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 · ESSAYS

高鸿钧:醉心梦语(二十)苏珊大婶

高鸿钧:醉心梦语(二十)苏珊大婶

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在猪流感的高潮中,在威士忌的故乡苏格兰,苏珊大婶一鸣惊人。她的臃肿身影与亮丽歌喉转瞬遍及全球,范围超过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速度则胜过猪流感。 一、《英国达人》选秀节目中爆出一个炸弹:语不惊人、貌不出众的苏珊一曲高歌,征服了观众、评委乃至世界听众,粉丝之多,数以亿计。这位明星中的歪瓜裂枣,虽然不是雾都孤儿,但毕竟生活在被人遗忘的悲惨世界,如泣如诉的《我曾有梦》饱含着《孤星泪》,浸满了大半生的苦辣酸甜。当评委和观众觉得这位大婶的嗓音可口而并不可乐时,全都震惊了,准备就绪的冷嘲热讽骤然变成了肃然起敬。随后世界震惊了:此音本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相比之下,那些嗲男的哼哼哼与浪女的嗡嗡嗡,更显得是末世的无聊呻吟,好像这世界上除了《我和你》,根本就没有她。 二、中国有个本山,英国涌出个苏珊。本山大叔山山翻越,慢慢热遍中国,苏珊大婶姗姗来迟,却突然红透世界;本山大叔二人转起家,苏珊大婶独唱走红。两人虽然一个是大叔,一位是大婶,且都称作shan,但我们似乎不应像某些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那样,简单类比,甚至不无牵强和不忌讨巧(无意暗讽《管锥编》)地拉郎配,尽管中国人在开玩笑时,总愿意占这类性别便宜。 三、据载,苏珊在14年前曾经登台试唱,但她成为了主持人嬉戏的体裁,也成为观众嘲笑的对象。在傲慢与偏见的故乡,有这样势利眼的主持人和残酷无情的观众,一点也不奇怪。当年那位主持人巴里摩尔,曾经在她演唱时,为了迎合观众的低俗趣味和卖弄他的下作搞笑技巧,不惜以裙后偷窥丑态来戏弄苏珊。这次看他的老脸往哪里藏,要想再躲到苏珊裙后,即使她不计前嫌,慨然惠允,那也要问问粉丝们是否答应。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九)猪流感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九)猪流感

经济下滑还没有见底,一场猪流感悄然而至。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一、禽流感虽然折腾了数年,但只在禽-人之间传播。猪流感病毒则实现了禽-猪-人的三结合,不仅穿梭于猪-人之间,还在人与人之间沟通,可以看作禽流感的升级版,正如电脑、骗术和腐败不断有升级版问世。这再次雄辩证明了,事物是普遍联系,也表明人类与禽兽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西方人人平等远不如佛教的众生平等来得更深刻、彻底。 二、转眼间猪流感遍及多个国家,闹得人心惶惶。为此,世卫组织不得不把猪流感的警告级别提高,正如某些上级不得不把握有自己短处的下属级别提高。如果人们还不理解何为何全球化,看看猪流感谈传播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就会豁然开朗,正如不懂权力的人们看看新闻联播,便一目了然。 三、从电视看到,一些国家的大街小巷都出涌动着“白兰地”口罩。口罩经营商由此可大赚一把,一些政府便不必担心言论自由,更省去了封口费。正所谓凡事有弊必有利。 四、伊斯兰教国家穆斯林暗自庆幸:都是你们养猪吃猪惹的祸,我们穆斯林不沾这东西,自然就没有这麻烦,还是安拉和先知穆圣有先见之明。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猪对人类的报复,尽管猪为人而生,为人而死,为人而肥,为人而瘦,因为这种说法会引火烧身:牛羊就不会报复吗?无论如何,一些穆斯林们会反问:你们基督徒嘲笑我们的女子披戴黑色面纱,现在你们连男人不都蒙上了白色恐布吗?报应! 五、据说美国的猪流感就比墨西哥温和一些,难道这玩意也欺软怕硬,看人下菜碟?虽说人们专软的挑柿子捏,但拉登们可反其道而行之,专撞纽约的铜墙铁壁。然而,病毒毕竟身单力薄,不同于人肉炸弹。 六、中国目前没有相关病例,虽然说要严防死守,避免人流聚集,但各个城市仍然乱发旅游券。某些老外无事生非,竟说猪流感病毒产自中国。中国尽管盛产污染和腐败,但在病毒版本上还达不到制造猪流感的水平,即便存有某些“疑似”,也属假冒一类,正如上海交大的“汉芯”属于伪造。 七、既然病毒是禽-猪-人三位一体,那么让猪独领风骚,对鸟人就显得不公平。于是,欧盟率先给猪平反,决定把“猪流感”更名为“新流感”。市场猪制品如此之多,如果人们都成为“猪八戒”,那损失就惨了,对于目前的经济危机无异于雪上加霜。实际上,欧盟一体化的第一推动力正是源于经济,正如地球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房地产大亨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政府高官和银行高管,学者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命题项目,新演员的第一推动力来自老导演,男老板后背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按摩女。过不了多久,世卫组织和各国就会纷纷更名,但理由会更巧妙。除了经济的考量,病毒一旦归入“新新”一类,暂时找不到对策,也就不应责怪人类无能了。人类对于自己的过错和无奈,总得找个说法。 八、如以往疫情一样,这次疫情对感染者是灾难,但却是媒体的嘉年华。没有新闻的媒体,就如退役军人、退休干部和退出舞台的明星。因此,常人的坏消息就是媒体的好消息。这次疫情本身就比新闻还耸人听闻,只是没有媒体那样赤身裸体,连脸都蒙上,都达不到赤臂(壁)的级别。这对于喜欢热闹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5月1日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八)驻京办与茅台酒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八)驻京办与茅台酒

