礼拜仪式,并开始互相影响。异教龙于是通过多种途径为基督教传统所同化。途径之一是文学,如希腊神话里的龙或蛇,很早就文学化了,失去了宗教含义。五世纪初,异教作家马可罗布(Macrobius Theodosius)作《农神节》,炫耀他渊博的历史知识,称龙是希腊医神(Aesculapius)和罗马健康女神(Salus)之象征:龙每蜕一次皮,就更新一回力量,如同太阳月亮,长生不老(Saturnalia, 1.20)。《农神节》在中世纪早期颇风行,僧侣抄写阅读此类文学作品,便熟悉了传统知识。

日耳曼人的宗教,则有自己一套龙传统和象征。龙在日耳曼文化中可代表海洋的毁坏力。九、十世纪间威震整个西欧海岸的北欧海盗(Vikings),喜欢在船首雕一个面目狰狞的龙头。他们的雷神(Thor)的致命对手,是躺在人世底下,环绕大地的猊龙。待到末日来临,它将卷起滔天巨浪,人神俱毁(Davidson, pp. 89, 138-9)。相传,龙是墓穴及埋在里面的宝藏的看守。早期俗语最著名的史诗《贝奥武甫》的英雄,就是为屠龙而牺牲的。贝奥武甫的扈从们在英雄的尸身旁找到了被斩杀的怪物(Beowulf, ll. 3038-46):

他们先已看见那头奇形怪状的东西
凶顽的大蛇,躺在对面地上。
这火龙一身吓人的斑斓铠甲
全被烈火烧黑了;伸展开去
足足有五十英尺长。从前
它曾经恣意游行黑夜的天空,
时而掉头降落,找寻它的巢穴。
现在它一动不动僵死在那里
再也不能够享用它的地洞。

史诗和传说,都不难从基督教的角度重新解释。十到十一世纪间,传教士进入斯堪的纳维亚,许多沙迦(sagas)便落了这个命运。例如,屠龙英雄西古德(Sigurd)的故事,就很快被基督教化了,变成一场基督教英雄克服邪恶势力的战斗。英国沿海,当年北欧海盗的居住地,教堂里仍保存着基督或米迦勒天使长脚踏海盗式毒龙的雕像(Klingender, p. 137; Henderson)。

正因为龙被普遍当作邪恶、混乱的象征,教义才可能容纳这些个龙的传说,变原先的异教神话为诠解基督教普遍真理的名喻。

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教父们发展了一套理解物质世界的程式,在之后的一千年间,左右了欧洲哲学。圣奥古斯丁(354~430)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符号,只要解释得当,都能透露蕴蓄着的高一层的要义,指向宗教的真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圣书的比喻,破译有形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新约”同“旧约”间的类比。神创的有形世界,是一复杂的象征系统,或达到宗教真理的手段;知识的一个用处,就是发现并解释两者的类比。他举蛇的几项正面价值为例,依次说明(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4):

知识的缺陷,可使[经文的]比喻显得含混不清,如果我们不了解动植物、矿物或任何事物的本性;而这些,在《圣经》里常作类比。众所周知,蛇受到攻击,宁可藏起头而把身子留在外面。这其实再清楚不过,提示了主的意思:他要我们“务必机警似蛇”(太10:16)。故我们应当将身体,而不是头,即基督,暴露给迫害者(弗4:15)。如此,基督的信仰,[比作]我们的头,就不会横遭杀戮。假如我们藏起身躯,露出脑袋,岂不等于拒绝了上帝!还有,人们说,蛇会用力钻小洞,让自己蜕皮,更新力量。这跟我们学习蛇的智慧,脱去“旧人”,恰是一个意思(弗4:22)。诚如使徒所言,要更新,首先得脱去“旧人”,走窄路。因为主说了:“你们要进窄门”(太7:13)。所以,通晓了蛇的本性,就能理解大自然在那动物身上展现的许多类比。

