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 · ESSAYS

高鸿钧:醉心梦语(六)新商战

高鸿钧:醉心梦语(六)新商战

一、庞氏骗局—麦道夫投资—华尔街次贷—老美市场战略—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属于同一谱系。关键在于玩的大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二、广告可以制造消费,消费可以带动生产,生产可以增加鸡的屁,鸡的屁可以支撑政权合法性,这就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可惜的是,永动机毕竟没有制造出来,鸡的屁破无论憋得多大,放得多响,还是会破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 三、鸡的屁背后隐藏的是政治竞争、军事竞赛、文明竞标和种群竞技。上策是传教士神取,中策是资本家商夺,下策是原子弹武攻。上帝可以搞定就无须商人,商人可以搞定就无须士兵,正如茅台可以搞定就无需宝马,宝马可以搞定就无需阿姣。经济全球化也许暗藏玄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四、世界上的体制千差万别,但大抵不过两类:一类是以权捞钱,另类是以钱取权。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压迫进行剥削,后者通过剥削进行压迫。其余体制要么属于去过,要么属于未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五、过去,极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欧美,这次却轮到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充满吊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六、中国的购房团空手而归,老美聪明的做法是把积压的房子全卖给他们,然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统统收归国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美国。 七、据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忽然走俏。经济学家恐怕也没有几个能读懂,这种消息也许是炒作。后现代的人们已经不“思”和不“论”了,剩下的也许只有马克和资本,至于是否加上“主义”,无关紧要。据说世界进入了告别革命的时代 八、胖子减肥,要求瘦人一道节食。老美也许玩的就是这种把戏:自己忍饥,让别国营养不良,自己弄湿衣服,让别国淹得半死,自己挤泡沫,让别国吐血。这场“瘦身战”比热战和冷战都更巧妙,也更有效。不然,怎么能保住霸权地位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九、老熊的发展依赖能源,能源的价值依赖经济繁荣,眼看坍塌的大国又要崛起。造成经济萧条,老熊就跨了,梅普也就没谱了。对于老鹰来说,代价比冷战的军备竞赛小多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十、右手执美元,左手握黄金;两手变戏法,软硬在一心。老美把两张大牌攥在手中,先装牌不好,制造点烟幕,最后亮出王牌。小赌先赢后输,大赌先输后赢,作为这场危机的庄家,老美玩的是什么牌?谁先走出危机?目前似乎还看不明白。以往的教训在于高兴得过早。 2009.3.9

高鸿钧:醉心梦语(五)救危机

高鸿钧:醉心梦语(五)救危机

如火如荼的经济危机一来,便有了各种说法,洒家不甘寂寞,也跟着添油加醋。 一、上帝只给亚当安排一个夏娃,本来是作伴的,但亚当还是经不起诱惑,犯了那个原罪。老美有了自由女神却不知足,还要搞“二房”(“房地美”和“房利美”),怎么能不惹怒上帝呢? 二、感冒一来,治不治都得折腾几天,但总还是要治的。一遇经济危机,怎么救也得折腾几年,但总是还要救的。经济危机是经济悖论,而滞涨是悖论之悖论。悖论无法解套,只能转移。转移悖论的极致是那两个字,不信就回顾一下历史。 三、有人质疑政府资金投给银行,而不发给百姓,难道赎金不交给绑架者,交给被绑架者? 四、4万亿的营救方案千万不可认真,挽救的不是经济而是信心。秘诀在于做出姿态,而不真救,一旦真救无效,连信心都没了。 五、既然进入了数字化时代,8%的指标还会有问题吗? 六、适当夸大经济危机,不仅可以增加凝聚力,还可推脱责任。那三年不都是自然灾害惹的祸吗?如果有人还纠缠震区倒塌校舍,就让地震局再提高震级。 七、度过危机的上策在于增加忍受危机的能力,就如解决看病难的上策在于增加抗病能力,反腐败的上策在于增加忍受腐败的能力。 八、穷国想跻身富国难于女人变性,想步入毒国易如领导腐败,正如学者创新难于抄袭,当官易如读书。 九、个别老美把中国列入G2,有的国人就开始屁颠加颠屁,正如以夏变夷、危中寻机或多难兴邦之类的说法,我们总能找到快乐的理由,不然怎么能延续五千年呢? 十、经济繁荣则谈发展战略,经济危机则讲拯救谋略,经济学家总是双赢。 2009.3.9

高鸿钧:醉心梦语(四)就业难

高鸿钧:醉心梦语(四)就业难

据说时下就业难,似乎胜过蜀道难。问题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关键是解放思想,转变思路。 一、吃不上饭可以开饭馆,缺少文化可以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可以创业,正如抗旱最好的方式是防涝,反左最好的方式是批右。共度时艰需要逆向思维。 二、大学生当村官,有人感到委屈。科举取仕,读书做官,历来天经地义,村官也是官,苍蝇也是肉。除了体现中国特色,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 三、有人说,就业易与自己的学历成正比,就业难与父母的地位成反比。我不信这些说法,只相信数据。但是,领导的学历可以公开,子女的就业情况毕竟属于隐私,是不能公布的,更不能人肉搜索。 四、上马四大宏观工程:给地球涂个红嘴唇儿,给月亮割个双眼皮儿,给太阳戴个博士伦儿,给织女肥个大美臀儿。 五、启动四大中观工程:给长城贴瓷砖儿,给黄河直直湾儿,给长江镶个边儿,给喜马拉雅山堆个尖儿。 六、推进四大微观工程:给苍蝇戴口罩,给跳蚤戴脚镣,给蚊子戴避孕套,给细菌吃消毒药。 七、工程多了,可增选一些工程院士,剽窃的总是少数,多数是好的,就如危机经济的主体面是好的,心脏病患者身体的大部分是健康的。 八、如果这一切还解决不了问题,就继续转变思路:让有工作者享受劳动权,没有工作者充分享受休息权。据说现在是走向权利的时代。 2009.3.8

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美]布鲁斯·M. 麦慈格著,刘平、曹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5.00元。   《圣经正典》,[英]F. F. 布鲁斯著,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7.00元。   与圣经相关的学问,经常会跨过经学的边界,扩张到其他的学科。比如文学批评界曾热烈讨论的“经典”(canonical works)和“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都源自“圣经正典”这一概念。历代诗文当中,哪些篇章最终修成了正果、进了正史、被“封圣”,哪些作品被打压、被排挤、被“消声”,文学史上有多少定论可以推翻,还有几桩冤案有待昭雪,到底是哪些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悄悄左右这种遴选过程,这些话题无不与圣经的结集、正典的封定息息相关。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所谓的“正典”?   “正典”一词(canon)本是希腊字,本意是“用作规尺的直杆”,随后便有尺度、标准、规矩等意思。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这个词,最初表示使徒传下来的核心教义信条,指基督教独有的教义最为简洁的表述(如后世的“信经”一般)。后来,canon一词的词义更趋具体,开始专指由教会认可的权威经书的目录,也就是指哪些核心典籍应当入圣经。“正典”就是一份标准的书目,凡是入了正典的书卷便是受了神的默示,沾了仙气,可入正殿;而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书便是凡人自造的,没有圣灵灌注,要被打入偏殿。不入正典的书被划归为次经(相当于“候补”),甚至被断为伪经。这些次经和伪经,在如今的文献学家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古代教会眼中,却登不得台面,不能在教堂中当众诵读。   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正典所包含的篇目也有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开始写《论基督教学养》(De doctrina christiana)一书。在书中第二卷,他给出一份清单,将当时北非教会所认可的圣经篇目一一开列出来。奥古斯丁的新约包含二十七卷书,和现今各教派的圣经无异。但是旧约他列出了四十四部书,和现在天主教旧约的四十六部微有不同,和新教旧约的三十九部相比,则多出了不少卷。有些书从始至终都列在正典中,可还有一些书的命运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有时进入正典,有时又饱受争议。这些都是圣经正典发展史所要研究的题目。  

