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边凯玛里亚·冯塔纳 (Biancamaria Fontana)：《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 》（Montaigne’s Politics: Authority and Governance in the Essais），陈咏熙、陈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翔实的史料和文献，清晰地勾勒出蒙田在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中的政治活动及其对《随笔集》创作的影响，将蒙田对社会现实和政治、法律实践的洞见置于欧洲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令人信服地呈现出蒙田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论证了《随笔集》可能是欧洲进入基督教时期后第一部全面批判权威，坚定捍卫个人自主、信仰自由与宗教宽容等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作品，而且无论在体裁、方法还是见解上都是特立独行的。本书反驳了传统评论对蒙田的误解，为解读《随笔集》这部不朽的经典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启迪。
The New Old World, by Perry Anderson. @ Amazon
* Pub. Date: December 2009
* Publisher: Verso
* Format: Hardcover, 364 pages
* ISBN-13: 9781844673124
* ISBN: 184467312X
Magisterial analysis of Europe’s developmen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major work of modern hist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The New Old World punctures both domestic and American myths about continental Europe. Surveying the post-Cold War trajectory of European power and the halting progress towards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Perry Anderson draws ou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U’s eastward expansion, a foreign policy largely subservient to America’s, and the popular reje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As a neoliberal economic project, pushed forward by a succession of centrist governments, the European Union cannot afford to allow its peoples a free choice that might dash elite schemes of a post-national democracy. Anderson explores Hayek’s suggestion that protecting a market economy might require exactly this kind of inter-state structure, out of reach of popular opposition. With landmark chapters on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urkey, and a wide-ranging survey of current theories of the Union, The New Old World offers an iconoclastic portrait of a continent that is now being increasingly hailed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exemplar for the world at large.
转载自乔纳森的博客。
乔纳森按：完全根据个人兴趣整理的，考虑到可能对别人也有用，就贴出来。目前仅考察了我感兴趣的作者。其他我不了解的作者的文字，以后找机会再增补。
佩里·安德森谈意大利没骨气的左派
http://www.lrb.co.uk/v31/n05/perry-anderson/an-invertebrate-left
佩里·安德森评霍布斯鲍姆《妙趣横生的世纪》
http://www.lrb.co.uk/v24/n19/perry-anderson/the-age-of-ejh
约翰·贝利谈伍尔夫及布卢姆斯伯里
http://www.lrb.co.uk/v06/n16/john-bayley/superchild
玛丽·比尔德谈奥勒留
http://www.lrb.co.uk/v31/n14/mary-beard/was-he-quite-ordinary
玛丽·比尔德谈塔西佗
http://www.lrb.co.uk/v26/n02/mary-beard/four-day-caesar
玛丽·比尔德谈西塞罗
http://www.lrb.co.uk/v23/n16/mary-beard/lucky-city
玛丽·比尔德谈庞培
http://www.lrb.co.uk/v21/n18/mary-beard/what-might-have-happened-upstairs
阿兰·本奈特谈《恋爱中的奥登》
http://www.lrb.co.uk/v07/n09/alan-bennett/the-wrong-blond
科林·巴罗谈约翰·堂恩
http://www.lrb.co.uk/v28/n19/colin-burrow/recribrations
科林·巴罗谈安东尼·伯吉斯
http://www.lrb.co.uk/v28/n03/colin-burrow/not-quite-nasty
科林·巴罗谈《俗世威尔》
http://www.lrb.co.uk/v27/n02/colin-burrow/who-wouldnt-buy-it
科林·巴罗谈约翰·伊夫林
http://www.lrb.co.uk/v25/n05/colin-burrow/tuesday-girl
回忆桑塔格
http://www.lrb.co.uk/v27/n06/terry-castle/desperately-seeking-susan
科里尼谈雷蒙德·威廉斯
http://www.lrb.co.uk/v30/n15/stefan-collini/upwards-and-onwards
科里尼酷评希钦斯
http://www.lrb.co.uk/v25/n02/stefan-collini/no-bullshit-bullshit
金斯利·艾米斯书信
http://www.lrb.co.uk/v22/n11/ian-hamilton/sorry-to-go-on-like-this
克默德谈豪斯曼
http://www.lrb.co.uk/v29/n13/frank-kermode/nothing-for-ever-and-ever
克默德谈燕卜荪
http://www.lrb.co.uk/v28/n22/frank-kermode/disgusting
http://www.lrb.co.uk/v27/n10/frank-kermode/the-savage-life
克默特谈马丁·艾米斯随笔集
http://www.lrb.co.uk/v23/n09/frank-kermode/nutmegged
克默德评奥登谈莎翁
http://www.lrb.co.uk/v23/n04/frank-kermode/maximum-assistance-from-good-cooking-good-
克默德谈卡佛遗作
http://www.lrb.co.uk/v22/n20/frank-kermode/no-tricks
克默德谈保罗·德曼