《圣经》里但凡提到龙的地方,都能用类比诠释。加之《启示录》将龙等同于恶魔,更成全了一大便利。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约780~856)可算一个。他曾按字母顺序编了一部《圣经》名喻指南(Allegoriae in Sacram Scripturam),其中“龙”的条目是这样开题的:“龙,即魔鬼,如《启示录》所言”。接着,由圣书中别的表述推论,把龙定义为现世的阴谋、敌基督(Anti-christ);复数的龙,则是魑魅魍魉、犹太人、异教徒。拉巴努斯还写了一部《宇宙论》(De Universo libri XXII),是古代知识和基督教神学的百科。他循罗马自然史家的旧例,将龙、蛇归于一类,解释说,龙就是魔鬼及其走卒、迫害教会者;并以《诗篇》74:13-14(见前文)作一范例,即采用圣奥古斯丁的解经法,取一段经文比附发挥,阐明宗教的真理:

《诗篇》的作者说:“是你,运大力分开汪洋,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脑袋”。因为[上帝]分开了红海,命波涛退却,露出一条干路,穿越海底。“打碎怪物的脑袋”:这奇迹最好解释,渡海乃是圣洗礼之预象;[类比的]一边,是海怪的头,那秽物的灵[碎了]化为乌有;另一边,是洗礼盘,即濯净罪人被玷污了的灵。接着的一句,“是你,砸扁海龙的头颅”:这儿,“头颅”用的是复数,意谓各种精神上的恶;而“海龙”却是单数,喻指撒旦……它的头被“砸扁”了,扔出天外,因它的骄傲而不得保留它原本的光彩。

精致的神学解释,对象是有教养的寺院僧侣,做他们研习《圣经》的辅导。简单的象征,如龙做恶魔的化身,则常见于大众阅读[或聆听]的圣徒传记。圣徒传里常有屠龙故事,象征圣徒与恶的搏斗。但如果圣徒是传教士,龙又可代表异教“迷信”。某些情况下,搏龙也隐喻圣徒内心为坚持信仰,抗拒色欲、尘世的学问或享乐等,而展开的斗争(Merkelbach, cols. 247-250; Le Goff, pp. 159-88)。

有一段圣徒传里对龙的素描,值得全文录下,因为从中不难体会到龙的形象可以刺激出多大的想象力(Wrmonoc, p.447):

只见那大蛇并无腿爪,却靠一排排肋骨跟一层层鳞甲,对称地从头颈一直到小腹支撑起身躯,仿佛鳞甲就是爪,肋骨便是腿。它又不像虫,靠伸曲柔软的脊背朝前运动。这爬虫的走法十分奇特,它一左一右扭摆起来,让肋骨始终与脊椎相对;边走,边将鳞甲刺进土里,肋骨却直立在那儿。这么左右两侧轮番快速向前,登险坡如履平地,只留下两行肋骨的印子在地上。无论投枪刀剑都伤不着它。那可怕的鳞甲,如同一堵用盾牌连环锁起的斜墙,武器投去,铛一声便奇迹般弹在一旁,那大蛇的皮肉丝毫未损。它一路又咬又踩而来,甚至口喷毒气,伤害的人无计其数。这怪物听见有人接近,便兀地胀了脖子,掀开血盆大口,鼓起双目,闪出灼灼凶光,那只瘟神般的头,抬得比磨坊的风车还高,下身则盘作一团:整个身躯从脑袋到尾巴尖,总共一百二十英尺不止。

有趣的是,这幅活灵活现的龙肖像,并非全部出自作者的想象。事实上,这段文字主要取材于罗马晚期作家奥罗修(Paulus Orosius,约383~418?),只作了少许改动,以配合语境。这就为我们指出了中世纪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尤其是说到龙传统),即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公元77年,老普林尼完成了他的三十七卷《自然史》。这是一部知识与传闻杂糅相间的百科,由作者从希腊典籍,特别是向亚里士多德收集荟萃,外加自己的观察研究而成。书中论及宇宙和地理,人与动植物,矿物、医药同建筑。后世学者如苏利弩(Gaius Julius Solinus,活跃于三世纪)和塞维尔主教以西多(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都从中取材或编过简本。中世纪学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著作,了解古代的自然知识,包括龙的习性。那时候的人做学问,有一个如今难得的便利,就是可以放心增删古人、旁人的作品而不必注明出处。

