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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七)减温大会熄火了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七)减温大会熄火了

全球关注的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终于落下帷幕,结果不出人们的预料,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大会和各国政要不能向外界透这个底。 一.发达国家不愿承担责任,更不要说补偿“原罪”了。发展中国家对此愤愤不平:你们发达国家把地球糟蹋成这样,要限制我们排放,你们得让我们也先尽情排放一把!这与限制核武器的情形大体相似:你们有核国家造足了核武器,然后就限制别国发展核武器! 二.结果是,如同限制核试验一样,防止全球变暖的希望也都会化成泡。追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贪婪,在于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念,在于基督教关于世界末日的倒计时时间观。贪婪使人类挑战和征服自然。自然资源有限,人类就不免弱肉强食,发展是硬道理,落后意味着挨打、受奴役,于是后发国家就要拼命进行物质生产和自我生产,于是地球就乌烟瘴气。倒计时的时间观暗示人类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到了末日,留下清洁的绿色地球太可惜了,还不如在末日前把它用完了。 三.世界诸国各揣心腹,各打算盘。穷国的民众不怕世界末日,因为本来已经活在地狱里,富国的民众觉得趁末日来临之前,应尽情享受。只有一场大灾难才能使人类真正反思,并能够达成某些共识。这和当代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差不多,唯一希望来自悲剧和灾难的刺激和反思,在加上一位政治英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换言之,未来的希望在于中等灾难加上次强人因势利导。灾难太大,毁了;太小,不足使人警醒。领导人太弱,毫无作为;太强,会成为暴君。这模式出现过,文革浩劫加上小平魄力。非如此,任凭什么苦口婆心的劝说和苦心孤诣的谏言,可能都毫无效果。 四. 某些可能受到全球变暖气候影响的国家,也许真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此,马尔代夫的内阁会议挪到了水下,尼泊尔的政府高层会议也移到了喜马拉雅山上,目的是想引起全球的关注。然而,这种新版的“山海经”收效甚微。 五. 真正的希望不在政要,他们都是作秀,而在于全球公民社会。在本次会议期间,各种环保组织和公民团体积极施加压力,许多“好事者”还在会场外进行示威游行。他们为全人类的利益奔走呼号,代表了人类的良知。 六. 当代世界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这次大会类似一次“战国会盟”。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真实,因为任何协议文本都不过是手纸,至多不过是餐巾。要害是缺乏全球层面强有力的政治机构,而这仍然有待于人类经历一次中等全球灾难,联合国便是“二战”灾难的产物,由于灾难还不够巨大,因而各国对联合国的授权也只能如此有限。 七. 如果冰岛真的变成了里约热内炉(卢),耶路撒冷真的变成了萨拉热窝,那时再举办全球气候大会才有成效。然而,如果真如玛雅人所预言,人类的巨大灾难就在2012年,那么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了。人类种种疯狂,尤其是国人的房地产疯狂,似乎暗示了玛雅人的预言。西方人那句老话也许不假:上帝想让谁灭亡,就让他先疯狂。中国人也许有救,因为从来就不信上帝,不然,《2012》的逃难者不会选择中国的喜马拉雅高峰。 八. 这次大会没有把地球的温度降下来,反而制造大量温室气体,增加了全球暖化效应,从这个意义讲,这次会议熄火恰好契合了会议的主题。 九. 中国领导人学得聪明了,不像过去动辄在世界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让人民勒紧腰带,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援世界革命。关于G2的忽悠在这次大会上更加明显,好在与会中国代表还算头脑清醒,没有慷慨解囊。要想当头或充阔,就得大出血,不然谁说你好话——国人就喜欢听老外的夸奖。 十. 世界60亿人口,如果肚子胀气,憋一次放一次,可以人均减排废气50%!当然,世界人民要少吃豆类胀气的食物,否则,人均排放总量可能增加。可惜这次大会没有人发现这个减排废气的秘诀。 2009年12月20日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六)“大江大海”是常态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六)“大江大海”是常态

