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第七日赐福，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上帝完成了创世，休息了。——《创世记》2:3 第一日，晴 一楼会议室午餐，盒饭。小魏请给“论文博士”班开一讲座，因学员都是在职干部，只能周末听课。内容可别太理论化，啊，她说。题目定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谈谈违宪审查跟新法治（又名“形式法治”）中国特色的基本矛盾。J大学冠名教授评审材料寄到。 小高电话，今晚七点半国家大剧院普契尼《托斯卡》有票，约仁卿同往。说三位主角均为意大利当红的歌剧明星，Nicola Carbone饰Tosca，布景一流云云，热情推荐。遂提前晚餐。 改《政法笔记》增订版书稿。 第二日，晴 继续改书稿。下午“论文博士”班讲违宪审查，三小时。学员十来个，不甚发言，仿佛还在部里开他们的会。课间聊天，却活跃了，好几个说去过美国这儿那儿，进修或是访问。
这是法学院硕士和博士合上的宪法课。上完最后一堂课，学生就要毕业离校。孙教授说，“余下的时间大家提提问题吧。”一位年龄较大的学生站起来：“孙老师，我们就要离校，前程未卜。我们涉世不深，希望您能够给我们一些人生指导”。随后的掌声表明，这是多数学生的愿望。“说什么呢？”教授略有所思，“说立志的话吧，你们从幼儿园就听烦了；说我的感想吧，有自吹之嫌；说劝诫的话吧，又好像是规训”。孙教授停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我就讲一段最近亲身经历事吧”。一阵掌声。 一、孙教授清清嗓子，从容道来。“20多年前，我在国外的时候，认识一位美国朋友。”教授打量众多好奇的眼睛。“他的年龄比我大一些，是男的。”教授解释道，“他得知我研究孙中山宪政理论，又是中山先生的本家，待我非常亲切，错以为我是中山先生的后人。”“他常带我到他家去玩，还驾车拉我去旧金山的唐人街、优山美地原始森林、好莱坞、拉斯维加斯，每个周末都安排满满的。那时我们都很穷，想省点美元回国过日子，哪有旅游的费用。好在这位美国朋友从来不让我破费。真是遇到美国的活雷锋了。” 二、教授见学生一脸问号，便不紧不慢解释道：“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原来孙中山当年在美国时，同他奶奶的父亲是莫逆之交。这美国先生是宪法学学者，对孙中山的气象、人品和才华十分钦佩，尤其被中山的宪政理想所感动。他请中山先生住在家中，并四处为它筹款，介绍他加入基督教，两人还按照中国的仪式磕头拜了把子。原来这为老先生的名字开头Sun，同中山论上了本家。”教授停了一下，接着说：“这位先生人到中年，家中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这位美国朋友的奶奶，正当二八年华，名叫sunshine。在同孙中山的接触中，一来二去，产生了好感，她竟坠入了情网。当时，中山先生第一位夫人已虽过世，也喜欢sunshine小姐，但他革命大业重任在肩，哪敢贪恋儿女私情，且觉得革命凶多吉少，不应拖累人家小姐。但中山先生越是有意回避，表示婉拒，sunshine小姐越是狂热。中山需要回国一趟，顺便也让sunshine小姐感情冷却一下。临行前，他把《建国方略》英文版手稿留作纪念，签下“孙文”中文名字，还按了个指印。据说中山先生在自己的藏书上按指印，是一种特殊的习惯，后来把这种习惯用在了中华革命党上，要求党员人人按指印。”教授很得意地说，“这份手稿就保存我这位美国朋友手里，我到他家去时，亲眼看到了这份手稿！”
自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以来，“占领xxx”已成时尚，风靡世界。开始还觉新奇，时间一久也就麻木。忽有一位在美学习的朋友来函提起此事，就有了写几句话的冲动。 一、20世纪后期全球化以来，美国以商人为骨干，以法律为武器，以金融为杠杆，以军事为后盾，基本上完成了对全球的布控。古代的罗马化，范围只及于欧洲和亚、非的部分地区，今日世界的美国化，美国几乎成了世界政府，全球问题几乎成为美国内政。这种格局只有美国精英心中有数，其他人多当局者迷。等到一觉醒来，木已成舟，那时的世界又是一番模样。此次“占领XXX”不过是这个过程的插曲，睡梦中感到憋的慌，一些人起身糊里糊涂上了次厕所。 二、华尔街的大亨感到很委屈：我们为美国辛辛苦苦打造了金融帝国，把货币虚拟化，把证券再证券化，美元生美元再生美元，比老鼠生老鼠还快，坐在华尔街，施展吸金大法，世界的财富滚滚而来，就如周身的显学流向心脏，要不怎么说是金融心脏呢。这叫道成肉身，芝麻开门，凤凰涅槃，杠上开花！千年等一回，才等来这种奇迹：在经济世界，从劳动到资本的飞跃，犹如自然世界从猿猴到人类的突变！资本，资本，还是资本，只要略去“主义”，正如，马克，马克，只要不“思”。然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两房危机，不过小小趔趄，目前不景气，不过繁荣的间歇。你们这些丐帮，粥稍稀些，就乱舞打狗棒，实在不识大体，不懂大局。我们这些猫头鹰，黑夜里为你们四处捉鼠，碰倒几颗秧苗，你们就叫嚷不停。当心你们的打狗棒打没了热狗，在街角喝西北风。 三、华盛顿的政要也颇有苦衷：谁不知道自由放任市场的弊端，谁不懂得杀贫济富的恶果，谁不想遏制金融大亨的贪婪，谁不明白大家共同富裕的益处……然而，为了发挥强者的优势，就必须放任竞争；为了强化华尔街的吸金能量，就必须对这些金融专家实行低税投资，给予高额花红；为了让金融大亨完成美国征服世界的梦想，就必须容忍他们的贪婪；为了使美国具备完全控制世界的能力，就必须减轻国内福利负担，让弱势人群勒紧裤带，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卡扎菲惨死场面公布之后，利比亚上演的老鼠捉猫的游戏已无悬念。