漯河驻京办购买大量茅台酒,此事被网络抖落出来,一些网民不依不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一、驻京办的前身是就王朝的各省会馆,自然属于中国特色。伴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它们如雨后蘑菇,在京城扩散开来。其发展的速度比非典的传播还快。京城大街小巷中,遍布级别不同的各地驻京办,它们成为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地方官员在当地处处前呼后拥,鲜花掌声,一到京城,就显得官小,就如商人一到华尔街,就显得钱少,教授一到红灯区,就显得身体不好。设个驻京办,偶尔来京,有人接送,吃、住、游一条龙,宾至如归,那感觉真好。不然,地方领导纵然住总统套房,那也有些独孤求陪。经费不好落实,就让企业担着,而深暗事理的企业,所得回报自不待言。 三、更为重要的是,在京城办事要靠关系,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毕竟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需要未雨绸缪,润物无声。有了驻京办,就可以把握信息,联络感情,打通关节。在西方,这叫公关;在中国,这就攻关,民间的说法是“跑部钱进”。驻京办把地方的“土特产”带上来,再把京城的“政策”或“精神”转回去,这样的传经送宝,可以密切京内与京外领导的关系。 四、漯河驻京办一口咬定是给企业代买茅台。网民这回“人肉搜酒”就有些无奈,不同于那次“人肉搜烟”,能够把烟主给搬倒。话说回来,茅台就是给当地领导买的,也不为怪,因为当地可以生产“九五金尊”之类的特供烟,但无法生产茅台品级的特供酒,只能外买。据说到茅台酒厂去买都不敢保证是真货,可能是“茅坑”生产的,在京城购买也许更放心一些。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七)王帅诽谤案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七)王帅诽谤案

河南灵宝的王帅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洒家不免也想跟风,挖个坑,载棵树,洒点水,至于树苗是否成活,就不管了,集体植树都是这种心态。 一、王帅反映的是当地征地问题,这触及了本土资源,自然碰了当地领导的敏感神经。 二、征地建工业园区,那可是实施高科技的战略,属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质疑地方领导这种大目标、大战略,问题就严重了,要放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那可构成反革命罪,现在定个诽谤罪就算便宜了。公安尽管冠以“人民”二字,但是大都帮助领导欺压人民,只有“人民内部”矛盾时,他们或可主持公道。这正如许多环保部门保护的是污染而不是环境。 三、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就需要圈地。英国的圈地被称为“羊吃人”,但不能说中国的圈地是科技吃人。这个圈地的奥妙是批地一小块,开发一大片。尽管许多科技园区或工业园区都有名无实,但必须上马这些“工程”,搞不好是客观原因,不搞就是态度问题了。这背后的巨大利益,政府和开发商自然心照不宣,遭殃的只是那些被圈地的农民。 四、当地政府本来就是铁板一块,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别以为张帅跑得远一点就管不着你了,法网恢恢,密而不漏,派几个公安照样把你抓回来。只要地方领导拍案,公检法联合办公,从重从快,效率极高。小小年纪,喝了点墨水,在上海见了点世面,就敢对当地领导说咸道淡,还在网上乱贴图片,真是胆大包天。糟蹋当地领导形象,就是糟蹋当地人民形象,因为领导代表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领导人为本,没有官,哪有民?就像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简直无法无天,非得让你尝尝专政的铁拳。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六)泰国红衫军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六)泰国红衫军