高鸿钧:醉心梦语(三)大师谱

高鸿钧:醉心梦语(三)大师谱

近日耳闻,网上闹腾的实在了得,据说大师被网民逮住软肋,浑身扒个精光,连五脏六腑也翻个底朝天。既然凑热闹的传统由来已久,洒家也未能免俗,便一溜烟地钻进网里。溜来溜去,觉得最刺激的段子也不过哪吒闹海一类,无甚新奇。最后,发现一份称作《大师谱》(文科男士版)的段子,虽不刺激,略觉好玩。心想,有菜谱、棋谱和歌谱,没见过大师谱,便随手下载: 一、社会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圣往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历史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人生观:吃个饱,搓个澡,刻个稿,讨个小(此条对外保密)。 四、个人简历:吃奶—读书—受迫害,吃饭—思考—受较大迫害,吃茶—著述—受最大迫害。 五、特色衣着:上衣越古越好,至少汉服唐装;裤子越粗越好,可选麻袋作料;眼悬墨镜,高深莫测,脚着木屐,踏地有声。 六、仪表举止:头发不求长但求白,可用白粉染;胡子不求白但求长,可用马尾接;貌似古稀之年,宣称百岁老人。心里圆角分,口中天地人;心里法术势,口中德贤让;心里黄赌毒,口中真善美。言语木讷,大言稀声;表情呆滞,大智若愚。傻得如诺奖得主,只剩智慧;穷得如《色戒》脱女,仅存真理。 七、客厅布置:摆三种家具:案板书桌,根雕茶几,老式藤椅;桌放一个砚台,三块砚条;一个大笔筒,三支毛笔;一个小香炉,三支燃香,一个大水晶球,三个小水晶球。左墙挂三幅画: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右墙悬三幅字:大篆、狂草和瘦金体(内容自选)。旧得掉渣的书架(空置几个书架,用于钓书)放三类书:神圣类:《圣经》、《古兰经》和《金刚经》等;占卜类:《周易》、《麻衣神相》和《推背图》等;古典类:《尚书》、《竹书纪年》和《左传》等。 八、个人特长:酷爱屈原的《橘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熟记自编九首风体《诗经》,说是孔子作为低俗内容删去的,说是马王堆挖出来的,说是写在辛追夫人的肚兜上的,说是那绢丝一遇空气就风化了,幸亏摄影师偷照下来,幸亏摄影师是他的外甥孙子,幸亏外甥孙子不在了,幸亏这佚诗就一人独有。 九、交往方式:如有人来访,第一次:委婉透露规划:修订《四库全书》,撰写《二十六史》,搜集被孔子删去的《诗经》;第二次:羞涩显示特长,让来访者感到对全部古典如数家珍;第三次:严厉训斥对方读书少,神秘称其印堂有黑气,使之由敬转而生畏,从心理上彻底征服、摧毁和控制之;第四次:真情讲述自己的坎坷和不幸(越悲惨越好),一生遭受他人迫害、政治迫害和社会迫害(越残酷越好),无迫害难显刚毅,正如无悲情难获同情;第五次:坦诚募捐:买书需要票子,盛书需要房子,红袖添香夜读书需要小妹子——一切都是为了学术和真理,奉献万岁!人性厌故喜新,宜深居简出;人情重难轻易,常欲迎还拒。如请吃难辞,临场点一只黄瓜,一只海参,一只香蕉,寓意带刺顶花,带刺不顶花,既不带刺也不顶花。 十、露馅对策:不具体答辩,因为越抹越黑,只玩躲猫猫,顾左右而言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脚正不怕鞋歪,心底无私天地宽……如真坐牢,就向世人宣布:我不上十字架谁上十字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2009年3月4日摘自“一溜烟”网站

高鸿钧:醉心梦语(二)鼠兔头

高鸿钧:醉心梦语(二)鼠兔头

一、近闻圆明园被掠走的鼠首兔头在法国拍卖,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二、国人追讨文物,只是讨债,无需反思,流失文物是杂毛强盗的罪证,并不是黑发同胞的耻辱。耻辱容易忘记,而罪证不可磨灭。 三、文物是一种意义载体,一旦进入市场,就如爱情、情谊和灵魂称斤论两,剩下的只有铜臭味。所谓文物不过是将交易贴上“文化”的标签,正如厕所称作盥洗室,妓院称作歌舞厅,高官称作公务员。 四、意义的享赏是心灵之旅,可诉诸感觉的聚焦、记忆的咀嚼以及想象的驰骋,也许不必占有任何实体。然而,文物界的小贩大师,并非都有“物”无“文”,就如情场的红男绿女,并非都有“性”无“爱”,官场的教授博士并非都有“术”无“学”。 五、拔一根白萝卜就说是千年老参,摘一只黄瓜就说是绿色海参,垒个篱笆墙就说是万里长城,搭个狗窝就说是美国白宫,撒抛尿就说是世界温泉,捡一堆牛粪就说是金字塔,掏一个破夜壶就说是圣杯,弄半块老鼠牙就说是舍利。这是一个需要文物而产生文无的时代,正如需要友谊而产生友异,需要超人而产生抄人,需要领袖而产生领秀。 六、像股市需要猛炒一样,文物也需要巧炒,不然怎么会更有价值呢?以爱国的概念股追讨流失文物,明里同胞喝彩,暗中炒火市场,可谓一举两得。与其他商人相比,文物贩子显得尤其精明,毕竟沾点文气;与其他女性相比,妓女显得特别灵明,毕竟弄些风月;与一般群众相比,领导显得格外聪明,毕竟经常学习。 七、从《不差钱》到鼠兔头拍得者“不付款”绝无内在关联,纯属巧合。既然导演热心,演员热情,观众热衷,戏怎么会不演下去呢!诗曰:鼠兔鼠兔,头不暇顾。念此在彼,买我文物。好戏还在后头。 2009.3.3

海伦民:醉心梦语(一)不差钱

海伦民:醉心梦语(一)不差钱

一、这个春节,生活就如时下许多影视剧和正确的废话,出奇的无聊。一年一台的“春晚”,自然不会错过。不抱希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纵然节目大都无聊,毕竟可以以毒攻毒。没想到网民事后对“春晚”非议不少,对小品《不差钱》颇多微词,并开始对老赵说三道四,其中以“巴蜀鬼才”魏明伦的“炮轰”最具杀伤力。这不禁使我一惊。作为东北那疙瘩的老乡,不免有些不平,于是就有了这些醉心梦语。无知者无畏。 二、有人说它荒诞,脱离生活。我看它虽然荒诞,却十分贴近生活。因为生活远比小品的情节更加荒诞。不信,你问问老赵。从走街串巷的梨园丐帮,到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从缺娘少爹(注:娘死爹嫁人)的赵氏孤儿,到当下争着抢着被叫爹;从当年几乎打光棍,到今日怀中拥着梅开二度的娇妻及其一箭双雕的龙凤胎;从小时候穷得叮铛响的窘境,到今天钱多花不出去的烦恼……这一切是否都显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用不着猛掐自己的大腿来检验真假,也用不着误以为置身梦中并连连祷告不要醒来,因为掐多了会影响健康(注:他在某小品中的腿瘸不是掐出来的而是装出来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梦。一不留神,就成名人。 三、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个人生活荒诞只是荒诞的独角戏,两个人生活荒诞算是荒诞的二人转,全国人生活荒诞才是荒诞的大秧歌。纸老虎硬说是真老虎假,似乎一切反动派都是真老虎了。汶川的堰塞湖没有经过设计毕竟质量欠佳,一泄就通,而三鹿牌人工堰塞湖却牢不可破,至今还把许多小朋友堵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力。老K们天天山珍海味,沟满壕平,翻蹄亮掌,穷孩子发烧却无钱就医,绝望中捧着鲜艳的红领巾,伴着“明天更美好”的优美旋律,决意引颈悬梁。无与伦比(注:至少是耗资)的奥运政治股正处在无与伦比的牛市巅峰,而人人看好的经济股市却一路狂跌(注:与老赵的徒弟们叫爹无关),熊得不能再熊。国库钱多得让领导们发愁,而那些干旱地区的芸芸众生几乎熬成活体木乃伊(注:说不定是对埃及木乃伊的一种创新)。高校增员,企业裁员,事业满员,机关超员,倾家荡产的莘莘学子一跨入校门,就成为了失业大军的预备役,把老爹老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惟一希望,提前化成了泡影。房产大亨通过垄断市场把房价翻几番,刚刚看到房价回落的一线希望,政府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频频拯救房市(注:这里的“市”不应写作“事”),捍卫房价,因为那里面有鸡的屁(GDP)。尽管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企金融老总的年薪最高还可拿到280万,这叫与世界接轨,而作为名义股东的贫困农民,过年时几乎买不起几张祭祖招魂的纸钱,那不过是为了接回家鬼。还有,与某些医生把轻病患者治死不同,一些律师巧妙地成为法官的贴身三陪,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是吸益鸥(CEO)的精神跟屁虫。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荒诞,却都是真切的生活,那么平常。只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儿。

Determinants of the Olympic Success of Different Countries–Gary Becker

Determinants of the Olympic Success of Different Countries–Gary Becke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men and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tuned to their television sets and clued to their computer screens as they followed the Olympic extravaganza in Beijing. The pride taken by peopl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ir own athletes as they compete against the best from other countries is truly remarkable. To Americans, the main interest this year has been Michael Phelps’ pursuit of a record setting 8 gold medals in swimming-which he accomplished- the gold and silver medals won by two young American girls in the all around gymnastic finals, and the new basketball…

Financing the Olympic Games–Richard Posner’s Comment

Financing the Olympic Games–Richard Posner’s Comment

按:这是波斯纳对贝克尔 “Determinants of the Olympic Succes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一文的评论。 When a sport or other game is played all over the world (chess for example, or soccer), it is natural that there should b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oddity of the Olympics is that they are presented as athletic competitions between nations, rather than between teams each of which presumably would have a permanent residence in one nation yet might recruit team members from other nations as well. Nations in the grip of nationalist emotion or wanting to advertise their power to the world (nations such as Hitler’s Germany, which made…

