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New book: <em>The Idea of Justice</em>. By Amartya Sen

New book: The Idea of Justice. By Amartya Sen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购买本书@亚马逊 Review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ubject sinc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Sen argues that what we urgently need in our troubled world is not a theory of an ideally just state, but a theory that can yield judgments as to comparative justice, judgments that tell us when and why we are moving closer to or farther away from realizing justice in the present globalized world. –Hilary Putnam, Harvard University In lucid and vigorous prose, The Idea of Justice gives u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is…

苏力:更是播种的季节——北大法学院2009级迎新致辞

苏力:更是播种的季节——北大法学院2009级迎新致辞

2009年9月13日 为预防“甲流”,与以往不一样,今年我们把迎新大会搬到了室外。未名湖畔,绿茵场上,北国初秋恣意流淌的阳光和风,确实给人漂荡沉浮于梦境的感觉——不只是多年来你的,还有你父母的梦。但,这不是梦。你就站在北大,你已是一名北大法律人。北大法学院真诚祝贺你们!北大法学院热烈欢迎你们! 这么多人许多年来一直梦着、想着、瞄着甚至盯着北大,这肯定是个好地方。但对于你来说,北大的好处不在于外人对她的评价,而在于她给你的挑战以及你给出的回应。在这个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地方,你自幼以来的智力优越感会受到挑战,曾认定天经地义的也会受到质疑;当没人督促努力学习之际,甚至闲暇都可能成为你的一个新挑战。上北大曾是你的明确目标,如今真来了,甚或恰恰因为来了,似乎所有的路都已向你敞开,有了比同辈人更多的选择,无需“走别人的路”自然也不会“让别人无路可走”了,你却很容易失去目标和方向感,甚至有点困惑。而你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一个很容易被人视为空泛,其实却并非如此的问题,即如何选择你的人生的目标,你大致希望自己这一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注意,这与选择北大、选择法学院不同;这也与毕业后选择什么工作、挣多少钱不同。来北大,哪怕是你自己填写的志愿,那通常也是家庭、母校和社会的“合谋”的结果,从一开始你就很难也没打算抗拒;而当没有什么其他同样诱人因此需要比较取舍的选项,或其他选项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保险之际,那就算不上真正的选择。至于毕业后的工作和挣钱之类,当然也算目标,也并非不重要;但即使全都如愿以偿,也不可能给你持久的满足,不可能给你持久的动力。坦白地说,要实现这些目标,未必要上大学,至少未必要来北大。而现在你是在北大。 北大法学院希望你们能成为杰出的公民。 首先是公民,不是实证法律意义上的——你们已经是,而是规范意义上的。独立、诚实、自律、信守承诺并坚毅,分享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有足够的宽厚或仁爱,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岗位。这其实不算什么要求,而只是你在当代社会正派体面生活的基本素质。加上我丝毫不怀疑的你的智力,你就能面对每个人都无法幸免的各种艰难曲折,无论达穷荣辱,都能保持足够的自信,并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幸福。

利求同:“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利求同:“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赵鼎新:民主转型,如何可能?

赵鼎新:民主转型,如何可能?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今天,俞先生再一次通过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推出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让民主造福中国》一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既包括了国内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形象工程、行政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人治与官本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包括了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新的观念和解决手段,特别是提高人权和法制水平、发展公民社会、提高新闻的监督能力、树立善制和建立和谐社会、增量民主发展(加强党内民主,并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入手逐渐发展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俞先生不但有勇气,且态度平和,不偏执。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 ;看到了中国存在着的大量的问题,却不因此气馁;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等重任,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的教授,并在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这一官员加学者的双重背景,使得俞先生不同凡响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俞先生的著作为中国在国际上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并使得我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关心政治的百姓体会到了我们政府政治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俞先生的特殊地位及其著作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使我反复考虑这一书评的写法,犹豫中我决定另辟蹊径,想象俞先生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样影响巨大的书籍后应该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俞先生应当利用他目前的影响争取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央的 “民主政治研究所”并发起一份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刊登民主研究文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理论准备,为中央的政治改革提供道路与策略选择和总结他国经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所的研究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两个俞可平先生也可能会同意的基本点:一、虽然民主的含义可以包括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民主选举则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给予一个国家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家的稳定则是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得以发展的基础。二、虽然俞先生《让民主造福中国》中所列有的大量的社会正面价值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们的获得不可能一挥而就。民主转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必须为逐步实现这些正面价值而创造条件。)