http://www.lrb.co.uk/v11/n06/frank-kermode/paul-de-mans-abyss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wo volume set]
Edited by Michael Kazin
Rebecca Edwards & Adam Rothman, associate editors
Product Details
* Pub. Date: December 2009
* Publish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rmat: Hardcover, 992 pages
* ISBN-13: 9780691129716
* ISBN: 0691129711
Table of Contents – Vol. 1 [PDF] Table of Contents – Vol. 2 [PDF] Alphabetical List of Entries [PDF] Topical List of Entries [PDF] Directory of Contributors [PDF] Preface [PDF]
Sample Entries
* Mass Culture: Cartooning/Brown [PDF] * Periods: Conservative interregnum, 1920-32/McGirr [PDF] * Political Parties: Labor parties/Powers [PDF] *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Race and politics since 1933/Countryman [PDF] * Institutions: Supreme Court/Hoffer [PDF]; Voting/Keyssar [PDF] * War and Foreign Policy: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s/Suri [PDF]
Product Description
An essential resource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U.S. history and politics, this two-volume encyclopedia covers the major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from the founding to today. Broad in scope, the book addresses both the traditional topics of political history–such as eras, institutions, political parties, presidents, and founding documents–and the wider subjects of current scholarship, including military, electoral, and economic events, as well as social movements, popular culture, religion, education, race, gender, and more.
Each article, specially commissioned for this book, goes beyond basic fact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crucial context, expert analysis, and informed perspect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Written by more than 170 leading historians and social scientists,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gives students,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authoritative introductions to the subject’s most important topics and a first step to further research.
白谦慎
二十世纪初，埋没了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得以面世，作品融会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和诗学中最核心的观念，很快吸引了德语世界内外的学者、诗人及哲学家的关注。然而，诗人后期诗歌文本复杂且思想艰深，阅读和理解荷尔德林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任教于美国凡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刘皓明教授最近译注了《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完整地将荷尔德林引入汉语的语境。刘皓明先生认为，近世中德两个文明面临的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尽管德国后来的历史也是不足法的，但作为示范，我们必须理性地、无感伤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荷尔德林和他身后的这个西方最主要的一个传统。
荷尔德林对中国的文化圈来说是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他的名字是个高频词，但似乎直到最近，我们对他本身所知甚少。你为什么会想到翻译这部诗稿？而且这本书也不单纯是部译作，里面有大量的注疏、文献整理，耗费心力可想而知，你下这番工夫的初衷是什么呢？
刘皓明：荷尔德林研究是我准备已久的一个计划。在德语文学这方面，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里尔克的。但是在着手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在西方文学中的研究重点其实是荷尔德林。为此我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只是直到2005年，我才有时间和勇气开始写作这部书。关于开始的时间，我想提一个似乎偶然的前后联系：2005年夏，我走了一趟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喀什。结束以后回到美国，便开始写作这部书。这次万里之行，可能在无意识中给了我写这部书的勇气和动力。
听起来有点玄妙，算是某种感应吗？在西域和德意志之间，在你和荷尔德林之间？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体验吗？
刘皓明：如果说感应，可能存在于一种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学中。荷尔德林除了去过一次法国西南，在那里见到过海以外，一生主要在其家乡士瓦本地区度过。但是在他后期诗歌中，存在一种宏观的地缘和历史战略，从印欧远祖的种族和语言起源，到希伯来希腊的精神遗产与继承，再到当下和未来的海外殖民与霸权，其脉络是清晰完整的。2005年夏，我走在我们的西域的路上，在平地看茫茫戈壁，在空中看绵绵天山，对汉唐时代军人、官吏和商贾当年往返于这样的路上，不免有所感叹。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玄妙的感应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层次的感应。
空间的确能给人这样宏观的感觉。具体到这部书，它也有一个奇妙的空间，一边是德汉对照的诗，一边是你的评注。可以说一边是诗人，一边是你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的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呢？