刘皓明:“可怜的荷尔德林!”——评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

刘皓明:“可怜的荷尔德林!”——评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

  只因道听途说的谣传,便把某西洋诗人树为偶像,进而自做姿态,以那偶像或偶像的大祭司自居,恬然配享于为那诗人修造的大雄宝殿:一个世纪以前,苏曼殊就这样被供奉成拜伦的佛前童子;近一个世纪后,某个自杀身亡的写诗的青年,则更聪明地借了比拜伦远为明亮的荷尔德林的光环。但相形之下,拜伦却要比荷尔德林幸运得多,因为拜伦的主要作品,我们早就有了较为忠实的翻译,虽然他一度有的光环,反因此而黯淡了,以至于现在没人还相信自伤自悼、吃花酒、贫困、来往于佛俗之间的苏曼殊同跛脚、风流、富有、傲慢和精明的贵族拜伦勋爵,可有多少可比性。荷尔德林则不同。同实际参与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独立运动、最后死在希腊的拜伦相比,只曾在诗歌和书信体小说《旭裴里昂》等作品中神游希腊的这位士瓦本诗人,尽管在我们这里光环一天亮似一天,然而直到今天,“偶”他的人们之所以对他顶礼膜拜,大多不是因为看了或看懂了他的作品,乃是由于道听途说:自杀的文学青年崇拜他、海德格尔谈论他,对一些人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最后居然精神失常了……    [BOOKS@AMAZON]        在真正严肃的了解如此缺乏、成规模的翻译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出版社出版一本自称研读荷尔德林多年的留德学者翻译的《荷尔德林文集》,本应如雪中送炭,可慰藉广大久闻这位晦涩诗人之名、却一直无缘与其作品觌面的读者的渴望之情,然而看了这本厚达500多页的文集,我怕大多读者同我的感受一样:那就是“失望”。      版本问题     研究荷尔德林,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版本。除少数生前发表的作品外,荷尔德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些反复涂改的手稿。这是阐释学上的噩梦: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定稿,那么我们的编辑取舍原则,就要受制于对文本的阐释;而对文本的阐释,反过来又要求有一个定稿的设定。故荷尔德林作品的版本问题,是诗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荷尔德林的全集,目前以两个版本最权威,但编辑的原则却截然相反:一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出版、由 F.Beissner 主编的所谓施图加特版,另一个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版、由..Sattler 主编的法兰克福版。但戴晖先生所据的底本,却并非这两者之一,甚至J.Schmidt编辑的德意志经典社的选注本(虽不权威,然有一定的创见),也不取,而选用了一个不被学术界承认的通俗本。据“文集”的序言称,戴先生在德国留学,研究的是荷尔德林,但在底本的选取上,却丝毫不见这一段训练的痕迹。      粗心之失   版本之外,最暴露其训练之不足的,是翻译的质量。先说明显的粗心造成的错译。   该书页99:“我找到了他,忠诚的姑娘”。“忠诚的”原文为teure,其意相当英文的dear;戴先生译为“忠诚的”,则是把teure误当成 treue了(这样的混淆不止一处);又“姑娘”的原文是Diotima,本是主人公所爱女人的名字,译为“姑娘”,不知何谓。又如页535之“金色的篱笆”,按原意应“金马嚼子”,戴先生却译“金子”为“金色”,把马的“嚼子”(Zaum)错当成了“篱笆”(Zaun)。又戴先生对“马”似颇有抵触的情绪,如页534中,有“一个人讽刺自己”这样的译法;其中“讽刺”的原文作spornen,其本义为“骑手用靴子跟部的马刺踢马肚子,使马快跑”,故原话的意思,是“鞭策自己”,故此“刺”非彼“刺”,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类似的低级错误,书里太多,虽说是“粗心”,却也颇见戴先生德语训练的不足。

刘皓明:多余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

刘皓明:多余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

《伊斯特河》(The Ister)是一部由两个澳大利亚人(Daniel Barison 和 David Ross)拍摄的纪录片(2004出品),也可称“电影论文”。其主题建立在马丁·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一首后期无标题咏歌的讲座上。这首诗编者们一般冠以“伊斯特河”(Der Ister)的标题。电影的主线,是对一两个法国哲学家等的采访,其中穿插以多瑙河(古称伊斯特河)沿途的风景和时事,以及对诗中涉及的历史的追溯。这些镜头用以印证和反思海德格尔的论著和荷尔德林的诗歌。 电影讲的是一个德意志哲学家对一个德意志诗人的阐释,但是两名盎格鲁—萨克森—犹太世界的电影作者,却几乎完全依赖高卢的哲学家作为采访的对象和解说人(此外只采访了一个德国电影制片人),这本身既是一种未曾自我意识的反讽,同时也表明了电影的角度、立场、观点和视野的取向乃至局限,更暴露了英语(乃至法语)世界在荷尔德林的接受与阐释上的偏差。我这篇短文,并不打算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评论,而只想从其中的两个细节入手,来简要说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是怎样一个麻烦而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细节:影片最主要的被访人和解说人,是一个名叫 Bernard Stiegler 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他夸夸其谈,但内容多是老生常谈,其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永远进入不了哲学”。从电影看,除了一种爱夸大其辞修辞习惯,我看不出他冒出这么一句完全站不住脚的话,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早在海德格尔出生近一个世纪前,荷尔德林就已经进入了哲学,而且是介入了当时哲学的中心。在图宾根神学院上学时代,荷尔德林同黑格尔和谢林是同学和好友,攻读过康德、斯宾诺莎;后来又来到当时思想最活跃的耶拿大学,聆听费希特的学说,1800年前后,又深受施莱耶尔马赫的影响。这些耳熟能详的事实,Stiegler 想必知道。但他是否确切知道,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尤其是 Dieter Henrich),荷尔德林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形成所作的贡献,远较人们过去知道为大;特别其后期诗歌(指1806年精神失常前的最后几年),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与当代哲学家们的对话,特别是同黑格尔和谢林;荷尔德林的诗歌,大约是但丁以后最哲学的诗歌;诗歌以外,他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论文手稿;专门出版哲学著作的汉堡的出版社 Felix Meiner,在其“哲学书库”里,就有一本收集了这些手稿的专辑。所以,说海德格尔是荷尔德林进入哲学的不二法门,纯属妄言。然而这种妄言,其实本于一种有严重缺陷的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哲学解读。

列宁的“暗算”——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四

列宁的“暗算”——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四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4) Y:最近看了部电视剧《暗算》,很长,三十多集,觉得很有意思。陈丹青觉得影视剧比别的类型的作品有看头,我有同感。这部《暗算》就很耐看。 C:我也看了几集呀,是最后几集。整个场景和过程压抑、怪诞、不合情理,看不出什么名堂。你觉得好在什么地方呢? Y:也不是什么好罢。只是我有自己的角度。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和主演好像是同一个人。他在这个剧里似乎悟到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组织之于中国的作用。而且他好像也感觉到了这个作用的机制。我当然不是讲他是个史家或思想家。我是说某些文艺作品,具有一种非分析的浑圆的透彻。可能作者未必自觉,但你可以作如是的解读。《暗算》分成三部分,讲了三个独立的故事。主线是党的秘密系统的一个特殊单位“701”为执行其特殊安全任务,而与两个“外面的人”进行合作的过程。作者很有点儿讲“寓言故事”的能力,他设计了两个极端的状况:第一个故事讲的是,“701”为了侦听敌特电台位置,同一个叫阿炳的瞎子进行合作,阿炳有超常的听力,于是就调阿炳进“701”当干部,阿炳经过一个必不可少的磨合过程神奇地完成了任务,成了“701”的英雄,有意思的是,剧中常常要强调阿炳是个傻子,低智如同三岁小儿。 C:是个片面的人,只有超常的听力,工具化的人。 Y:对,要害在这里。“701”同阿炳的合作,实际上被演绎成同一个工具进行的合作,就是用一件称手的工具而已。然后这个阿炳在成了英雄以后,或者讲完成了要他完成的任务以后,以十分荒谬的形式自杀了。 C:死了?怎么回事呢?

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三

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三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3) Y:西安事变之后,到1937年2月14日中共发电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有大约不到50天时间。这期间有些情形是需要仔细地讲讲的,过去人们往往一笔带过。这个情形,就是“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被蒋介石给破了,红军在军事上就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中。在西安事变前,蒋的打算是用中央军解决红军,他没有打算靠东北军。他明言,你张学良不打红军可以,你让开来就是了。所以,在客观形势上,红军在陕北东南方向上多多少少地躲在东北军身后,惊恐不安地注视着中央军的行动。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速地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去抵抗中央军。这个“三位一体”被很多人渲染得厉害,但其实完全是纸上谈兵,充其量起个壮胆的作用。 C:有些人从中引伸出来关于张学良同中共结盟抗蒋的又一个例证。 Y:那完全是臆想。因为,这个“三位一体”除了叶剑英等人提出过一些参谋方案外,就根本没有实际上的任何军事安排。事变中,张学良起先天天与蒋和南京在做政治交涉,随后就去了南京,然后东北军内乱,“三位一体”就烟消云散。蒋介石12月底回到南京,他不到二个月,就拿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他对付这种局面实在是轻车熟路。2月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线沿线要地,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原本是蒋打算在12月初就形成的态势,让张学良给搅了局,推迟了二个月才形成。从军事角度讲,这也不算迟。因为在这两个月中,红军未能有任何补充和扩张,他们基本上在原地未动。到2月8日时,双方的势能的绝对落差同事变前并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有个西安事变,似乎在政治上中共有所依仗,但在军事上,中央军却没有了东北军的制肘,况且,即便在政治上,是不是可以依仗呢?也难讲。蒋介石并不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他可以不认你中共关于西安事变的那些说法。 C:确实,一直以来,形成了一种看法,似乎西安事变之后,中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蒋介石则相应的减弱了剿匪的正当性,然后从中去解释或去掩盖在西安事变之后最初的那几个月的真实情形。这个情形其实说穿了,就是蒋介石已经将红军放在了砧板上,高高地举起了斧子…… Y:我们后来知道,这把斧子始终没有落下来,但在彼时彼地,处在砧板上的红军,肯定是惊恐万状的。所以给国民党的电报,赶快就发出了,没有多少政治上的顾忌了。随后的两个月里头,我认为,有了最吊诡的历史现象,就是这把斧子高高举起,晃悠晃悠地没有落下。这是现代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情节了。这把斧子为什么就没有落下呢?到1937年2月8日为止,或者讲到2月14日为止,无论如何,这把斧子砍下去,结果是很清楚的,但却没有砍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心中闷了很久的一个疑问。

