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 · ESSAYS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

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念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去年至清华服务,大表哥赵深见示大舅遗稿《天宝遗事诸宫调》曲集遗文,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大舅是一九八〇年六月逝世的,一晃已三十年了。那时我在昆明上学,母亲赶去了北京,是父亲写信告知的。父亲的信,平常多是回复我提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因我要去访他的老友,叮嘱几句。那一次却写了一页大舅与北图(今国家图书馆),及古籍善本保护的事,是要我牢记的意思。后来,母亲依我的建议,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忆大舅和清华生活的。还编了一份大舅的年表,由大表哥修订,增补了内容,交我润色。课余,遂根据年表翻阅资料,钩稽故实,渐有收获。以下就二三事略作说明,求方家指正;枝枝蔓蔓,不及修剪,是些随手记下的片断。 一 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幅导师与助教七人合影,大概是流传最广的历史记录了。前排三位导师,即王观堂、梁任公、赵元任,并讲师李济;后排三个助教,名字标作(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这照片最初登在《清华年刊》(1925-26年卷),一九二六年夏出版。 幼和(戴家祥)先生晚年,常来家中与母亲聊天。某日,谈到清华研究院往事,说:那张照片的说明弄错了,陆维钊因祖父病故,未能就任助教, 后排中央站着的是斐云。不久我回国讲学,母亲嘱查一下,说看照片像是大舅,不似陆先生。陆先生是母亲在松江女中的老师,他年轻时的相貌神态,母亲是记得的。戴老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从观堂习金文与甲骨文,故与大舅相熟;对老师的学术、投湖之背景和研究院史实,皆有探究。一九六〇年一月,清华大学迁观堂棺于福田公墓,八五年树碑,便是幼和先生撰的碑文(沙孟海书丹)。他的讲法应是可靠的。 查《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一九二五年)“七月,里北来受业于先生之门,先生命馆于其家。会研究院原聘助教陆君以事辞,主任吴先生命里承其乏,日为先生检阅书籍,及校录文稿”(《赵万里文集》卷一,页55;原载《国学论丛》一卷三期,1928)。这是大舅自己的记录,作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追忆王国维》载海宁蒋复璁(慰堂)先生文章,也说,因研究院主任吴雨僧(宓)先生来自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除了任公的助教由堂侄廷灿担任,其余助教皆东大毕业生。“分配给静安先生的助教是陆维钊君,陆君因病不能赶到,先请赵万里君代理,后来就由赵万里担任”(页119)。慰堂二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其时在清华兼课,任讲师,住古月堂。观堂入居清华园后,他常去请益,曾协助研究院第一期招生,是知情人(参见下文)。但“陆君因病”不确,或属误记;陆先生“不能赶到”的缘由,不是本人染疾,而是祖父病逝。同书另有观堂的女长公子东明先生的回忆,与戴老相同:“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昭(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万里]先生即由人推荐与父亲”(页412)。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从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