刘皓明：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让我用不那么玄妙的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在中国，关注西方文史哲研究和出版的人都意识到，从译介到深度阐释的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国内的阐释，更多是直接翻译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著作。这种方式有较大的偶然性，常常把某一领域里无足轻重、有争议、甚至被推翻的论著翻译过来，给中文读者造成这就是某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权威乃至终极阐释的印象。例如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我以前就这个问题发过一篇短文，我的书中也有专门一节更详细地追溯其来龙去脉；在里尔克阐释领域，例如无批判地介绍和传播天主教的阐释。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介绍式的阐释方式应该向自主的、独立立论的阐释方式过渡。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在本书中，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需组成部分。
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斯鲍姆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及时而紧迫……努斯鲍姆女士将小说的观点作为司法与公共政策的范例，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让人振奋和鼓舞。——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纽约时报书评》
对于文学和人文教育对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没有人作出比这更好的辩护了。玛莎·努斯鲍姆的新书应该成为每个国会成员的必读物。——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专业正确——文学研究与政治变迁》
努斯鲍姆精彩地辩论道，通过带着同情心去关注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生命，小说扩展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作出公共生活所需的判断……努斯鲍姆的论题……应该在屋顶上高声呼喊——就像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科克斯书评》
努斯鲍姆引人入胜地辩论道，那种所谓的“理性心智”已经使我们完全忽视了人这一动物的显而易见的一面——我们的情感。——劳尔‧尼诺（Rául Niño），《新城市》
努斯鲍姆是当代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并不知道是否阅读小说是否真的会让人们变得更为仁慈，[但是]这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最强有力的论辩。——凯斯‧奥特利（Keith Oatley），多伦多，安大略《环球邮报》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律与伦理学教授。著有《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欲望的治疗》（The Therapy of Desir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性别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妇女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等著作。
丁晓东，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
前些年，媒体以大字标题“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谁亵渎了巴金”等等披露，有人在京城旧书摊上发现印有“巴金赠书” “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财产登记号的外文书刊。还说摊主说的，是国图外文期刊部处理的过期期刊。据报导，巴金老人晚年很重视捐赠，曾六次向北京图书馆（后更名国家图书馆）捐赠书刊，其中一九八一、八二年两次捐出三千多册。家属回忆，巴老捐书是有计划的，比如《随想录》手稿，第一、四卷赠上海图书馆，第二、三卷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卷则捐献国图。一时间，报刊上指责国图的文字如潮。巴老的子女更是感到震惊和伤心，认为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也伤害了一位毕生视书如命的老人的感情”，因此要求国图归还捐赠的手稿。捐赠如此结局，大概是当事人始料不及的。但双方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合作，妥善保存捐赠的书刊，为巴金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作贡献。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为什么事与愿违？乍一看，或许是国图疏于管理，造成受赠期刊“流失街头”，未能尊重巴老及家属的感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很可能，像报道的那样，有些“文化老人”和藏书家，本来想学巴老的，从此就不敢向国图捐赠了。然而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涉及私家藏书捐赠的一些基本原则及社会功能问题。因为捐赠不仅是藏家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是读者关心的事，还可能影响到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中的道理，研究一两个“案例”或值得学习的榜样。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功能特色和声誉，多是由藏书决定的；发展藏书便是图书馆的生命线。藏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却离不开私人即藏书家的贡献。真正的读书人都是爱书的。用心挑选，四处访求，持之以恒，就成了藏书家。追源溯史，私家藏书可谓现代图书馆的鼻祖。世界上好些有名的图书馆，都始于私家藏书，尤其珍本善本大多来自私人捐赠和洽购。比如，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是美国最老，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馆，拥有七十多个分馆和一千五百多万藏书。它的“出身”却并不显赫，第一批藏书得自一位剑桥毕业生约翰·哈佛先生一六三八年的遗赠，约四百册，以《圣经》与神学著作为主，还有语法、词典和古希腊罗马文学，都是主人从英国带来的。大学就以这位捐赠人（benefactor）的名字命名，叫哈佛学院。如今校园里常见到游客站在哈佛先生的铜像下，手摸他的皮鞋留影，皮鞋下方刻着几个字，称他是大学的“创始人”（founder），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可见图书馆对于一所珍爱传统的大学，在师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再如，拥有世界第四大藏书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是以私家藏书起家的，每年都有大批私人捐赠。镇馆之宝则是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受赠于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列诺克斯先生（详见拙文《“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贾春旺学长，孙总，梅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真是荣幸之至，十分亲切，心里充满了敬意，又感到责任之非常重大，任务的光荣艰巨。
