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巫宁坤:燕京末日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

[内容提要] 为对过去30年中国人文社科进行总体考察,就必须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即80学人,进行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本文认为,80学人的整体学术成就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相比,还差距明显,30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无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存在巨大差距。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而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系与评价中国人文社科现状所必需的具体信息,是其中被遮蔽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认为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于学术自由的缺乏与学术科研管理体制的缺陷,而必须转向对各个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需要学术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进行不断的微调与磨合。

若是以1977年恢复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1] 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恢复和发展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参与者,除了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人外,主要力量其实是这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有鉴于此并为了便利,我将在本文中简称这批人为80学人。由于时代原因,这批学人年龄并不齐整,最年长的已60 岁上下,最年轻的还不到50岁。在过去30年间,这批学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作用,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之后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2] 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者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且他们还将通过其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对过去30 年中国人文社科予以总体考察,就必须对这一代人做一些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问题”。

我坚持从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但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会更侧重分析这一代人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历史构成的,源自社会。这样处理,或是源于“修身齐家”的传统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泽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命题;[3]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就中国未来人文社科发展而言,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这是我们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学术的命运最终依赖于社会条件,但我们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个体的努力。这样处理,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话说得“狠”一点,结论“政治不正确”或太伤自尊心,首先针对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发太多联想甚或诛心之论,我希望通过这种苛刻的分析讨论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未有设计的参与性观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着于某一个具体的学者或具体的经验,而更多的是关于作为群体的80学人,是关于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描述经验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现。这种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确和全面。只是,与我之前的研究一致,[4] 我希望在文献综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变的传统研究方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进路以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

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

去年,清华园紫荆花盛开时节,清华大学送走了她的九十周年大庆。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生于一九一一年,正好与清华同年。校庆过后,万里先生怀着迫切、喜悦的心情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待着自己九十寿辰的到来。同事们出钱出力赶时间编印的《黄万里文集》,将在这一天与大家见面。八月二十日,在生日聚会上,《文集》终于如期散发到前来祝寿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手中。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这《文集》却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五百册。……生日聚会刚刚过去一个“七日”,八月二十七日,九十高龄的黄万里博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最后告别仪式上,那些未能参加生日聚会未能见到《文集》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带走了。

黄万里一九七一年,戴着右冠、正在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改造、年届花甲的黄万里教授因劳动过累昏倒田头,想到自己奔波万里、治理江河的著述和理想行将付诸东流,曾写下“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梦吟绝笔》)。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他跨越阴阳两界,相隔前后七日,终于在属于自己的“生日聚会”和“告别仪式”上,亲见人们争取《文集》、争传“广陵散”的实景,当会含笑再吟“留得丹心照旧邱”(万里先生一九六三年诗句)了。

上篇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园里一位著名人物。花前树下,常听老教授、老教授太太议论他:身患癌症,四次开刀,大难不死,都快九十了还给研究生讲新课,“黄万里真是命大!”我的住处,距万里先生的住所第九公寓,有一百多米。我认得他,他不认识我。在读了《读书》上万里先生三篇“旧文新刊”和《老照片》上说黄万里的三篇文章之后,禁不住这些文章的引诱和驱使,我于清华九十周年大庆之后,万里先生九十寿辰之前,两次登门拜望了他。

万里先生扶着门框、墙壁和书柜,从卧室移步来到客厅。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何香凝老人一九五五年写赠黄炎培先生的一幅墨梅中堂,另一面墙上一个镜框里装着赵朴老读万里先生诗词集《治水吟草》之后题赠作者的一首五绝。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万里先生出了诗集,我们就先从这诗集谈起。

十年前,万里先生八十大寿,在同事们帮助下整理编印了《治水吟草》,集先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九一年所作诗词共一百题。那也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二三百本。金克木老先生读了《治水吟草》之后,也赠诗作者。万里先生说:“我和两位老先生都没见过面。我这个人不好,他们给我写信,给我诗,一跟我通气,就都死了。”

