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驰:新闻译员分行的内心生活

  黄灿然是香港某家报纸的国际新闻翻译员,每天晚上七点上班,午夜十二点回家——因此他与家人、邻居总是存在时差问题。和所有从事传媒业的文化打工仔一样,他是新闻产业和销售业、服务业流水线上的一环,负责国际新闻的进口和转内销。我们可以想像翻译员黄灿然的生活隐藏在报纸后面,就如我们可以想像隐藏在《参考消息》后面的无数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头脑一样:有头脑但是没有面孔。

  在一首名为《翻译》的诗里,黄灿然借他笔下的新闻翻译员朱伯添,对自己的翻译生活进行了一次反省。开头是这样的:

  新闻翻译员朱伯添
  正在翻译有关北约空袭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新闻,
  其中一段列出几个
  被轰炸的科索沃城镇,包括:
  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
  Vucitrn,Gnjilane,
  Djakovica和佩奇。

  出于偷懒的心理,朱伯添想:这几个陌生的科索沃地名,不如不查,将这六个地名简略为:“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等城镇”算了,反正读者不会追究,上司也不会在乎;“但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不应偷工减料”,便逐一地查了起来,最后总算都找到了规范的译名,但是又来了两个“但是”,可想其前思后想、犹豫不决:

  但是,
  想到这些城镇可有可无,
  上司和读者都不会在乎,
  他又把它们删掉,只留下
  科索沃首府(加上这个
  背景说明,以方便读者)
  普里什蒂纳和普里兹伦。
  但是,他又想到忠实性,
  尤其是想到这些地名下
  有几个平民被炸死,
  有几十个人被炸伤,
  有更多房屋被炸毁。
  所以他又按了一下鼠标,
  把删掉的地名恢复过来,
  加上原来的,完完整整读成: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
  武契特恩、格尼拉内、贾科维察和佩奇。
  他很清楚,上司可能会不耐烦,
  把他恢复的又再删掉,说不定
  连普里兹伦也删掉,只剩下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等城镇”,
  或更干脆一点,简略为科索沃
  ——科索沃谁都知道。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新闻时装业里面的心跳,通过朱伯添,就由面子进入了里子,看到了无数客观的朱伯添里面主观的朱伯添。文字和现实、过滤和反过滤、信息刺激和真实苦难之间就获得了一种张力,最终达成难得的不谅解。虽然我们对于现代传媒的暴力有着警惕心(它总是与谣言、哗众取宠连在一起),但是黄灿然对于新闻翻译的思考无疑让我们体会到传媒背后的一丝温情。

  对自己生活的观察和反思多年来构成了黄灿然的内心世界,如果说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一连串美女头像,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酒吧和床,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抽象符号,那么黄灿然的生活形状就是正处于“变形记”中的分行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分行时隐时现,“愉悦” 着他的头脑,“见证”着他的生活。可以想像,一个小职员在上班途中、在地铁里,脑袋里掂量着这个词那个词的轻重、这个句子那个句子的节奏长短、这首诗那首诗的趣味,或者当他观察着身边的男人、老人、女人,情不自禁地“跳”出来一两行或滑稽或庄重的句子——他的生活是活跃的。这些呈现在大脑屏幕上的句子,是一种热腾腾的混合物,掺杂着他的体验、他的欲望、外部世界的声与色,还有中外大师隐隐的声音格式作为“背景噪音”——听觉敏锐的人可以听出奥登的机智,冯至的凝重,卡瓦菲斯的简洁,以及别的来历不明的神秘语调。但中西两大“阴影”融为一炉,到了最后都成了打着“黄灿然”品牌的坚实诗句,带着他的体温,他的尖刻,他的热情和单纯,以及有时令他自己都吓一跳的蛇一般直着脖子的机智,咝咝响。

  黄灿然每天的意识流都追随着新的对象,但他的基本的意向范围变化不大:对于文字的兴趣和对于身边人事的兴趣总是处于他的焦距之内。他掌握一门外语:英语,称得上是精通,辞典被他称为“我的衣食父母”。他靠着英语吃饭,英语也带给他头脑主要的刺激:新的消息、新的思想、新的空气,从而使他的头脑不至于沉闷和腐朽。头脑每时每刻的活跃令他愉快。而他的感情则在亲人和朋友身上找到了归依。他们的生活、事迹、变故总能引起他的关爱,他的心灵常常处于情感流动的航程图中,不至于陷入中年男人常常和啤酒肚一道凸起来的缺乏收缩力和不在乎。而事实上他很南方人地瘦,这使他能够保持一种灵活性。