非洲米老鼠背后欧美大狗布鲁托的有力推助，扎菲猫自然不是对手。 一、卡扎菲是推翻独裁的英雄，最终却没有逃脱英雄的独裁宿命，他曾经改写利比亚的历史，但最终也被利比亚的历史所血改。历史上，教训无数，然而英雄只要戴上权力的魔戒，就难脱独裁定数。 二、老卡很高明，为了树立亲民形象，始终称作上校，决不当皇帝、总统或总理。他想，你们要造反就去反皇帝，要炮打就去打司令部，我只是个上校，还是过去的职务，你们反不着、打不到我，因为我是人民，谁反我就是反人民，必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集军民于一体，官兵于一身，造反派与当权派于一人，反对党与执政党于一夥，这是老卡的聪明，绝顶聪明。一顶帐篷，一头骆驼，一部经书，阿拉伯人的三个代表，朴实无华。相比之下，西方人所搞的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华而不实。不是皇帝，胜似皇帝，那才有境界！相比之下，袁世凯蠢极了。 三、要避免被革命，就要平等，没有等级，没有警察，只有人民大会，老卡口不离“人民”，在一次讲演中，“人民”出现77次，新国家全称也是“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除了平民化，还需要革命化，只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和永远革命，就不会有体制和统治，于是军事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环环相扣。他临死前也想不明白，革命者怎么会被革了命？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具体的做法，是建一个“民事立案审查、诉前调解、快速裁判一体化的复合立案程序”。法官们说，过去立案庭像是收发室，案件大量积压，“送达难、执行难、信访化解难”。现在变了，仿佛医院门诊部，挂号的先诊断一下，叫作“深度程序审查”，把可诉的跟不可诉的分开，防止恶意或虚假诉讼，平等保护被告的诉权；不适于法院解决的社会问题、敏感案件等，则疏导分流；合乎条件的便积极调解，为当事人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同时，针对案件性质，在区政法委的领导下，整合各部门资源，推动“大调解”。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质量，又可促进调解审判的效率与司法公正；对外维护人民法院的威信，对内则理顺案件流程，提升了法官业务和法院统筹管理的水平。 奇怪的是，这么个双赢的局面，却有学者颇不满意。当然他们也是好心，时时呼吁，表达忧思，怕法院丢了正事陷于杂务。什么是“正事”呢？在那些专家看来，就是坐堂听审，电视剧里洋人法官那个模样，一身黑袍，假发卷卷。他只管高深的法理、细致的剖析，叫两造律师一来一去，轮流考问证人，辩驳事实。除此以外，都算“杂务”，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调解。一句话，调解不可取，不是对抗式诉讼，也没有判决书，起不到“通过公开审判来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郭小冬，页37）。 其实，近年来人民法院回归调解或群众路线的传统，绝非停止法治建设，或者“开历史倒车”，如一些法学家指摘的。毋宁说，“大调解”复活“马青天那一套”，是“形势比人强”；是“诉讼爆炸”人少案多，法院不堪重负，给逼出来的。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还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产物和思路，回应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审理需要、人力资源与知识条件。那会儿还没有“小产权”，恶性的强拆、自焚、警民冲突事件很少，谁能想象“人肉搜索”侵犯公民包括少数贪官的隐私权？时代变了，变得太快；任务却越加繁重复杂，从文书送达、诉前调解、委托鉴定，到执行判决。司法程序上做些调整，不违背人民法院的宗旨，重拾社会主义的政法传统，来一点“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或者法官会同“五员一警”（人民陪审员、社区法庭协审员、人民调解员、特邀监督员、公安片警）巡回办案，让“人民调解进立案庭”“人民法庭进社区”，逐步消除“草率结案、诉讼不公、涉诉信访”的现象，有什么不好的呢？立法方面，继去年颁布《人民调解法》，今年又加快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赶得可及时了。