前几天,泰国红衫军运动如火如荼,其中局势让人眼花缭乱,有些看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和玄机。 一、泰国红衫军运动是否模仿前几年台湾倒扁的红衫军,不得而知。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亚洲即便在民主运动中,也呈现出步调一致的色彩,至少在着装上是如此。在欧美诸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似乎很少统一着装。颜色的鲜明区分,使人想到两军对垒,在战场上,服饰上不明确区分,就可能敌我不分,乱杀乱砍。如果红衫军的原型与军队有关,那么,它暗藏杀气就不足为怪了。 二、兴旺发达的佛教文化与繁荣昌盛的色情产业,不男不女的人妖与一本正经的佛像,阴柔含蓄的泰女与刚烈残暴的泰拳,温善软弱的国王与威猛强硬的军阀,物欲横流的逐利奔走与如醉如痴的民主追求……所有这一切针锋相对的气质,在那个人间“香格里拉”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真让人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三、有幸跻身G20峰会的大国巨头,想就东盟峰会再风光一把,就如高官和大款刚从一个大宴会出来,加入另一个小宴会。无缘参加G20峰会的小国巨头,能够在东盟峰会露脸,多少可以补偿无缘身临G20峰会的缺憾和失落,见不到皇后,能够一睹宫女风采,也算一种艳福。各国巨头纷纷到场,摄像机也架好了,没想到让红衫军把这场搭起帐篷的宴席给搅散了。都是民主惹的祸。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五)朝鲜发卫星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五)朝鲜发卫星

朝鲜宣布发卫星,在东亚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其间变数十分微妙,令人感到有些扑朔迷离。 一、六方会谈几起几落,有时几乎达成协议,但还是无果而终。酒罢席散,各回各家,主人面对灯火阑珊,不免寂寞和失落。发一颗卫星,消愁解闷,也是一种选择。有人把这比作孩子摔玩具,意在吸引大人注意。这种比喻过于简单,就好像把朝鲜比作斯巴达,韩国比作雅典。朝鲜毕竟不是孩子,卫星也不是玩具。至于外界是否注意,与发射者无关。 二、朝鲜说是卫星,俄罗斯加以确认。日、美、韩都说是导弹。中国态度模糊。这背后反映出各揣心腹事。火箭可以携带卫星,也可以携带导弹,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但是对日美韩来说,则事关重大,如果发射的仅是卫星,那事前和事后的激烈反应,不显得小题大做吗? 三、朝鲜清楚,发射的即便是卫星,你们也要说是导弹,即便没有成功,你们也不会揭底。因为你们不借此制造一种恐惧氛围,怎么可以增加军费和扩展武力?实际上,你们会暗中感谢我,没有这个事件,你们怎么转移经济危机中人们的阴郁情绪? 四、日本声称要拦截,不然怎么体现保护领空安全的意识?没等朝鲜发射你就宣布发射了,明眼人自然会看破这“失误谋略”:在制造紧张情绪的同时,暗示自己获取信息的技术欠佳,可乘机增加研发经费。日本不遗余力渲染来自朝鲜的威胁,这多少类似猫鼠游戏。大猫通过夸大小鼠的威胁,并不在于提高警惕,而在于强化坚牙利爪,对付真正的对手。不然,日本怎么能把自卫队变为常备军,把经济强国变成军事大国?日本所玩弄的“恐惧战略”,不过是在国际社会面前“装弱”,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在国内争取反战党派和民众对于扩大军备的支持。既然如此,朝鲜的所谓“核威胁”实际上成就了日本右翼的梦想。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四)新医改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四)新医改