利求同:“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

如果说档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纪念碑,档案馆便是守护它的圣所。

美国的政府档案馆体系,最有国情特色的大概是总统图书馆了。建制上,散布在各地的总统图书馆都隶属于美国国家档案局,负责收藏管理历任总统的档案文献,为政府、学界和公众服务。这个做法,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常为外国观察家和游客称道。其实,美国重视联邦政府档案管理的历史不长,迟至一九三四年才正式成立国家档案局。总统档案的收藏管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建国后一个半世纪中,既无国家机构系统收藏,也没有立法保障管理使用,犹如“放羊”,直到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有了转机,逐步走上了正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一小批有声望的图书馆员、学者、法学家和政界人士收到一封发自白宫的总统备忘录,注明“私人机密”,附一邀请,请收信人于十二月十日到白宫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是星期六,餐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跑白宫新闻的各大媒体记者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统要在周末向公众宣布?午餐会很长,罗斯福耐心听取了客人们对备忘录的评价和建议,然后施展他的的个人政治魅力,引导大家跟随他的思路,指出公众利益所在,很快就得到了客人们的一致支持。接着,又领着众人参观总统档案里的文献珍品,以及公众和外国元首送给总统的礼物。欣赏完毕,才一起来到记者面前,郑重宣布那封“私人机密”总统备忘录:关于建立总统图书馆,永久收藏总统公务档案和私人文献的计划。

当时,媒体对罗斯福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只当是总统竞选的新花样,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多年以后,一座座总统图书馆落成,向公众开放,逐渐形成一个制度,人们才发现,这“罗斯福计划”已是美国政治、学术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王朔2002年版文集自序

这几本书都是十几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在前面,只要不停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互相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长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象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是不老实,动机就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独立特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

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一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2001.12.17.

New book: The Idea of Justice. By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购买本书@亚马逊

Review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ubject sinc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Sen argues that what we urgently need in our troubled world is not a theory of an ideally just state, but a theory that can yield judgments as to comparative justice, judgments that tell us when and why we are moving closer to or farther away from realizing justice in the present globalized world.
–Hilary Putnam, Harvard University

In lucid and vigorous prose, The Idea of Justice gives u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is dedicated to the reduction of injustice on Earth rather than to the creation of ideally just castles in the air. Amartya Sen bri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face to face with human aspiration and human deprivation in the real world, to whose improvement he has devoted his intellectual life.
–G. A. Cohen, University of Oxford

A major critical analysis and synthesis. Sen’s inclusive approach transcends the many important scholars and viewpoints that he analyzes. The Idea of Justice presents a set of considerations on justice of importance to bo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o the world of policy formation.
–Kenneth Arrow,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Stanford University

Few contemporary thinkers have had as much direct impact on world affairs as Amartya Sen
–Philippe Van Parijs, Louvain University

In the courtliest of tones, Mr. Sen charges John Rawls, an American philosopher who died in 2002, with sending political thinkers up a tortuous blind alley. The Rawlsian project of trying to describe ideally just institutions is a distracting and ultimately fruitless way to think about social injustice, Mr. Sen complains. Such a spirited attack against possibly the most influential English-speak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past 100 years will alone excite attention. The Idea of Justice serves also as a commanding summation of Mr. Sen’s own work on economic reasoning and on the elements and measurement of human well-being…Mr. Sen writes with dry wit, a feel for history and a relaxed cosmopolitanism…The Idea of Justice is a feast…Nobody can reasonably complain any longer that they do not see how the parts of Mr. Sen’s grand enterprise fit together…Mr. Sen ends, suitably, with democracy. It can take many institutional forms, he says. But none succeeds without open debate about values and principles. To that vital element in public reason, as he calls it, The Idea of Justice is a contribution of the highest rank.
The Economist

苏力:更是播种的季节——北大法学院2009级迎新致辞

2009年9月13日

为预防“甲流”,与以往不一样,今年我们把迎新大会搬到了室外。未名湖畔,绿茵场上,北国初秋恣意流淌的阳光和风,确实给人漂荡沉浮于梦境的感觉——不只是多年来你的,还有你父母的梦。但,这不是梦。你就站在北大,你已是一名北大法律人。北大法学院真诚祝贺你们!北大法学院热烈欢迎你们!