中文《圣经》旧译,以和合本(1919)流播最广。本月,和合本出了新旧约合订的修订版,好些读者来电邮报知,也有问看法的。书我还没见到,不好评骘,但修订是否必要,我以为尚可斟酌。 和合本不仅佶屈聱牙,且舛误极多,已不是秘密。这一点,现在连“护经”的教会学者也承认。但是,从网上信友的反应来看,修订版似乎并不讨好。什么缘故呢?教民念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习惯;尤其解放后大陆中断了译经,和合本几乎成了获准印行的唯一“官方”译本,因此在不少读者心目中,甚而变作了某种符号化“圣经”的代名词,不分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不管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各宗新教)。可难题是,那错处连篇,留着还是改掉? 假如我是用和合本的教会,倒有一个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个字也不改。当然,这不是建议有关人士收回不“护经”的言论。那样做,是跟全世界的学术过不去;时代不同了,代价太高,不值得。我的意思是,为传道计,那档子病语病句和误译漏译,宁可别动。传道不是做学问,标准是不一样的,万勿混淆了。在学术界,大家是把《圣经》看作古代以色列人和西方宗教的圣书、律法、历史文献、文学经典等等,是从历史语言、考古、神话学、宗教学、哲学各个角度出发,来解经译经,衡量译文,评论得失的。那同教会“牧灵”传道对译本的要求,根本是两码事。“牧灵”是做老百姓的“灵魂”或思想意识工作,传道,则是传中国化、中文化了的某一派基督教;绝非原装进口一套域外的话语,如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的宗教运动跟行为规范。正像国人烧香念佛,谁会去核对梵文巴利文与藏文经卷,搞懂每一个概念?至于和合本的语句拗口,就更不可纠正了,因那拗口的文字系着教民的宗派认同与宗教感情,是历史形成的宝贵的“牧灵”资源。这是首要的理由。 其次,错处有几句不难改,比如耶稣的训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合本《马太福音》7:1,16:23)。是传教士语文不及格,把“评判”说成“论断”,“体贴”跟“体会”弄混了。还有的却需要费点心思,推翻重来,才能还基督之言的神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和合本《约翰福音》16:20-21)。动词不对,意思全拧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不通,仿佛耶稣心虚,怕门徒生疑似的。参较拙译: 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amen amen lego hymin)…… 你们要悲恸,但那悲恸 要变为欢愉! 女人临盆时多痛, 因为她的时辰到了; 然而诞下孩儿,她就忘了分娩的苦—— 欢喜呀,人儿来了世上! 但是,此类舛误比比皆是,而有经验的译家都知道,替人改错要比自个儿重译艰巨得多。更要命的是,市面上已有好几种新教“牧灵”译本,号称“重译”,可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和合本的修修补补,一段话换几个字,语汇表达照抄。结果造成一个困局:和合本在既定教义与风格框架内可作的修订,皆已被这些“新译本”抢了先。故而和合本改动越多,便越是向后来者看齐,即失去特色,终将面临被竞争者淘汰的命运。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冯象: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悼Betty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自己是“前线教员”。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学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始之前。 一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梁球銶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然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当心冷气。我这才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冷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遵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保护嗓子。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认真细致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气。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格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抱怨,即使考不及格也心服口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权威,精通合同、代理、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领域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尽心竭力。跟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意思不用功呢? 二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立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录。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治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人,对文山会海自然避而远之。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

王朔:我看王朔

王朔:我看王朔

1 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红高梁》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要现靡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年,这不是女性的幼稚面是他的幼稚和一相情愿。若说他和礼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礼平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起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话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王朔:我看金庸

王朔:我看金庸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都不叫个东西。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眼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王朔:我看老舍

王朔:我看老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息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朋友比较欣赏老舍的两个说随笔不是随笔说小说不是小说的短文,一个是写坐火车,上来一个特讨厌的人,有事儿没事儿专门麻烦别人,一路不闲着;一个是写一家子去看电影,没出门先张罗,姥姥舅舅七大姑八大姨都招呼到了,到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了,还礼数不减,彼此大家都客气到了,全坐踏实了电影也放完了。我跟朋友说,我比较喜欢老舍写的一武侠短篇小说,写一耍大刀的,身怀绝技,隐于闹市,各种人登门拜师,有硬乞的,有软泡的,老头就是不露,结尾是在月色之下,老头一人在后院练了一圈,怀抱大刀,望着月亮自言自语:不传,就是不传! 其余的就那么回事儿。我跟朋友说,想了想,又提了一回《骆驼祥子》,朋友勉强同意了,可我自己又放弃了,仔细想这本书现在放在我手里恐怕也不会再看了。知道老舍这名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传阅一些翻得稀烂没头没尾的旧小说,十九世纪欧洲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解放后十七年那些革命浪漫主义流行小说我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天,我们院一孩子借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缺了几十页的纸张发黄的小说,看它被翻得那个旧劲儿,我想当然以为这是本好看的书,上课的时候在底下看。刚读头几行感觉就很奇怪,那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既没有欧洲小说中颇费笔墨描写的伯爵夫人和开不完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也没有革命作家笔下一定会出现战争、屠杀和坐监狱的场面,只是很老实地写一个旧社会三轮车工人的日常生活。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页,始终等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就往后翻,翻到最后的残页,也没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节。那时像《苦菜花》《迎春花》这样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中都有一些性爱描写,《三家巷》《苦斗》和《青春之歌》几乎被我们当爱情小说阅读。托尔斯泰司汤达他们的小说就更别说了,描写性爱的那些章节都是书中翻得最旧的地方。