听说“小龙女”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颇有新意,与同事闲聊偶尔提起此书,没有多久,他就从台湾把这本书带回来,并慷慨相送。一口气读完,掩卷而思,始则心潮起伏,感慨不已,继而转入了平静甚至麻木,觉得她写的实在是家常便饭,历史和现实都不过如此。 一.日本人投降,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然而国共开战,一打就打了三年,战场上是血肉横飞,尸堆如山,血流成河;后方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小龙女”对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深感惋惜和不解,但她哪里知道,这才是历史的常态。秦末项羽和刘邦联手反秦,推翻了秦朝,两家就打起来了,打的时间比现在还长。一个家庭也是这样,有外人欺负时,共同对外,没有外人欺负时,兄弟之间就个个乌眼鸡似的,明争暗斗,整个一个小宫廷。 二.常言道,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在战场不是人。据“小龙女”考证,长春围困期间饿死人达30万!人们很快就遗忘了这些死难者,而相比之下,南京大屠杀的30万死难者毕竟还有人悼念,作者对此感到不平。然而她没有想到,死在外国人屠刀下和死在同胞的枪炮中毕竟性质不同。如果说大规模杀人的行为都是丑行,后者至少属于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史书记载,白起把赵国的降兵四十余万活埋,而项羽把把俘获的20余万秦兵也给活埋了,活埋的古代说法是“坑杀”,现代说法是消灭有生力量。据说埋秦卒的地方沙化了,尸体没有腐烂,后来化成了兵马俑,挖出了中国式木乃伊,成为中国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战场上,生命的死伤不过是个数字,胜利者作为战绩,还可给死者立个纪念碑,而失败者则作为教训,或称胜败乃兵家常事。 三.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在长春读书时,还听人常常讲起当年围城中挨饿的情景,说是一个窝头可以换一块金条,两个馒头可以领走一个黄花姑娘。记得人们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有人喃喃自语,赶上那年头,自己有几个窝头和馒头那多好!记得在文革期间,我们村的一个光棍,用200斤全国粮票就从四川领回一个姑娘当老婆,但那年月,200斤全国粮票可不是好攒的。要说饿死人,战争期间饿死30万也许算不了什么,在和平后的所谓“自然灾害”期间,据说饿死3000万!这数字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我们不妨打个一折,就是300万,那也一个一个血肉之躯。如果说这也是民间的说法,官方为何不把准确的数字公布出来? 四. 四平战役之惨烈,在东北广为流传,说是战后下雨,地上的流的是红水,真正的血流成河!我的二伯父就牺牲在那场战役中,家里人从来没有见到尸骨。作为失去儿子的母亲,我奶奶的痛苦可以说是撕心裂肺。当年村里放的电影多是战争片,我奶奶说就不能看这种片子,而我们却对战争片十分兴奋,村里要放电影,总是过年似的,奔走相告,看到那写厮杀肉搏的场面感到很过瘾,不时还模仿几下。每年春节时村里拥军优属,给家里送几近肉,我奶奶看到那肉就默默落泪,从来不吃用这种肉做成的菜,而我们却高兴地狼吞虎咽。回头想想,自己当年是多么不懂事。后来乘车每次途径四平,心里就咯噔一下,但从来也没有勇气下车,去寻访二伯父的足迹和遗魂。逃避不仅是一种怯懦,也是一种冷漠。 五. “小龙女”感叹战争期间个人的命运如风中残叶,涛里流沙。其实,和平时期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在穷乡僻壤,吃饭喝水都成问题,幸运考上大学并倾家荡产读完大学生,也会成为流落在唐家岭的蚁族。生在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如果家庭背景是高官和款爷,那命运就大不相同,唱红漂皇交黑吃绿,屁颠屁颠的。对于这种不平,无奈的说是命,不服的说是不公,得势的说是发展的代价,看破的说这是政治弱肉强食。“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癒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没有一声‘对不起’”。看来“小龙女”实在是心太软,不懂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如果说政治是战争的继续,那么其真谛就是一个“狠”字。 六. 历史是英雄的历史,一旦成王称霸,就有人树碑立传。作为源代码,不准解码,作为正统之尊,是不能被颠覆的。因此,《达·芬奇密码》就犯了大忌,而把中正纪念堂改为民主纪念馆很难成功,国民党掌权就改回去。所以,无论为王为寇,关键要做大,个人杀人是犯罪,族群杀人叫除恶祛邪,黑社会杀人叫清理门户,国家杀人叫执行死刑。“小龙女”不写大历史而写小历史,不歌颂大人物而悲悯小人物,已经是犯忌了。 2009年12月20日