荣幸而亲切，是因为我成为了一名清华人，并且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关头回国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年初，顾校长、陈书记率团访美，招聘人才。他们热情相邀，特别关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像古人说的，“精诚之至，金石为开”。此刻，我还要感谢李树勤老师，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谈过回国服务的安排。当时因为刚开始译注《圣经》不久，俗务也多，便没能成行。这是我不会忘记的。
敬意，则在两个方面。首先，让我对孙总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孙总对清华的慷慨捐赠，大力支持法学院乃至中国的法律教育。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儿一见如故。因为他完全赞同振民讲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法学院的发展战略，赞同我的学术工作计划，显示出一位在经济一线拼搏过来的企业家独到的眼光。我在边疆农村和社会底层生活过多年，我很熟悉、赞赏、敬佩这种在艰苦环境磨炼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孙总，改天再讨教，我们再聊聊。
当然，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最高的敬意归于梅汝璈先生。我觉得孙总支持清华设立讲席，纪念一位杰出校友，是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也是西方大学通行的做法，相信将来国内会逐渐推广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梅先生应该是第一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总理说的，我们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华校友向哲浚先生，还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东京大审判所谱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律人报效祖国的最光辉的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那么软弱、不力，一心忙于内战；而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如此骄横，罔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世界和平的大业跟正义的原则，甚至为战犯开脱，将他们释放。梅先生以顽强的斗志机智应对，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终于使主要的战犯伏法，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中国人民讨还了血债。
现在这讲席以梅先生的英名来命名，对于我，便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了。让我深感肩头责任之重，挑战之艰巨。
是的，是艰巨，否则何来的光荣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下。今天是喜庆、感谢和纪念的日子，因此我话说得委婉一点。正面地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以争取不辜负先贤和英烈的期待，夺取那份应当属于我们的光荣。
新总统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总有点意味深长。奥巴马第一天白宫上班，签署的第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第13489号，便是废止前任总统小布什二〇〇一年签署的第13233号行政命令，即宣布在任总统有权否决卸任总统自行决定总统档案解密与否的特权；并同时取消卸任总统家属或代理人以总统名义行使该项特权，取消卸任副总统的相应特权。由此结束了美国总统档案解密问题上，总统、国会、两党政治和公共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总统档案的开放，关系到执政信息透明，是美国政治的一座风向标，也是其民主信念的宣示。那么，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这事的大原则说起。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楼房是我们建造的，楼房也塑造了我们”。国家档案文献的收藏管理，虽说是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反过来也往往影响到那体制的运作。在民主制度下，这一点尤其明显。通过查阅国家档案，学者和公众可以了解历届政府和官员的执政努力，总结成败的经验，探究历史真相。按时有序地解密档案，不仅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还能增进公众对决策过程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过，即使在西方，由于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同，档案制度也各具特色。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君主制历史下发展起来的的现代议会制，公务员系统中立，国家首脑多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宪法上向议会负责。这使得政府对国家档案的态度，倾向于保密，不太鼓励公众寻求、接触信息。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短，以反抗君主起家，主张英才治国。又因为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国会行使监督职责，抗衡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保密倾向，培育了公众参政、使用政府档案的强烈意识。因此，尽管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了官方档案机构（见拙文《“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美国对档案解密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开明一些。及时解密、自由使用总统档案资料，便成为美国式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作品）2009年10月30日——他的101岁生日前夕——在巴黎逝世。去年11月28日是他的百岁华诞。
AP: Anthropology giant Claude Levi-Strauss dead at 100
Abstract: Fei Xiaotong and early Confucians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their answers to the fundamental social issues. Both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order of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owever, Fei Xiaotong not only tries to interpret and legitimize the early Confucian answers in modern terms, he is also proposing a new answer of his own. This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s and making them relevant to the demands of our modern times.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一、引言