  有人——主要是热爱诗歌实验和游戏的诗人——会指责黄灿然的题材过于狭窄。可是黄灿然以前也曾大开大阖,一会儿是里尔克式的哀歌,一会儿是潜意识似的“爵士之夜”,再一会儿干脆就是“游泳池畔的冥想”。因此黄灿然题材的狭窄似乎只能用天性和自我克制以及诚恳来解释,诚恳是因为他对这些题材才真有把握,克制是因为诚恳,而天性是因为天性。就像拉金那样,“深化熟悉之物”乃是这一类诗人的座右铭。他们不愿成为跨洲跨洋跨国或跨省的候鸟,“模糊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愿意留在一个地方,与那里的人们建立亲密的联系。

  有时回过头来看黄灿然的“少作”,会发现他在题材上有稳定性:他擅长人事,多是写他接触过的人。他的最可贵的品质是亲切,就像我们一个可爱的邻居,是可以一起喝喝酒,散散步的,而这时他会向你讲起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的情绪、他的一些写诗朋友的趣闻轶事。读他以前的几首写女儿的诗,如《女儿》、《小女儿画像》、《夏夜》,一种温暖会感染过来。(这使他的女儿成了小圈子里“著名的女儿”。)不过,以前的诗,有些恐怕会令人感到飘忽和空泛,就像云朵在天上飘着,落不成实实在在的雨。

  近几年的诗,则变得结实、可触、精确,尤其是可记可诵。这无疑与他所写都是我们熟悉但未曾留意、或曾留意但难以表达有关。一个诗人到了中年忽然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而显得与早期迥然不同,这会使人对他的将来产生盼望。

  不妨对比一下黄灿然关于他祖母的前后两首诗。第一首诗写于一九九六年,名为《祖母的葬礼》,共有八节,每节七行,这是开头:“地主的女儿,守了五十年活寡,/她的梦想无一实现,领养的儿子/没当上老板,如今做了大厦看更;/孙儿没去做生意,而是悄悄成了/一位诗人。晏田的十二月又冷又湿,/她去世那一天阴雨绵绵,翠绿的青山/翻开一堆黄土:她即将变暗的坟墓。”接下去是叙述葬礼兼回顾祖母的一生,还有议论兼感想,成就了一首不好不坏的诗,有点冗长乏味。

  再看另一首,《祖母的墓志铭》,写于二〇〇〇年:

  这里安葬着彭相治,
  她生于你们不会知道的山顶,
  嫁到你们不会知道的晏田,
  丈夫娶了她就离开了她,
  去了你们都知道的南洋;
  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
  但没有去南洋,因为
  丈夫在那里已儿孙成群。
  
  她有两个领养的儿子,
  长子黄定富,次子黄定宝,
  大媳妇杜秀英,二媳妇赖淑贞,
  秀英生女黄雪莲、黄雪霞、
  男黄灿然、女黄满霞,
  淑贞生女黄丽华、黄香华、
  男黄胜利、女黄满华。
  
  七十年代她把儿孙们
  相继接到香港跟她团聚,
  九十年代只身回到晏田终老,
  儿孙们为她做了隆重的法事,
  二〇〇〇年遗骨迁到这里,
  你们看到了,在这美丽的
  泉州皇迹山华侨墓园。
  
  世上幸福的人们,
  如果你们路过这里,
  请留一留步,
  注意一下她的姓名,
  如果你们还有兴致
  读她这段简朴的生平,
  请为她叹息:
  
  她从未碰触过幸福。

  只用了22行,行里的句子都简短,就写尽了祖母的一生,尤为奇特的是,将整家人的姓名都放进了第2节,并且秩序井然,就跟族谱分枝树一般。整首诗有一种古希腊罗马墓志铭般的简洁明了,而倒数第2节(“世上幸福的人们……”)尤其神妙,最后一行就是介绍人(诗中的说话人)本人的叹息!没有读过《祖母的葬礼》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有些突兀,读过的人则能充分理解这句话里的感触和重量。