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二

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二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2) Y:中共革命史,对人们一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不论中外都是如此,就是它奇迹般的胜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从一般的常识上似乎难以理解,那么一个出于绝对劣势、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的政党,是如何取得胜利的。于是,诉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或其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的一些意识形态、历史规律、民心向背或某种理论范式的说法似乎就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诉诸那些我们完全不能准确把握的东西,也就没有可能使我们从中得到知识,让我们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教条而已。反过来,这种诉诸于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的思考习惯,也使得我们更加的偏离常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坊间大量充斥的民间秘史,从一些未经证实的历史细节去比附这段历史,从而以对某些人物的神化的方式,去理解这段历史,不论是正面的赞美还是负面的贬斥,都是如此。再有一类,就是中共本身编撰的历史了,它可以说就是把这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似乎相当完美的历史解释。但是,这个最后一种解释,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巨大困难,就是必须经常不断的去修改,以适应现时的政治状况。这样,它自身就不断的瓦解自身,使它的解释完全不能让人信服。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种其他的方法,使我们可以靠近这段历史,或者说,使我们在常识上可以理解这段历史呢?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C:是啊,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两个海外学者,黄仁宇和黄宗智,就是从第一种角度去进行工作的。他们都试图发现或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从更深的更远的角度去理解的某种命定的东西。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大量的不论是褒还是贬的秘史,都是从一种神化当事人的角度去演义这段历史,演义到离奇可笑的程度,充满了阴谋论的气味。但是,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发现细节上的错误,这些个细节上的错误,就使得人们对这些个解释将信将疑,这个将信将疑的源头,还是基于人们的常识感,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Y: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常识的角度去进行解释,才有可能使之可以理解。我们的“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其实不外如此。这段历史,是发生在我们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的故事,我们中国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故事,生活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当然在常识上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个世界里获得解释,不论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或愿景。这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土改的问题,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均分土地,从一种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农民支持共产党的结论,从而把一个说不上是现代的中国,拉入了一个现代的解释框架。似乎一项不同以往的经济政策,可以使某个政党获得更多的选票。这个解释同真实世界里的故事,其实是两不相干的。