老普林尼认为,龙(draco)是一种大蛇,跟一般的蛇有别,但无毒。他记载了龙的种种特异功效:龙头埋在门槛下,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龙眼睛风干,做成油膏,跟蜜和匀了揉进皮肤,可以防止夜晚受鬼魅惊吓。他还讲述了龙和印度象之间永恒的争斗——龙卷住象腿,奋力扼杀大象,却被倒下的巨兽压死(Pliny, 8.11-12, 29.20)。苏利弩重复了这个故事,但解释说,龙因为性热,需要喝大象的“凉”血,所以才成了宿敌。他把龙的主要产地定在埃塞俄比亚,并对龙的性状添了一个说法:龙的威力主要在尾巴,不在牙齿(Solinus, 25.10, 30.15-16)。以西多则更进一步,称龙不但比蛇大,而且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它头上有冠,住洞穴,能飞;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也有分布。

以西多是糅合《圣经》跟希腊/罗马典籍中有关龙、蛇的论述的第一人。他指出,蛇性最为机敏,因为《创世记》3:1说了:“蛇,是上帝所造的野兽中最聪明的”(callidior,兼指狡猾;Etymologiae, 12.3-4)。观念上,中世纪的龙是圣书名喻同古代自然史结合的产物;古典传统为阐发基督教伦理提供了素材。例如,奈坎(Alexander Neckham, 1157~1217)著百科全书《物性论》,上自三位一体,下至芸芸万物,为整个宇宙编织伦理注释。他也论及龙象之争,但补充一点:为躲避龙的圈套,母象从此就站在水中央生产。由此,引申出一个清晰的神学观点:人是为了跳出那“古蛇”或恶魔的埋伏,而接受洗礼的(De Naturis Rerum, chap. 145)。

也不是唯有龙和别的神怪,才够格作此发挥。中世纪家喻户晓的,有所谓动物寓言集(bestiary),无论真实的抑或想象中的动物,都可以做基督教伦理的例证。寓言集的文本,由于不断传抄而一代代变化,其影响许多世纪以来,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主旨永远是:上帝的目的彰显在世界的每一细节,动物和怪物的习性给我们提供了寻求救恩的线索。在寓言故事里,龙代表魔鬼,是确定无疑的(White, pp.165-7):

Draco,龙,蛇中之巨,事实上也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希腊人称之为drakōn[大蛇,目光凶恶故。词根同动词drakein, derkesthai,扫视,或名词drakos,目],所以拉丁语叫draco。龙爬出洞来,常举足腾云,令身体四周的空气发光。有冠,小嘴,窄喉,从中吐纳空气,伸出舌头。又,其力量不在牙齿而在尾巴,不靠刺击,而靠甩打,所以并无毒汁为害。它不需毒汁杀伤对手,是因为它可以缠杀任何动物,即使大象那么硕壮也不能幸免。龙埋伏在象游荡经过处,用尾巴圈住象腿,将象绞杀……而魔鬼,那条最大的爬虫,很像这龙。它从老巢飞将出来,空气也会放光。因为恶魔自下界升起时,会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的模样,用虚假的希望、荣耀、尘世的幸福迷惑笨人。据说,它也有冠,即王冠,因它是骄傲之王。它的魔力也不在牙齿而在尾巴,为的是诱骗那些失了警惕心,不由自主追随它的人。那魔王躲在人常走的路上——他们去天上的路,已经被自己的罪结成的那张网挡住了——也伺机欲将他们扼死。任何人叫罪恶缠上了,都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地狱的份。

这一段生动的写照,细节均出自以西多;作者依照《启示录》以龙喻恶魔的程式,把龙的每一个特征都译作了神学类比。

十二、十三世纪希腊和阿拉伯科学在西欧的复兴,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自然界的了解。但是,动物寓言供奉着的通俗龙传统,还畅行无阻,禁锢着人的思想。其时,消化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学者中间,只有一人用亚氏的眼光研究了龙,他就是阿尔伯图(Albertus Magnus)。阿尔伯图的巨著《动物论》作于1262~1280年间,其中第二十五卷论蛇,龙被视为蛇类一亚种。该书除了广征博引老普林尼、苏利弩、以西多等拉丁作家,还添上波斯和阿拉伯哲人如阿维先(Avicenna, 980~1037)、赛麦隆(Semeryon)的论述,并取了他们关于龙靠牙咬而非喷毒,致敌于死命的说法。龙有大小之别,从五到三十五腕尺(约7-45英尺)不等。凡是不可信的传说,他便用逻辑反驳。比如,龙会不会腾云驾雾?他指出,倘若龙是短胖身材或有可能,但大蛇细颈长尾,它怎样鼓翅,升上云端?凡此种种,都斥为无稽之谈,包括人看见龙翔夜空、口吐火焰的报道——他认为,那其实是一颗流星(De Animalibus, 25.27)。显然,他对神学观点不感兴趣。