冯象:黎明的左手

冯象:黎明的左手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 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 A.S. Byatt 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 Sa’ib 语):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五)矿难夺命108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五)矿难夺命108

黑龙江鹤岗的新兴煤矿狂吞108个鲜活生命。这使得09年大小矿难显得黯然失色,用大灾难掩盖小灾难,这是一种政治创新。 一.据报道,该煤矿今年还因“安全生产和信息化建设基础良好”,被选定为中韩合作“煤矿防灾三维信息系统”项目示范企业。然而,人们发现,这个“示范企业”在安全生产的管理方面漏洞很多,实际上是个“失范企业”。中国的许多“先进”或“模范”评比,都是为了树立榜样,并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子曰:“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可见孔子他老人家就特别重视圣贤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然而,标杆一旦出了问题,北斗就会陨落,众星就会失去方向感。于是,某些领袖尽管作恶多多,但形象还是要极力维护,否则,发现北斗不过是一块普通石头,众星还会共之吗? 二.山西矿难频发,意味都是个体小煤窑惹的祸,于是前不久开始整顿、合并,将它们统合于国企之中。然而,黑龙江鹤岗的巨大矿难发生后,给这种整顿、合并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发现,矿难的悲剧接连不断,根本原因也许不在于煤矿姓“公”姓“私”,也不在于煤矿的规模和技术条件,而在于人权观,在于是否把人当作人对待,是否善待每个个体,是否尊重每个生命。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这话今天看来有问题,“中国人”的概念太笼统,应具体分析。自古以来,是否挣到做“人“的资格,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如果成为了皇帝,不但挣到的做“人”的资格,而且还是成为秉承天意和延续龙脉的超人,可以决定天下所有臣民是否能够挣到做“人”的资格。皇帝之下是高官,他们虽然在皇帝面前没有“人”的资格,并自称奴才,但是在下级官吏和普通民众面前,可以成为大人,底层民众(包括女人)不是小人就是草民,草民算不上“人”,而小人虽然挣到了做“人”的资格,但是却与“不是人”的坏人相差无几。 三.有人说,中国古代一向以民为本。这话不错,但基点不在于关注民众的个体生命和人格尊严,而在于君王和江山。没有民你给谁当君去?没有民谁为你种田织布倒尿壶?没有民谁为你马革裹尸万骨枯,打天下守江山?于是有人说,“以民为本”已经升级成了“以人为本”仿佛二八六升级为四八六。然而,“以人为本”关键在于以哪些人为本,如果是以弱势人群为本,那还算是一种对民本的升级,但若果是以领导人为本,那则是一种政治返祖,连民本的观念都不如。现实中,“以人为本”具有怎样的导向和效果,那还用明说吗?如果还有争议,那就问问:这次矿难中死的都是什么人?每年矿难中死的几千人都是什么人?当然,按照人民的概念,他们都是少数,为了多数,少数的牺牲不但难免,而且必要。这就是人民理论的逻辑。 四. 事件发生后,一位省级领导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要带血的鸡的屁!然而这话不现实,如同我们不要带毒的病菌,不要染毒药的韭菜,不要有性交易的歌舞厅,不要死人的战争……天下哪有那种两全齐美的好事!只要追求鸡的屁,那屁就会带血,红色鸡的屁似乎具有正当性。 五. 有人猜测,省级主要领导会被问责,因为有前例可循。说到此,人们都感叹那位运气不佳的高官:先是遇到非典被撤职,复出不久又赶上矿难遭问责。俗话说,小官靠混,中官靠拼,大官靠运。其实,这种问责没有一定之规,可问责也可不问责,关在看你在上层的关系,取决于政治需要。据说高官们有二怕,一怕身体不好,出仕途未捷身先死;二怕时运不好,因而常常求卜问卦,有些还笃信神佛大仙,例如河北那位迷信大仙的前副省长就是明证。这完全可以理解,官场如同赌场,官运如同三伏天,一片云彩一阵雨,谁也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哪阵雨中有雷,只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投签问路,中国文字就是这样发明的,你到殷墟一看就全明白了。这官运不但关乎身世沉浮,还涉及七大姑八大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么能盲人骑瞎马凭命由天呢?当然,一旦倒霉,那就认命吧。 六. 108人正合梁山好汉之数,但他们虽不是天罡星,也算是地煞星。毕竟是大型国企的职工,赔命钱自然高出许多。据说这次媒体报道很及时、公开。当然,我们在电视看到的,仍然是积极救难和领导看望伤者和安抚死者家属的画面,而没有那些哭天抢地的悲惨场面。把悲剧变成喜剧,把灾难变成政绩,这种中国政治文化由来已久。不信,你看看中国古代的文学,尤其戏剧,故事结局总是大团圆。中国不是没有悲剧,而是官方和民间都不愿正视悲剧。杯具(悲剧)也可作为洗具(喜剧),不是吗? 2009年12月12日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四)自焚式抗拆迁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四)自焚式抗拆迁