伴随4月的和风,新医改方案吹进了千家万户。百姓可能又要高兴一回,但许多担忧如西北春天的阴霾,挥之不去。 一、在医院行政化时代,普通百姓到大医院看不上病,只能就地治疗;医疗市场化之后,他们可以到大医院就医,但看不起病,而合作医疗机制却已瘫痪。过去,作为一种替代性医疗,还有巫医神汉,纵然是忽悠,但多少可以获得心理安慰。现在,人们不信那一套,最佳选择莫过于不得病,于是强身健体运动发展成练功热。一些练功者却走火入魔,某些功夫大师的骗术相继得逞,据说信徒中不乏高官。身体不行,面对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能尽情享受,自然是人生的一大悲哀。难怪自古皇帝最怕死,尽管长生不老之药没有求到,但那种心境苍天可鉴。几十年来,纵然花样翻新,病症似乎越来越多,病人也有增无减,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如故。 二、新医改强调医疗的公益性,这似乎给人们带来福音。但医疗事业早已成为市场的先锋队,白衣天使为超额完成创收指标而奋斗。由表及里的检查和围点打援的化验,不仅使所有现代医疗器械发挥到极致,还可避免医疗纠纷,防患于未然。至于那大处方,更是平常人士难以承受。结果是,看得起病的受不起折腾,受得起折腾的付不起费用。当然,医院自然欢迎这种医改,患者的红包照收,再从国家那里得一份大礼,岂非一举两得。国家的医改拨款纵然是疾风暴雨,但到百姓那里,有几个雨点就不错了。 三、医疗体制行政化并非没有优越性,享受程度与行政级别成正比。级别最高的有保健医生,可以享受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成果,因而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之类的祝福,也并非只是良好的祝愿,只是世界医学发展速度慢了些。但这毕竟是少数的一小撮,占用的医疗资源总量的比例毕竟不算大。比这差一等的是为数可观的“高干待遇”,据说他们占据的“病房”和花费的医疗费用,实在了得。我等小民无缘体验,没有无统计数字,不敢乱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占用了相当可观的国家医疗资源。第三等是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市场化以来发生了分化,报销的比例因行业或单位性质千差万别。最底层是失业或下岗的职工和没有保障的农民。他们或者没钱看不起病,或者有钱看不上病,或者既看不起并又看不上病。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三)上访症诊断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三)上访症诊断

“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某教授的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一、老上访户是困扰社会稳定的顽疾,如果其中99%能够诊断为精神病患者,那就省事多了,统统送入精神病院!剩下1%就好办了,一大锅牛奶加入一滴三聚氰胺,便不至于影响人们肌体健康。 二、知识就是权力,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是知识与权力的完美结合。该教授诊断这个顽疾,属于专业对口,无可厚非。错在没有进行实证调查,提出支持这个结论的具体数据。据说,经济学家就用数据说话,尽管他们诊断出经济危机。 三、上访问题十分复杂,首先与中国文化有关。民间认为,法是好法,全是地方官吏给弄错了,一如经是好经,全让和尚念歪了。在主持公道上,大官胜于小官;在坚持公理上,皇帝胜于大官。一旦有了冤屈,只要不满裁决,活着不见皇帝不死心,死了也要告到阎王殿。皇帝和高层对于这种说法也半推半就,这表明自己掌握着终极正义,同时也对下层官吏构成一种监督和震慑。于是,击鼓鸣冤、拦轿喊冤以及进京告状,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与之相关的制度也随之而生。据载清朝的京控人群就相当可观。当今发达的信访制度便得益于这种传统。实际上,英国也有类似传统。起初,民众告状要到伦敦找国王。后来,国王嫌麻烦,就让大法官代为受理。大法官又把案子交给下属法官,轻微的案子由乡绅构成的治安法官受理,把一般纠纷解决在基层。 四、老上访户的构成很复杂,诉求没有得到适当解决者,肯定不少。但是,按照自己的正义观一条道跑到黑者,也大有人在。这与传统偏重实质正义有关,百姓平时厌讼,一旦惹讼上身,往往要倾家荡产和豁出身家性命,坚决把诉讼进行到底。由厌讼到缠讼,似乎表明诉讼如鸦片,人们平时惧而远之,一旦沾上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有些像赌博,偶尔摸两把亏了本,就想把本钱捞回来,越陷越深,损失越大,就越要整体翻盘,因而难以罢手。如果有了程序正义的观念和机制,情形可能就大为不同。人们一旦卷入了纠纷,有些损失,该告就告。如果告不赢,经历了申诉亦无果,也就无奈算了,不至于生命不息,上访不止。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二)《中国不高兴》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二)《中国不高兴》