王朔:我看鲁迅

王朔:我看鲁迅

一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分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作 “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惟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

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前进,但是离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以科研为例,诺贝尔奖仍然与中国大陆从事研究的学者无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质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其体制性的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相应建议。 中国大学的“钱学森”问题 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跃进。从上到下掀起的一股狂热的激情,必欲一口气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大国,力争超英赶美。为了在短时期内炼出超过英国的1070万吨钢来,全民总动员,到处建小高炉,土法炼钢。各地居民无论是否懂得炼钢的基本技术,都投入到炼钢的宏伟事业当中。人们不惜把现有的钢铁制品拿出来,砸锅卖铁,再投到土高炉里,但在许多情况下,炼出来的铁疙瘩一无用处。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处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追求简单的产品数量而忽视质量,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农民,都相信可以创造高产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理查德·波斯纳:美国国债的真实危险

The Real Danger of Debt The United States is deep in the red — and doesn’t have the political tools to get out. BY RICHARD A. POSNER |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6, 2010 In 2000,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balanced federal budget. Today, America has a deficit problem that threatens the country’s future. It is compounded by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fiscal recklessness, the economic crisis that began with September 2008’s financial collap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spending ambitions, and the mysterious ability of the weakened Republican Party to create political deadlock in Congress.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二)也说“地下出警队”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二)也说“地下出警队”

近闻长沙打掉了成批的“地下出警队”,而河北邯郸也摧毁了一些“地下110”。在拍手叫好和欢呼胜利的同时,人们也会生发一些疑问。 一.民众为何有事不去找警察和工商等执法部门,或把纠纷诉诸司法,而宁愿去找业余警察或地下执法者?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些人从事的是黄赌毒非法活动,需要“地下出警队”保驾护航。但黄赌毒分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可能感到求助“地上出警队”或“政府110”成本过高,结果不确定。 二.据说,人们有了纠纷或麻烦去找执法或司法部门,有时必须背后运作和托人说情,而解决的结果往往取决谁的关系更硬,看谁的出钱多。这样一来,人们就宁可或者默默忍受,或者请托“地下出交警队”帮助“消灾”或“摆平”。这好比穷人无力求医,往往只能求助于民间郎中或巫医神汉。 三.当事人出资并陪同执法者办案,已经盛行多年。执法者也有苦衷,人口四处流动,一些案件查起来十分困难,办案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例如异地追讨债务,债权人不出资,不好好伺候,谁为你去跋山涉水,到处奔波?一般民众的想法很简单,谁能搞定,谁办事的成本低,就找谁搞定。这种想法也许属于法律意识淡薄。但这里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地下出警队”的涌现,是否表明正式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实际缺位?否则,“地上出警队”为何被“地下出警队”所取代。 四. 人们的另一个疑问是,“地上出警队”为何长期容忍“地下出警队”的竞争?其中原因很复杂。首先,他们要全力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其次,他们要为外企、国企和重要的私企保驾护航,因为这事关当地税收和鸡的屁;最后,他们要把亲戚朋友的事情维护好。剩下的事,就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了。好人斗好人,算是误会;好人打坏人,那是活该;坏人整坏人,则属报应。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一)学生治死老师没商量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一)学生治死老师没商量

初看题目,读者还以为本文议论的是“法大杀师案”。实际上,这篇文字涉及的是最近爆出的另一个事件,即北大第一医院学生治死老师案。记得多少年前,市面上流行“爱你没商量”的俏皮话。这句话虽然痞味十足,倒能表示出一种霸气,用在本案似也凑合。 一.熊卓为是北大第一医院的研究员,属于老师的辈份。2005年12月,她感到腰疼,遂到本院诊治。本来是个简单的手术,但经过一番治疗,“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竟莫明其妙地离开人世。 二.熊卓为的丈夫感到妻子死得不明不白,便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发现,给妻子做手术的“医生”竟是没有行医资质的在校学生,治疗环节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他开始要求院方给个说法。院方称,患者出现了“并发症”,医院“立刻调集人员全力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这种说法似乎可以普遍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辩解,就如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官方的解释总是“少数坏人挑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三.死者的丈夫自然不会满意这种说法,苦苦追寻真相,想给妻子冤魂一个安慰,并通过此案,促使医院真正对患者负责,避免这类悲剧。医生在本院治疗竟落得这般结局,若是普通百姓,那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然而,个人面对机构,外行面对专家,毕竟会感到势单力薄,就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要医院把病例进行修改(据称篡改100多处),院方有关领导、医生和学生众口一词,法院就难以认定此案为医疗事故。这个案件一拖就是几年,一直没有结果。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九)“钓鱼式执法”有创意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九)“钓鱼式执法”有创意