主义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一

主义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一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11) Y:关于革命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就是通过对革命过程中那些财经活动的分析和观察来看这个革命史。这与我们以往提倡的用生活常理来理解革命的具体过程和环节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个之十一,先提个头儿。马克思的学说,美妙固然美妙,但是,它要转化成为一个现实的革命行动,还缺少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金钱。至少,你要知道怎么搞到钱,否则什么革命行动都不能开展,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金钱的作用,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确不用特别强调,大家都感同身受了,但在二十多年前,任你死说活说,许多人还是不明白的。 C:鲍罗廷皮包里的“草”,那可是威力无穷的,孙文、冯玉祥、蒋介石等人,都大大用了一把。别的不说,没有苏俄的金钱和武器加顾问,北伐不可能那么快胜利,可能打都不敢打。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军事行动,没有这个“草”是万万不行的。列宁没有德皇的钱大概也不能成功。法国大革命我们所知甚少。至少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国际通过苏俄提供的大量金钱,大概也就没有多少了吧,小规模的运动不敢说,大规模的则一定不会有。再疯狂的想法,再疯狂的领袖,在这里绝不会糊涂的,因为你根本组织不起来嘛。革命行动,是一个有目标的组织行为,不是起哄架秧子,不是一个或然性的社会扰动,而是革命组织有意为之的故意行为。 Y:是啊,一场罢工,几天下来没有结果,工人会屈服的,老婆孩子要吃饭。但你要是能帮工人解决这个具体的生存问题,资本家就吃不消了,要么屈服,要么刺刀的干活,总之是要摊牌说话的。这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那些学问家们大都看不见似的,自顾自得讲什么“规律”“趋势”“人心向背”等等不大着调的东西,怎么有说服力呢? C:中共成立后的几年,搞了许多事,罢工、农运、宣传,影响力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事后的总结,都是讲一些抽象的大道理,殊不知金钱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饿着肚皮革命家走不动也讲不动的。老实说,当时的这些共产党人或者说革命知识青年,即便在中国社会,也不过是二三流人物罢了,马列理论,到底知道多少皮毛,也是大可以一问的,只要稍稍看看那些留苏人士的记述就不难了解。他们固然有旺盛的精力,疾恶如仇,要把他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行动起来,大钱不要,每人每月三、四十块大洋的零花钱总是要有的。搞一项自己又喜欢、又有钱挣的事业,当然是人生的愉快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多别的指望了。不论对革命组织还是革命党人来说,金钱真是很重要的。黄兴为钱的事几乎与孙中山闹翻。阿拉法特一死,他掌管的几亿美金让巴解组织那些英雄们在阿翁妻女前弯下了腰。 Y:但凡有过创设某种组织或某个集体活动的经验的人,都知道,经费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小到某单位的青年人的某次体育竞赛活动,大到某些人搞的NGO,经费问题终归是伴随始终的。所以,如果你不在“经费问题”上去观察理解中共的革命,你就不算在“生活常理”上靠近这段历史。 C:这个政治组织或革命组织的经费来源和花销,透明度相当低,可能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相关资料不容易看到,我怀疑许多资料当时就销毁了吧。比如,从延安时期开始,毛的身边班子里就有个“特别会计室”,主任叫赖祖烈,最早是干苏区闽西工农银行的。许多中央的老人回忆中常常有此人在场,但关于赖的工作则毫无线索,赖本人的回忆也没有有关的说法。我看了一本中办的老人回忆,从延安到中南海,那样厚的一本集子,干什么的人都有,都有回忆,但赖没有。这个人和他的“特别会计室”是神龙见头不见尾。我看倒不是说有个事先的纪律,使这些参与机要的老人们在回忆时不要失密,而是在当时,不论毛还是中央,对于掌握“经费问题”的机构和人员一向就是有个要求。所以,毛的办事班子的那些人可能当初也不知道赖本人的工作具体情形,赖本人则始终不发一言。 Y:嘴严是优秀财务工作人员的起码职业素养,所以在当时,中办机要人员不了解赖的活动是在常理之中。 C:这就带来了一个困难,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比如1930年代的中央红军及苏区的财经史的时候,我们手头的资料就非常有限。即便那些公开出来资料,有一些也是大有问题的。这点我们在观察华北根据地土改那段历史时已经是深有体会了。那些被引用的资料,与其说是当时的原始资料,可能还不如讲是事后用的包装材料。 Y:所以,我们需要直接发展一种分析的方法,去靠近这个财经史。大体上讲,我们的方法不是一种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而是一种迂回的方法。即我们从这个革命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分析入手,从这个可能性去推测当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体的中共是如何考虑其行为以便契合于这个经费的可能性,从而去发现中共组织行为的某种依据,及其依据和其可能性的行为结构关系的合理性解释。以孙中山为例,他最终为枪和钱向苏俄低头,改组了国民党,在广州建大本营,其前身的中华党之类的右翼战友们劝都劝不住,经费改变了国民党。 C:这其实也是我们坚持使用的所谓“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在财经史中的应用。 Y:不仅是应用一次,而更深入的地方是,我们可以从其依据于经费可能性而产生的行为合理性的转化中去推测这个“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态变化。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有三个阶段递次深入:从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到政治行为(或曰政治策略)的合理性再到中共组织形态的演变。 C:你说的这个很重要,路径依赖或者说历史的烙印,这个没办法,它毕竟是减少了行为主体的可能性空间,使我们做推测的时候更容易一些。但确实,中共历史上都有一系列的现象,不容易给出一个合理性的解说,这个财经史大概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讲的过去的解释,则要么成一种宣传的包装,要么成一种解构的贬斥。二者都无从增加我们的知识。 Y:其实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如何在生活常理上靠近历史。我们无意再现“真实的历史”,也无意指何种解释为真,我们只是要在常理上给出生活的解释。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恰恰就是生活本身,即中共及其所有的关联组织吃什么用什么,怎么来的。这就是中共的早期生活史。 C:中共的初创时期,主要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时都过着优裕的教授生活。衣食之外,余钱还是很多的。于是职业之外的一些活动,靠自费就组织得起来。这也是个很吸引人的课题。就是在民国初年到1920年代,大概有个十五年左右吧,中国出现了于知识分子而言是最最愉快,阳光灿烂,有创造力的时期。基本上可以讲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是完全自由的思想创造环境。一个是近乎于奢侈的收入水平。这两者,在这个时期,即便与同时代的日本,欧美比,也差不多吧。 Y:那比日本要强吧。那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相对清贫得多。 C:你看,那个时期到中国来讲学的学者大都是在西方第一线正活跃着的大师级人物,来中国一呆半年一载的。哪象现在由那帮海归们运动来的“过气大师”误导师生和官员。那时这帮人能来,恐怕同这个中国教授群体的高生活质量有关。在这样的收入条件下,陈独秀等人就有可能从自费这个来源中解决其业余革命经费。中共的早期酝酿和氛围的形成,靠的主要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活动。办报,而且以同仁报刊为主,学术译著和宣传,授业以推广共产知识,小型聚会(还谈不上集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迎来送往和旅行。由于这个活动主要集中于少数知识分子当中,所费并不大。所以这个时期自费组织,就很自然。他们的许多活动,同现在的高级白领们组织的“扒屉”也差不太多,都是找乐子嘛,当然要显得卓尔不群更好。比较起来,这些教授的收入,比现在的高级白领们大概只多不少,当然是更有品位了。 Y:这是一种主要形式,以陈独秀、李大钊、张菘年为主要代表。还有一种是张国焘,富家子弟,才干非凡,大部分由家庭供给,少部分经费由陈、李这样的人提供,也没有什么经费困难。再有就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这是比较草根化的革命组织形态。同前两种区别比较大。当时毛和肖子升、蔡和森这些新民学会的核心成员,花了不少力气去募捐。从李石曾那里弄了不少钱,从湖南一些士绅那里也弄了不少钱。毛的新民学会一起始,就有点不同凡响,完全不同于陈、李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活动,而直接呈现出一种革命组织化的形态。从肖子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当时已经很自觉地着手扩张新民学会,他试图通过扩张新民学会的规模,来解决革命经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要有一次失误或募捐未能得逞,则立马就陷入经济窘困之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毛两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想发展新民学会会员,结果自己弄到几乎饿饭,八个人躺在一个四合院一张坑上,翻身都不容易,只好返回长沙,由杨家接济。第二次去北京,没钱,只好到北大当校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悻悻然离京返湘,要钱没有,想在北大发展会员,也没有作到。他非常之懊恼。 C:这个懊恼,可是让北大的那帮人在以后吃够苦头了。 Y:毛的新民学会的组织形态倒是最像以后的中共组织形态,它存在着最为严重的“革命经费”问题。他们要养活这个组织,就必须刻苦于这个“经费”。而陈、李及张国焘们就不必如此局促了。后者的活动,真是高雅不群,还有那么点儿挥霍无度。所以这个时期的思想传播活动,以自费为主,毛的新民学会则是比较边缘的,其意味深长之处还根本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人待见。在这个时期之后,就是共产国际选择了陈独秀来做在中国发展共产国际分支这个任务。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开始向建党方向走了。 C:我插一句,过去我们把中共建党是建立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接受共产国际帮助而达到建党的这样一个解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了中共的事实在后,则去讲陈、李之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建党前的理论及思想准备期在前。其实,陈、李当时只不过是思想比较左倾的学者而已。当时即便西方知识界这个左倾也比较明显,如日本的河上肇就大大地传播了这个左倾的思潮。我没有看到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有组织大规模革命组织的想法,但他们有频繁的知识分子聚会和宣传活动。这一点,被共产国际发现了。共产国际之成立是独立于俄共的,其使命就是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它是超国界的组织。它要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造成经典的世界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所以,共产国际一直留心在中国找到组党的人。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心思,才找到陈独秀,给了陈独秀一个大推力。要知道陈那时,在北京已经不甚得意,倒不是因为他左倾,而是因为此人个性使然,所以陈是负气南下的。恰于此时,共产国际找他,你可以将心比心地体会陈的感觉,陈这个人很激越,爱冲动,特别是在负气之时,那肯定是立即上船嘛。更重要的是,马林告诉他,所有组建党组织的费用由共产国际出,这点很重要。陈收入很高,但这个人也很在意钱的,他并非是个大方的人。拿钱搞同仁活动,收几个弟子,扩大社会影响,他没有问题。让他去组织一个党,他当然第一时间就会盘算这个钱他不能出,而且即便他肯出,也远远不够。所以,马林讲费用由共产国际出,那陈还会犹豫吗?不可能啊。反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要在中国建支部,那相关的经费,就如同“项目资金”一样,在布哈林那些决策机构那里“立项”了,有着落了,一定要花掉的。所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国活动时很急切。