  黄灿然诗歌形式上的这种变化,正反映着他内心生活形式的变化:结实、简约、精确、节制——一句话,由散文变成诗歌。通过对以奥登为核心的英诗传统的不懈的上下求索,他领悟到“传统主要体现在对语音所代表的形式的注重,包括严谨的格律、准确性、简朴性、可读可朗可记”。弗罗斯特、叶芝、奥登在语言上的可读可记和精简的技艺,使他将现代汉语日常语言和形式的有序化结合起来。

  虽然黄灿然景仰杜甫,但他认为,古典诗歌与自己的新诗创作是完全割裂的。这是因为,“语言上无可继承,没有一种亲和力,不能把传统诗歌的措词和节奏自然而然地移入或化入新诗,像唐代诗人继承诗经、楚辞和乐府那样”。所以他只能从杜甫那里继承“传统精神”,也就是“倾向光明,倾向善”,或说一种伦理性。

  这样,伦理、口语、较严谨的形式,就在黄灿然的诗里统一起来,而这构成了他的诗的特色。下面这首《亲密的时刻》可以视为一个集中体现:

  当我赶到将军澳医院,
  在矫形与创伤科病房见到父亲,
  他已躺在床上输葡萄糖液,
  受伤的右手搁在胸前,包着白纱布;
  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流泪,
  坚持不做手术,要我劝劝他。
    我只劝他两句,父亲
  便签字同意了,比预料中顺利,
  就像这医院、这病房比预料中
  整洁和安静,周围都是翠绿的山,
  护士小姐天使般友善——没错,
  这里像天堂,或世外桃源。
    手术后我喂父亲吃饭,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
  由于我出生后,父亲就长期在外工作,
  当我们一家团聚,我已经长大,
  所以我们一直很少说话;
  当我成家立室,搬出来住,
  我跟父亲的关系又再生疏,
  每逢我打电话回家,若是他来接
  他会像一个接线员,说声“等等”
  便叫母亲来听,尽管我知道
  我们彼此都怀着难言的爱。
    而这是神奇的时刻,父亲啊,

  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
  你频频喝水,频频小便,我替你
  解开内裤,为你衰老而柔软的阴茎
  安放尿壶——你终于在虚弱和害羞中
  把我生命的根敞开给我看:
  想当年你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鸟
  也一定像我这般惊奇。

  从第一段开始,用的都是日常语言,语气上就像拉家常,令人觉得十分自然,但读着读着,就体会到里面有一种节奏和格律,不乏严谨。如果分析一下,诗中悄悄地押了许多的句尾韵:比如第一节:院、前、山、善、源、饭、便、看;液、泪、句、利、室、帝、水、你、奇;布、术、聚、住、疏、库、壶;大、话、家;接、刻、界;等、听。这些韵是押得相当随意和自然的,但加上受到严格控制的节奏(前缓后急,跟诗中情节的进展相呼应),比起没有押就显出效果来了。他的诗的这种“日常语言+格律”的特色,在另一组诗《人物志》里有着更显著的体现。

  《亲密的时刻》涉及到“下半身”,但这是多么伟大的下半身啊。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寻根文学”。它丝毫没有猥亵,反倒充满光明正大的崇高。作为一种独特但是入乎情理的体验,它是这么地震动人心,但又合乎并能够突出地体现伦理。这首诗外表单纯,只是在叙述一件事实,但分量是沉甸甸的。实际上,它的力量几乎全系于最后一节的细节。父亲和“我”貌似“生疏”,连打电话也尽量回避,其实不然,所以尊重“我”的意见,“我”一劝他做手术,他就听了。“ 我”原以为医院和病人(父亲)令人难受和生畏(父亲不听劝、医院不友好),但发现完全相反,“护士小姐天使般友善”,“这里像天堂,或世外桃源”,和父亲那貌似“生疏”的关系终于显出了其本来的心照不宣的面目:亲密。父子不再刻意回避这种亲密了。由于有上面的“天使”和“天堂”,下面的“而这是神奇的时刻,父亲啊/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也就不会显得突兀:何况有最后六行的确实令人惊奇的经验呢?这个令人惊奇的事件,使作者一下子将父亲由前三节的描述性的、第三人称的“他”变成了抒情性的、第二人称的“你”: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直接面对着面,根与根的连续性在这里马上就体现出来了。医院就变成了天堂,病就变成了恢复,隔就变成了无隔,遮蔽就变成了真理。