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赵本山出道已经二十多年,近十年来他由于与国家强力传媒的互相支持而影响不断飙升,到了二〇〇九年,他和他的徒儿小沈阳与毛毛(丫蛋)的演出,已经成了“春晚”核心。他的电视小品《不差钱》,还真有点琢磨头儿。   有些精英或自命精英,对于电视小品之类是不买账的。我的一位好友教授文艺评论家十来年前就撰文谈自己的感想,说是他看完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再看看咱们自己的喜剧小品,非常沮丧惭愧。许多人不无同感。我也曾经质疑过:是不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男儿的屏幕形象,基本上是靠赵本山、潘长江、范伟……所扮演的丑星角色来支撑;而女性代表人物,则是靠高秀敏与实际上活泼美丽的蔡明、宋丹丹所扮演的喜剧形象“树立起来”的?更尖锐一点说,我们受众是不是在被引向侏儒化呢?   有几位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干部议论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上将会留下什么来呢?   一位领导问道:“会不会是短信段子与小品?”   这种谈话的滋味难为人道。   但是赵本山的货色并非一概稀松平常。先是二〇〇一年他的小品《卖拐》令人回味。赵本山所演角色的忽悠、暗示、欺骗过程,让你认定自身有病再接受他的医疗器材的过程荒唐离奇却又令人信服、天衣无缝,看后颇觉得头皮发,脊背冒凉气。在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中,市长向台下观众喝道:“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同样的棒喝似乎也在赵本山这里震响。谁敢说你就绝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买过这样的“拐”?谁敢肯定你就比范伟扮演的傻帽儿确实聪明?   数年后传出来赵本山为了维护“二人转”演员的尊严,不惜与谁也不敢得罪的传媒主持人在直播中争吵的讯息。

里尔克:秋日

里尔克:秋日

1. 冯至 译: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2. 程抱一 译:     神啊,时候到了。夏日曾经丰盛。     将你的影投射在日规盘上;     在原野间,散放你的巨风吧!        最后的果实,命令它们成熟。     再给它们两天温馨的日子,     让它们完成。同时让果汁的     甜意滴滴渗入浓郁的琼醪。        没有居屋的,将不再建造。     原是孤单的,就此孤单下去;     念书,写信,或是苦守长夜,     他将久久徘徊,在林荫道上     飘零无尽的落叶间。        程抱一《和亚丁谈里尔克》纯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初版,第86-87页) 3. 陈敬容 译(题为《秋天》):     主啊:是时候啦,夏季的光热多奇伟。     如今你的影子躺在日规上,     任无羁的风在平原上吹。        吩咐最后的果子充满汁液,     给它们再多两天南方的温暖,     摧它们成熟,把最后的     甜味,给予浓烈的酒。        没有房屋的人,谁也不为他建筑,     孤独的人会长久寂寞,     会在无眠的期待中读书、写长长的信,     会在秋风蹂躏枯叶的街巷里     不安地踱来踱去。        (《(诗苑译林)图象与花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P78)