近来茅台的消息和风波接连不断。这是否如某些精明歌王影后，有意制造绯闻炒作自己，实不得而知。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继疯狂的石头之后，茅台也疯狂。 一、茅台其历史之悠久，也许不迟于茅坑的发明。尽管气味不同，但茅台的终点站却是茅坑，正如江河与海水的味道不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然而，一如茅台不断改进，茅坑也有了升级，至少男厕的小便池是如此：前进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一位成功男士茅台烂醉之后，站在那里内水外调，会有种登月的感觉。 二、某些报刊透露出，大跃进时期，茅台也跟着翻筋斗云，“搞它一万吨”，那气魄多大！地方大员哪敢违抗圣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搞。一万吨茅台是搞出来了，还都是真版，没有山寨版。那要多少万吨粮食！在连坚硬的稀粥都喝不上的年月，这滚滚茅台东逝酒的香气中，飘浮着多少饿殍的幽魂？据说，那个时期饿死的人全国多达几千万，比内战同胞窝里斗死人还要多。这也许是夸张，但官方要破除这类道听途说，就需正式公布可信的数字。 三、近日报出，茅台镇为了打造“白酒一条街”，把一条商业街强行“规划”兼“规范”，原来的非酒类商户被迫拆迁没商量。那位副镇长说的好，“老子”代表全镇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敢不服者，一律法办！那气势犹如当年的秦始皇。当然，他老人家就很欣赏那位厚今薄古的“千古一帝”，尽管一度说他“略输文采”。记得文革后期提倡的“法治”就是始皇版。这位副镇长深得此版“法治”的真传，至于他是否喜欢唱红，则不得而知。 四、前不久，中石油的“天价茅台”令人震惊。其实，这本是冰山一角，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国企的“公仆”无法像私营老板那样把收益直接收入囊中，只好尽情享受。你说那是挥霍，他说那是公务需要。中石油倒腾石油赚得盆满钵溢，这钱来得如此容易，不使劲花任其通货膨胀，变成废纸？其实，石油与茅台都是液体，据说粮食也可以酿出类似石油的燃料。喝了茅台，尿到茅坑，流到地下，说不定会生成高质量石油。茅台牌石油，肯定走俏！
“五一”与朋友去涿鹿，专访黄帝战蚩尤之地。遗址上新造的黄帝城虽气派十足，但其张扬风格破坏了气场，游人无法感受当年的氛围，十分扫兴。本想去蚩尤寨体味一下，弥补这种人造景观的败兴，然天公不作美，绵雨和泥路阻住我们脚步。看来天公他老人家也是个势利眼，暗中推行成王败寇的逻辑。回程中，我们在易县顺路参观了荆轲塔。几乎同时，我们得到拉登殒命的消息。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有某种定数？ 一、拉登炸美与荆轲刺秦虽然相隔两千多年，却有暗通之处：弱势面对强权铤而走险，以血肉之躯奋力一拼。所不同者，荆轲亲自动手，刺杀的是秦王本人，而拉登则派人劫持炸楼，伤害无辜，而不是华府老大。相比之下，荆轲更遭官怒，而拉登则激起民愤。有人说，拉登有种就应同小布什单挑，西方不是有决斗的传统吗！ 二、荆轲虽然没有刺中秦王，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令人起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没有刺中秦王，问题不在于同伴秦舞阳临阵胆怯，也不在于秦王善于围着柱子躲猫猫，而在于他习武的同时还好读书，要不是书卷气对冲了舞剑道，他一刺不中，还有多次机会，徒手也能扭断秦王的脖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荆轲毁在半文半武，术业不精，以致一个职业刺客连业余练武的秦王都制服不了。当然，荆轲失败也怪燕太子丹：“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本来就半文半武，怎能经得住这么软养细泡。肉多骨软，临阵自然发挥欠佳。罗马角斗场让野兽与人搏斗，得先饿着，不然怎么会有狮子大开口和猛虎捕食的效果。 三、古人颇多豪侠之气，不像今人这么惜命怕死。为了刺秦，田光和樊于期先慷慨舍命，事后，高渐离谋得近身秦王的机会，以筑击之，虽不中，其义薄云天，令厚人感叹。拉登虽也不怕死，但总是让别人充当人肉炸弹，而自己却东躲西藏，怕死也难逃一劫。拉登成不了烈士，美国将他海葬纯数多虑，如果美国修个拉登墓，那才算有气量。在这一点上，还是中国文化更有包容性。 四、荆轲刺秦即便成功，也难以扭转时势，一个嬴政倒下去，还有千百个嬴政站起来，秦王朝灭亡了还是“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由汉至清，外儒内法，可见暴秦阴魂不散。实际上，反右和文革足使焚书坑儒相形见绌。拉登炸美却很大程度改变了世界格局。所谓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纯属浅见。反恐不仅使美国乃至世界人们获得了恐怖的心理体验，而且使得美国以反恐为由强化了国内控制，并使美国的军事基地全球化，完成了对世界的布控谋略。美国的基地旭日阳刚般沐浴在春光里，而拉登的基地也鬼魂般游荡在地洞中。实际上，拉登对美国是小炸大帮忙，正如时下某些学者和媒体人的小骂大帮忙。美国暗中理应感谢拉登。
世界变得真快。现在的人查找信息，只要上百度或者谷歌，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立刻，荧屏就给出了相关的网页网址。想想，在成亿的网页，上兆亿的信息存储中，如此快速准确地检索出结果，再有条不紊地排序显示，这是多么困难而又神奇的事！谷歌百度们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了不起呀。然而，跟世上别的发明一样，互联网的超级信息检索功能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系统性知识管理和使用，借助数字网络技术，酝酿出来并正在实现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而在这部知识生产管理史的开端，站着Pinakes，西方世界第一部图书馆分类目录。 