据说几个月来,一些学者忽然发现了中国式法制的重要价值,颇有“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于是开始聚精会神地进行总结“经验”,打造“模式”,以便在全球推广。不过,他们当寻找独创的“中国元素”时,似乎进展并不顺利。近期媒体爆出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为他们寻找的“经验”或“模式”,似乎可以提供难得的例证。 一. 10月14日,孙中界从河南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大街上车龙马水,人山人海,街道两旁耸立着高楼大厦,商行店铺;黄浦江里穿梭着轮船游艇,劳燕忙鸥;东方之珠高耸云霄,新浦东日新月异……这一切都使刚到那里三天的他感到如梦如幻,兴奋不已。能够在这个大都市找到一份工作,他深感到庆幸。他还听说,上海的管理很规范,人人遵守规则,心里就感到很踏实。 二.他没有见过世面,更没有城市人那么多的心计和防范,以为别人遇到难处,理应帮一把。当有“乘客”诚恳求助时,没有多想就慨然应允。他哪里会想到,那求助的“乘客”在给他下套设钩,转眼间他成为了“非法运营者”,不由分说就被取证、审讯和罚款。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和阵势,惊的目瞪口呆,吓得六神无主。秋风暗动蝉不觉,钓钩漂浮鱼怎知。 三.遇到这种事,浑身长嘴说不清,跳进黄河洗不清,向公司怎么交待?向哥哥怎么解释?还没挣到钱,就要交巨额罚款,帮助人落得个违法,他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世道,无法忍受这种冤屈,于是便举刀挥向了自己的手指…… 四. 闻知此事,记者感动了,公众愤怒了,连黄浦江也怒吼了。人们早就听说,上海的“钓鱼式执法”十分了得,但没想到官心如此险恶,苛政如此歹毒。面对公众的质疑,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早有准备,理直气壮地回应:“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执法合理,证据确凿,不存在“钓鱼”或“倒钩”问题。这种回答自然在预料之中,所有官方机构遇到公众质疑,第一反应都是辩解,把责任一推六二五。城管执法局怎么能不保护自己的下属?怎么会不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公正”形象? 五. 然而,社会公众已经不容易忽悠,这种类似官方发言人的“回应”,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一些调查终于揭开了黑幕,这种“钓鱼式执法”已存在多年,有些执法部门雇佣了批量“钓饵”人员,通过提成的激励机制,每年的罚款收入高达数千万。许多受害者都求告无门,诉诸法院也落得败诉的结局。难怪浦东执法部门有人得意洋洋地宣称,“去年6场诉讼我们无一败诉!”执法部门有司法通道保驾护航,当然感到底气十足。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潜伏:办公室政治学?

海伦民:醉心梦语(四十)潜伏:办公室政治学?