所以,我认为,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 Y:唉,你这个澄清很有必要,因为这就可以把在这个建党和随后到1927年夏天为止的这七年时间的事解释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共全靠共产国际给钱。我们在之三里头已经讲过类似的意思,就是讲不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活动,而是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因为干的是你共产国际立项的事情。就如同你不能讲IBM的代表处在IBM的资助下拓展了市场,这个讲不通。那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有生活艰苦的,但也有过得很不错的。这倒是很合常理的。至少管钱的家伙日子错不了。早先,就是陈独秀自个儿管,他日子就不错。后来米夫、王明、博古、向忠发之流,全是好日子。张国焘到广州去公干,也好吃、好住、好喝。出入豪门,往来华车。现在有些资料讲陈独秀一开始不想要共产国际的钱,想自个儿在广州办学校赚来的钱养党以保持党的独立性,这完全是在瞎讲,用不着这样去美化陈独秀。陈办学赚钱是自己的钱,可以用来接济亲朋和同道,根本不可能用于建党组党。两件事不能混淆一气的。 C:这样,我们看到建党之后中共基本上是一种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他们领用国际的钱就是了,所以这个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理论、辩论、写作、上层投机活动,就比较多,而脚踏实地的草根化的活动就比较少。因为用不着这样去吃苦,最多就是领用外汇时有些困难和风险吧。 Y:上层投机,这个词很准确,最大的投机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虽说那是苏俄和孙中山的合作,但中共的形状就是投机,党内以后也就有个词叫“机会主义”,原本就是冠名这类投机行为的。 C:最近几年有些资料出来了,共产国际的拨款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注意到。很零碎,但大体上判断不会有错。即中共那个时期全靠共产国际给的钱活动,自身的筹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是职业革命家嘛,所以都等着领“工资”。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闹出内乱时,对所谓“托派”分子斗争,最灵的办法就是中断其“工资”和费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这个时期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就开始变化了。这时候党分成两块:中央机关转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暂栖身,这是一块;另一块就是去各地组织暴动,搞武装斗争。这两块,经费也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事实上,1927年几乎全年的重要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组织下召开的。干你让干的事,当然你就得拿钱,否则又如何干得了啊。但在暴动这一块,有两条线索:一是当时中共倾全党之力主抓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同共产国际的经费有关。南昌起义的战略很清楚,运用兵变,南下广州,然后如同国民党北伐一样,在广州港口同苏俄的枪和钱接上头,再来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就是一锤子买卖,拿上当时几乎全部的钱压下去,结果赌输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作长期打算,一下输了,结果就溃散。虽然说贺龙有吃有喝有轿子躺,但那是他自个儿的钱,他不会拿来供给革命的,最多让他看的顺眼的人来陪吃几顿而已。但部队就一哄而散了。恩来就一走了之,去上海,过党的“白领”生活,贺龙自个儿有钱也做不了职员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误打误撞,碰上了老朋友范石生,靠他的接济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义是靠拨的经费来搞的,是赌注。而不那么重要的秋收起义,只拿到了少许的几块钱,毛也有点儿三心二意,钱太少,能干成什么事呢?毛也没有把握,等秋收起义草草起事,草草收场之后。毛带人进入湘赣边界时,他的经费没有了。他也不像朱德、有范石生这样的富朋友接济。毛带人就走上了没有上面“拨款”的时代。 Y:这就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革命经费”问题。这里首先要弄清的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钱,又进不了城,那么毛的队伍在乡下靠什么为生呢?这里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在乡下有什么财富是可以弄到手的,可以动员起来的。这个不难弄清。有三大块乡村财富,就看你怎么拿到手了。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以防匪为主,保值倒在其次。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就是那么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是零星的,可以不计。中共进入乡村后他们只要是没有外界资助,那么,革命就只能建立在这三块财富基础之上。问题只是在于你如何拿到,这里头就有一大堆的知识了。凡是比较之下,更加有效的乡村财富动员手段,一定是对应了更加合理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策略。例如,针对第一块财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那么这样有效的方法在土匪那里和在毛的红军那里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来看看。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后二、三天就失败了。毛带着残部一路败退,向湘东南方向走,进入江西境内。这个时候,起义队伍有近2000多人,由于没有打下预定的目标,所以当初准备的钱,一下子就不够用了。于是一路上,这支部队就自行解决经费问题。办法就是从第一块资源中取用。 C:那时,这支部队还没有经过毛的改造。有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他们一路逃亡时,军纪很差,形同土匪。毛上井冈山,也是先拿枪换袁、王的银元和粮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给袁、王100多支步枪作为交换。这几千人上井冈,很快就只剩下了经费问题,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财宝都给你,也没有多少。山上只有两千多户人家。山民原本就穷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汤喝。于是毛就不断带人下山搞钱粮。整个1928年,他主要就是干这个事。在井冈山,他天天面对的问题很具体,究竟有多大的革命成份也难讲。 Y:是啊,虽说他也同湖南省委派来的人讨论革命,但那一定只占他很少的精力。他主要面对的问题,就解决明天这几千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省委除了派特派员来指手画脚一番,没有给什么具体帮助,所以毛就不断地派人下山。但他同袁、王有个大区别,那就是他指挥部队频繁地下山在附近地区攻打县镇,然后立即打出革命旗帜,组建地方革命组织,然后在这一切的掩护下,着力于解决“筹款”。当时,讲红军下山任务时,直白的很,就叫“筹款”。但这个筹款同王佐的“抢钱”完全不同,它被表述为一种革命行为,一种大义,而且它还诞生出一大堆的本土化的组织来保证这个“筹款”。当时最早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主要任务就是筹款。各种会议不断开,袁、王之流看的眼都花了。那气派、场面我估计他俩也只有服气了。因为这种搞法,明明也是抢钱,但怎么看上去又不像是抢钱呢?这种挺直了腰板、扬眉吐气的感觉,对传统乡村里头一些不安分的家伙极有吸引力吧。 C:那是。不管怎么样,土匪终究是上不了台面,而革命就不同了。但说到底,“抢钱”也好,“筹款”也罢,归实了就是去把有钱人的钱粮抢来。土匪往好了说,是杀富济贫,了成小义;红军往差了说也是吃饱肚子,做革命的本钱呀。但手段不就是“打土豪”嘛。 Y:“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像。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资料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 C: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个视角,既当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只是无处可去,只有进入乡村去拼命,然后想到或看到了民间的那些独特的方式,抓过来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来。抗日后期在晋绥之类的地方,也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Y:你讲的是其中一种类型。从1927年开始,中共乡村革命有两种类型。一是外来的人搞的,一是本地人搞的。外来人搞的指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种先起义(注意,这个运动开端大体上是兵变,或讲是兵运,是当时中共一个主要的形式),然后顺其自然地流落到某处,努力地安营扎寨,这个时候,中共展开的一种乡村革命的形式,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外来的力量冲进乡村的传统结构里头。一方面,红军队伍相较之这个传统结构内部的力量是大的多,所以就一下子就给它冲跨了。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号。这个时候“分田地”这个旗帜是重要的,他把你同其他的过路的力量例如每个路过的北方军阀顺带抢一把,以及本地传统力量区别开来。但是在起义的早期,每天打仗,缺钱缺粮,急得很,只有先抢了再讲,就只有“打土豪”了。所以,从这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类型来讲,其早期,“打土豪”就重于“分田地”。而本来中央指示中是认为“打土豪”是动员手段,实现“分田地”才是目标。但那个井冈山时期,是无论如何也顾不上的,尽管中央及湖南省委也派干部到毛所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你天天有战事,那些说教就不易发挥作用。而另外一种类型,以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的为代表的类型,是一种本地革命知识青年发动的乡村革命,这个同井冈山区别在于,它是从内部发动的。因此必然地它就比较“正统”。因为你从内部发动,你就要先来说服传统结构中的某些力量,逐渐地聚集能量。然后设法诱发或等待一个革命契机,突然释放能量,炸毁旧结构。这个说服和慢慢积累能量的过程,你可能就要从“分田地”之类的地方讲起了。你大概不能只从“打土豪”开始讲起。你还得从一开始就讲的有模有样,一切从说服对象的实际出发,故事要编织的连贯、有力,这类故事并不难编,自古乡间就不少,但方志敏他们讲的故事非同寻常的地方是直接讲清楚了你的故事同别人的故事的联系,就是我们在之五里头比较强调的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这样的故事对闭塞乡村里头的某些聪慧之徒来讲是很管用的。 C:有些土匪的传奇故事中,往往有个情节,某个白面书生进山一席话,就把土匪头子给拍晕了。其中的诀窍就是讲一个新故事,而且,把这个新故事同这个土匪头子自己的故事联系起来,变成一个大故事。 Y:方志敏他们就是这样耐心地用“分田地”之类的思想去影响本地结构中的那些潜在的异己力量。然后,突然地释放这个力量,就叫暴动。这之后,就是如何实现“分田地”,那就是“打土豪””。这同井冈山是有不同的。方志敏式的革命更符合“革命的逻辑”,而井冈山那个叫“生存的逻辑”。 C:到头来,“革命的逻辑”还是得变成“生存的逻辑”。 Y:那当然,它还能有别的命运吗?当方志敏的暴动大到一定程度,已经突破了乡间的界限时,那些外来的反革命力量就要不期而至了。这个时候,方志敏的革命,也就要发生变化了。“分田地”就逐渐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当务之急。 C:所以,不管哪种类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号。但都只有“打土豪”能解决问题,尽管开始的时候从党的革命战略的完整性讲,“打土豪”是“分田地”的手段。所以我们讲,“打土豪”有个从革命到经济的过程。 Y:在“生存逻辑”支配下的革命“经费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打土豪”。尽管红军在山下几个县里头搞了一些组织化的东西,但毕竟能养活的人有限。井冈山上只有南瓜汤好喝,养不了人。但红军下山要在县城里待得住,则又显得过于弱小,所以,这个“打土豪”的“经费模式”效力就很有限。它可以维持比袁文才、王佐大的多的部队规模,但却又没有大到可以真正展开革命阵势的程度,所以要解开这个扣。其实,毛当时就看的很清楚,井冈山地区固然易守难攻,也是政府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经济程度太差,回旋余地小,筹款困难,则红军难以发展。所以必须想办法创造新的“经费模式”,以支持大规模革命。 C:他倒不一定是清楚应当去创造新的“经费模式”。毛只是感到在井冈山呆不下去了。