利求同:“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利求同:“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朋友来美国访问,常说印象最深的有两样:空气新鲜,图书馆服务好。前者的好处跟如何保护,我想是不必多言的。后者的原理体制却复杂些,比如图书馆有好些类型,有不同的服务对象,文献收藏、管理运作、投资募捐乃至建筑设计,便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但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遍布全美大小社区的公共图书馆。这一点,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是第一值得研究借鉴的。而历史上对此贡献最杰出者,社会公认,是大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 卡内基是钢铁巨头,财富仅次于洛克菲勒,若以今日的价值计算,高达3,050亿美元,远比《财富》杂志上任何一位巨贾例如比尔·盖茨先生有钱。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照他自己的看法,是将财富的22%用于建设图书馆,主要是公共图书馆:他在美国和一些英语国家捐造了2,509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他单项捐款的龙头,也是他慈善事业的核心。卡内基是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笃信民主价值和公民参政。他深知民主的成熟与成功,首先在于公民素质:公民须学习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并行使道德意志,才不易受人操纵,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作出知情且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决定。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生命力,及正常有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卡内基认为,公共图书馆便是培养教育这类理想公民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机构。他说:“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虑” (引自奥布赖恩,页33)。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卡内基的公共图书馆慈善计划拉开了序幕。这一天,苏格兰东部小城敦菲林聚集了上万盛装的人们。原来,小城的儿子卡内基回来了,要给家乡捐一座公共图书馆。奠基仪式上,慈善家的母亲撒下了第一把土:“我宣布奠基石安放完毕,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铜管乐队的高歌、苏格兰风笛的和鸣与教堂的钟声交织,见证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久,小城的居民便看见了图书馆大门上,石头雕刻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它辉映着上帝的创世之言:光!又仿佛在庄严宣告:这里,一个人无论血统贵贱、财产多寡、是男是女,甚至不管识字与否,只要他愿意踏上图书馆的台阶,推开那扇厚实的通向知识的大门,都会获得同等的机会与自学条件,免费享受馆藏和服务,接受文化的熏陶启迪,实现民主社会允诺的乌托邦理想。

刘皓明译著《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评注卷

刘皓明译著《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评注卷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德汉对照)、评注卷(上)、评注卷(下)。 Die späte Dichtung Hölderlins: Texte, Studien und Erläuterungen [德] 荷尔德林(F.Hölderlin) 著 / 刘皓明 译著 ISBN: 9787561766231;页数: 1600;定价: 158.00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内容简介   20世纪初,埋没了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得以面世,并很快吸引了德国和德国以外的学者、诗人及哲学家的关注。荷氏作品融汇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和诗学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启蒙运动后新神话的建立、观念论哲学和浪漫派诗歌的里程碑。但由于诗人后期诗歌文本复杂,语言晦涩,思想艰深,阅读和理解荷尔德林一直不是一件易事。本书是对荷尔德林除赞歌外全部后期诗歌的翻译、注疏和解读,其中多数作品首次翻译为汉语。   全书分“文本卷”和“评注卷”(两册)。“文本卷”为德汉双语对照,按体裁和编年收录了荷尔德林1800-1807年间除赞歌外的全部诗歌作品(含完成作品,完整草稿、修改稿、不完整草稿、片段等)及其翻译。“评注卷”详尽阐述诗人后期作品的历史背景及其神学、哲学、诗学和美学内涵,探讨作品的语言风格,吸收西方学界最新成果,对所含作品逐一作了详尽的勘读、训诂、注释和解读,还结合中国诗歌传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完整翻译不仅填补了荷尔德林中译的空白,也将深化读者对西方历史和思想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理解。本书从语文学入手来展示思想史,这对帮助读者理解西方传统的渊源和治学方法,有重要促进作用和示范意义。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目录

苏力: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苏力: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2009年6月29日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冯象:亚当无绿坝