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伙人鼓捣了一本称作“可以说不”的书,在地摊上卖的很火。当时以为,对这类逆向煽情和反常造势的举动,如果当真,就中计了,还是远离为好。时隔13年,忽然听说“不”升级为“不高兴”,便有些经不起诱惑,找来看看。 一、以“中国”名义说事,可见其来头和派头。谁都知道,凡有“中国”二字,便令人肃然起敬,甚至不可抗拒。因为民虽然告官,但不能诉国。至于几个人如何能够代表“中国”,虽然不免令人生疑,但他们却得国情秘诀。但是,如果说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这种资格,那么他们就有篡党夺权之嫌了。 二、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既然人民当家做主,偶尔过把业余国家领导人的瘾,也许不算过分。对于最高权威,古代就有“宁有种乎”的质疑。做不得帝王,还有望做帝王师,就如运动员自己无力夺冠,却有望成为金牌得主的教练。无缘奉召讲课,就写书奏告天下;上传下达,可谓一举两得。这并非由于“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用时髦的话讲,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这当然不是对历史卖俏,而意在产生情感共振,归拢人心。 三、几位作者情感共振如何,颇令人怀疑。有的主张“文攻”,有的坚持“武卫”;有的想要中国当“拳王”,有的却要“打碎拳坛”;有的充满愤懑地怒斥“愤懑主义”,有的从容臧否文坛教主。几个人尚无法情感共振,那归拢人心的大目标如何实现? 四、当然,没有最低共识,几个人走不到一起。他们对于社会物质化和低俗化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但他们没有想想,人们将关注点从上半身转向下半身,从领袖的眼神转向馒头的白脸,从未来的理想转向当下的生计,这客观上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系。通过广告制造消费,借助媒体生产颓废,政治人被转变为经济人,愤青被转变为嬉皮士,这是美国政客和高参的绝招。这个奥妙竟然逃脱了几位真明白人的火眼金睛,未免有些遗憾。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一)G20峰会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一)G20峰会

G20第二次峰会4月2日在伦敦如期举行。它对媒体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普通民众,正如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尽管如此,遇到这些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盛事,洒家理应有话说,一如“李敖有话说”。 一、G20峰会同愚人节错开一天,这以雄辩的实施表明,它同愚人节具有本质的区别。 二、开会股市却跟着涨,散会股市跟着跌,不在于开会能否解决问题,而在于开会表明正在解决问题。政治是经济的晴雨表,就如股市是股民心情的晴雨表,老公钞票是二奶表情的晴雨表。要想股市牛而不熊,领导就要会而不散,一如英国的长期议会那样可持续发展。过年使小孩兴奋,美容使少妇兴奋,按摩使老头兴奋,开会使领导兴奋。领导一兴奋,股市一路飙升,就如斗牛士红斗篷一挥,公牛左右狂奔。 三、G20两次峰会在美国和英国举行,足见它们的地位。心病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是,惹祸容易去祸难,一如得病容易去病难,燃情容易断情难,假唱容易真唱难。 四、从G7到G8(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再到G20,标志着从西方中心转到大国中心,实在是重大历史进步。至于众多的小国,只能在精神上享受各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超级大国的总是小国或弱国,就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总是出口国,反对避税天堂的总是没有进入税制黑名单的国家。 五、G7、G20不同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强,联合国也不同于那时的周天子,正如拉登不同于荆轲,布什不同于秦王。春秋战国时的会盟,往往是东道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的峰会无须联合国的招牌;会盟参与者多是迫于强势,小国不得不从,峰会是强势的政治嘉年华,参与者津津乐道;会盟每次都达成盟约,会后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毁约,峰会聪明多了,只发表空洞的宣言,各国无需毁约。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躲猫猫