几条山路一封,4000多人只能在山上饿死了。1928年5月,朱毛会师后新组建的30团,33团就因经费不够,只好打发他们回湘南了。那时红军一共才有6个团,去其三分之一,可见饿到什么程度。必须下山,另找地方。 Y:这个另找的地方,毫无疑问,还必须是政府军比较弱的地方,同时最好经济条件好过井冈山,回旋余地大。实际上1929年初毛带队下山之前,心里已经明确这个标准了。从1928年夏天,在“经营永新”和“八月失败”两件事上,已经看出毛心中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反对去湘南搞暴动,因为湘敌战斗力强大,又在湘粤大道上,是敌必争之地,尽管很富庶,但红军去站不住脚。但湖南省委意见很强硬,于是朱毛带红军进兵湘南,酿成“八月失败”,兵力折损过半,毛对此痛心疾首。所以直到四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湘敌强于赣敌。 C:湘敌是本地人,赣敌是外乡人吧。 Y: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而在江西永新县,则又不同。他在1928年6月击破赣军第四次“进剿”再占永新县城之后,作法有变。他提出“大力经营永新”。首先力争占领永新全县,其次调集干部集中到永新。他告诉省委特派员杨开明“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围剿”。在这之前,周边几个县遂川、安福、茶陵、宁冈、莲花、攸县来回转,筹到款子就走。但到永新县时,毛的想法就有新东西了。他想在永新扎下根来。打“坚实基础”以区别于上山半年来的土匪式生存。 C:但他们在永新没有弄成。 Y:但这个想法及尝试开始了。这期间毛的思想很活跃。在朱毛会师后,他不断地在各种会议及文件上长篇大论。中心就是讲如何“存在下去”。他反对去湘南罗列的理由之一是从经济上说,“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可是绝对的不能”。所以1929年初下井冈去赣南,在毛是有个过程的,并非是完全被迫和突然的。 C:当时讲,围巍救赵,南下牵制围剿井冈山的敌军,那是胡扯。毛朱出井冈时,根本就没打算再回井冈,彭德怀那800多号人守山,纯粹是准备牺牲掉,还好彭很机灵,几天后也跟着下山了。 Y:1928年在毛的思想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后来的关于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在1928年,他基本上都有考虑了。到长征结束这段时间里头,他的思想可能基本上是在1928年就形成了。这其中,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给了他最现实的压力。维持一支造反的队伍并不难,如袁文才、王佐,三流人物即可办到。但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造反队伍,难矣哉。他看到流寇式的“打土豪”维持不了朱毛会师后的那支万人红军大队。 C:红军每到一处,无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口号,并无法真正执行。毛给省委报告讲到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已有65万人口,大部分土地都已重新分配,我很怀疑这一点。红军肯定还是搞了不少革命行动,如你说的,让袁文才、王佐之类的小土匪看花了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你糊弄不了湖南省委和中央。所以才有特派员和指示信,对毛有所敲打,让他不要忘了革命。其实,毛又何能忘掉革命呢?他是在广州武汉搞过高级政治活动的人,他只为革命才可能上山受这份罪的。只不过彼时彼地,他边干边摸索罢了。在远处看的人,替他着急,怕他忘事,倒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像一阵风吹过,即不深入乡村结构中实现革命转换,又无法拿到被农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毛是先别人看透了这一点。 Y:在他提出“经营永新”这个思想时,他应当就看透了这一点,即光从乡村第一块财富资源上搞,只能维持土匪式生存。要从第二块资源上打主意。他事实上也进行了各种尝试,当他率朱毛红军向赣南转战过程中,他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一句话,他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红区这三件事给合成一件事了。他搞了个“三位一体”。他持续地推进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彻底动摇乡村结构,形成在新的乡村治理基础上的稳定的红色区域,以此不断地获得人、财、物的输送,支持红军部队大规模扩大。 C:原先那种“打土豪”,一阵风,只把浮在表面上的财产拿去了。从生活实际上看,一旦红军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款,已成一种社会传闻时,各家对财产的保护措施就会层出不穷。红军经过某县,如果时间比较短,那么就有可能红军只能拿走他看的见的东西,那些被藏觅的财宝,就有很大可能躲过被抢。红军拿走的东西大都是农家当期出产以及正在用的东西。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传统农作区,像江西某个村子或某个聚落区,它的财富主要是二块,一块是当期的,即以农时为周期,在每个生产生活周期里发生的支出和收入,这是当期财产。这是服从农时的,稻谷还是青苗时,也是财产,但你早拿没有用,你得等到收获时节才能拿到可以用的稻谷。农家人自己为维持这个生活生产周期而备下的种子、肥料、食物、工具等等。这个你可以拿走一些,但不能太多,过头了,要么误农时,要么就饿死人。这一块财产,藏不起来,谁来都看得见,有可拿之物,但不多。还有一块,就是积蓄了。当时就叫浮财。所谓“浮财”就是积累起的历年的结余嘛,是历年的结余以某种保值的方式贮存起来的财产。这主要是相对富裕家庭的家底。这个在江西,民间财富可能主要就是这一块。因为江西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所以这种民间财富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往后你可以比较一下,红军长征结束时,到陕北过不下去,毛让彭德怀带兵东渡过黄河,在山西晋西南几个地方转了两个月,跑回来,就弄了50万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类似,就是民间财富相比较中原要多点,比沿海的地方要藏的深一点。赣南、闽西这些地方,过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样一种治理形态,民间的财富比较完整。 Y:但这点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所谓埋藏很深。所以有个词很形象,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活灵活现了一幅发现乡村财富的图景。 C:这一块财产规模要比前一块大的多。如果红军把目光转到这一块上,那么红军的财政基础就大大的扩展了。 Y: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你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你拿别人的东西,别人一定会反抗的。如果这个反抗,每时每地地发生。会分散红军很大精力的。用现在的词语表述,就是要有个低成本的有效的“挖”的办法。 C:这办法,结果很简单,就是“分田地”。从台面下讲,就是从乡村里头找出消息灵通的内部人来,给他奖励,由他收集“浮财”的信息,再由他设法挖出这部分浮财,给他一笔回扣,大部分就交给红军。然后这个人就再盯住下一家,继续挖。我看了一些资料,这个挖浮财的手段可真是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挖,这可不象书生们能想出来的。 Y: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同这些书生们的共同创造吧,一个出经验,一个给概括。不论是谁的创造,反正这套搞法,到后来在山西搞土改时,就很发达了,康生给它系统化了。 C:“分田地”在台面上,则以重新分配土地为诉求,以那些拿回扣挖浮财的人为主,组成新的乡村治理机构,当时就叫县苏和乡苏。由这些机构持续地以革命的名义形成并强化一种恐怖气氛。 Y:当时就叫红色恐怖,也叫赤色恐怖。 C:在这种赤色恐怖下,一是不断地刺激出前面那种“内部人”来,以壮大苏维埃的力量。 Y:凡是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地方,就叫赤化区域,正规叫“红区”。 C:在苏区,那种直接的反抗就会遭到极严厉的镇压。这种镇压残酷程度常常让后来人理解不了。殊不知,正是这种残酷才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从而降低了收集“浮财”的“交易费用”啊。 Y:以前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与以后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二者在实际运行上是完全不同的。 C:我们可以把前一种“经费模式”叫做井冈山方式,把后一种叫作瑞金方式。同样看上去都是“打土豪”,但内里另有乾坤。 Y:井冈山方式,红军就是一阵风,其生存逻辑大于“革命逻辑”。而瑞金方式,则不同,它的生存逻辑就是革命逻辑本身。红军到1929年4月到达兴国以后,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我是这样来概括的,红军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一般都是县区,周围相对比较富裕,人口稠密。在这个点上,先进行“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从而获得一个较大的“浮财”以供给红军。然后,又借红军之威,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一个“苏区”。由于江西地貌特征,这种连续扩散有个地理边界,往往是县城周边地区。所以红军又去寻找一个新的点,然后再来一遍,形成一个新的苏区,通过控制两个苏区之间的交通线,使两个苏区连在一起。这叫作“赤化”,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苏区”,从而供给一支更大的红军大队。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的,相互激励的。于是就持续下去,从1930年开始,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用当时的话讲,叫“猛烈地扩红”。即是指扩大红军,也是指扩大“苏区”。 C:当时,红军往往是先打县城,打不下来,接着就“分兵”,分兵就是去打乡村里的“土豪劣绅”,习惯叫“土劣”。这种运行过程中,“打土豪”筹款子本身就变成了革命行为,而在井冈山方式下,毛泽东就要受到上级党委的批评,认为他只交土匪朋友,不搞革命了。毛是何等人物啊,立即创造了新的方式给这帮人看看,到底谁革命。 Y:毛当时没有这么意气用事,须知1931年底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当主席之前,毛没有对上级党组织意气用事的本钱。他相当地谦虚和服从。但中央及省委离他这儿很远,所以他有自行其事,发挥其伟大创造性,主动性的余地。但你说的对,瑞金方式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把革命和筹款子这样等而下之的事情给合成一件事了。这以后,毛一会儿被批“左”了,一会儿被批“右”了。但没有人再讲他不革命了。因为他创造了真正的革命。临时中央那班人来了以后,最多不过是给毛的这样的革命添油加醋罢了。 C:我猜测,宁都会议之后,毛被冷落那样长时间,但长征时,王稼祥几个坚持要毛随红军主力行军,恐怕同毛的这个创造有关吧。 Y:在瑞金方式之下,红军虽然说不上财源滚滚,但确实经费够用。从1929年4月毛在兴国搞《兴国土地法》起算,前面算井冈山方式,后面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时间,毛手上的红军数量几乎没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不过才二年多一点时间,毛手下红军正规部队人数已达4到5万人,中央苏区有县城21座,红区人口达250万人。两下相比,高下立见。袁文才、王佐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体着地,服了。 C:既然提到了“兴国土地法”,我们是不是岔开一段,讲讲“分田地”。毕竟分田地才标识了这场革命的独特性。 Y:这有几个特征值,可以勾勒出这条线索的轮廓。1929年4月,毛起草《兴国土地法》;1930年2月,发布《二七土地法》;1930年5月毛做《寻乌调查》;1930年6月《富农问题》决议案;1931年2月毛给曾山的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地所有制度》;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11月,全苏一大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2年夏季开始查田运动,1933年查田运动进入高潮;1934年3月,发布中字第一号令《关于继续查田运动的问题》;1933中央苏区已出现大片田地荒芜,粮、棉奇缺。9月开始长征。 C:年年都有新花样。在乡村穷折腾,是历史悠久啊。 这里,我们可能要岔开说一说这个“分田地”,它是不是一个真正受大多数农民欢迎的措施,特别是在中国。我的看法,应该不是这样,至少是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中国历朝历代的造反,有提出均贫富的,但没有提出均田的,提出并实施均田的都是当政者,西方我们不知道,但在中国,就是这样。就中国来讲,土地的转让及租赁,早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的土地产权,是远较西方复杂和精致的,地面权、永佃权、佃权权重、租佃的各种合约方式、典当方式、期权交易等等。