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夺福，说是命数，又不像。故事得从他母亲不育讲起。不育是圣祖夫人莎拉以降，以色列家的女人每每要忍受的“耻辱”（创30:23）。但利百加福气好，丈夫以撒爱她，为她向天父求子。终于，结婚第十九年，有喜了。不想腹中胎儿踢打不停，利百加做了一件之前没有哪个夏娃女儿敢做的事，就是去耶和华显现处祈问。神谕传下，却令她心头一颤（创25:23）：
你一胎孕育了两个国家
肚里一对相争的民族；
一个要比另一个强大
老大要给老二为奴！
按：原文末句，werab ya`abod za`ir，可两读，如拉比注释，作倒装句“老二给老大为奴”，亦通。故而经文所述这一对孪生子迥异的相貌性格，以神谕观之，并无孰优孰劣的表示：以扫红肤多毛，又名红哥（’edom），终日游猎山野，父亲喜欢；雅各白皙好静（tom，本义完好），守着帐篷，是母亲的宝贝。大人不掩饰偏爱，孩子心里便存了芥蒂。
四月间在上海讲学，蒙田雷君赠一本新书《非凡的时光》，是他们六位青年才俊合译的美国法学名家的访谈录。高铁上一气读完，饶有兴味，因为书中所记十个受访者，多是哈佛耶鲁的熟面孔。尤其开篇结尾的二位，邓肯·肯尼迪先生与科尔曼先生，让我想起留学时候的一些趣事，颇感亲切，如下：
初抵剑桥，阔别多年的知青战友M从洛杉矶飞来探望。走进哈佛老院（Harvard Yard），她掏出相机拍照，忽听身旁有个男中音道：要不我帮你俩来张合影？扭头看，是一个笑容可掬、微微谢顶的绅士，自我介绍，说是做律师的，刚去过中国旅游，名叫布莱德利。M走后，布律师就约我出游，参加他的哈佛同学聚会，遂成了好友。
八八年，卫斯理女子学院友人D君以学姐希拉里为榜样，念了法律。暑期她到州长杜卡基斯的办公室实习，向我谈及州府的内幕，法律人如何纵横捭阖。我心想，这肮脏的法治，莫非上演的是中国的明天？便找布律师商量报考法学院。他非常支持，说：历史上，法律不就是文学的一支？修辞术而已，奥古斯丁没当上圣人那会儿的营生。你的情况，像我们一个同学邓肯；他是天才，原本立志学习罗马诗人贺拉斯，要给美国文学树一块“不朽的纪念碑”。后来钻研“西马”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痛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权”业已堕落，祖国亟待解放，就上了耶鲁法学院。现在他是哈佛“批判法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了。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是邓肯送他的文集，让我拿回去读。
摘要：一块新礁石，被“法治号”豪华邮轮撞上了，名叫“知识产权无执行力”。本文指出，知识产权陷入历史性的冲突而被克服，与其归咎于那匹经常被人误名误解的替罪羊“中国模式”，不如指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为“罪魁祸首”。有鉴于此，通行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运用或许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以接纳新的普世主义信念。
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治 互联网 业务外包 修正主义 普世主义
一
知识产权正在消亡。至少，那一整套的由我们法学院传授、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知识财产的各种权利形式（IPRs），那张由法定财产权与人格权编织的繁复的网络，且依照世贸组织（WTO）等全球贸易共同体各成员签署实施的一长串条约同国际协定，有权在一切“文明国度”接受官方敬意和保护——那一类知识产权，业已走到了尽头。
羊年三月，帝京夜霾，见不足者独行于水木清华（参《摩西五经》二版缀言）。寂寥之中，举目四顾，突然红光照面，仿佛来到了荒野深处。眼前一列奇长的阶梯直通云端，有白袍者衔命，上上下下，恰如先知记述的（《以赛亚书》六章）：
只见我主高踞宝座之上，袍裾垂下，覆盖宝殿。左右有火焰天尊侍立，各生六翼：一对遮面，一对掩脚，一对飞翔。彼此高呼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大地充盈他的荣耀！
那呼声极大，连门槛的基石也震动了，殿上青烟缭绕。我说：呜呼，我完了！因为我这人嘴唇不洁，在嘴唇不洁之民中居住，竟亲眼见了吾王，万军耶和华！
忽地飞来一个天尊，手持一块红炭，是他拿火钳从祭坛上夹起的。他就用那红炭点我的口，说：看，你嘴唇受过红炭，你的咎责就除了，你的罪愆赦免了！
