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美]布鲁斯·M. 麦慈格著,刘平、曹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5.00元。

  《圣经正典》,[英]F. F. 布鲁斯著,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7.00元。

  与圣经相关的学问,经常会跨过经学的边界,扩张到其他的学科。比如文学批评界曾热烈讨论的“经典”(canonical works)和“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都源自“圣经正典”这一概念。历代诗文当中,哪些篇章最终修成了正果、进了正史、被“封圣”,哪些作品被打压、被排挤、被“消声”,文学史上有多少定论可以推翻,还有几桩冤案有待昭雪,到底是哪些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悄悄左右这种遴选过程,这些话题无不与圣经的结集、正典的封定息息相关。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所谓的“正典”?

  “正典”一词(canon)本是希腊字,本意是“用作规尺的直杆”,随后便有尺度、标准、规矩等意思。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这个词,最初表示使徒传下来的核心教义信条,指基督教独有的教义最为简洁的表述(如后世的“信经”一般)。后来,canon一词的词义更趋具体,开始专指由教会认可的权威经书的目录,也就是指哪些核心典籍应当入圣经。“正典”就是一份标准的书目,凡是入了正典的书卷便是受了神的默示,沾了仙气,可入正殿;而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书便是凡人自造的,没有圣灵灌注,要被打入偏殿。不入正典的书被划归为次经(相当于“候补”),甚至被断为伪经。这些次经和伪经,在如今的文献学家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古代教会眼中,却登不得台面,不能在教堂中当众诵读。

  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正典所包含的篇目也有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开始写《论基督教学养》(De doctrina christiana)一书。在书中第二卷,他给出一份清单,将当时北非教会所认可的圣经篇目一一开列出来。奥古斯丁的新约包含二十七卷书,和现今各教派的圣经无异。但是旧约他列出了四十四部书,和现在天主教旧约的四十六部微有不同,和新教旧约的三十九部相比,则多出了不少卷。有些书从始至终都列在正典中,可还有一些书的命运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有时进入正典,有时又饱受争议。这些都是圣经正典发展史所要研究的题目。  

圣经正典  研究圣经正典,需要真功夫和大学问。研究者不仅需要通晓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还需精通早期教会史,以及圣经的版本学、目录学、翻译史等等。只有广读早期教会作家的文献,从中钩辑出关于正典形成的各种意见,然后加以汇总和梳理,方能将正典的形成过程原原本本讲述出来。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两部论述正典的译著,就是出自两位学问淹博的大家之手。《圣经正典》一书的作者布鲁斯(F. F. Bruce,1910-1990)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圣经研究教授,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专治新约,也旁涉旧约。另一部书《新约正典的起源、意义和发展》(以下简称《新约正典》),作者的名声恐怕还要在布鲁斯之上。麦慈格(Bruce M. Metzger,1914-2007)毕生执教于普林斯顿神学院,是美国新约版本校勘学首屈一指的大师。如今学术界通用的希腊文新约,麦慈格便是主要的编辑者之一。麦慈格前年刚刚以九十三岁的高龄辞世,为后人留下了新约研究的三部曲:《新约文本》(1964年;2005年第4 版)、《新约早期译本》(1977年),还有就是这部《新约正典》(1987年)。

  近些年,国内翻译西方学术书籍,又进入一个涨潮期。成百上千的译作铺天盖地而来,一时泥沙俱下,许多平庸的西书也趁乱登陆。出版社能选择这样两部严谨、扎实、深为学界推崇的著作来翻译,眼光颇为独到。这两部书都论述正典的问题,但侧重有所不同。布鲁斯常年讲授“圣经正典”的课程,他的著作乃基于其教案写成。他涉猎较广,欲将旧约和新约“一网打尽”,但既追求面面俱到,便难免不够深入。尤其新约部分,罗列史实偏多,分析阐发较少。而麦慈格的《新约正典》考证精审,在关键之处的分析鞭辟入里。若专就新约而言,在英文文献中,麦慈格这部书是该领域最权威的参考书。

  这样两部有分量的学术书,幸好遇上了几位尽心尽责的译者。他们为两书增加了详尽的注释,尽可能为读者解难释疑,这可算两部译本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比如读者经常会碰到的关键词,《圣经正典》的两位译者便在关键的段落集中加以解说。关于“次经”(Apocrypha),译者简明扼要地告诉读者:“ 指旧约和新约正典以外属于真实作者所写的经书,不同于托名所写的伪书【pesudepigrapha】”(34页注4)。后面解释与“次经”和“伪经”稍不同的另一概念“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译者又告诉我们“为了说明这类经书在通俗拉丁文译本中仍算作权威,只不过比原始正典经书稍微低一点”(90页注4)。对于教会史上的人物、事件、制度、特定术语,译者均不厌其烦,详加解释,就连近现代重要的圣经学者,译者也注出他们的生卒年月、国籍和主要著述。有时中译者加的注释长达二三百字。比如《圣经正典》第92页,译者就加了二百字的注释,帮助读者了解英国宗教改革史上所谓“伊丽莎白时代的和解”(Elizabethan Settlement)。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来说,读这样一部“贴心”的汉译本,恐怕比直接读英文原书还有帮助。