一位朋友向我力荐《潜伏》电视剧,并送给我一套潜伏的DVD。我虽然几乎不看电视剧,但盛情难却,便每晚潜伏几集。一旦开头,兴趣还真的潜伏进去了。 一.故事说的是一个女游击队长与男特工假扮夫妻的曲折经历。当然,如用“女游击队长勾引男特工”之类的题目,虽然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毕竟有些不雅。“潜剧”一些情节显然经不起推敲,例如无论出现了怎样的紧急情况,中共地下领导也不至于如此冒险,匆忙派遣一位粗糙冒失的女游击队长,去做事关大局的地下工作。不过,观众不久就把这些疑问忘在脑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编导设定的诱惑逻辑:扮演假夫妻的孤男寡女,究竟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潜剧”可以看作《刑场上的婚礼》的另一个版本。在那个故事中,陈铁军和周文雍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虽然产生真情,但迫于严酷的现实,无暇顾及男女之爱,只能在刑场上用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那个感人的故事虽然浪漫中透出庄严和崇高,但观众看了毕竟存有些许遗憾。“潜剧”通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填补了这种缺憾。可见编导对观众的心理把脉确实很准。 二.在男女情感上,通常都是男人主动。然而“潜剧”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女游击队长主动进攻,而男特工保持矜持和理性。这样一来,剧情就好看了:观众非要看看那烈火怎么点着,那干柴怎么点不着。当然,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干柴不能始终点不着,但也不能烧成一团火、一堆炭。到了故事末尾,干柴烈火烧上一把,戛然而知,可谓恰到好处。常言道,美味不可多贪。 三.如果故事就限于孤男寡女的打情骂俏或欲亲不敢,欲罢不能,那就显得缺乏思想深度,甚至会蜕化成“红瓶梅”。于是,军统天津站的明争暗斗才是故事的主线,埋下的包袱是,国共特工在一个办公室里会发生什么。男女同住的性别潜伏是一重结构,国共同站的潜伏是另一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得“潜剧”显得立体化和复杂化。站里的骨干人员不多,但各揣心腹,各怀城府,一方面是国共特工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工之间的内斗。办公室里云翻雨覆,波诡云谲,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每个人都施展六韬三略,把厚黑学运用得炉火纯青。许多国人看后感同身受,竟认为这是对中国办公室政治的活写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真正的舞台,生活是真实的戏剧。虚拟的历史只有反映现实,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那个谢瑞林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唯利是图的红顶商人?那个吴站长名言,“当官不就是为了这些真金白银吗”,不正道出了许多贪官的心声?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八)重庆卷起扫黑风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八)重庆卷起扫黑风

几个月来,重庆的扫黑风暴越刮越烈,揪出了黑社会的老大,带出了红社会的黑掌门。重庆民众欢庆不已,全国公众也从中饕餮了反复打黑的麻辣火锅,咋舌称快。 一.重庆扫黑露出了红后台,一位前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浮出水面,多名干警应声落马。坊间传言官商一条龙,警匪一家亲,这话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最近长沙活跃着诸多“地下出警队”,采用非法手段替人“消灾”、帮人“出气”。他们的行为显然违法,但是这个警匪分离的例子,背后是否反映出民众对公检法的不信任?随地大小便固然不雅和不洁,但没有厕所是否就要求人们强憋?在传统中国,司法失信,人们往往期盼侠客义士出手,甚至梦想有济公那样的及时雨。在西方,佐罗和福尔摩斯那样神奇人物的构想,也表明官方的正义存有局限。相对于人们的希求,官方司法所提供的正义固然会有盲点,但盲点不应太多,对民众的正义诉求视而不见。一旦警匪实现了和谐,公共的利益和民众的安全自然就会落入黑公关的渣滓洞。 二.重庆涉黑团伙和人员之多,可能是近十年来的国内之最。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网民不免要质问重庆前几任主要领导,他们对当地的红与黑是毫不知情,还是有意“放水”?想到此,公众不禁为他们捏把汗,当然也为发动扫黑的领导捏把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这场风暴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黑龙江当年清查韩桂芝案,就导致了“官荒”,不得不抓大放小,并紧急从外地调干补缺。扫黑风暴继续下去,就可能继续拔起萝卜带出泥,一旦带出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那要如何收场?真理越过一寸就是谬误,扫黑和反腐也贵在把握度。比如那赖昌星,不能不追捕,又不能真追捕,不追捕民众感到不平,真追捕一旦审出敏感人物,那可就被动了。据说重庆涉案红社会的老大已经放出风来,说逼急了要鱼死网破。对此,有关领导不可不察,免得局面失控。 三.细而思之,红与黑往往是共生关系。没有小贩游击队,城管们何以为生?没有超生游击队,计生办的罚款哪里来?没有地下红灯区,黑社会的保护费谁来交?没有黑社会和违法分子,警察有何存在的必要?敌人消灭之日,也就是大将被解除兵权之时。因此,精明的警察绝不把黑社会剿灭,一如高明的武将绝不会把敌人翦灭,聪明的养鱼人绝不会绝泽而渔。例如,意大利的政要和警方对黑手党的拿捏,分寸就恰到好处。据说,在没有黑社会的地方,往往是红社会吞噬或承担了它们的功能,就如在没有露天厕所的地方,厕所设在室内。重庆的红社会的黑老大,错就错在对黑势力过于放纵,就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错就错在对华尔街金融大亨过分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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