然而,阿尔伯图谨慎的怀疑主义,只在大学圈子里有所影响,进不了通俗文化。重要的是,他的著作表明,即使在中世纪,也没有一套人人接受而不存异议的关于龙的信条。博学的哲人和民间艺人共享一个由《圣经》、教父和古典文献融汇而成的大传统,但主观上,对于龙,他们又各有各的体会。尤其丰富多彩的,是视觉艺术中龙的形象;龙给了中世纪艺人一个发挥聪明才智和想象力的好机会。

长期以来,蛇(无翅无腿的爬行动物)与龙的界限是不清的,模样和大小,传统上也没有定规。但是自十世纪起,普遍地,龙有了翅、角、须,以及猛兽的爪,姿态也变得格外凶恶。从此,这形象在西方艺术传统中扎了根。拜占庭帝国跟中、东欧信希腊东正教的各族,龙的造像则稍稍不同,突出了爬行动物的体征。表达上最具戏剧性的,大概要算《启示录》的七首戾龙:或是六只小头簇拥一个大头(如德国邦堡的“启示录”),或是七根脖子并排长在肩上(如法国安茹的十三世纪挂毯“启示录”)。也许,《启示录》的龙的最有名的形象,属于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创作的一系列木版插图。每一片图版都绘制精巧,充满了传统的象征。在十五世纪,七首龙又是七宗罪的名喻(骄傲、吝啬、贪吃、忌妒、懒惰、好色、忿怒),七个脑袋各以其不同特征指其中一罪。丢勒的画,便是这一程式的典范。至于龙的身材盈缩,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小的一端,法国阿尔比大教堂有一座十三世纪的圣约翰塑像,描绘他从圣餐杯中驱除一只猫仔大小的龙;大的一端,龙的火焰熊熊的胃,常画作地狱,用来恐吓世人。

中世纪的龙,是上帝的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形态差异悬殊,其象征功能却始终如一。

然而,龙不仅是一个神学象征;人们相信龙的存在。直到十六世纪,编年史里还不乏人看见龙的记载。龙血,更是中世纪常见的药物,可以从朱砂中提取,据说这种矿石凝结了垂死的龙的鲜血。据称,龙血治肾结石和失明,疗效最佳(Hogarth, p.124)。另据奈坎记载,龙肉价高,生意兴旺,尤以埃塞俄比亚为甚。在那儿,赤日炎炎之下,龙肉是难得的消暑珍品(Neckham, chap. 147)。中世纪的龙,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繁殖起来的;养育它的,是《圣经》意象、古典遗产、民间传说和旅行家的故事,加上基督教的象征思维的通力合作。

人普遍相信世上有龙,这个不难理解。须知龙不过是栖息在中世纪的众多怪兽中的一员。鹰头狮身兽(griffins),半人半马的海妖塞壬(sirens),人鱼(mermaids),蛇怪(basilisks),独角神马(unicorns),诸如此类,绝不比龙来得稀少,且各有各的神学象征和人们熟悉的艺术形象。一如常见的鸟兽鱼虫,怪物在神创的秩序中也占着一席之地。

同样重要的,还有传说中的怪人。老普林尼[的读者]把希腊人笔下地中海以东遥远国度的各色畸形奇人,输送到中世纪来了。于是人们知道,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外面,生活着一种狗头人(cynocephali),而利比亚沙漠有“刑天”样的胸面人(blemmiae),非洲腹地有侏儒族(pygmies),印度则有独脚快人(sciopods);后者躺在太阳底下,举起一条奇大无比的飞毛腿当阳伞。一俟旅行家带回那些民族的奇闻轶事,传教士便出发,去感化他们——他们存在于这神创世界的目的,得到了教会的认可。怪人同怪兽一样,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超出已知世界的存在,将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戏剧化、拟人化了(Friedman)。

欧洲人在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地理发现以前,对世界只有非常零碎、片面的知识,对其演变也极少理解:认知的起点,永远划在上帝创造的奇迹那边。如此氛围,怪物怪人[的存在]就不会比家禽家畜更令人费解。不管是龙,还是胸面人,其在神创论里的位置、目的、性质,一经确定,即可用来对付那个可怕的无法控制的未知世界,将它转译成人们熟悉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语汇。