自“钓鱼式执法”之后,又出现了“自焚式抗拆迁”。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对胡昌明违法建筑进行拆迁时,在与执法人员对峙中,胡前妻唐福珍点燃了汽油,自焚身亡。这个事件自然引发了媒体和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一.事后,当地官方承认执法有不当之处,毕竟死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争议的一方涉及人命,无论对方多么有理,都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因而,债权人害怕债务人以命还债,债务人害怕债券人绝食讨债,官府害怕百姓以死抗争,绝情人害怕痴情人悬梁自尽。普通民众不管是非曲直,总是同情死者及其家属。因而,无论涉及民众之间还是民众与官府之间的争纷,关键在于谁狠,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唐福珍自焚就是这种斗狠文化的产物。 二.胡的楼房属于违法建筑,但为何在建造时,有关主管部门没有出面制止?莫非背后有什么交易?当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也许这是许多政府管理的常态。例如北京周边的小产权房,明明违法,但当地政府的管理部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利用国家的土地为地方政府或村民谋利,是造福当地的善举,胳膊肘怎么能向外扭呢?然而,事情一久,就被视为理所当然,诸葛亮借用荆州后来也就不想还,没有登记的婚姻经过一定时间就成为事实婚姻,退下来的个别领导已经习惯了自己地位,因而继续喜欢出场露脸,并要排在领导人的前列。既然楼房建起来并使用了很长时间,胡和唐就自然把违法建筑视为合法建筑,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时间成为关键因素,尽管房子涉及的是空间问题。 三.在许多拆迁中,听话的房主给仨瓜倆枣就忽悠走了,强硬的钉子户则会乘机很敲一把。百姓早就看透了,政府欺软怕硬,补偿费用也是看人下菜碟,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不叫的孩子没奶吃。这样说来,胡和唐狮子大开口,张口八百万,也就不足为奇,不要白不要。 四. 也许本案拆迁真的是出于公共目的,但是许多拆迁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号,为开发商腾空间、掠地盘,而当地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大捞一笔。至于这背后的“房吃人”,毕竟比当年英国的“羊吃人”要隐蔽一些,历史终于进步了。对于拆迁和基建的公共性,政府很少说明,更不愿举行听证和论证,因而普通百姓对于各种“公共工程”或“开发项目”,多都是一头雾水,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不管三七二十一,自然一概抵制和乘机漫天要价,俗话说,得不得(读“dei”上声),头一嘴。当然,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变得聪明了,一旦忽悠不了钉子户,就让开发商出面搞定。开发商出钱买通黑白两道,钉子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五. 有人批评舆论缺乏理性,不顾“建筑违法”和“漫天要价”以及“暴力抗法”的事实,一面倒地袒护死者及其家属。实际上,要害不在于舆论这种偏袒,而在于为何形成了这种局面:凡是涉及政府的事件,舆论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把矛头指向政府? 六.民众和舆论的非理性固然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发展,但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更大危机,在于民众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普遍不信任。上层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或者虽有所察觉但选择的应对策略是,政治有病,经济吃药,类似前不久湖北咸宁出现的右腿骨折,左腿手术 。在任何社会,如果政府失信于民,就等于政治自毁,而这比个人自焚更可怕。 2009年12月11日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三)“白宫书记”审判难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三)“白宫书记”审判难

