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苏力：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

——从戴安娜之死说起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叶芝《基督重临》

1997年8月30日午夜，备受公众和传媒(或者应改为传媒和公众？这是一个问题)关注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1]一个星期之后，英国举行了据称是继丘吉尔之后20世纪最隆重的葬礼。备享哀荣之后，戴安娜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然而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仍为她和她的死不安，以至于远在东方的《天涯》杂志为此要编发一个专题，以至于我这个只能算知道戴安娜名字的法律教授也居然开“机”，而不是提笔，为她的死写下这篇并不仅仅关涉法律的短文。

一

许多人将戴安娜之死归罪于传媒；戴安娜之兄查尔斯·斯潘塞更明确指责报界手上有戴安娜的血。但是，这种情绪化语言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本身的考察，以至于走进了语言构建的迷宫。只要仔细看一看有关报道，就会发现，即使是那几位追逐戴安娜的摄影记者，也没有造成戴安娜的死亡，最多只是引发戴安娜死亡的因素之一。司机体内的过度酒精(超过“正常”范围三倍多)，超高速行车(时速160公里)，以及死者未系安全带(唯一系了安全带的保镖活了下来)，我想，如果不为感情迷惑，任何人都可以判断，这些才是造成车毁人亡的真正的和最根本的原因。酒后驾车和不系安全带与“狗仔队”的追踪毫无关系，却为法律甚或现代公共道德所不容；高速行车也许与试图摆脱记者有关，但这也不足以构成在市区违章超高速行车的一个充分理由或借口；毕竟，可厌的狗仔队的亮闪闪镜头并不是匪徒的黑洞洞枪口。因此，就戴安娜之死而言，我认为，承担主要责任的应当是酗酒的司机，以及要求或至少默许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高速行车的多迪和戴安娜。说记者杀死了戴安娜，如果不是非常不公平，那也是一种修辞。事实上，法国警方也仅仅宣布对这些记者是否构成“非故意杀人”或“见死不救”进行调查，至于能否提出指控，即使提出指控后能否最后认定，都还是问题。如果事实真的大致如新闻报道所言(我的判断还是将不幸地取决于传媒)，那么，我敢预言，对这些记者将不了了之；他们最多只会受到一些象征性的处罚。[2]

我并不试图为这几位摄影记者开脱责任。就这一事件而言，他们确有“责任”。他们的令戴安娜讨厌但难以逃避和躲藏的镜头；车祸发生后他们没有首先救人(尽管这仍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法律责任，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是强制性的)，却抢着拍摄可供发表赚钱的照片；他们甚至可能妨碍了救援人员的及时救助；这些也许都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应当受到某种行政和/或职业的惩处。但这都不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法律责任。

波斯纳、桑斯坦（编）《法律与幸福》[Law and Happiness]

Law and Happiness, edited by Eric A. Posner and Cass R. Sunste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roduct Description

Law and HappinessSince the earliest days of philosophy, thinkers have debate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happiness and the nature of the good life. But it i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study of happiness – or ‘hedonics’ – has developed into a formal field of inquiry, cutting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and offering insights into a variety of crucial questions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Law and Happiness brings together the b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the field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of what happiness is – and what factors can be demonstrated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it. Martha C. Nussbaum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way that hedonics can productively be applied to psychology; Cass R. Sunstein considers the unexp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health problems; Matthew Adler and Eric A. Posner view hedonics through the len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David A. Weisbach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taxation; Mark A. Cohen examines the role that crime – and fear of crime – can play in people’s assessment of their happiness;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ors take similarly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opic of happiness. The result is a kaleidoscopic overview of th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ield, offering surpris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incisive analyses that will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law and our lives.

高鸿钧：《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社会理论之法前沿”卷首语

在“社会理论之法”的论题中提及《黑客帝国》，犹如在麦当娜的话题中扯上麦当劳，似乎离题太远。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以下线索，就会觉得这种联想也许并非牵强附会。在那部影片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拟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是是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鲍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魔阵”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黑客帝国”恰是Matrix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一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正是这个Matrix蒙骗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相，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觉察不到虚假。它禁锢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失去了反思意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们处在战时，却误以为和平；成为了奴隶，却误以为自由；拥抱愚昧，却误以为追求真理。于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斯蒂芬·哈里斯：《理解圣经》（Understanding the Bible）第8版

圣经教科书，最新版：

Stephen Harris,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8th edition, McGraw-Hill 2010. ISBN-10: 0073407445; ISBN-13: 9780073407449.