由此可见,要对龙的存在发生疑问,须有一个条件,即诠释自然界的模型不再把全能的造物主作为认知的起点,不再依赖古典传统,把它当作理解自然现象的知识源泉。虽然对鸟兽的直接观察和如实描述,是中世纪后期艺术的一大特点,有关欧洲动植物的经验知识,也早有猎人、农夫、药剂师及别的实用行业的积累;然而,中世纪以大学为基地的经院派学说根深蒂固,就连伴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而来的欧洲思想的大转向,也触动不了(Raven, chaps. 1-2)。毋宁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一头钻进了古典传统的故纸堆里,一心一意剔除中世纪的附会和误解。他对观察自然界不感兴趣,只喜欢编订可信的版本(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和百科式的手册,收集考据古代作者的知识。这方面的佼佼者,是格士纳(Conrad Gesner, 1516~1565)和阿德罗万蒂(Ulysse Aldrovandi, 1522~1605)。格氏颇有影响的五卷《动物史》,出版于1551~1621年间,收录了古今作者描述的各种动物(还特意从中挑出一头两足龙,作插图)。阿氏著作等身,死后有《两卷龙蛇史》问世(参阅Thorndike, vol. 6, chap. 38)。上卷论蛇,就词源、形状、产地、象征、象形文字等一一考证;下卷用同样方式研究龙,滔滔不绝,一百多对开页的记述,都是他从通读了的古典作家跟《圣经》注释中钩沉所得。编者在书里附了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1572年发生在波伦亚(Bologna)附近的“真实故事”:一匹两足龙被农民的大车撞到了。这龙的遗体,后来就保存在当地博物馆里。

阿德罗万蒂代表了十六世纪欧洲人对知识积累和编纂的渴望。如同当时的一般自然史著作,他的书在方法论上,囿于古典文本的考证,完全缺失对直接观察的兴趣(参见Debus, chap. 2)。他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热衷于奇迹、怪物和畸形。不过,这一切已经不再充当神意的符号,而是做了好奇心的研究对象。它们成了君王蒐集的珍稀,由学者录入史书或编进《怪物志》(如Lykosthenes)。在自然史领域,直到十八世纪,阿氏还被人当作权威引用。对顽固的传统自然观的挑战,并非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的主流。

十六、十七世纪的地理发现,大大扩充了欧洲人关于远方大陆和动植物的知识。但人们对怪物和奇迹的传统迷信远未绝迹。旅行家仍沿用中世纪的思维模式,解释他们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所见所闻,传说中的怪人就住在这片已知世界奇异的边陲。故而阿德罗万蒂相信,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发现了史书上早有记载的怪人之一,食人番(anthropophagi;Aldrovandi, p. 359)。古人关于印度产龙的说法,也得到了证实。各种珍禽异兽同怪物的收集,一时蔚成风气,尤以严肃的科学家圈子为甚,包括1662年成立于伦敦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见Thorndike, vol. 8, chap. 3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西方十七世纪对自然界的理解可以这么总结:“珍奇怪诞与正常、自然、科学之混合”(同上,vol. 8, p. 13)。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对欧洲[思想]最深远而直接的影响,是伽利略开创的关于宇宙本质的数学与机械论模型;他的学说把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置于首要地位。但是,由此而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没有立刻触动自然史的研究。在伽利略与教会的《圣经》创世说一刀两断之时,不少博物学家还在用老眼光看问题,把由新发明的望远镜带来的新发现,当作造物主的神圣目的之彰显。他们的著作仍在重复:越是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越能领会神意的安排(Raven, chap. 18; Hankins, chap. 5)。

渐渐地,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才开始进入动植物研究。直到古典遗产残存的权威被最后推翻,严格的、祛除了怪人与龙的生物学——生物分类法才有可能创立。这里,没有相当于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是慢慢地脱离植根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旧分类法。新分类法的关键是“种”(species)这一概念。探索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先是植物研究,然后(十八世纪中叶)又拓展至动物研究。只有当“种”作为独立繁殖的类群被认知,所有生物用同一原则系统分类的方法,才成为可能(Hankins, chap. 5; Mayr, chap. 4)。