安徽阜阳名闻天下,得益于“大头娃娃”和“白宫书记”。“大头娃娃”早已被人们遗忘,而“白宫书记”由于前不久接受审判,再度引起了关注。 一.中国人骨子里都有帝王梦,本土皇帝做不成,就设法过过西洋总统瘾。袁世凯他老人家先是就位总统,但觉得这玩意虽然新鲜,毕竟如西洋菜,派头多,味道少,于是就把皇帝梦变成了现实,因为皇帝才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一个地级市委一把手,自然不敢公然称帝,但建造中国式白宫并无禁令,以中国地方城市与美国首都平起平坐,足克为中国人挣得一点面子。这位书记问题不是出在建造白宫上,而是出在劳民伤财上,一个贫困地区的公仆竟以民脂民膏与白宫斗富比阔,曝光之后,自然引火烧身,身陷囹圄。当然,如果阜阳富得流油,则另当别论。 二.谁都知道,什么朝代,怎么饿也饿不着皇帝,怎么穷也穷不了官员,哪个城市没有大广场,哪级政府没住好楼房,哪个领导宴请没有山珍海味?当然,建造白宫,多少有些犯忌,且有暴露腐败之险,但这毕竟不能构成犯罪。然而,知情者以此为契机,挺身检举这位书记的其他问题,拔出萝卜带出泥。那些检举信自然回到书记之手,书记跟政法部门递个眼色,举报人的诬告、诽谤罪名就成立了,随后就进入监狱了,最后就消失了……这故事太老套了,毫无新意。自古道,好男不跟女斗,好猫不跟狗斗,好民不跟官斗,实际上是斗不过才不斗,中国文化讲面子,总得找个台阶下。 三.然而,闹出人命,毕竟玩过火了。书记没有想到,网络媒体如此厉害,以致上级领导顶不住压力,翻脸查办他的问题。你给领导惹火,领导也只能是挥泪斩马谡了。 四. 人们等待的审判终于开始了。然而不出所料,有关领导和负责审判的芜湖中院早就准备,小法庭限制了听众的人数,记者得到了有效控制,给被害人家属及其律师被给了几个下马威。相比之下,“白宫书记”却得显得很有派头,瘦死骆驼比马大,落马官吏比民强。还有,与皖人引以为荣的徽商不同,“白宫书记”毕竟是“徽丑”,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因而要控制媒体报道,这加危机补救。另外,他纵然成为了阶下之囚,先前的人脉还会派上用场,更不用说兔死狐悲、猩猩相惜之类的效应了。 五. 这次审判暴露出的问题,更多地使人们对中国的司法担忧。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司法,固然没有公正的审判,正如猫爪之下的夜莺没有好歌。司法独立也未必有公正的审判,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法官是秉公司法还是以权谋私。从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法官的业务素质,而是他们缺乏道德良知,正如中国足球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球员和教练的能力,而在于他们黑金交易。看来司法腐败与司法是否独立关系不大。司法没有独立时,人们还寄望通过司法独立遏制腐败,司法真的独立后,如果腐败涛声依旧,那连希望都没了。司法没有独立,虽然是一种缺憾,但人们毕竟还有某种希望。 六.这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隐忧,如果任何规则和程序,一遇本土染缸都走调变味,最后大家所适用的都是潜规则和隐程序,那么中国法治的希望何在?法治社会是人人遵守规则的“傻瓜社会”,“傻瓜社会”就像傻瓜相机,照出的都是标准相。对于实行法治来说,中国人也许过于聪明了,就如同对于苦攻科学诺奖来说,中国人过于聪明了。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吧。 七. 记得“文革”后进入大学的几批学生,当时颇有些人立誓发愿,决心献身中国的民主和法治事业,颇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慨,但后来一朝权在手,脑袋就立即被屁股决定了,就如同笔杆子被枪杆子决定了,那腐败的招法和疯狂程度,让老革命们相形见绌。于是,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80后和90后,可没想到他们一旦得势,也许比前辈们更疯狂,因为他们的在“骗子社会”和“疯子社会”的混合时代长大的。 八. 每个同胞们都报怨社会环境,但是都觉得无力改变社会环境,为了生存和“只有比你过得好”,就拼命违心跻身“上官”或“夏侯”之列,虽然给自己的上司磕头,却可以博得在众人面前的尊严,并赢得下级的笑脸和小秘的媚眼。人们都想极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不择手段,不顾人格,历史上那么多汉奸也就可以理解了。时代不同了,当代向上爬的理由也与时俱进,“好人不当官,坏人会掌权,那局面更糟!”官场上这类说法就很体面。在古代,对于权力的魔阵,聪明人有两种对策,一是钻进去,正途是科学取仕,歪招是阉体入宦;二是躲起来,或者削发为僧,或者落草为寇。今天,“桃花源里可耕田”,连许多野生动物都濒临灭绝了,绿林好汉自然难有存身之所。面对滚滚红尘的围剿,寺庙也未能跳出三界外,据说方丈与和尚也都有了行政级别。纵然有人想对自己狠心下手,无奈宦官取消了,割了也白割,连计划生育的名分都得不到。因而,只有科举取仕这条老路可以新走,据说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的场面空前火爆,为了分出高下,许多考题就像绕口令一样。 九. 回到开头的话题,芜湖中院对于媒体的批评自然不满,并极力为自己辩护。但舆论的压力也不可小觑。对“白宫书记”未来怎么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等到舆论冷却之后再“软着陆”。许多地方的官员胸中虽然缺少大格局,但这类小聪明从来绰绰有余。 2009年12月11日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銶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