Understanding the BibleOverview

This best-selling nonsectarian guid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undertaking their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Bible. Placing each 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Apocrypha, and the New Testament fully in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acquaints readers with the content as well as the major themes of each biblical book, and familiarizes them with the goals and methods of important scholarship.

高峰枫：保罗的右耳

英国作家威尔逊（A. N. Wilson）多才多艺，而且多产。他不仅创作小说，还是知名的传记作家，所作《托尔斯泰传》和《C. S. 路易斯传》都是极负盛名的作品。威尔逊对基督教念念不忘，上世纪最后十年间，曾接连出版三部著作：《耶稣传》（Jesus: A Life, 1992），《保罗传》（Paul: The Mind of the Apostle, 1997），《上帝的葬礼》（God’s Funeral, 1999）。最后这一部书讨论的是欧洲十九世纪宗教的衰落，书名来自哈代于二十世纪初年所作的一首诗。前两部书则直探基督教历史本源，分别为创教两位核心人物作传。威尔逊写的虽然是畅销书，但是看他附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可知他对于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熟悉。能广泛涉猎新约研究的各家著述，又不掉书袋，将枯燥的学术问题讲得清楚、有趣，这可算是这两部传记的突出特点。

God's Funeral要想了解耶稣，需先了解保罗。因为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写作时间要早于福音书，是基督教文献中最早论及耶稣的。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耶稣能演化成神学上的“基督”，保罗起了关键作用。新约当中有一部《使徒行传》，算得上是保罗最早的传记。保罗是犹太人，少时来到耶路撒冷，追随法利赛人。一开始，他对于奉耶稣为救世主的新兴教派极端敌视，下手不留情面。《使徒行传》中说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8:3），“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9:1），明显是逼迫早期信徒的急先锋。保罗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忽见大光，并听到有声音斥责他的所作所为。那声音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于是三日之内，目不能视物，不吃也不喝。这便是保罗皈依的经历，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三次（第9章、22章和26章）。

高峰枫：六十年无教程

The Making of Americans《造就美国人：民主与学校》，[美] E. D. 赫施 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美国普通民众缺乏基本国际常识，这方面的笑料不少。在 YouTube 上，如果你输入 Kellie Pickler 这个名字，会发现一段很流行的视频，点击率已接近四百万。凯莉是美国“超女”，2006年《美国偶像》第五季的第六名。在人气正旺的时候，她上了福克斯电视台一档娱乐节目《和小学生比智慧》（Are You Smarter Than A 5th Grader?）。凯莉抽到一道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地理题——“布达佩斯是欧洲哪个国家的首都？”审题之后，美女顿时傻了眼。只见她摊开双手，困惑地瞪着大屏幕，说了一句很雷人的话：“我原先还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呢。”现场观众大笑。无奈，美女只好求助于她的“救星”、小学生内森。答案揭晓：匈牙利（Hungary）。美女的眼睛瞪得更大，并作难以置信状，喃喃自语道：“肚子饿（Hungry）？怎么还有国家叫这名儿？我听说过‘火鸡国’（Turkey）、法国，还真没听说过‘饿肚国’。”观众笑翻。

　　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赫施（E. D. Hirsch, Jr.）在他2009年的新著《造就美国人》（The Making of Americans: Democracy and Our Schools）中，也提到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这位八十二岁的老先生不是要拿“无知美少女”来打趣，而是再次提醒他的同胞：美国的公共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不出重拳，不下猛药，只会继续误人子弟。凯莉就是明证。

　　赫施这个名字，对国内的外国文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詹明信和伊格尔顿的著作风靡校园时，我们就在各式《文学理论导读》有关解释学那一章，和他提前见过面了。这是因为赫施年轻时写过一本《解释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1967年），对于新批评的所谓“意图谬误”或者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视界”，都有所矫正。

朱迪斯·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女性的法律生活

朱迪斯·贝尔（Judith A. Baer）：《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Our Lives Before the Law: Constructing a Feminist Jurisprudence），熊湘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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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获美国政治学会 Victoria Schuck 奖（2000年）

内容简介

朱迪斯·贝尔认为，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她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抽身出来，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

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具有男性偏见，我们必须更多地帮助女性对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各种不利境况。贝尔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偏见的处理可谓“矫枉过正”。她们过于强调制度体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却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制度体系提升女性权益缺乏洞见，并且使传统学者忽视了女性主义议题的合法化、正当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传统法律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偏见的存在，女性主义者们却错误地将偏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过分关注个人自由，忽略了个人责任。而贝尔认为，自由主义就建基于个人责任之上，而这一前提也成为男性和男性组织为他们的行为作辩护的有力智识基础。