高鸿钧:醉心梦语(十)躲猫猫

“躲猫猫”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当时跟着起哄,不过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撒泡尿,不但难以增加总量,而且也不会影响含盐量。潮流过后,静下来想想,觉得还是要方便一下,但这次是在厕所里。 一、自古以来,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曾子不入圣母之巷。与此类似,嫦娥不奔彗星,玉女不入青楼,好人不进局子。 二、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就如侯门一入深似海,牢门便是地狱门。天蓬大帅违反天条都变成了猪八戒,常人违反地条就更不属于人类了。既然如此,看守所变成索命谷就不足为奇,一如快活林变成了将进酒(蒋门神被扔进了酒缸)。 三、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狗咬狗!过堂刑讯是不允许了,但是那暗中的煞威棒总是少不得的,这不用问坐过牢的人,每个换过工作单位的人都深有体会。发泄的快感自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不给点颜色,新进来人怎么会“懂规矩”,这规矩自然是求情、打点或疏通。 四、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就简单。古代的刑讯也有各种限制,官吏滥用刑讯可能惹来麻烦,就如公款吃喝也有限制,不能全都白吃(注:不是白痴)生猛海鲜。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八凉八热太多,就四菜一汤。要不然干脆一菜算了:满汉全席,这有利民族团结,皆大欢喜!官家人动手有风险,那就让牢头狱霸代劳,就如官府不愿作为被告,让律师代劳;周瑜不便出面,就让黄盖代劳;范蠡不便出面,就让西施代劳。 五、大王管小王,大官管小官,大妻管小妾(注:遗憾的是小妾现今变成了二奶),自古如此;原住民排斥外来户,老班生欺负插班生,旧狱霸收拾新嫌犯,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是有意唆使还是暗中放水,关键在于使用好这种本土资源。玩的就是心跳没有问题,一旦玩的就是心不跳,麻烦就大了。

高鸿钧:醉心梦语(九)猝死案

高鸿钧:醉心梦语(九)猝死案

“躲猫猫”一案刚搞定,陕西丹凤县中学生徐梗荣猝死案又起,好像电视剧的上一集刚完,下一级就及时播放,中间几乎没有插播广告。 一、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进了局子心脏突然急刹车。这个说法实在太笨了,可见他们并没有从“躲猫猫”教训中变得聪明;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躲猫猫”一案,因为他们无需知道这些。 二、自古就人命关天,因而“命案必破”不仅是领导的军令,也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民意。“2.10专案组”肩负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有个交待。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那是天大的冤枉,也许他们上厕所时都抽空阅读普法知识。 三、这类案件没有旁证,口供就如同经济危机中的信心,比金子还贵。要挤出口供并不容易,在身体上留下痕迹,日后会成为麻烦的证据,于是“双规”的连续作战法就是最佳选择,只是便宜了他,小小年纪就享受高干待遇。 四、不能如期破案不行,破案出事也不行。重要到是对领导得有个交待,而不是对百姓的生命和健康负责。专案组成为犯罪团伙,礼无可恕,情有可原。 五、对于徐梗荣猝死的关注,远远压倒甚至取代了对彭莉娜遇害的侦破。人类十分健忘,善于用一种不幸取代另一种不幸,就如用一个极端掩饰另一个极端。幸而在耶稣死后,没有救世主被钉上十字架上,否则,圣诞节的时间就要改了。不过,穆罕默德就深谙个中三味,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位先知。除安拉之外别无主宰,除穆罕默德之外后无先知。后人即便喜新厌旧,也无法取而代之。