接着，便听见我主雷霆之音：我可派谁？谁愿为我们前往？我忙回答：我愿意，hineni，请派我去！他说：去吧，告诉那一族人——
你们听是听了，但就是不明白
看也看了，却什么都不见！
——你去使这些人的心肥肿
让他们耳背眼浊；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到，心里明白
而悔改，而得了医治！
我问：几时为止呢，我主？答：要到城邑废弃，无人入居，房舍空寂，田亩一片荒芜；要到耶和华将人赶去了远疆，山河沦亡。而残留的仅及什一，即便悔改了也要火里走，如笃耨香或橡树伐倒了只剩树桩——那树桩，便是圣洁之子实。
醒来，晨辉满窗，微风中飘荡着少先队队歌。匆匆吃了早点，走到附小门口，一辆辆汽车已经排起长龙，见不足者却没去留意。他低着头，绕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在找寻什么。
那天，他在园墙倾圮处看到一截白亮的树桩；坐下，他开始了《智慧书》的修订。
二〇一五年九月于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修订版，北京三联，2016.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编辑同学：
这次年会人不算多，却很成功，足可称贺。四位老师的发言跟提问评议，有板有眼，谈的都是实际问题，体现了《评论》的好传统。希望坚持下去。
不过我写此信，首先是致谢，感谢你们赠送的惊喜——母亲松江女中时代的一封家书。是网上拍得的吧，真是再好没有的纪念。看内容，像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会考前寄出的，距今八十多年了。母亲在女中，是理科尖子，但受国文兼世界语老师徐声越（震堮）先生影响，终生保持了对文学的爱好。同年考取浙大。入学后发现学术气氛沉闷，校方压制学生；抗议无果，遂转学北平，上了清华物理系。来到清华园，才感觉如鱼得水，十分喜欢。不久，经好友中文系同学孙兰（韦毓梅）介绍，加入了蒋南翔的读书小组。“一二九”运动，翻墙进城上街游行，被军警抓住关在牢里，最后还是梅校长出面，将她们一伙保出来的。所以我从小知道，中国的学生运动，物理系同学总是冲在头里的。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能动辄闹“群体事件”。但青年的迷惘、学界的沉沦、人的理想追求和斗争精神，并没有变。这是我回忆旧事，想到与各位分享的一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杨先生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媒体上纪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学生回忆，有这么一句话，大约能代表某个时期师生间扭曲了的“距离”带来的感受：“因为[先生]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柳鸣九文）。但是我跟随先生读书，从旁观察，觉得他只是寡言、认真，心里却燃着火炬，照见一条艰巨的道路；学问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话题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可以畅言而鼓励论辩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八二年春，入学不久。是跟同学白晓冬还是谁一起去的，记不清了。先生微笑着，示意我们坐下，忽然一抬手，说我考得好，让我吃了一惊。那年北大西语系的硕士生考试，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语）不难，但中文卷（欧洲文学史）内容多，得分配好时间，赶着写，印象颇深。其中一题我大胆发挥，引杜甫《春望》比较“通感”或“移觉”的修辞格用法。走出考场，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语法与古人的诗论，是否离题呢？——居然蒙先生称“好”，大为得意，返回宿舍，同晓冬几个胡侃一通。回想起来，那时节做学生的撂下饭碗，拿本书绕未名湖溜达一圈，径直去敲先生的门，求教随便什么问题，那般倜傥风流，几近“魏晋风度”。除了得益于恢复高考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大氛围，及文革破除了社会等级观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师长对儿女辈学子的无私关爱。而这份师长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顺之年，也日渐体会了，虽然环境业已大变——现在的大学，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难想象当年那种亲密的不计功利的师生关系了。