所以,中国农民造反,如果说是因为什么土地问题基本不着调。造反者们大致都是冲着动产而去的,谁有动产,就造谁的反。有两个最明显的目标:官府和财主。所以“打土豪”就容易搞得起来,“分田地”则是一个泊来品,在中共,是苏俄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被生搬入中国的一种“理论”模式,或叫一种教条主义。那么,孙文怎么讲呢? Y:孙文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大概来自美国一个叫乔治的人的说法,它主要是要制止有钱人对土地的投机,主张土地国有化,孙文的这个提法并非中国民间的古老要求,当然他自己从未实行过。中国有井田制这类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但后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大概是出于效率的原因吧。也就是说,均分田地,本来应该是一个在一定法律框架下的政府行政,它必须具备社会稳定这一条件。它是政府的施政,不一定是百姓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这个苏区分田地的内容,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之前,分田地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分配,中农土地不动,重新分配时,“抽多补少”,以此达到大致的平均。其次,重新分配已不是按户,而是按人头计算。1929年到1930年这一段时间里,红军刚刚到赣南地区,打仗,建政,忙乱的很,分田运动没有真正搞起来。1930年2月之后,在赣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地分田,这持续了一年。要注意,这同农业生产周期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分田地本身对农业生产是破坏作用的。 C:相关记载不多,但可以做如此的推测,错不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乱不可能。比如分青苗就闹得一锅粥。 Y:这期间的分田主要问题是不稳定,分了又分,今天这块地给李家,明天收回来又给王家。来来回回折腾,有的地块居然被分了五次。我是从毛泽东1931年2月底给曾山的信中发觉了这个事情,毛的信题名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其他有关资料中对这件事都没有注意到,或是当时多种原因,也未将有关资料留下来。我只能从毛的这封信中看到这个事情,猜测可能的情形。信里说:“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命令布告,催促农民耕种。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既算分定,得田的人既由他管理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的起来的。苏联革命也是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 C:这有意思。前些年讲联产承包制不是也有这个类似问题,80多年了,还是个老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不杜绝租借买卖,这个意思是可以有“剥削”,也可以产生新富农,不限制的。可见所谓的“分田地”,重在分配,而不在什么持久的公平。由红军来分,实际上的作用也仅仅是个动员方式,关键还是为了筹集费用。 Y:也有不同。毛讲的四次五次分了有分,是在一个农业生产周期里的,那样就无法让农民种地了。所以毛一下子就发现了,并且写了这封纠偏的信。毛谈这个事很正常。你想嘛,没收田地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一般地讲,肯定是倾向于认为这地就是苏维埃的,然后给你种,无论如何在分给你种之前它是公家的。随后,分给某户之后,各种可能发生的因素,只要让某个苏维埃人员觉得前几天分地太急了,这块地给某户并不合适,于是收回再分,这样的事,对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苏维埃人员来讲,很正常嘛。至于在某个村落如此这般分地会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却无从探知。 C:这个同华北搞土改不一样,华北那个时候各种乡村故事都流传到后世了。中央苏区没有民间故事流传到后世,你别想这个事。因为相关的人要么死了,要么不愿讲,农民也不敢讲。这个同华北不一样。很不一样,其间的…… Y:到1931年4月曾山发文讲《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吧》,这纠偏才开始,我想,那与农业当年当期的农业生产而言,与事无补吧。最多是停止了损害。这就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发布了,时间是1931年底。这同解放战争中发布的“谁种谁收”的公告也相差不多。 C:这个土地法有个党内争论的背景要提提。“八七”会议决定去乡村搞革命时,党内的口号是讲“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毛在井冈山时也搞了一个后来叫《井冈山土地法》的东西,是应付湖南省委的,就是讲没收一切土地。但是没有实行过。是应景文章。但从《兴国土地法》开始,党内就有争论,焦点是地主富农分不分田。当时中央的意见倾向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与毛及《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成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对毛及红军指责的主要内容。讲毛是“富农路线”。于是,中央与苏区为此就有不断的争论。到了1931年底搞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时,就停止了“富农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定下来了。这场争论,现在看,就五十步笑百步,好像不是性质上的区别,但在当时,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Y:我插一句,好像对中农问题,不管中央,还是苏区,都比较慎重,一直讲中农不动,或是不侵害中农的利益。似乎党内也有很实际的一面就是讲中农是生产力的主力。 C:也不尽然,没收一切土地就包括中农的地。但确实,1929年之后的中共搞的任何土地法案中,对中农都是保护的。但这也当不得真,因为实行起来的时候,富农的界线一放宽,中农就玩完了。所以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农问题又成了“左倾”“右倾”的标志了。正如同中央苏区“富农问题”是“左倾”“右倾”的标志一样。当时,还有一系列涉及到分田地的具体操作环节上的争论,如按村还是按乡分,是按人头分,还是按劳动力分,或是按户分,是调整式的分(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还是彻底打乱重分,以及土地税之类,很多具体问题,都有争论,不少问题党内也上升到“左倾”的斗争层面上。弄的很紧张。反正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已有几十万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苏区,男的当苦力,妻女当娼妓。这是党内文件明确记载的。 Y:1931年底新土地法布告后,因为与前面的《二七土地法》在操作上有很大差异。新法、旧法就有交替过程,重新再分,就又折腾了一年。所以,1932年,原本是比较稳定的时期,是中央苏区黄金时期。但农业生产这一块肯定还是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为农民与耕地的关系依然不稳定。自这个土地法以后中央苏区再没有搞新的土地法令。但奇怪的是从1932年夏季开始,主要是在1933年6月间,搞了一场“查田运动”,就是彻底伤了苏区农业的元气。查田本来讲是对分田结果的某种设定好的纠偏或纠正。但结果这个查田比分田搞的还要火爆。 C:这个查田运动我前面看了一些资料,从我阅读的材料来看,查田运动,与其说是一项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个财政措施。因为就他的具体操作来看,就是谁富查谁,或谁有“浮财”差谁,同田多田少不相干的,查出来的东西谁拿走,也没有多少悬念。当然,对中共来说,一定会在政治上提升这个措施来赋予它“政治正确性”的。可笑的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又把毛的有关文章拿出来,去说同它本不相干的事,历史一经意识形态化以后,可能都是这样吧?我纳闷儿的是:春桥同志自己明戏不明戏?算了,这个查田以后再说吧。 Y:不管这个查田当初要干嘛,反正它赋予执行者随时宣布已分土地作废,重新再来的权利。这样毛给曾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的担心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所以到1934年春夏,实际上中央苏区的农业是无论如何走不下去了。从1929年开始到1934年9月,这个分田地的大致过程就是这样,无论主观上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客观结果,就是苏区农业大伤元气,农民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C:其实,中共当时运气还是不错的。选择江西作根据地,江西一直是个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几乎没有大的周期性自然灾害,一直就是个粮食及农副产品输出地。红军到赣南以后,有关饥饿的记载就很少了。南瓜汤是在井冈山时才吃的。到赣南就没有这么苦了,至少一个兵一天一斤六两大米是保证的。 Y:如果“分田地”不同“经费模式”挂上钩,你还真不知道中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好处在哪? C:我看过毛有文章讲,中央苏区32年收成好,增产15%,有的县增产高达40%,还搞了一个运动,好像叫作“为增产二成而奋斗”。 Y:这个你千万别当真。有不少党史作者居然拿这个作为“分田地”解放了生产力的证据。真是瞎胡闹。你能拿1959年那些人公布的亩产量去论证人民公社的伟大吗?1959年时的干部可以这样论证。1933年时的中共也可以这样论证。但今天有人这样论证,那一定是昏了头。 C:是啊,毛自己也讲过分田的当年粮食产量是减少的,他们讲的那个增产几成不是指的总产,指的是相对于去年的单产,把两块地的稻子放在一块地不就解决了嘛。那就是讲,你不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乡村经济环境下,指望当期的农业产出有一个显著的增加量,不可能用这样的增加量去养红军,没有这个增加量。所以只有挖浮财。 “分田地”就讲到这里吧。咱们再回来讲瑞金方式的实际运行吧。 Y:瑞金方式在实际运行时,有个最大边界问题,就是扩红的力量与外界,白区给你顶回来的力量,一旦达到均衡的时候苏区的区域扩张就停下来了。中央苏区到1932年时达到全盛,大约有5万多平方公里,不到300万人口,基本上机关工作人员也上升很多,但苏区疆域没有扩大。白区给的压力加大时,苏区还有减少。 C:这个是否同江西的地貌特征有关呢? Y:地理条件肯定是一条,政治局面更重要吧。你扩张越大,自然外界的反响力量也越大。这有个均衡点,达到最大,维持一段时间,随后,苏区就塌陷了。 C:政治条件,也就是毛讲的割据条件吧。但从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起,几乎没有多长时间,苏区就塌陷了。过去都讲,是因为排斥了毛的领导。近来有些研究,讲又不完全如此,但一直都未有一个信服的解释。 Y:中央苏区塌陷,直接同这个瑞金方式有关。瑞金方式是以乡村中的“浮财”为对象的。就是前面讲的乡村第二块资源,它既然是存量,那么终归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好挖,后来存量越来越少了,自然挖的难度就增加了。 C:“挖”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 Y:当时瑞金方式之下,大体上有三个方向,特别是打城市。1932年4月打下漳州,弄到的财物,够用半年了。这个方向着力很多,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有个白区力量集中反击。所以到1932年漳州之后就几乎没有打下中心城市,反倒是在打中心城市时损失很大。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扩大“挖浮财”对象的面。红军有口号叫作“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剥削者自然有个定义,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给扩大了。中农也算进去了,可能有些贫农也给算进去了。这是一方向,这个方向效果比较明显。但负面的东西也多。有很多文献记载。第三个方向,则是在对外扩大不行的时候,转回头,把已有苏区重新再打一遍土豪,这个时候手段很硬,很残酷。这主要是通过查田运动搞的,这时候,什么成分之类,就随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东西拿走,以维持能够革命和红军作战经费。查田运动从1933年夏到1934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级苏维埃几乎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大程度的动员起来了。 C:这期间还搞了很多的竞赛,都有指标的,发公债、建谷仓、收粮食等等,层层下压。但不论你怎么动员,反正数量有限,100%动员,也就那么大。 Y:是啊。这样的“经费模式”实际上到1934年初就走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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