冯象:亚当无绿坝

本周林行止先生的文章大妙(《上海书评》2009.6.21)。谈到兽畜多有但亚当独缺的阳具“软骨”,让我想起从前大山里头花季不护航无绿坝的苦日子来了:牛“鞭”狗“尾”都腻味了,要羚羊马鹿最好是老熊的“灵根”,抹了辣子,火塘边吊着熏成黑黑的干巴,那才够“陪浴”,叫“梦幻”。印象中,血肉之间似乎是有那么一截棍儿(baculum)的,名分上,归放逐它灵魂的那个亚当。 林先生引述的“迷你论文”,作者之一泽维特(Ziony Zevit)博士在洛杉矶犹太大学供职,治西北闪语(希伯来语、乌迦利特语等),兼攻考古。代表作《古代以色列宗教》(2001),年前读过,颇喜他的标新立异。然而,这一篇给亚当安“软骨”,却有点过头了。身为专家而阐释经文,没有任何语文学和史料上的论证,就信口开河,虽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总还是出洋相罢。 这洋相实为一成因论(aetiology)的猜想,即主张《创世记》二章上帝取亚当一条肋骨造女人(夏娃)的故事,隐含着对人类缘何失去了阴茎骨(os penis)的解释。论据有二:一是说人骨非生殖器官,肋条造夏娃不合情理。二是以希伯来语《圣经》的词汇里没有与现代术语“阴茎”对应的专名,断言经文作者凡指阳具,必用比喻或委婉的替代语词。由此推论,希伯来语“肋骨”(zela`)既然可借指椽子木板等支撑物,就能进一步引申,转喻男人的第三条腿:阴茎或撑起它的小棍儿。换言之,伊甸园中亚当沉睡,被造物主摘去的不是肋条,而是胯下的阴茎骨。而传统上译作肋骨,滥觞于《圣经》译本之父希腊文七十士本,后世学者盲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译家(习称七十长老)定的译名(希腊语pleura,旁、肋旁),竟忘了原文的“复义”。 这推断却经不起推敲。 首先,传世经文的词汇范围,只能用来表明《圣经》时代希伯来语已有某词,而不能证明缺欠某词。生殖和性器官的名状联想,在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日常语汇。难以想象,以色列人偏偏是个例外,提及阳具就只会打比方绕弯儿了。实际上,摩西之律直白得很:“睾丸打碎者”不可近祭坛(《利未记》21:20);“下体割去的”,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众(《申命记》23:2)。“下体”(shophkah,词根本义流泻),便是男根的一个专名,词典定义:membrum virile。故新修订标准本毫不含糊:penis(one whose penis is cut off,阴茎割掉者)。 下体在《圣经》里有种种委婉说法,不是上帝子民的词汇贫乏,而是圣言的启示和经文风格的需要。比如,耶和华同圣祖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全体男子都要行割礼,即割去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标记……我的约须刻在你们肉里,才是永久的约”(《创世记》17:10以下)。那“肉”字(basar)便是男根的婉称;参较亚当得了夏娃以后,经文所言(同上,2:24):“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要离开自己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lebasar ´ehad,直译:一肉)。男根流泻,古人视为子孙的出处,仿佛圣物,故有立誓手触下体的习俗。圣祖年迈,托老仆人回家乡为儿子以撒择妻,命他将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起誓(同上,24:2)。“大腿”(yarek),犹言私处,是借喻。其他如称阳具为“筋肉”(gid),以“裸相”(`erwah)指羞处,“小腹”(qobah)喻女阴,都是惯常的不难会意的表达。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1 二十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我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O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导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粱》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新书讯: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新书讯: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ISBN:9789629963460。 內容簡介 本書為王紹光教授著作 The Failure of Charisma 的中譯本,由王紅續博士主譯。作者經多年實地研究考察、訪問及親身經歷,根據大量從未曝光的文獻,以文革時期的武漢為中心,分析文革時期群眾的集體行為,以及各派系的鬥爭,從而舉證毛澤東作為超凡領袖的失敗,無力以個人影響力控制文革的過程。 本書打破了文革參與者「受蒙蔽」、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流行觀念,證明在重大歷史事件中,不管參與者自身是否認識到,他們的行為大多是理性的,即使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也難以左右。 序言 [PDF] 目錄 [PDF] 譯/編/作者簡介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期刊 The China Review 主編,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譯者簡介 王紅續,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全國億萬群眾的熱情參與。文革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參與這場運動的群眾是「不理性」的;他們受到毛澤東超凡魅力的蠱惑,做出種種瘋狂的行為。其實文革自有其內在邏輯,即使是發動者毛澤東也不能完全掌握其方向。本書作者以武漢文化大革命為主軸,訪問了幾十位文革參與者,運用大量文革期間出版的原始材料,以及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刻地揭示了群眾參與文革的動機、形式、規律、進退機制,以及與全國大形勢的關係。 書評

