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个正月初一，已在耄耋之年的梁漱溟回忆起他的乡村建设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世局的历史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毛主席舍开中国特殊性而走社会一般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道路却为对症施药。他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我正失之于所想深奥耳(掉转说，又不够深，若更深进一层就好了。)”“如我所说，我诚然错了；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
究竟是什么，使梁漱溟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与折磨而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比毛主席的深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以教育改造社会，以传统乡约的方式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而究竟怎样来理解这场运动，一个关键的方面当然是看乡村建设对乡约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究竟有怎样的继承和改造。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方式来自传统的乡约，这种直接与道德教化相关的乡村组织。他这个运动就既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运动，这一点是与晏阳初的教育和当时的其它乡村教育运动很有些不同的。梁先生不是仅仅为了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也不只是为了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一套新礼俗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或者说，他是以教育的方式(乡村学校)来进行社会改造。在他看来，其它的类似运动只是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好事(“我们的两大难处”)而已。[ii]
从农村入手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主张最相近的地方；但正如梁漱溟所说，毛与他的根本区别在于毛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入手，而梁是从教育的角度入手的。至于毛的这个对症之药究竟是否注意了中国的特殊性，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所改造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梁所利用的是中国的教化传统。毛与梁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是革命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毛所采用的方式究竟和梁的运动有无关系？二者真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传统中国政治与教育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相关问题的基本理解。
如前所述，梁漱溟所讲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读书识字和文化普及，而是一种政治理念。要理解这种政治理念，我们就需要更深地理解他所倚重的乡约传统和这背后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