这么多人许多年来一直梦着、想着、瞄着甚至盯着北大,这肯定是个好地方。但对于你来说,北大的好处不在于外人对她的评价,而在于她给你的挑战以及你给出的回应。在这个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地方,你自幼以来的智力优越感会受到挑战,曾认定天经地义的也会受到质疑;当没人督促努力学习之际,甚至闲暇都可能成为你的一个新挑战。上北大曾是你的明确目标,如今真来了,甚或恰恰因为来了,似乎所有的路都已向你敞开,有了比同辈人更多的选择,无需“走别人的路”自然也不会“让别人无路可走”了,你却很容易失去目标和方向感,甚至有点困惑。而你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一个很容易被人视为空泛,其实却并非如此的问题,即如何选择你的人生的目标,你大致希望自己这一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注意,这与选择北大、选择法学院不同;这也与毕业后选择什么工作、挣多少钱不同。来北大,哪怕是你自己填写的志愿,那通常也是家庭、母校和社会的“合谋”的结果,从一开始你就很难也没打算抗拒;而当没有什么其他同样诱人因此需要比较取舍的选项,或其他选项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保险之际,那就算不上真正的选择。至于毕业后的工作和挣钱之类,当然也算目标,也并非不重要;但即使全都如愿以偿,也不可能给你持久的满足,不可能给你持久的动力。坦白地说,要实现这些目标,未必要上大学,至少未必要来北大。而现在你是在北大。

北大法学院希望你们能成为杰出的公民。

首先是公民,不是实证法律意义上的——你们已经是,而是规范意义上的。独立、诚实、自律、信守承诺并坚毅,分享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有足够的宽厚或仁爱,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岗位。这其实不算什么要求,而只是你在当代社会正派体面生活的基本素质。加上我丝毫不怀疑的你的智力,你就能面对每个人都无法幸免的各种艰难曲折,无论达穷荣辱,都能保持足够的自信,并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幸福。

利求同:“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赵鼎新:民主转型,如何可能?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今天,俞先生再一次通过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推出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让民主造福中国》一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既包括了国内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形象工程、行政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人治与官本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包括了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新的观念和解决手段,特别是提高人权和法制水平、发展公民社会、提高新闻的监督能力、树立善制和建立和谐社会、增量民主发展(加强党内民主,并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入手逐渐发展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俞先生不但有勇气,且态度平和,不偏执。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 ;看到了中国存在着的大量的问题,却不因此气馁;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等重任,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的教授,并在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这一官员加学者的双重背景,使得俞先生不同凡响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俞先生的著作为中国在国际上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并使得我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关心政治的百姓体会到了我们政府政治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俞先生的特殊地位及其著作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使我反复考虑这一书评的写法,犹豫中我决定另辟蹊径,想象俞先生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样影响巨大的书籍后应该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俞先生应当利用他目前的影响争取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央的 “民主政治研究所”并发起一份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刊登民主研究文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理论准备,为中央的政治改革提供道路与策略选择和总结他国经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所的研究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两个俞可平先生也可能会同意的基本点:一、虽然民主的含义可以包括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民主选举则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给予一个国家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家的稳定则是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得以发展的基础。二、虽然俞先生《让民主造福中国》中所列有的大量的社会正面价值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们的获得不可能一挥而就。民主转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必须为逐步实现这些正面价值而创造条件。)

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赵本山出道已经二十多年,近十年来他由于与国家强力传媒的互相支持而影响不断飙升,到了二〇〇九年,他和他的徒儿小沈阳与毛毛(丫蛋)的演出,已经成了“春晚”核心。他的电视小品《不差钱》,还真有点琢磨头儿。

  有些精英或自命精英,对于电视小品之类是不买账的。我的一位好友教授文艺评论家十来年前就撰文谈自己的感想,说是他看完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再看看咱们自己的喜剧小品,非常沮丧惭愧。许多人不无同感。我也曾经质疑过:是不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男儿的屏幕形象,基本上是靠赵本山、潘长江、范伟……所扮演的丑星角色来支撑;而女性代表人物,则是靠高秀敏与实际上活泼美丽的蔡明、宋丹丹所扮演的喜剧形象“树立起来”的?更尖锐一点说,我们受众是不是在被引向侏儒化呢?

  有几位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干部议论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上将会留下什么来呢?

  一位领导问道:“会不会是短信段子与小品?”

  这种谈话的滋味难为人道。

  但是赵本山的货色并非一概稀松平常。先是二〇〇一年他的小品《卖拐》令人回味。赵本山所演角色的忽悠、暗示、欺骗过程,让你认定自身有病再接受他的医疗器材的过程荒唐离奇却又令人信服、天衣无缝,看后颇觉得头皮发,脊背冒凉气。在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中,市长向台下观众喝道:“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同样的棒喝似乎也在赵本山这里震响。谁敢说你就绝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买过这样的“拐”?谁敢肯定你就比范伟扮演的傻帽儿确实聪明?