Pinakes诞生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它的希腊语原意为清单、表格，是“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的简称。整部目录共一百二十卷，囊括了大城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以及虽未能入藏，但名见经传的各国著作。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以广集天下书籍为己任，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统治大业的一块基石（详见拙文《心智的圣所》）。鼎盛时期，馆藏高达七十万卷轴，涵盖哲学、宗教、法律、文艺、科学各个知识领域。庞大的藏书引来无数优秀学者，使亚历山大城迅速上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凸显了王朝的荣耀。但图书馆员和缪斯殿的学者发现，卷轴积累到一定程度，这座宏伟的知识宝库变得难以管理，既不能确知收藏范围，查找起来更像大海捞针。而且可以预见，随着纸草纸卷轴增加，问题会日益严重。有位名叫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约前310~240）的哲人感叹：“书籍越多，麻烦越大”。卡氏活跃于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朝，是缪斯殿名望极高的学者，著有八百多首诗歌，据说是仅次于荷马，被古代语法学家引用最多的希腊诗人。于是，托勒密三世命他解决这个“麻烦”，编制一种工具，以改变大城图书馆入藏书籍的无序状态。Pinakes的修纂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从未有人处理过如此庞大的藏书，没人知道这任务的深浅。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文字记录，也是知识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所以，Pinakes要解决的不仅是大城图书馆的馆藏组织，而且事关知识生产与管理使用。更微妙的是，希腊化前期（前332~215），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口述传统向书写过渡的重大变革之中，各地出现大量卷轴，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书写看作记录、教授、传播和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赋予它优于包括口述在内的其他交流手段的权威地位。伟大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人类与没有知识、亦不能反思的野蛮部落一大差异，便是使用文字”（卷一章九，页218）。但追溯历史，古代社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由口述传统主宰的。古希腊就曾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在黑色图案陶罐时期（前7~5世纪）的出土陶器上，我们找不到卷轴的形象，弹琴吟唱的歌手却屡屡出现，知识和经验的承继，主要靠口耳相传。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一代代歌手演唱加工光大的成果，即便有了文字版本之后，仍然主要靠说唱来传布。苏格拉底也偏爱口述，长于辩论，相信演讲是导向真理的最佳方法。他认为，口述可以让人们在听讲的同时，参考讲演者的声誉以及现场表现，来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真确。在他看来，书写反倒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易朽的，因为隔断了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的现场关联。由于这一“偏见”，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把面对面的授课和辩论，视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标准“版本”。
两千三百多年前，地中海南岸一座大城拔地而起，她奢华的宫殿拥抱着如画的港湾，巍峨的灯塔为五十公里外的船只引航，良港连着熙熙攘攘的集市，让她做了世界贸易之都。连雅典和罗马在她的辉煌面前，也不得不屈居下风。然而，她的不朽的光荣，属于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 亚力山大城得名于亚力山大大帝（前356~323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30年）的首都。亚力山大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的王子，少年时代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二十岁继位，随即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远征。他所向披靡，短短十年，打下一座横跨欧亚非三洲，直抵印度河的庞大帝国。