  我觉得这里用到“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正是恰到好处,它使得上面说的家庭琐事陡地开阔了——引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时刻”。这就好比一直在小径上穿行,但突然山角一拐,看见了低处的大海和平地,原来是因为自己不觉走到了高处。这首诗纯粹出于体验,能够切实可感地将父与子、祖先与后代的生命传递(“根”)真相本质性地、完全赤裸地表露出来,并表达出那种互相面对生命根本时的惊异感,实在是一首惊人复感人之作。

  新诗形式上一直有新格律诗与自由诗的对立(如艾青、后期戴望舒们与新月派的对立),而在语言上也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异(所谓民间派和学院派之间仍隐隐存在着这个差异),总体来看,能够将自然生活用语和格律不露痕迹地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寥寥无几。大多数诗人不是失之于自由诗的“散文化”或“散漫 ”(多用口语),就是失之于格律体的“僵化”和沉闷、单调、无趣(多用书面语)。当代的问题是自由诗势力过于强大,漫无节制,对于谙熟英诗的黄灿然来说,讲究诗歌的形式,师法中外格律诗的传统,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他的目标之一。我认为他在这点上做得相当成功,和另外一些也讲格律但过于“吟咏”、朗诵腔的诗人不同,他的诗就是地地道道的平常说话的语调,不会让我们感到他是在写诗或是在舞台上朗诵。能将口语用合乎格律的自然语调写成诗,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黄灿然从哈代——登奥——拉金一线的英诗传统受到启发,崇尚语言的简朴、清晰、节制、易懂、可记,他也对繁密、复杂的诗作表示有兴趣,但他不那样写,现在更是努力避免那样写。他想要达到一种真正的“有效性”:读者一看到他的诗,就能够看懂(看懂不等于理解),并且能够被吸引住和记住,同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形式美和内含美。他反对那种努力不让别人读懂的诗,认为这样的诗是“成问题”的。在与读者的关系上,他与拉金高度地一致,而与现代派不一致:恢复和读者的经验交流,令读者感到自然和愉悦,但也不乏教育的意味在焉。诗歌最大的“有效性”岂不就是让读者记住它们,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么?

  而要让读者一下子就记住你的诗,就必须让他们感到你的诗说出了他们的经验,同时要有趣味性,能够使他们集中精力情不自禁地跟着你的句子跑,最好让他们发出这样的拍案惊奇:“瞧他,怎么一下子就把我的经验挑明了,而且说得这么巧妙?!”所以,作者必须(一)将意识到了的经验结晶下来,再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之解冻,引起共鸣;(二)用自然而然的语言,但要加入警句、格言等机智成分,不断地吸引着读者的眼球,这就要求作者有语言功夫;(三)达到一定的伦理和精神高度,使读者得到感染或净化。

  黄灿然诗的兴奋点,并非只是围绕着身边的几个亲友转,而是由近及远,由己推人。如果说对于祖母、父亲是有一种亲情和悲悯在,那么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人,则既有怜悯、同情,也有讽刺。这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一批人物诗里。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到奥登的影响,奥登的诗常有一股“邪劲”,可说是反道德的。而黄灿然学到了他讽刺的机智,但由于他又有杜甫的底气,故可说形成了“亦正亦邪”的诗风。正有了邪就不至于失之呆板无味,邪有了正就不至于流于低级。我更愿意将这视为对“邪人邪事”的嘲讽。

  关于他的某位邻居“陆阿比”,黄灿然有着精确的计算:每天早上,勤奋的老陆在他们没起床时就上班看管铺头去了,每天晚上,勤奋的老陆在他们进入梦乡后才回来,因此他们总是碰不到他。不过这不妨碍老黄了解老陆:

  他在乡下有个老婆,
  在香港还有个姘头,
  不是他对女人特别感兴趣,
  而是,他说,“环境所逼”。
  
  每年像今年,初夏特别闷,
  陆阿比总要到深圳去滚,
  不是他对女人特别感兴趣,而是,
  他对伙计解释,“性之所致”。

  在黄灿然嘲讽的笔下,一个香港七级小市民的勤奋和好色跃然纸上。在14行组诗《人物志》里,他写了六个人物,大多是左派人士。看看这样的句子:“很快他发现,原谅自己可以很甜蜜。”(之一)“这一切可追溯到12年前,/一个富家女爱上他,在夏天;/他原不想就这么被资本家俘虏,/但低头一想,这未尝不是征服。”(之二)“他决定单身,而事实上/不决定他也将单身和没钱;/当他准备把一生献给老板,/碰巧公司已安排好裁员。”(之五)