  数年后传出来赵本山为了维护“二人转”演员的尊严,不惜与谁也不敢得罪的传媒主持人在直播中争吵的讯息。

里尔克:秋日

1. 冯至 译: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2. 程抱一 译:

    神啊,时候到了。夏日曾经丰盛。
    将你的影投射在日规盘上;
    在原野间,散放你的巨风吧!
  
    最后的果实,命令它们成熟。
    再给它们两天温馨的日子,
    让它们完成。同时让果汁的
    甜意滴滴渗入浓郁的琼醪。
  
    没有居屋的,将不再建造。
    原是孤单的,就此孤单下去;
    念书,写信,或是苦守长夜,
    他将久久徘徊,在林荫道上
    飘零无尽的落叶间。
  
    程抱一《和亚丁谈里尔克》纯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初版,第86-87页)

3. 陈敬容 译(题为《秋天》):

    主啊:是时候啦,夏季的光热多奇伟。
    如今你的影子躺在日规上,
    任无羁的风在平原上吹。
  
    吩咐最后的果子充满汁液,
    给它们再多两天南方的温暖,
    摧它们成熟,把最后的
    甜味,给予浓烈的酒。
  
    没有房屋的人,谁也不为他建筑,
    孤独的人会长久寂寞,
    会在无眠的期待中读书、写长长的信,
    会在秋风蹂躏枯叶的街巷里
    不安地踱来踱去。
  
    (《(诗苑译林)图象与花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P78)

利求同:“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朋友来美国访问,常说印象最深的有两样:空气新鲜,图书馆服务好。前者的好处跟如何保护,我想是不必多言的。后者的原理体制却复杂些,比如图书馆有好些类型,有不同的服务对象,文献收藏、管理运作、投资募捐乃至建筑设计,便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但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遍布全美大小社区的公共图书馆。这一点,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是第一值得研究借鉴的。而历史上对此贡献最杰出者,社会公认,是大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

Andrew Carnegie卡内基是钢铁巨头,财富仅次于洛克菲勒,若以今日的价值计算,高达3,050亿美元,远比《财富》杂志上任何一位巨贾例如比尔·盖茨先生有钱。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照他自己的看法,是将财富的22%用于建设图书馆,主要是公共图书馆:他在美国和一些英语国家捐造了2,509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他单项捐款的龙头,也是他慈善事业的核心。卡内基是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笃信民主价值和公民参政。他深知民主的成熟与成功,首先在于公民素质:公民须学习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并行使道德意志,才不易受人操纵,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作出知情且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决定。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生命力,及正常有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卡内基认为,公共图书馆便是培养教育这类理想公民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机构。他说:“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虑” (引自奥布赖恩,页33)。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卡内基的公共图书馆慈善计划拉开了序幕。这一天,苏格兰东部小城敦菲林聚集了上万盛装的人们。原来,小城的儿子卡内基回来了,要给家乡捐一座公共图书馆。奠基仪式上,慈善家的母亲撒下了第一把土:“我宣布奠基石安放完毕,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铜管乐队的高歌、苏格兰风笛的和鸣与教堂的钟声交织,见证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久,小城的居民便看见了图书馆大门上,石头雕刻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它辉映着上帝的创世之言:光!又仿佛在庄严宣告:这里,一个人无论血统贵贱、财产多寡、是男是女,甚至不管识字与否,只要他愿意踏上图书馆的台阶,推开那扇厚实的通向知识的大门,都会获得同等的机会与自学条件,免费享受馆藏和服务,接受文化的熏陶启迪,实现民主社会允诺的乌托邦理想。

刘皓明译著《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评注卷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德汉对照)、评注卷(上)、评注卷(下)。

Die späte Dichtung Hölderlins: Texte, Studien und Erläuterungen

[德] 荷尔德林(F.Hölderlin) 著 / 刘皓明 译著

ISBN: 9787561766231;页数: 1600;定价: 158.00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内容简介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20世纪初,埋没了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得以面世,并很快吸引了德国和德国以外的学者、诗人及哲学家的关注。荷氏作品融汇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和诗学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启蒙运动后新神话的建立、观念论哲学和浪漫派诗歌的里程碑。但由于诗人后期诗歌文本复杂,语言晦涩,思想艰深,阅读和理解荷尔德林一直不是一件易事。本书是对荷尔德林除赞歌外全部后期诗歌的翻译、注疏和解读,其中多数作品首次翻译为汉语。