此后，地中海世界和近东便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古代希腊文明的疆域拓展到了顶点。其间（前331年）这位天之骄子曾踏足埃及，来到尼罗河三角洲西端，在那里，据说他梦见了荷马，诗人吟诵道（《奥德修记》4:354）： 在埃及前头， 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座岛， 人们管她叫法罗斯。 大帝立刻起床，来到法罗斯岛，下令建城，城里还要修一座图书馆，献给执掌智慧与文艺的缪斯。仿佛真是一道神谕，天上降下一个征兆：当建筑工匠开始规划港口和城区，用大麦粉在地上画线时，突然飞来成千上万只鸟儿，好似一片乌云覆盖海滨，把大麦粉吃个精光。大帝大惊，以为冒犯了什么神明，忙请术士占卜，术士说，是吉兆，大城要成为地中海的粮仓。不过，这大城的鸿运并没有保佑亚历山大太久。八年后（前323年6月），他在巴比伦王宫举行宴饮时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亚历山大终年三十二岁。幼主稚齿，无力号令天下，几个将军便拥兵自重，觊觎着王位。其中一位镇守埃及，叫托勒密。他见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就发兵入叙利亚，把返回马其顿途中的大帝的遗体劫下，迎来亚历山大城安葬了。这托勒密原是亚历山大小时候读书的陪伴，一块儿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课，后来就跟随大帝南征北战，军功卓著。现在大帝死了，诸侯相争，他便以大帝的总督之名，统治埃及。慢慢经营了十多年，将政敌一一剪除，才在公元前三零五年加冕法老，号“拯救者”（Soter），史称托勒密一世（前305~282在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
上个段子是2009年12月20日写的，杂事缠身，东拉西扯，段子就断了一年。这一年可写的事很多，无奈不才心猿意马，难以凝思聚神，虽未拈花惹草，斗鸡走狗，但把大好时光都浪掷于所谓课题文章之类劳什子。身在江湖，未能免俗，梵心裹于皮囊，僧魂系于俗世。念及此，虽有些心安理得，但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没有一点愿景，便觉心无着落。于是随手敲下这个段子，与中国法界同道共勉互励。 在手机上看点段子， 在网络上成个探子； 在法院里办点案子， 在班子中挑点担子。 在酒桌上像条汉子， 在官场上做个骗子； 在感情上惹点乱子， 在学术上当个二道贩子！ 2011年1月5日
全球关注的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终于落下帷幕，结果不出人们的预料，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大会和各国政要不能向外界透这个底。 一．发达国家不愿承担责任，更不要说补偿“原罪”了。发展中国家对此愤愤不平：你们发达国家把地球糟蹋成这样，要限制我们排放，你们得让我们也先尽情排放一把！这与限制核武器的情形大体相似：你们有核国家造足了核武器，然后就限制别国发展核武器！ 二．结果是，如同限制核试验一样，防止全球变暖的希望也都会化成泡。追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贪婪，在于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念，在于基督教关于世界末日的倒计时时间观。贪婪使人类挑战和征服自然。自然资源有限，人类就不免弱肉强食，发展是硬道理，落后意味着挨打、受奴役，于是后发国家就要拼命进行物质生产和自我生产，于是地球就乌烟瘴气。倒计时的时间观暗示人类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到了末日，留下清洁的绿色地球太可惜了，还不如在末日前把它用完了。 三．世界诸国各揣心腹，各打算盘。穷国的民众不怕世界末日，因为本来已经活在地狱里，富国的民众觉得趁末日来临之前，应尽情享受。只有一场大灾难才能使人类真正反思，并能够达成某些共识。这和当代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差不多，唯一希望来自悲剧和灾难的刺激和反思，在加上一位政治英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换言之，未来的希望在于中等灾难加上次强人因势利导。灾难太大，毁了；太小，不足使人警醒。领导人太弱，毫无作为；太强，会成为暴君。这模式出现过，文革浩劫加上小平魄力。非如此，任凭什么苦口婆心的劝说和苦心孤诣的谏言，可能都毫无效果。 四. 某些可能受到全球变暖气候影响的国家，也许真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此，马尔代夫的内阁会议挪到了水下，尼泊尔的政府高层会议也移到了喜马拉雅山上，目的是想引起全球的关注。然而，这种新版的“山海经”收效甚微。 五. 真正的希望不在政要，他们都是作秀，而在于全球公民社会。在本次会议期间，各种环保组织和公民团体积极施加压力，许多“好事者”还在会场外进行示威游行。他们为全人类的利益奔走呼号，代表了人类的良知。 六. 当代世界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这次大会类似一次“战国会盟”。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真实，因为任何协议文本都不过是手纸，至多不过是餐巾。要害是缺乏全球层面强有力的政治机构，而这仍然有待于人类经历一次中等全球灾难，联合国便是“二战”灾难的产物，由于灾难还不够巨大，因而各国对联合国的授权也只能如此有限。 