《创世记》二十二章：此后忽一日，上帝决定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你心爱的独生子以撒，去到摩利亚，将他做全燔祭献给我！
亚伯拉罕一生坎坷，在天父手里屡遭磨难。最后一次，当“考验”（nasah）化作圣言，唤着他的名字，hinneni，在这儿呢！他没有犹豫。他明白，此时此刻，若非绝对服从考验者的命令，便不足以证成耶和华的先知，不能无愧于子民圣祖之称号。
可是，如果说先知受苦乃神的考验，关乎人神关系的日常维护（详见《信与忘·约伯福音》），那就回避不了经师论辩的一个老问题：造物主无所不知，何须考验他的先知？不是吗，人心里在想什么，遇事会如何表现，都一清二楚摆在他眼前，只要他愿意（参约2:25）：人算什么，至高者这般抬举（伯7:17-18）——
这么放心不下，
天天早上审察，
一刻不停地考验？
所以揆诸圣史，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考验先知，似乎只有两种可能：其一，那不是动真格，绝非不放心怕看错人，而是创世宏图的设计；目的在树楷模，让子民受教育。不过，成效未见得理想，时间久了，容易变成走形式：受考验的无须承担大的风险，只消表态积极教条正确，便可充当好人。结果非但无助于教化百姓，反而奖励了伪善，每每被恶人利用，败坏了以色列的风气——这一点国人是最有体会的。故天父将亲选赐福的“信约之友”召来审察（赛42:19），应该不是做做样子。
上帝灭所多玛一事，载《创世记》十九章。悲剧末尾有一细节，历代注家歧见纷纭。这也难怪，圣言俭约，内中的深意，便是圣人也道不尽呢（创19:16以下）：
罗得一家四口，被天使攥着手带到城外：逃命去吧！天使叮嘱罗得，“不许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坝里停步；要一口气跑到那边山上，否则你［们］也一起灭亡”！逃到小镇蕞尔，太阳刚升上地平线。突然，漫天落下燃烧着的硫磺，顿时，所多玛与俄摩拉一片火海：耶和华夷平了整条河谷，连同所有的人畜草木。“［罗得］的妻子［忍不住］回头张望，立刻变成了一根盐柱”。
问题是，既已出离了耶和华眼里的邪恶之城，救主为何不许获救的“回头看”呢？假设天使对家长的警告适用于全家（故拙译作复数：“你们”也一起灭亡），罗得妻看到了什么？犯了上帝的什么禁忌？
这“回头”一节，遂成了圣史上一个谜团：经师串解论辩，神学家证之于信条，表现在西洋文艺，更是佳作叠出。当代学者的诠释，波兰学者柯瓦柯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有一则寓言《罗得妻》，我以为于国人极有批判思考的意义。依其描写，那倒霉的妇人所犯的死罪，是回望了自己的过去；而至高者的计划，却是要逃生者忘掉“旧我”，终结历史，“做一个不同的人”（《上帝幸福否》，页311）。这可说是一种戏仿式的讽喻；我们先敷演他的故事，再作分析。另外，柯氏的文笔是学院派头，未免枝枝蔓蔓，挂些绕弯儿的大词，这些都替他修剪了。
没有什么比上帝后悔更可怕的了。《创世记》六章，上帝说：我要把我造的人，连同鸟兽爬虫，从大地上通通消灭。当初真不该造他们的！
可是，造物主全能全知，宏图预定一切。他怎会学我们这些“尘土所造，一碰就碎 / 蛾子般的人类”（伯4:19），一件事稍不顺遂就改变主意，就翻悔？“像亚当子孙，常变心”（民23:19）？甚而雷霆震怒，想毁掉自己的亲手所抟？他这是什么意思？
诚然，逻辑学家早已发现，全知和全能这两项品质，是无法兼容于同一主体的。全知即超越可知而预见未来，但那就意味着，凡已知而尚未发生的皆不受干预，便是上帝也不能“搅局”，绝对不能。故全知者不得享全能。反之，全能等于全知失效，此刻所知，下一刻未必归于已知；大能者随时可以介入历史，改写已知的进程（道金斯，页78）。
那么可否设想，耶和华至大，非我们的时空所能容纳，因而行事不必符合逻辑；“一切造化，皆是他的意愿”（诗115:3），属奥秘？像大卫王咏赞的：圣殿约柜只是至高者的脚凳，他永恒的居处却不在我们中间，在重霄之上（诗99:5, 132:7, 33:14）。这么理解，假若指创世原本的目标，是不错的。那是天父认定的“非常之好”（创1:31），自第一个安息日，便给亚当子孙悬起一幅乌托邦画卷，恰好用来对照今世的朽烂。然而，既已完美，它就不会有任何意外或需要改进处，故也无须高踞天庭宝座的那一位眷顾：全知全能，乃因全善而成。
罪，不是上帝所造，一如黑暗，如大水深渊。