贝尔提到，传统的女性主义路径导致了对诸如“男性与女性的特征性差异”之类的抽象问题无休止的争论，而没能集中力量去解决法律体系中的核心矛盾。因此，她通过对宪法性解释、生育选择和胎儿保护等法律问题的关注，围绕传统理论的三大中心元素——平等、权利和责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解释体系。贝尔将她的理论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一法律进路不仅赋予个体自由以价值，也认识到我们为满足个体诉求——这诉求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可能各不相同——所担负的责任。

安伯托·艾柯：书的未来

按：Kindle 阅读器的成功不但让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感到吃惊，其实也会让所有关注这一事实的人感到吃惊。Bezos 预言纸质书籍将走向消亡。让人联想起 Eco 2003年11月1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演讲《书的未来》（译者：康慨）——

三种记忆

Umberto Eco我们有三种记忆。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此种记忆由血肉形成，并归我们大脑支配。第二种是矿物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数千年前，有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在埃及尤为著名，人们在其上刻下文字。第二种形式则是今日电脑的电子记忆，它以硅为基础。我们还知道另一种记忆，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在埃及也同样著名，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当然，史上最早的犊皮抄本也源自动物的身体，第一张纸也是由兽皮而非木材制成，但我们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这样讲是为了简化植物形式的记忆与书籍的关系。

此地（译注：指亚历山大图书馆）过去始终致力于书籍的存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植物记忆的圣殿。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一种全人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回遗忘，发现未知。请允许我做如下比喻：图书馆是一种最可能被人类效仿的神的智慧，有了它，就可在同一时刻看到并理解整个宇宙。人可以将得自一座大图书馆的信息存入心中，这使他有可能去习得上帝智慧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发明图书馆，是因为我们自知没有神的力量，但我们会竭力效仿。

王蒙：谈学问之累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环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叫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会，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在、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遗毒”

2009年7月

李小科 译

每一次危机都会有它的结束。眼下的情况虽有些惨淡萧瑟，但此次危机终将会过去。没有哪一次危机，尤其像影响如此剧烈的当下危机，在其消退之时不给我们留下一笔遗产。就此次危机而言，留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思想交恶战——哪一种经济制度可以给最大多数的民众提供最大的福祉。这场思想观念之战的激烈，没有什么地方比得过它在第三世界国家达到的程度；占世界人口80%的亚非拉居民，他们当中有14亿人每天仅靠1.25美元维持生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争论热度超过以往。在美国，称某人为社会主义者也许只不过是非常廉价的用语（a cheap shot）。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至少与被许多美国人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那些东西之间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在当下的经济危机当中，不可能有赢者，只有失败者；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支持了。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恶果将伴随着我们。

Freefall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已不再可行。共产主义面临的问题早在数年前就显现出来了。但在1989年以后，人们很难在为其辩护。有一度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仿佛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而且将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弗兰西斯·福山将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以此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历史学家可能会将1989年后的20世纪看作美国人的短暂胜利。随着许多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接连不断的经济动荡和危险投机，这一短暂胜利要结束了。同样，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争论也不再持续，人们不会再围绕“无约束的市场自身是否将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今天，只有那些上当受骗者仍在坚持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性，在相信我们依靠市场参与者的利已行为就可确保任何事情的规范运作和有序运行。

这场经济论争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尤为起劲。尽管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渐已忘记，在190年前，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出自中国。但在突然间，殖民剥削和不平等的商业贸易以及发生在欧美的技术革命，将发展中国家远远地撇在了后边；到1950年时，中国经济只占世界GDP的5%。在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向中国发动战争，促使它开放世界贸易。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如此命名，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除了毒品以外，再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能向中国出售；它们利用人们吸嗜成瘾后对毒品产生的依赖，向中国市场顷向鸦片。这是西方为了平衡贸易支付差额而做出的最早尝试。