全书分“文本卷”和“评注卷”(两册)。“文本卷”为德汉双语对照,按体裁和编年收录了荷尔德林1800-1807年间除赞歌外的全部诗歌作品(含完成作品,完整草稿、修改稿、不完整草稿、片段等)及其翻译。“评注卷”详尽阐述诗人后期作品的历史背景及其神学、哲学、诗学和美学内涵,探讨作品的语言风格,吸收西方学界最新成果,对所含作品逐一作了详尽的勘读、训诂、注释和解读,还结合中国诗歌传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完整翻译不仅填补了荷尔德林中译的空白,也将深化读者对西方历史和思想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理解。本书从语文学入手来展示思想史,这对帮助读者理解西方传统的渊源和治学方法,有重要促进作用和示范意义。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目录

苏力: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2009年6月29日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冯象:亚当无绿坝

本周林行止先生的文章大妙(《上海书评》2009.6.21)。谈到兽畜多有但亚当独缺的阳具“软骨”,让我想起从前大山里头花季不护航无绿坝的苦日子来了:牛“鞭”狗“尾”都腻味了,要羚羊马鹿最好是老熊的“灵根”,抹了辣子,火塘边吊着熏成黑黑的干巴,那才够“陪浴”,叫“梦幻”。印象中,血肉之间似乎是有那么一截棍儿(baculum)的,名分上,归放逐它灵魂的那个亚当。

林先生引述的“迷你论文”,作者之一泽维特(Ziony Zevit)博士在洛杉矶犹太大学供职,治西北闪语(希伯来语、乌迦利特语等),兼攻考古。代表作《古代以色列宗教》(2001),年前读过,颇喜他的标新立异。然而,这一篇给亚当安“软骨”,却有点过头了。身为专家而阐释经文,没有任何语文学和史料上的论证,就信口开河,虽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总还是出洋相罢。

这洋相实为一成因论(aetiology)的猜想,即主张《创世记》二章上帝取亚当一条肋骨造女人(夏娃)的故事,隐含着对人类缘何失去了阴茎骨(os penis)的解释。论据有二:一是说人骨非生殖器官,肋条造夏娃不合情理。二是以希伯来语《圣经》的词汇里没有与现代术语“阴茎”对应的专名,断言经文作者凡指阳具,必用比喻或委婉的替代语词。由此推论,希伯来语“肋骨”(zela`)既然可借指椽子木板等支撑物,就能进一步引申,转喻男人的第三条腿:阴茎或撑起它的小棍儿。换言之,伊甸园中亚当沉睡,被造物主摘去的不是肋条,而是胯下的阴茎骨。而传统上译作肋骨,滥觞于《圣经》译本之父希腊文七十士本,后世学者盲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译家(习称七十长老)定的译名(希腊语pleura,旁、肋旁),竟忘了原文的“复义”。

这推断却经不起推敲。

首先,传世经文的词汇范围,只能用来表明《圣经》时代希伯来语已有某词,而不能证明缺欠某词。生殖和性器官的名状联想,在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日常语汇。难以想象,以色列人偏偏是个例外,提及阳具就只会打比方绕弯儿了。实际上,摩西之律直白得很:“睾丸打碎者”不可近祭坛(《利未记》21:20);“下体割去的”,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众(《申命记》23:2)。“下体”(shophkah,词根本义流泻),便是男根的一个专名,词典定义:membrum virile。故新修订标准本毫不含糊:penis(one whose penis is cut off,阴茎割掉者)。

下体在《圣经》里有种种委婉说法,不是上帝子民的词汇贫乏,而是圣言的启示和经文风格的需要。比如,耶和华同圣祖亚伯拉罕立割礼之约,“全体男子都要行割礼,即割去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标记……我的约须刻在你们肉里,才是永久的约”(《创世记》17:10以下)。那“肉”字(basar)便是男根的婉称;参较亚当得了夏娃以后,经文所言(同上,2:24):“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要离开自己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lebasar ´ehad,直译:一肉)。男根流泻,古人视为子孙的出处,仿佛圣物,故有立誓手触下体的习俗。圣祖年迈,托老仆人回家乡为儿子以撒择妻,命他将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起誓(同上,24:2)。“大腿”(yarek),犹言私处,是借喻。其他如称阳具为“筋肉”(gid),以“裸相”(`erwah)指羞处,“小腹”(qobah)喻女阴,都是惯常的不难会意的表达。

11 of 24
78910111213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