太初所造，有两个世界，或同一世界有两个版本。其一完美，六天造就，载《创世记》一章：至高者赞“好”（tob），一连七遍。第六日造人，是男女一同受造、蒙福；一起聆诫命，育子孙，统治大地并鸟兽水族。而且，正因为取了天父的形象，每一个人，无分性别肤色脾气才能，都是造物主的模样，映照着圣容。及至圣言九出，充盈天地，上帝完工：看哪，非常之好（tob me’od，创1:31）！
这天父眼里的“非常之好”，自然是了无瑕疵、一个罪人也容不下的，故而必不是我们栖居的家园。
那另一个，版本二，才属于我们。经书上说，它邪恶当道，充斥暴行（创6:11）。为什么？
因为发生了一件不可能之事，那宇宙间第一桩神迹，竟辜负了“神迹之谋士”（pele’ yo`ez，赛9:5）：
“耶和华上帝造地与天之初，大地茫茫，草木全无”。仿佛晨昏倒流，回到创世的第三日，“耶和华上帝还未曾降雨，也没有人开荒耕耘”（创2:4-5）。是的，耶和华上帝——这是版本二为我们透露的圣名——至仁至慈；他于完美之外重启宏图，发清泉滋润大荒，亲手抟土为人（’adam），“朝他鼻孔里吹进生命之气，亚当（’adam）就有了灵魂，活了”。然而接着，就出了问题：全能者自己说的，他的创造亦即神迹“不好”（lo’-tob），“亚当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好”（创2:18）。
不，伊甸园怎会存不好？那里是东方，草木葳蕤，园子中央刚长起新树两株，随风摇曳，果子那么鲜美悦目，名为智慧、生命！莫非降神迹的手指也会失误，造人不该放在种蔬果之前，那主宰“太初与永终”的，弄错了顺序？不然，为何那一系列补救措施，取尘土抟鸟兽让亚当一一命名，给他做伴，居然都不达标，不“般配”（kenegdo）？之后，造物主第三趟努力，抽亚当一条肋骨，塑一个女人，名夏娃，才解决问题：男人终于不再孤独，找到了般配的“帮手”或“佑助”（`ezer，创2:18, 20，联想出18:4，申33:26）。
李斯特：冯老师，昨晚您的讲座《要当心假先知》，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我想，我们今晚要讨论的“法学如何重新出发”这个题目，应该跟接班人也有关系。这个接班人，肯定不只是说领导人，含义要广得多吧。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尤其是在当下，接班人的问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冯象：是这样的，斯特，接班人问题，我在《法学的历史批判》里提了一句，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教训（见《北大法律评论》13:2, 2012）。如何反思，总结经验，开辟新路，我以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当前一切进步思想的艰巨探索的总背景。体制内，新世纪的病症，则没那么复杂。主要是干部的选拔培养跟组织官僚化了，搞出一堆死杠杠，像年龄、学历、秘书渠道、政绩指标等等，很多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例如高校，怎么会走上这条邪道的？做老师的，不要求他好好教书育人，成天“评估”甚至“国际评审”他的论文发表、申请课题、学科基地、排行榜名次什么的。难道主事者不知道，这些花招损害学术糟践人才不算，引发了多少腐败，国家的经费也就是老百姓的钱，都打水漂了？当然不是。他只是在应付干部考核罢了。为官一任，必须出政绩，才能升迁。于是把压力转嫁到老师们身上，玩起了核心期刊、英文发表、影响因子的游戏。打着“世界一流”的幌子，其实是官僚制度的流弊。
那么，具体到法学，接班人的困境又是如何呈现的，出路在哪呢？我指的不是师生间的知识传承，也不是学术梯队的建设。这儿我想讨论的，是更新我们的法律教育，抛弃旧法学而重建伦理的可能。
一
国庆节，校园静了，正好写东西。忽接友人短信：下雨啦，出来遛个弯？人艺上演《公民》，“大导”林兆华讲溥仪的故事，争议很大！还没回，电话来了。我说这年头，有哪样营销不靠“争议”吸引眼球？她说不是噱头，是溥仪亲属和授权传记作家严正质疑，说不定哪天就禁演了呢，您一定感兴趣！
被她说中了。我跟《我的前半生》一案，就是溥仪夫人李淑贤同溥仪的合作者李文达先生（及群众出版社）的马拉松官司，有点缘分。那是法学院二年级，选修知识产权，受该案启发，作了一篇论著作权回溯适用跟政法策略演变的文章。投去全美音乐作者与出版家协会（ASCAP），居然得了奖。我留学八年才回国探亲，用的是那笔奖金。而且马上，麻省两位参议员肯尼迪和克里就寄来了贺信——因我是麻省居民，协会通报了他们。其实那会儿法学刚入门，对于抽象物上的私有产权掩饰社会矛盾改写历史等诸多问题，理论上如何把握，远未想明白。真正攒了心得，是在港大教了几年书以后。所以后来带研究生，也不要求他们想法成熟了再动笔，论证略不周全亦无妨。第一要紧的是能调查实际，有理论自觉，见潜力。年轻人做学问，不能让一篇仅有五个人读（往往也就随便翻翻）的论文给拽住了。
