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Areté

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个正月初一,已在耄耋之年的梁漱溟回忆起他的乡村建设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世局的历史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毛主席舍开中国特殊性而走社会一般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道路却为对症施药。他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我正失之于所想深奥耳(掉转说,又不够深,若更深进一层就好了。)”“如我所说,我诚然错了;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   究竟是什么,使梁漱溟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与折磨而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比毛主席的深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以教育改造社会,以传统乡约的方式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而究竟怎样来理解这场运动,一个关键的方面当然是看乡村建设对乡约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究竟有怎样的继承和改造。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方式来自传统的乡约,这种直接与道德教化相关的乡村组织。他这个运动就既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运动,这一点是与晏阳初的教育和当时的其它乡村教育运动很有些不同的。梁先生不是仅仅为了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也不只是为了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一套新礼俗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或者说,他是以教育的方式(乡村学校)来进行社会改造。在他看来,其它的类似运动只是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好事(“我们的两大难处”)而已。[ii]   从农村入手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主张最相近的地方;但正如梁漱溟所说,毛与他的根本区别在于毛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入手,而梁是从教育的角度入手的。至于毛的这个对症之药究竟是否注意了中国的特殊性,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所改造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梁所利用的是中国的教化传统。毛与梁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是革命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毛所采用的方式究竟和梁的运动有无关系?二者真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传统中国政治与教育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相关问题的基本理解。   如前所述,梁漱溟所讲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读书识字和文化普及,而是一种政治理念。要理解这种政治理念,我们就需要更深地理解他所倚重的乡约传统和这背后的理论。

冯象北大讲座:“法律万岁”——谁之法律?

主讲人: 冯 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评议人: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 岳 林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时 间:2010年06月05日(周六)19:00 地 点:第二教学楼(李兆基楼)207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承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社

崔之元: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

在中国经济学第8界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我很荣幸应邀在中国经济学第8界年会闭幕式上发言。和大家一样,我感到在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举行本届年会的闭幕式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的关系是什么呢?刚才参观邓小平纪念馆时的一个信息对我颇有启发。邓小平同志自从16岁离开家乡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即使1949年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就在重庆办公,也没有回过只有两,三小时车程的广安。原因是他家是地主出身,他怕回家乡会对土地改革有不利影响。这个细节生动地说明,邓小平对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当性,是非常坚定的。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政治和法理的意义上是连续的。 但改革30年比改革前的30年的确有重大创新。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本回忆录很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陈锦华回忆说,撒切尔夫人当面和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连夜打电话给陈锦华,说一定要给夫人撒切尔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的江春泽等人开会.有人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发明的,而帕累托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肯定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他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他最有意思的观点是说,实际上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8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说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