七. 如果冰岛真的变成了里约热内炉（卢），耶路撒冷真的变成了萨拉热窝，那时再举办全球气候大会才有成效。然而，如果真如玛雅人所预言，人类的巨大灾难就在2012年，那么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了。人类种种疯狂，尤其是国人的房地产疯狂，似乎暗示了玛雅人的预言。西方人那句老话也许不假：上帝想让谁灭亡，就让他先疯狂。中国人也许有救，因为从来就不信上帝，不然，《2012》的逃难者不会选择中国的喜马拉雅高峰。 八. 这次大会没有把地球的温度降下来，反而制造大量温室气体，增加了全球暖化效应，从这个意义讲，这次会议熄火恰好契合了会议的主题。 九. 中国领导人学得聪明了，不像过去动辄在世界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让人民勒紧腰带，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援世界革命。关于G2的忽悠在这次大会上更加明显，好在与会中国代表还算头脑清醒，没有慷慨解囊。要想当头或充阔，就得大出血，不然谁说你好话——国人就喜欢听老外的夸奖。 十. 世界60亿人口，如果肚子胀气，憋一次放一次，可以人均减排废气50%！当然，世界人民要少吃豆类胀气的食物，否则，人均排放总量可能增加。可惜这次大会没有人发现这个减排废气的秘诀。 2009年12月20日
听说“小龙女”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颇有新意，与同事闲聊偶尔提起此书，没有多久，他就从台湾把这本书带回来，并慷慨相送。一口气读完，掩卷而思，始则心潮起伏，感慨不已，继而转入了平静甚至麻木，觉得她写的实在是家常便饭，历史和现实都不过如此。 一．日本人投降，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然而国共开战，一打就打了三年，战场上是血肉横飞，尸堆如山，血流成河；后方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小龙女”对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深感惋惜和不解，但她哪里知道，这才是历史的常态。秦末项羽和刘邦联手反秦，推翻了秦朝，两家就打起来了，打的时间比现在还长。一个家庭也是这样，有外人欺负时，共同对外，没有外人欺负时，兄弟之间就个个乌眼鸡似的，明争暗斗，整个一个小宫廷。 二．常言道，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在战场不是人。据“小龙女”考证，长春围困期间饿死人达30万！人们很快就遗忘了这些死难者，而相比之下，南京大屠杀的30万死难者毕竟还有人悼念，作者对此感到不平。然而她没有想到，死在外国人屠刀下和死在同胞的枪炮中毕竟性质不同。如果说大规模杀人的行为都是丑行，后者至少属于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史书记载，白起把赵国的降兵四十余万活埋，而项羽把把俘获的20余万秦兵也给活埋了，活埋的古代说法是“坑杀”，现代说法是消灭有生力量。据说埋秦卒的地方沙化了，尸体没有腐烂，后来化成了兵马俑，挖出了中国式木乃伊，成为中国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战场上，生命的死伤不过是个数字，胜利者作为战绩，还可给死者立个纪念碑，而失败者则作为教训，或称胜败乃兵家常事。 三．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在长春读书时，还听人常常讲起当年围城中挨饿的情景，说是一个窝头可以换一块金条，两个馒头可以领走一个黄花姑娘。记得人们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有人喃喃自语，赶上那年头，自己有几个窝头和馒头那多好！记得在文革期间，我们村的一个光棍，用200斤全国粮票就从四川领回一个姑娘当老婆，但那年月，200斤全国粮票可不是好攒的。要说饿死人，战争期间饿死30万也许算不了什么，在和平后的所谓“自然灾害”期间，据说饿死3000万！这数字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我们不妨打个一折，就是300万，那也一个一个血肉之躯。如果说这也是民间的说法，官方为何不把准确的数字公布出来？ 四. 四平战役之惨烈，在东北广为流传，说是战后下雨，地上的流的是红水，真正的血流成河！我的二伯父就牺牲在那场战役中，家里人从来没有见到尸骨。作为失去儿子的母亲，我奶奶的痛苦可以说是撕心裂肺。当年村里放的电影多是战争片，我奶奶说就不能看这种片子，而我们却对战争片十分兴奋，村里要放电影，总是过年似的，奔走相告，看到那写厮杀肉搏的场面感到很过瘾，不时还模仿几下。每年春节时村里拥军优属，给家里送几近肉，我奶奶看到那肉就默默落泪，从来不吃用这种肉做成的菜，而我们却高兴地狼吞虎咽。回头想想，自己当年是多么不懂事。后来乘车每次途径四平，心里就咯噔一下，但从来也没有勇气下车，去寻访二伯父的足迹和遗魂。逃避不仅是一种怯懦，也是一种冷漠。 五. “小龙女”感叹战争期间个人的命运如风中残叶，涛里流沙。其实，和平时期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在穷乡僻壤，吃饭喝水都成问题，幸运考上大学并倾家荡产读完大学生，也会成为流落在唐家岭的蚁族。生在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如果家庭背景是高官和款爷，那命运就大不相同，唱红漂皇交黑吃绿，屁颠屁颠的。