很早就接受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从现代西方移植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训练，然后他去了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系统训练，又很快在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获得了迄今还没有其他中国学者达到的国际性学术声誉。接受的学术训练几乎全是西方的，主要学术著作都符合现代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即使后来，由于政治，由于年龄，他基本不再撰写典型的学术论文了，但他的学术评论、随笔仍然透着现代学术知识人的论证风格。在日常生活中，不留髯，不穿长袍或唐装（可那是唐装吗？），言词和文字都很平和、朴素，不像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或今天读经倡导者那样慷慨、凛然，那样古拙、深奥。[1] 他没有把孔子、孟子、朱熹或陆王挂在嘴边，直到晚年提到的仍然是马林诺斯基、帕克；[2] 他也没有高调过“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的君子之“义”，谈的更多的是“江村经济”、“乡镇企业”或是“富民”的小人之“利”。唯一可以算是对儒家的集中思考，可以据此重构他与儒家思想之格局的只有他晚年的一篇短文《孔林片思》，[3] 但那也只是片思。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称费孝通先生为二十世纪华人中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4] 这一点恐怕无人争议。但在本文中，我则试图论证，尽管从未以儒家学人自诩、倡导儒家的思想，也从未争夺儒家的衣钵，费孝通先生却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超过任何其他现当代学者的最强有力的解说；由于他有效地用现代社会科学表达，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人类学术思考的空间；他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学人，并且这种影响在继续增大；此外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据此，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其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诸如新儒家等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和阐释者。
我的论证需要首先构建两个前提。因此，下一节提出我心目中关于学术传承的抽象标准，以区分学术信徒与思想传承者；第三节简单重构早期儒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和方案，作为勾连儒家与费孝通的思想脉络的基础；第四至六节着力分析费孝通学术思想和实践与早期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和贡献，第四节集中展示费孝通有关“礼”和“礼治”的观点和贡献，因为“礼”——在我看来——是儒家中最具社会意义和制度意义的但在现代政治争议最多并大都被否弃的思想；第五节侧重从思想方法上揭示早期儒家与费孝通的一致性；作为对前两节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一种平衡，第六节集中从超越性层面考察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承继和贡献。最后一节则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部分通过与新儒家的对比，展示费孝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和文化自觉的某些意义。
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材料、作为前提而诉诸的观点不仅大有争议，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除了欢迎批评指正外，我的一个预告是，本文从未打算对关于早期儒家、关于费孝通以及两者关系做一种本质理解和界定，我只是试图勾连二者，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脉络，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但这也不意味我仅仅是“抛砖”，在没有新资料令我信服之前，我会坚持我的理解。我更多关注早期儒家，主要是孔、孟和董仲舒，而不涉及后代的儒学，无论是朱熹还是陆王。这种处理首先是因为我的学识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从谱系学方法上看，考察“发生”更为重要，而——受制于我的学术训练——我认为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尽管侧重有所不同，基本的制度关注是相同的。最后，很多读者可能会理解本文目的在于对费孝通学术传统的重新定位。但这并非我的追求。我不认为费孝通的著作属于儒家传统，也不认为有必要将费孝通纳入儒学传统，这既不会增加了费孝通的学术份量，也不能因此提升儒家思想或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无论儒家还是费孝通都已经是历史，而我的关注永远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一九二零年建成的清华大学科学馆，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屹立在校园中心大草坪西侧。馆外，昔日“科学馆主”叶企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肖像和简历展示在橱窗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科学馆大门上，铁铸的汉文“科学”和英文SCIENCE BUILDING还闪着金光。大门两旁挂着“科学馆”和“物理系”两块小木牌，向人们诉说着科学馆和“科学馆主”的往事。
一九二六年，二十八岁的叶企孙先生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叶先生又担任理学院院长。在这里，他取得了神话般的成绩。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胡乔木、于光远、林家翘、戴振锋、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和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不下六七十人，差不多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和科学院院士。