高鸿钧:醉心梦语(八)公开官员财产

高鸿钧:醉心梦语(八)公开官员财产

针对公开官员财产的建议,某高官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此言一出,语惊天下。细而思之,他这惊世骇俗之语,却包含了深厚的政治和法律文化信息。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何只公布官员的财产而不公布百姓的财产?难道只有官员的财产才享受阳光,百姓的财产就只能处于阴暗的角落发霉? 二、官员是国家人,就如他们的人身秘密是国家秘密,他们的财产秘密也属于国家秘密。百姓的财产是私人秘密,与国家秘密相比,两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正因为此,福布斯财富名人榜没有官员的名字。 三、中国历史上,隐私与地位成正比,正如道德的尺度与地位成反比。皇帝可以饱览《春宫图》,百姓不得偷读《金瓶梅》;皇帝可以妻妾成群,百姓只能从一而终;皇帝泡妓女成为千古佳话,百姓婚外情则为弥天大罪。同样,在百姓只能跳忠字舞的时代,高官们却怀拥美女转悠华尔兹;当百姓只能不厌其烦地欣赏样板戏,高官们却在花样翻新地“批判”西方的“毒草片”;当百姓在被狠斗私字一闪念时,高官们却提前感受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官员跳舞是体贴群众,百姓跳舞是群盲起哄;高官泡妞是游龙戏凤,百姓恋爱是流氓成性。高官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阅尽人间春色,可以比翼连理般死去活来,鸳鸯蝴蝶般如痴如醉,而留给百姓的,至多不过是“红杏出墙”的意淫,以及“人面桃花”的怅惘。偶有“伯虎点秋香”或“待月西厢下”的浪漫,那也是文人雅士的艳福,而与平民百姓无缘,就像农民工与八大菜系无缘,公司的保安与小秘无缘,焦大与林妹妹无缘。官员家私不可公开,正如国之利器不可示人。 四、财产公开需要先计算财产。百姓的财产通常都不多,计算起来很方便。有些民间大款,还巴不得乘机显富,就如律师用夸大收入来美化辩术,股民以张扬收益来炫耀技巧。官员的财产那么多,实在难于计算。现金那么多本来就不好数,那股票起落不定,古玩字画更难估价,如何计价?百姓如果隐瞒财产不申报,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理,绳之以法。但是官员的财产就不好查,一旦转到亲属名下,或者干脆转到国外银行,对这种财产“躲猫猫”,恐怕网络游击队也一筹莫展。 五、百姓财产多寡并没有法律后果,因而百姓没有必要隐瞒真相。官员财产来源不清则问题严重,必然千方百计逃避公开。凡事先易后难,还不如让百姓公开财产,一如难于要求官员防腐,就要求百姓廉政;难于要求歌星真唱,就禁止观众假唱。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高鸿钧:醉心梦语(七)高校行政级别

高鸿钧:醉心梦语(七)高校行政级别

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一些学者不免一阵亢奋,如同瘾君子又嗅到白粉的余香。洒家听后三思,暗中嘀咕,期期以为不可。 一、校园与官场合为一体,实在是一个创举,这样一来,学官就可以兼顾,就如忠孝得以两全。孔子他老人家门下三千弟子,放在现在,搞不上个副部级,至少可以套个司局级,而不至于师徒如盲流一样,惶惶如丧家之犬。 二、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和归宿。学习是通往仕途的金光大道,考试是实现里鱼跃龙门的临门一跃。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和千钟粟。如果说读书与干仕脱钩,那范进中举也就不致激动得发疯,那孙山落榜也不致成为千古笑料。治学可以同时当官,就如官员可能同时经商,明星可以同时做广告,家有娇妻的男人可以包养二奶,实在便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三、高校已然市场化,如果与行政脱钩,只讲经济而不讲政治,就如股东只看股市,不理股长;雇员只服经理,不敬总理;大亨只求处女,不求处长,三陪只认钞票,不问选票。摸着石头过河,两手都硬。一手摸石头,一手抓蛤蟆,就会一手硬,一手软。 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方丈、和尚都有行政级别,高校不靠行政级别,这些毛往哪贴?知识分子过去是老九,不靠行政级别算是老几?没有官阶的教授等于野兽,不走仕途的学生如同畜生。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细想似乎有些道理。高校一旦拆除行政围墙,社会岂不成为了动物世界! 五、取消行政级别,高校那么多行政领导怎么安排?难道让刚刚玩得心跳的他们,过把官瘾就死?他们不是学者型“双肩挑”,就是行政型“两头热”。兼职领导也是领导,德育教授也是教授,就如彗星也是星,甲鱼也是鱼,宦官也是官,毒奶也是奶。 六、中国的高校几乎全是公立国办。没有行政级别,高校领导如何面对当地政府?如何面对社会?如何能够制服广大师生?最为重要的是,为了显得品学兼优,政界官员大都业余混个博士学位或搞个教授职称,一如名妓起个艺名,以示妓艺高超。如果高校领导只有职称而无官职,就只等于官员业余玩的那一半。这也太失衡了吧?