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

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 新书讯

论剽窃

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ISBN: 7301162308, 9787301162309. @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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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术、音乐、艺术和电影创作中的剽窃是一个魅惑着西方文化景观的争端问题，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剽窃问题做出了简明、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畅销小说作家J.K.罗琳和丹·布朗、知名历史学家多丽丝·凯尔斯·古德温和斯蒂芬·安布罗斯、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揣伯、查尔斯·奥格里崔、初出茅庐的小说家卡薇娅·维斯瓦纳坦：这些人都曾被指控过剽窃——对于智识财产的盗窃——由此激发出的种种专家意见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但是，到底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作为跨越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后果，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的表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隐藏的记忆”吗——一种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剽窃这种“罪过”触发了哪些形式的惩罚和赦免？某些特定类型的剽窃可能有什么益处？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

《论剽窃》激人思辨、富于洞见，论说异常清晰、直率，是一本短小精悍的分析性杰作，是“美国最伟大的二十位法律思想家之一”（《法律事务》）、一位以智识探险和勇于破除偶像著称的杰出法官的作品。

菲利普·佩迪特：《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Made with Words: Hobbes on Language, Mind, and Politics），于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Winner of the 2008 PROSE Award for Professional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in Philoso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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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霍布斯所持有的极端的政治观点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完全遮蔽了其著作中有关语言、心智、推理、人格与团体构成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但正如佩迪特在《语词的创造》一书中所展示的，这部著作本身具有广泛的兴趣，它批判性地形塑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佩迪特在本书中宣称，是霍布斯——而非卢梭等之后的思想家——开创了语言的发明这一主题。这一观念认为，语言是一项改变了人类心智的文化革新。在霍布斯的理论中，这种革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人类可以进行推理、使自己作为人来行事以及联合成团体，但它也使得人们开始为未来与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地位而感到焦虑不安；它将人类带出了充满动物的安宁的伊甸园，使其进入到一种无法避免冲突的生活——即自然状态——之中。然而，在霍布斯看来，如果语言可以将人类带入这一荒原，也同样可以将人们带出。它可以使得人们建立起国家，在那里，法律与道德的语词具有共同的、强制性的意义，并且可以诉诸绝对主权者的制裁。

冯象：在公权力的背后——答晓峰

近来，公权力滥用的事件屡屡见诸新闻媒体，钓鱼执法、跨省追捕等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案例。如何限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如何对公权力有效监督？人们常常从法制建设是否完备的角度来考虑，但是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看来，法律之上，对于公权力还有更为严格的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要求，而伦理精神，恰是我们这三十年改革所忽视的东西。

在您看来，这些滥用公权力的事件，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谓“公权力”，是一句学界的行话切口，把官场腐败抽象化，用来跟另一个抽象概念“个人权利”对照。后者又往往理解成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公民享有的人身、财产和社会文化等权利，而政府对之负有依法保护的责任。三十年法制建设，天天这么宣传，称之为“普法”。然而，这么说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样权利和自由，不一定是根据法律产生的，有好些立法之前就在那儿了，像各地的风俗习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大小事儿。这些自由并非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简单地视为立法上的空白，随便取消。比如，父母给孩子取名，用生僻字，政府该不该管？我写过文章讨论这事。

还有你们媒体，时不时喜欢唠叨，缺一部《新闻法》哪。仿佛婆婆管得还不够多似的。其实新闻立法，有《宪法》上那一条自由足够了，剩下的只是司法解释、案例分析和学理探讨的问题。做成单行法规，不论由全国人大来制定，还是交到行政主管部门手里，都极易限制新闻自由，反而使得一些不利于言论自由同媒体“松绑”的做法合法化了。套用“公权力”这个委婉语，那就是，立法越多，公权力越大，越能合法地干涉老百姓传统上一直享有的一些自由，以及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而获得的新的自由、新的权利。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互联网当然需要管理，诈骗赌博、虚假广告、儿童色情网站之类，不管不行。但如果法网太密，一天到晚监控，便会妨碍用户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如此法治，实属公权力扩张的一条捷径。立法既可以保障公民权益，也能限制甚至侵害公民权益，这是全社会应当十分警觉的。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平衡社会各阶层/集团不同的利益。行政部门有他们关心的问题，被监管行业有自身的利益，此外，还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同前面两方的利益有时重合，有时矛盾。立法，便需要有一个民主程序来保证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这一点，有几部法规做得好，如修订《婚姻法》，《物权法》也还可以，拖了几年，让人听见尖锐的批评；有些就匆促了，只照顾相关利益集团，忽视了公众的利益。然后两个环节，就是执法和司法。因为立法技术的成熟，纸面上兼顾各方利益，不等于实际执法、司法就有效能。腐败猖獗的地方，立法再怎么完善，执法司法也好不了。问题出在执法与司法队伍本身的建设。

好，您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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