因此,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家尚未掌握使他能够质疑龙的存在的概念性工具。接踵而来的,是对直接观察的日益重视,及对《圣经》和古典作家权威的挑战与否定。人们认识到,动物一般只跟同类交配繁育,生命周期自有其内在规律。可是,要证明龙的不存在,却非易事。有一个人大胆尝试了,那就是邦多医生(Jean-Baptiste Panthot, 1640~1707)。他批判了老蛇像蚕变蛾子那样,成精化龙的传说,却驳不倒龙自成一种,即“龙生龙”的理论。末了,只好引述别人的游记,指出作者并没有在印度或埃及亲眼见到真龙。结论是,龙无非是撒谎、害怕、轻信的产儿(Traité, p. 30):

以上例子说明,人们很容易道听途说,就把种种硕大而危险的野兽的行状,集中到龙身上,说它如何凶恶如何食人;其实根本没人见过,甚至寻找过龙。应该在此意义上理解《圣经》里多次提及的龙,因为经文从未给出任何具体环境,供我们判断,说那些龙跟我们现在听说的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邦多无法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不得不承认,假如真有人见过自然界的龙,则龙一定是由两种不同的动物,例如蛇跟蜥蜴,杂交而生。他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却是诉诸人性:如果有龙,那么人必然有办法捕获它,就像猎取狮子、大象,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人类追求荣誉和利润。

邦多代表了人们珍惜的传统信念跟理性常识间的冲突和混乱,这一十七世纪末自然史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他的论著清楚地表明,正是实践观察加上物种概念,促成了龙在欧洲思想中的衰亡。无巧不成书,给龙的最精彩的一击,轮到了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现代生物分类法的创始人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一七三四年,德国汉堡一家商号声称购得一条七首龙,请林奈前去鉴定。林奈看后大为佩服——不过他佩服的是匠人们别具匠心,将不同种属动物的肢体缝补成“龙”的高超技艺。把戏戳穿之后,商人们曾威胁起诉,告林奈诽谤罪(Hogarth, p. 187)。

正是启蒙运动在科学上的进步,让人抛弃了龙。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不再需要龙来扮演毁坏力和恶的化身,也不用它象征未知世界。大写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成了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准。

从一开始,它出现在古代近东宗教的时候起,龙就跟诸如神意、罪恶、毁坏力这样的观念息息相关。作为创世神话及随之而来的宗教仪式的主角,龙又被犹太/基督教的末日论所吸收,代表恶的最终失败。在中世纪,龙和所有动物一样,充当了象征上帝的创世宏图与基督教教义的类比线索。而后,它又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渐次降到珍禽异兽的水平,失去了崇高的神学意义。当现代科学对自然界的理解,在十七、十八世纪奠基之后,龙终于淡出了欧洲思想的格局。

本文的探讨,是尝试把龙看作从神话、神学名喻,到现代实验科学兴起之时,各式世界观的一个范例。就思维方式而言,龙属于直觉与想象,不靠逻辑和观察。狄德罗在启蒙科学的丰碑,他的《百科全书》中总结了这一点,将龙定义为想象的产物,“传说中的动物”(animal fabuleux)。他认为,龙在不同时代指涉各种不同的奇异、罕见、可畏或巨大的动物,如巨蜥、鳄鱼等(Encyclopédie, vol. 5, p. 104, “dragon”)。这一解释本质上至今有效:古代和中世纪的龙,是非真实的神话动物,它代表了一切非科学而无序的事物。

进入二十世纪,龙已经离开玄学而出没于小说、幻想和童话。它是不是还起着投射我们危险的毁坏力,或人的本性的作用呢(Bettelheim, pp. 75-6)?假如持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没有说错,那么,龙依然住在我们心里,正如它第一次出现在Tiamat和Marduk的时代。

一九八八年三月,原载《九州学刊》2:4, 1988。

*朱丽娅.史密斯(Julia M.H. Smith),时任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中世纪史讲席教授。

作者尾注:我要特别感谢 Michael Lestz 说服我写这篇文章。David Ganz 鼓励探索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犄角旮旯,Gary Reger 帮助解读 Wrmonoc 圣徒传的艰涩的拉丁语,谨此一并致谢。

译文略有订正和润色,个别注文(脚注)并入了正文。方括号内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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