苏力:患难与共,血脉相溶——在“清华法学八十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苏力:患难与共,血脉相溶——在“清华法学八十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王振民院长, 各位领导和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昨天下午5点,忙完了公务,我查看电子邮件,查看了周到的王振民院长为我准备的今天大会的致辞。稿子很好,但难免公文化,不够真切。八十年才一回,哪能就这样放过了清华法学院,岂不便宜了王振民院长?!因此,我连夜自己准备了一份致辞,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听命于王振民院长,未经各兄弟法学院校授权而擅自代表他们,热烈祝贺清华大学的法学教育八十年。 清华1929年就设立了法学院,先后曾有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奚若、钱端升、程树德、燕树棠等在清华法学院任教,为中华民族培养和输送了许多杰出的法律和法学人才,例如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陈体强、王铁崖、端木正等。毫无疑问,清华法学院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清华中断了法学教育,直到40多年后,1995年才重建清华法律系,1999年再复建法学院。 法学教育中断40多年,我分享许多当代中国法律人的观点,这是清华的不幸,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某种不幸。但我也认为,历史的中断,失去一段可能的辉煌,也未必是一个值得后来者太多凭吊感叹的事件。历史充满了这种诡诘莫测,不仅出现于往昔,也完全可能因种种变局而出现于未来。而且,一个法学院甚或一所大学的光荣,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她的历史悠久。时间确实会使美酒浓郁醇厚,但时间也可能仅仅意味着年迈和败落,甚至衰亡。都说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有历史上最悠久的持续的法学教育,但它在今天世界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算不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名字,也并非一股最朝气蓬勃、鲜活生动的力量;它在当代中国的著名,也许更多因为它是时下中国法学意识形态的一个符号。 一如既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当下和未来,因此最重要的事是行动和创造。事实上,对于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清华法学院,是模糊的,更多是时空距离的创造;真正生动真切的其实是我们在过去14年间看到的这个新生的清华法学院。在14年里,特别是过去的10年间,在清华大学校方的全力支持下,在王叔文、王保树、王晨光、王振民——四“王”——主任/院长领导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清华法学院已迅速崛起,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座重镇,其实力无论是北大还是人大法学院都不敢小觑。张明楷、崔建远、高鸿钧、张卫平、王亚新等一批中年学者在中国法学界十分耀眼,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 不仅于此。清华法学院还创造了一个,在当代中国问题多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如何新建或重建法学院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如今正在上海交大等一些著名理工科大学得到有效复制。这就是,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凭借其雄厚的无形资产和相对雄厚的经济资产,在短期内,从全国各地吸引一批一流学者,便可能迅速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清华法学院是第一个成功的范例,这就是清华法学院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个模式的意义其实还相当实在。除了其他必要条件外,我认为,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法学教育同样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有形资产,也需要无形资产,首先得有钱,然后才可能有一流的学者,一流的校舍,一流的管理。也因此,清华法学院对当代中国几乎是白手起家、“过快”发展的法学教育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提醒:尽管法学教育主要靠讲授,无需昂贵的仪器设备,但千万不能以为办法学只要找几位教师,给几间教室就可以了。 清华法学的快速发展还对整个中国法学教育提出挑战,促使法学人反思。这个挑战并不是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其实应令人高兴。真正令人忐忑的是,尽管中国法学教育在过去30年里有了很大的成就,但就总体而言,水平并不高,积淀并不厚,进步还不够快,这才给清华法学院留下了可以迅速跨越的发展空间。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应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努力,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坚实和有效发展,特别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特别是面对中国在世界的迅速崛起。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必须面对,也只能面对的第一位的重任。 过去有一句老话:“同行是冤家”。但距离清华法学院空间距离最近的北大法律人并不这么看。这固然因为,或首先因为,清华法学院与北大法学院之间的历史渊源。在民族危亡之际,北大、清华和南开曾共同组建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我们曾患难与共!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将清华法律系并入北大,紧接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则把整个清华法学院并入了北大——我们曾血脉相溶!而过去10多年来,两院之间的师生交往,无论是正式的,还是日常的,更是家常便饭。 但更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追求。在法学教育、科研和管理等各方面的更多竞争、挑战和激励将有益于北大,有益于清华,也有益于整个中国法学教育。我们愿意并会一如既往,同包括清华法学院在内的全国其他法学院更紧密合作。这并非因为某种抽象的北大精神——兼容并包,而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不可能属于任何个人、学院或大学。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这就是中国,是中国的法治,是中华民族的正在崛起和伟大复兴。 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2009年4月25日夜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7 of 14
345678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