  这样的句子在黄灿然的诗里比比皆是,比如“他的著作已差不多可以等身/明眼人看出就差那关键的两本”(《名家志》);“他像个骗子,却把自己/骗倒在你身边,/他到处拈花惹草,/但你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朵/或最后的一株!”(《她非要征求他的意见》)

  谁读到这样的句子不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呢?关键的是,这样的句子是和人物的辛酸史连在一起的,因此就没有落空,成为不着边际但又太有道理的普世哲理。从语言上说,是地道的口语,但又有节奏、有韵,如果说它们是机智的,那也是出于体验的机智。我读到这样的诗句时,一下子就记住了。

  从日常生活里看出不平凡的东西来,需要眼光,有些是我们都有所体会但没有明确意识,有些是明确意识到了但写不出或没有写的。这与超现实主义不同。大多数人对于日常生活是由习惯而麻木了,视一切为“理所当然”,毫无障碍或新鲜感、挑战感地活在世上。而黄灿然往往能发现平常生活中的不可思议处。

  《你没错,但你错了》这首诗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该诗30行,黄灿然只用了一个句子:“由于他……你就以为他……——你没错,但你错了……”,可说是新诗史上最长的“一句诗”,恰好和北岛的“一字诗”(生活:网)呼应。

  由于他五年来
  每天从铜锣湾坐巴士到中环上班,
  下班后又从中环坐巴士回铜锣湾,
  在车上翻来覆去看报纸,
  两天换一套衣服,
  一星期换三对皮鞋,
  两个月理一次头发,
  五年来表情没怎么变,
  体态也没怎么变,
  年龄从二十八增至三十三,
  看上去也没怎样变,
  窗外的街景看上去也差不多,
  除了偶尔不同,例如
  爆水管,挖暗沟,修马路,
  一些“工程在进行中”的告示,
  一些“大减价”的横幅,
  一些“要求”和“抗议”的政党标语,
  一些在塞车时才留意到的店铺、招牌、橱窗,
  一些肇事者和受害人已不在现场的交通事故,
  你就以为他平平庸庸,
  过着呆板而安稳的生活,
  以为他用重复的日子浪费日子,
  以为你比他幸运,毕竟你爱过恨过,
  大起大落过,死里逃生过
  ——你没错,但你错了:
  这五年来,他恋爱,
  结婚,有一个儿子,
  现在好不容易离了婚,
  你那些幸运的经历他全都经历过,
  而他经历过的,正等待你去重复。

  这首诗打击了人的自以为是,说的是每个看似平常的人其实都有其生活的复杂性,这类似于庄子所谓“齐物”,人都“贵己而贱它”,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其实在生存论上是平等的。人经历过一些经验后,总以为自己的经验是独特的、比别人丰富,其实可能不过是在重复别人而已。这首诗里的“你”也可以是“ 他”,换了任何一个人来看另一个人都是如此。这类诗还有《流动的鲜花》(尤其最后两行)。发掘平凡生活中的神奇、神秘甚至恐怖之处,这样的诗有《在咖啡室》、《接近》和《葱》。总之,黄灿然把他身边的人物、常逛的地方都差不多写过了一遍,比如《在咖啡室》、《在茶餐厅》、《在地铁里》、《英记牛腩》、《邮局》,他还能去哪儿呢?令人好奇。

  像你在地铁看到的任何一个中年男子,黄灿然有其轻松的一面,也有其严肃的一面。从诗来看,有些诗他是“板着面孔”写的。像《杜甫》、《中国诗人》、《城禁》,文字也就呈现出相应的颂歌体或庄重体。在《中国诗人》这首“励志诗”里,他对自己提出了要求:“更年轻的诗人谈论你的言行,/不是因为你需要被他们宽恕。”

  这种庄重,我更愿意视之为他的人和诗的本色,而不是像奥登那样彻底地风格化了。在他的性格和诗歌里,最终是杜甫的仁战胜了奥登的智,或不如说,奥登的智是用来辅助杜甫的仁的。二者相得益彰,如此才不至于右倾,流于邪僻,也不至于左倾,失于呆板;如此才有一种生龙活虎、栩栩如生的伦理性。
  
  二〇〇二年二月北京
  
  原载《读书》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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