对于这种不平，无奈的说是命，不服的说是不公，得势的说是发展的代价，看破的说这是政治弱肉强食。“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癒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没有一声‘对不起’”。看来“小龙女”实在是心太软，不懂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如果说政治是战争的继续，那么其真谛就是一个“狠”字。 六. 历史是英雄的历史，一旦成王称霸，就有人树碑立传。作为源代码，不准解码，作为正统之尊，是不能被颠覆的。因此，《达·芬奇密码》就犯了大忌，而把中正纪念堂改为民主纪念馆很难成功，国民党掌权就改回去。所以，无论为王为寇，关键要做大，个人杀人是犯罪，族群杀人叫除恶祛邪，黑社会杀人叫清理门户，国家杀人叫执行死刑。“小龙女”不写大历史而写小历史，不歌颂大人物而悲悯小人物，已经是犯忌了。 2009年12月20日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 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 A.S. Byatt 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 Sa’ib 语）：
黑龙江鹤岗的新兴煤矿狂吞108个鲜活生命。这使得09年大小矿难显得黯然失色，用大灾难掩盖小灾难，这是一种政治创新。 一．据报道，该煤矿今年还因“安全生产和信息化建设基础良好”，被选定为中韩合作“煤矿防灾三维信息系统”项目示范企业。然而，人们发现，这个“示范企业”在安全生产的管理方面漏洞很多，实际上是个“失范企业”。中国的许多“先进”或“模范”评比，都是为了树立榜样，并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子曰：“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可见孔子他老人家就特别重视圣贤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然而，标杆一旦出了问题，北斗就会陨落，众星就会失去方向感。于是，某些领袖尽管作恶多多，但形象还是要极力维护，否则，发现北斗不过是一块普通石头，众星还会共之吗？ 二．山西矿难频发，意味都是个体小煤窑惹的祸，于是前不久开始整顿、合并，将它们统合于国企之中。然而，黑龙江鹤岗的巨大矿难发生后，给这种整顿、合并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发现，矿难的悲剧接连不断，根本原因也许不在于煤矿姓“公”姓“私”，也不在于煤矿的规模和技术条件，而在于人权观，在于是否把人当作人对待，是否善待每个个体，是否尊重每个生命。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这话今天看来有问题，“中国人”的概念太笼统，应具体分析。自古以来，是否挣到做“人“的资格，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如果成为了皇帝，不但挣到的做“人”的资格，而且还是成为秉承天意和延续龙脉的超人，可以决定天下所有臣民是否能够挣到做“人”的资格。皇帝之下是高官，他们虽然在皇帝面前没有“人”的资格，并自称奴才，但是在下级官吏和普通民众面前，可以成为大人，底层民众（包括女人）不是小人就是草民，草民算不上“人”，而小人虽然挣到了做“人”的资格，但是却与“不是人”的坏人相差无几。 三．有人说，中国古代一向以民为本。这话不错，但基点不在于关注民众的个体生命和人格尊严，而在于君王和江山。没有民你给谁当君去？没有民谁为你种田织布倒尿壶？没有民谁为你马革裹尸万骨枯，打天下守江山？于是有人说，“以民为本”已经升级成了“以人为本”仿佛二八六升级为四八六。然而，“以人为本”关键在于以哪些人为本，如果是以弱势人群为本，那还算是一种对民本的升级，但若果是以领导人为本，那则是一种政治返祖，连民本的观念都不如。现实中，“以人为本”具有怎样的导向和效果，那还用明说吗？如果还有争议，那就问问：这次矿难中死的都是什么人？每年矿难中死的几千人都是什么人？当然，按照人民的概念，他们都是少数，为了多数，少数的牺牲不但难免，而且必要。这就是人民理论的逻辑。 四. 事件发生后，一位省级领导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要带血的鸡的屁！然而这话不现实，如同我们不要带毒的病菌，不要染毒药的韭菜，不要有性交易的歌舞厅，不要死人的战争……天下哪有那种两全齐美的好事！只要追求鸡的屁，那屁就会带血，红色鸡的屁似乎具有正当性。 五. 有人猜测，省级主要领导会被问责，因为有前例可循。说到此，人们都感叹那位运气不佳的高官：先是遇到非典被撤职，复出不久又赶上矿难遭问责。俗话说，小官靠混，中官靠拼，大官靠运。其实，这种问责没有一定之规，可问责也可不问责，关在看你在上层的关系，取决于政治需要。据说高官们有二怕，一怕身体不好，出仕途未捷身先死；二怕时运不好，因而常常求卜问卦，有些还笃信神佛大仙，例如河北那位迷信大仙的前副省长就是明证。这完全可以理解，官场如同赌场，官运如同三伏天，一片云彩一阵雨，谁也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哪阵雨中有雷，只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投签问路，中国文字就是这样发明的，你到殷墟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官运不但关乎身世沉浮，还涉及七大姑八大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么能盲人骑瞎马凭命由天呢？