有四样东西，人若认真去想，不如干脆不出娘胎：天上、地下、过去、未来。
Talmud, Hagigah, 2.1世上本没有抽象的原型，只有她的身体；而身体最美的部位，在她肚子里面。为什么？因为宝宝怀在那儿，你亮堂堂的甜鸡巴乐在那儿，美味佳肴统统落在那儿。难怪人觉得美，觉得了不起。还有迷宫，不就是照着我们那根九曲回肠的样子造的？……所以高比低好，因为头朝下的时候，脑子会充血难受；因为脚臭，头发不那么臭；因为上树摘果子比钻土里喂虫子好……。所以天使住天上，魔鬼住地下。
Umberto Eco, Foucault’s Pendulum, 63
“法律与文学”是滥觞于美国法学院的一个激进的法理学派。因其批判性立场，论者更愿意把它称作一场“运动”。一般把创始人的荣誉归于密执安大学的怀特（James B. White）教授，而把他编的一本教材《法律的想象》（1973）尊为该运动的奠基之作[1]。但直到八十年代中，“法律与文学”在美国法学院才站住了脚跟，并逐渐向英国和其他普通法国家的法学院传布开去[2]。
我是一九八九年写完哈佛的文学博士论文以后转向法律的。那一年，“法律与文学”的一员主将威斯堡（Richard H. Weisberg）教授，在纽约卡度佐法学院创办了美国第一份“法律与文学”学报《卡度佐法律与文学研究》（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而在耶鲁（记得也是威氏的母校），则刚刚出版了由学生主编的《耶鲁法律与人文学刊》（Yale Journal of Law and Humanities），定期举办“法律与文学”讲座。于是我恰好赶上了这运动开始兴旺发达的时候。
大约因为我的文学兼法律的背景，不断有朋友鼓动写文章介绍、评论“法律与文学”。但我一直不甚积极，原因有两条：一是这运动原本是继七十年代“批判法学”而起，以批判在美国法学院占主流地位的法律经济学（亦称法律的经济分析）为己任的。我虽然在耶鲁的法律、经济与公共政策中心做过研究，却从来没有在法律经济学上用功（只是按时跟几个经济学家聚餐，知道他们的口味及胃口好坏而已）。既然不懂批判的对象，似乎便不好对批判者的立场和观点随便说三道四。二是当时“法律与文学”的路子，偏重叙事（narrative）或故事性文本，颇受文学界解构主义（如德里达）、心理分析（如拉康）等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学术游戏的“玩”味极浓，跟我所关心的中国的法制改革很难“接轨”。
（九三年十一月）
仁卿如晤：
今日感恩节，到港大已逾三月。昨晚备下学期课，读一案例，事涉圣杯传说，颇有趣。躺下忽然想到，拿它作小说如何，竟兴奋得睡不着了。起床草就两段，抄给你看，一笑。
话说英格兰南部格拉斯顿伯利（Glastonbury）地方，有一片古寺废墟。古寺的历史可上溯到罗马时代，创始人相传即那位收殓耶稣遗体的善人约瑟。约瑟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随身带了救世主用过的一只酒杯，就是他被捕前与十二门徒共进逾越节晚餐，举在手里说“这是我的血”，印证上帝与人立新约的圣杯。约瑟死后，圣杯就匿了踪影。据说，只有心中从未生过一丝淫念的处子，方能看见：“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
一九二五年，当地一女子自称善与神灵沟通。她得知废墟的这段因缘，有心要揭开圣杯的奥秘，约了两个朋友一同做降神会。不料善人没有请来，女巫的灵魂却脱了躯壳，径直飞到耶稣一个弟子葛流帕的脚下。正待解释，圣人道：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替我接着传道吧！女巫慌忙提笔记录。友人在旁，只见她双目紧闭，飞也似的写去，末了大叫一声，扔了笔倒在地下。把纸捡拢来看，一张张写的全是古体英文，题作《葛流帕福音》。三人惊诧不已。一友人征得女巫同意，把《福音》带回家去研读。心想：这是天上圣人传世的文字，我好好整理了加上注释出版，岂不功德无量？于是便动手干起来。没想到女巫不愿出版，两人因此争执不休。后来，女巫干脆一纸诉状递进法院，要求宣告自己为《福音》的唯一作者及版权所有人。案件呈交伦敦（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伊夫大人主审。大人听罢两造诉辩和证人证言，心里暗暗称奇。几番斟酌，挥笔写下一篇现在成了知识产权法经典的判决书，大意如下（Cummins v. Bond, [1927] 1 Ch 167；讨论合约的部分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