奥登:诗人与城市

奥登:诗人与城市

薛华 译   ……让我们承认,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什么, 或者让我们受惠于这种疑问…… ——威廉姆·燕卜荪 关于诚实地进行生活这一主题的文字,很少有些什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无论是《新约圣经》还是《贫穷的理查德》(注:Poor Richard,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贫穷的理查德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都没有道出我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只看文学的话,人们决不会认为这个问题曾经扰动过一个独处的人的沉思。 ——H·D·梭罗   令人惊讶的是,当年轻的男男女女被问道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许多人既不会作出理智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律师,开旅馆或做农民”),也不会作出罗曼蒂克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探险家,摩托车赛手,传教士或美国总统”)。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想成为作家”,这有些出人意外。他们所说的写作指的是“创造性的”写作。即便当他们说“我想做记者”的时候,那也是因为他们对记者的职业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们将能够进行创作。即便他们真正的想法是要赚钱,他们也会选择报酬较好的带有一点文学特性的职业,比如说广告。 在这些想要做作家的人当中,许多人并没有显著的文学才能。这一点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任何方面的显著才能都是不常见的。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任何显著才能的人当中,居然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把写作当作答案。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具有医学或工程学等方面的才能,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天资贫乏,他就可能想去写作。(当然,也有一些毫无表演才能的人梦想着要成为影星,但是,他们至少还天生具有相当吸引人的脸蛋和身材。) 希腊人接受奴隶制并且为之辩护,他们比我们要更为无情,但是也比我们更为清醒——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劳动便是奴役,而没有人会因为是劳役者而觉得自豪。有人可能会因为作工人而自豪。换句话说,工人便是制造耐用物品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制造过程已经被按照速度、经济和生产量来量化了,因此,单个工厂雇员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过于渺小,因而作为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已经变成了劳动者。有些人没有显著的才能,因而有理由担忧他们将一辈子面对无意义的劳动,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能按照上面的方式来加以量化的艺术——艺术家本人仍然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应该会使他们着迷,这是非常自然的。这样的着迷并不是艺术的性质使然,而是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使然: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他任何人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做自己的主人的想法吸引着大多数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们异想天开,以为艺术创造的才能无所不在,人们只要去努力一番,纵然不依赖特殊的才能,单凭作为人这一点,也可以进行创作。

苏力: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

苏力: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

很高兴应邀来参加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宋方青老师要我致个辞,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在学术上,我比较小农意识,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北大法学院,自己的学生,以及个人的科研。我不大知道其他各校的博士生都关心什么问题,甚至因为时间有限也不大关心现在中国的法理学都在讨论什么,怎么讨论。我没参加过法理学年会或诸如此类的法理学术讨论会,自我逃避,因此也就自我放逐或边缘化了。 这些话并非离题万里。因为我认为,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智力活动。扎堆干活,干农活还可以,有人气,情绪高,但就会有搭便车的可能。而一到工厂流水线上就要有分工了;而分工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首先把自己的那块事情干好。在学术上,除了工科的大规模项目和社会科学的对策性研究或社会调查必须协调行动外,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基本都是个人性的,冷暖自知。安于自己的本分,恪守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认为是理论法学研究的根本特点之一。甚至,外人的批评和赞扬都是无关的。 但安分守已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人都有关切,也必须有关切。我也有。但目光不应盯着法律理论界,盯着法学人,盯着学术的主流或支流,中心或边缘;目光应盯着社会,盯着人。但也不是抽象的社会和人,我主要关切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普通中国人,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历史(时间)和外国(空间)。集中——但不是仅仅——关注和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这不是眼光狭隘,而是我们只能如此。无论我们如何关心国际,如何关心全人类,其实都注定只能从我们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人开始。哪怕是想着讨论一般的法律,普世的法律,但也只能从本地的当代的法律问题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历来主张的研究进路。“法律思考不很容易跨出国界”,即使你追求或自以为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想说这句话的张载;或是想想那些追求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学者们,例如西塞罗,就可以了。他们都只属于历史,从未进入永恒。永恒的概念不过是脆弱的人类个体从水银中提练的长生不老的仙丹。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有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1] 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 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 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 “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 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 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 张静淑(1902-1978)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 陶潜,晋代诗人。参看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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