  翻译学术书,有一桩令人头疼的事,就是如何处理作者在脚注中引证的大量文献。像麦慈格这样毕生研究新约的大家,平生过目的文献不可计数。他在书中引用的大多是英、法、德、意大利文的著述和论文,间或也有今人用拉丁文、荷兰语写成的著作(见29-30,172,174,187等页的注释)。所有这些西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的刊名),译者均不惮辛劳,悉数还原成中文。译者采用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笨办法,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竟能检校出原作者的笔误。如《圣经正典》17页注1,译者核对圣经引文后,指出布鲁斯援引《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句,书中误写作二十四章。又如《新约正典》41页注 1,麦慈格列出的研究文献中,有一期学术期刊的期数写错(“第95期”的罗马数字应作xcv,误写成xvc),这个极其细微的笔误,都没能逃脱译者的注意。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几位译者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几乎抱着译经的态度处理这些繁杂的脚注。在当今的学术翻译大潮中,对待原书能如此谨严、如此尽心,实在令人钦佩。  

  但是两个译本当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问题。我个人感觉,译者在注释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译文的精准似有不足。我以麦慈格《新约正典》的原书核对了译本,发现译文总体上忠实、流畅,只是前半部在准确性方面明显不及后半部。一旦麦慈格的英文稍微“刁钻”些,表达含蓄些,译文便往往失之准确。比如译本第15页提到英国十八世纪一位作家意图调和新约各卷之间的矛盾,麦慈格特地用disarming candor一语来形容这位学者的风范。译者译作“令人信服的直率”,只能算译对了一半。麦慈格的本意是,这位英国学者十分坦率,不藏着掖着,但同时又能顾及别人脸面,不伤和气,可谓既率直又温婉。又如下一页,谈到一位十八世纪的德国学者“四卷不连续出版的著作”(four rambling volumes),其实原文指这些书啰里啰唆、枝枝蔓蔓,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和出版时间无关。

  类似的小错在《新约正典》译本的前半部还有不少,但尚不至于影响读者理解书中的主要论点。而有些不甚精确的翻译,就直接关乎麦慈格的立论,这里就不得不“吹毛求疵”一下了。下面谨举两例,与译者稍作商榷,也顺便介绍书中的胜义。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麦慈格逐一考察古代教会作家的著述,他特别关注这些作家引证圣经的方式,以确定正典在当时是否已形成、范围有多大。在这种细致的文本考订当中,有几个词的意思有严格的限定,不可混淆。若是直截了当、逐字逐句地引用经文,这便是直接援引(citation, quotation)。如果提到某篇经文,只是撮述大意,没有一字不差地征引,这就是间接引用,或称“提及”(reference)。还有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就是作者并不明言某处的文句出自某篇、引自何人。但在行文中,一些关键词或意象,若明若暗,闪烁其间,熟悉圣经的读者立即就会联想到经文某章某节。这种方式便是“暗指 ”(allusion)。还有比“暗指”更难以断定的情况:作者将经文的只言片语松散地组合在一处,是有意的引用还是随意的联想,均难以断定,但字里行间充满经文的“泛音”,这可称作“回响”(echo)。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用语的分别,便会觉得译文有时过于随手。比如,allusion被译为“旁证”,于意未通,因“旁证”指间接的证据,非关引证;refer to译作“参照”,也不够精确;echo译作“回应”,可是原文中并无respond的意思(分别见42-43,47-49,59,62-63,85等页)。

  下面是第二个例子。在《新约正典》中译本105页,麦慈格介绍了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对基督教的迫害。当时这位皇帝颁布敕令,拆毁教堂,禁止礼拜,还命令基督徒将圣经上交官府焚烧。如若不从,则施以重刑,甚至会判死刑。据当时一部实录记载,罗马官吏搜查了基督徒住宅,在查抄行动中,有六人被迫交出三十余部不同开本的抄卷(顺便说一句,英文中“叛徒”traitor一词即来自拉丁词 traditor,指的就是在宗教迫害中,将经书上交官府者)。麦慈格随后总结一句,原文作 “All this is the product of a single round”(英文本108页)。意思是说,仅仅这一轮搜查便有这许多收获。而译者却译成“所有这些都是一卷书的完整抄本”,不明何义。是说所有被没收的经卷无一例外,都是装订成册的单卷本抄卷?还是说所有被查抄的书册都抄自一个共同的母本?麦慈格这句话只是形容当时在教会中传抄的书册不在少数,并不是描述被查抄书籍的版本和缮写情况。译者也许将原文中的round误看作 roll(卷轴)。译者在注释方面下了十足的功夫,倘若能分出一部分精力,推敲字句,那么这两部译著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现今国内,倡导读西方古籍者不乏其人,但空谈玄理者多,致力于朴学者少。缺乏圣经版本和译本的基本知识,不知天主教和新教圣经篇目的多寡,便放言高论,这样做出的学问,就像在沙上造塔,只要轻轻一碰,便如土委地。其实,与其空谈玄妙的“三位一体”,不如脚踏实地,先弄明白新、旧约的篇章顺序;与其苦思冥想“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如老老实实,先搞清楚保罗书信的写作年代。麦慈格和布鲁斯这两部著作的译出,正逢其时。它们不仅让我们对圣经正典的形成史有一通贯的了解,而且还给好谈神学、玄学、政治哲学的“发烧友”们,额头上绑两个退烧的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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