当然，一旦倒霉，那就认命吧。 六. 108人正合梁山好汉之数，但他们虽不是天罡星，也算是地煞星。毕竟是大型国企的职工，赔命钱自然高出许多。据说这次媒体报道很及时、公开。当然，我们在电视看到的，仍然是积极救难和领导看望伤者和安抚死者家属的画面，而没有那些哭天抢地的悲惨场面。把悲剧变成喜剧，把灾难变成政绩，这种中国政治文化由来已久。不信，你看看中国古代的文学，尤其戏剧，故事结局总是大团圆。中国不是没有悲剧，而是官方和民间都不愿正视悲剧。杯具（悲剧）也可作为洗具（喜剧），不是吗？ 2009年12月12日
自“钓鱼式执法”之后，又出现了“自焚式抗拆迁”。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对胡昌明违法建筑进行拆迁时，在与执法人员对峙中，胡前妻唐福珍点燃了汽油，自焚身亡。这个事件自然引发了媒体和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一．事后，当地官方承认执法有不当之处，毕竟死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争议的一方涉及人命，无论对方多么有理，都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因而，债权人害怕债务人以命还债，债务人害怕债券人绝食讨债，官府害怕百姓以死抗争，绝情人害怕痴情人悬梁自尽。普通民众不管是非曲直，总是同情死者及其家属。因而，无论涉及民众之间还是民众与官府之间的争纷，关键在于谁狠，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唐福珍自焚就是这种斗狠文化的产物。 二．胡的楼房属于违法建筑，但为何在建造时，有关主管部门没有出面制止？莫非背后有什么交易？当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也许这是许多政府管理的常态。例如北京周边的小产权房，明明违法，但当地政府的管理部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利用国家的土地为地方政府或村民谋利，是造福当地的善举，胳膊肘怎么能向外扭呢？然而，事情一久，就被视为理所当然，诸葛亮借用荆州后来也就不想还，没有登记的婚姻经过一定时间就成为事实婚姻，退下来的个别领导已经习惯了自己地位，因而继续喜欢出场露脸，并要排在领导人的前列。既然楼房建起来并使用了很长时间，胡和唐就自然把违法建筑视为合法建筑，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时间成为关键因素，尽管房子涉及的是空间问题。 三．在许多拆迁中，听话的房主给仨瓜倆枣就忽悠走了，强硬的钉子户则会乘机很敲一把。百姓早就看透了，政府欺软怕硬，补偿费用也是看人下菜碟，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不叫的孩子没奶吃。这样说来，胡和唐狮子大开口，张口八百万，也就不足为奇，不要白不要。 四. 也许本案拆迁真的是出于公共目的，但是许多拆迁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号，为开发商腾空间、掠地盘，而当地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大捞一笔。至于这背后的“房吃人”，毕竟比当年英国的“羊吃人”要隐蔽一些，历史终于进步了。对于拆迁和基建的公共性，政府很少说明，更不愿举行听证和论证，因而普通百姓对于各种“公共工程”或“开发项目”，多都是一头雾水，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不管三七二十一，自然一概抵制和乘机漫天要价，俗话说，得不得（读“dei”上声），头一嘴。当然，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变得聪明了，一旦忽悠不了钉子户，就让开发商出面搞定。开发商出钱买通黑白两道，钉子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五. 有人批评舆论缺乏理性，不顾“建筑违法”和“漫天要价”以及“暴力抗法”的事实，一面倒地袒护死者及其家属。实际上，要害不在于舆论这种偏袒，而在于为何形成了这种局面：凡是涉及政府的事件，舆论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把矛头指向政府？ 六．民众和舆论的非理性固然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发展，但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更大危机，在于民众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普遍不信任。上层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或者虽有所察觉但选择的应对策略是，政治有病，经济吃药，类似前不久湖北咸宁出现的右腿骨折，左腿手术 。在任何社会，如果政府失信于民，就等于政治自毁，而这比个人自焚更可怕。 2009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