王朔:我看王朔

王朔:我看王朔

1 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红高梁》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要现靡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年,这不是女性的幼稚面是他的幼稚和一相情愿。若说他和礼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礼平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起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话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王朔:我看金庸

王朔:我看金庸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都不叫个东西。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眼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王朔:我看老舍

王朔:我看老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息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朋友比较欣赏老舍的两个说随笔不是随笔说小说不是小说的短文,一个是写坐火车,上来一个特讨厌的人,有事儿没事儿专门麻烦别人,一路不闲着;一个是写一家子去看电影,没出门先张罗,姥姥舅舅七大姑八大姨都招呼到了,到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了,还礼数不减,彼此大家都客气到了,全坐踏实了电影也放完了。我跟朋友说,我比较喜欢老舍写的一武侠短篇小说,写一耍大刀的,身怀绝技,隐于闹市,各种人登门拜师,有硬乞的,有软泡的,老头就是不露,结尾是在月色之下,老头一人在后院练了一圈,怀抱大刀,望着月亮自言自语:不传,就是不传![BOOKS@AMAZON] 其余的就那么回事儿。我跟朋友说,想了想,又提了一回《骆驼祥子》,朋友勉强同意了,可我自己又放弃了,仔细想这本书现在放在我手里恐怕也不会再看了。知道老舍这名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传阅一些翻得稀烂没头没尾的旧小说,十九世纪欧洲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解放后十七年那些革命浪漫主义流行小说我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天,我们院一孩子借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缺了几十页的纸张发黄的小说,看它被翻得那个旧劲儿,我想当然以为这是本好看的书,上课的时候在底下看。刚读头几行感觉就很奇怪,那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既没有欧洲小说中颇费笔墨描写的伯爵夫人和开不完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也没有革命作家笔下一定会出现战争、屠杀和坐监狱的场面,只是很老实地写一个旧社会三轮车工人的日常生活。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页,始终等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就往后翻,翻到最后的残页,也没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节。那时像《苦菜花》《迎春花》这样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中都有一些性爱描写,《三家巷》《苦斗》和《青春之歌》几乎被我们当爱情小说阅读。托尔斯泰司汤达他们的小说就更别说了,描写性爱的那些章节都是书中翻得最旧的地方。

王朔:我看鲁迅

王朔:我看鲁迅

一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分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作 “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惟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

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前进,但是离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以科研为例,诺贝尔奖仍然与中国大陆从事研究的学者无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质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其体制性的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相应建议。 中国大学的“钱学森”问题 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跃进。从上到下掀起的一股狂热的激情,必欲一口气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大国,力争超英赶美。为了在短时期内炼出超过英国的1070万吨钢来,全民总动员,到处建小高炉,土法炼钢。各地居民无论是否懂得炼钢的基本技术,都投入到炼钢的宏伟事业当中。人们不惜把现有的钢铁制品拿出来,砸锅卖铁,再投到土高炉里,但在许多情况下,炼出来的铁疙瘩一无用处。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处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追求简单的产品数量而忽视质量,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农民,都相信可以创造高产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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