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抗日战争初期，叶先生把他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送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协助、指导抗日军民制造炸药和其他技术、后勤工作。当年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地雷战，就凝聚着叶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智慧和心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叶先生途经香港(赴昆明)，通过蔡元培先生的介绍，拜会了宋庆龄先生，请她为在冀中抗敌的学生们提供经济援助。但他到达昆明之后，却听到了熊大缜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被捕的消息。叶先生本想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反映情况，以求营救熊大缜。但他的动作太慢了，熊大缜已被处决。叶先生终生未娶，他跟熊大缜情同父子。解放后，叶先生先后数次通过正常渠道，谋为大缜平反。然而，他却以此案受株连而于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获释，居北大，仍遭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回国时想去探望他，都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一九七五年，隔离解除。这才有一九七六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的恍若隔世的登门造访。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叶先生带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在凄凉孤苦中逝世。追悼会上，吴有训中途退场，对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表示抗议。(据闻，中共河北省委已为熊大缜正式平反)当清华大学于八十年代里先后恢复物理系和理学院建制时，已经与叶企孙的名字没有什么关联了。
一九九二年，叶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后，他的生平和业绩才终于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同年，陈岱孙、赵忠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顾毓琇……等一百二十七位海内外老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园中建立叶企孙先生的铜像。此事不无周折。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若是以1977年恢复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1] 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恢复和发展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参与者，除了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人外，主要力量其实是这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有鉴于此并为了便利，我将在本文中简称这批人为80学人。由于时代原因，这批学人年龄并不齐整，最年长的已60 岁上下，最年轻的还不到50岁。在过去30年间，这批学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作用，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之后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2] 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者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且他们还将通过其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对过去30 年中国人文社科予以总体考察，就必须对这一代人做一些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问题”。
我坚持从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但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会更侧重分析这一代人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历史构成的，源自社会。这样处理，或是源于“修身齐家”的传统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泽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命题；[3]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就中国未来人文社科发展而言，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这是我们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学术的命运最终依赖于社会条件，但我们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个体的努力。这样处理，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话说得“狠”一点，结论“政治不正确”或太伤自尊心，首先针对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发太多联想甚或诛心之论，我希望通过这种苛刻的分析讨论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未有设计的参与性观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着于某一个具体的学者或具体的经验，而更多的是关于作为群体的80学人，是关于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描述经验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现。这种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确和全面。只是，与我之前的研究一致，[4] 我希望在文献综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变的传统研究方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进路以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
去年，清华园紫荆花盛开时节，清华大学送走了她的九十周年大庆。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生于一九一一年，正好与清华同年。校庆过后，万里先生怀着迫切、喜悦的心情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待着自己九十寿辰的到来。同事们出钱出力赶时间编印的《黄万里文集》，将在这一天与大家见面。八月二十日，在生日聚会上，《文集》终于如期散发到前来祝寿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手中。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这《文集》却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五百册。……生日聚会刚刚过去一个“七日”，八月二十七日，九十高龄的黄万里博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最后告别仪式上，那些未能参加生日聚会未能见到《文集》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带走了。
一九七一年，戴着右冠、正在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改造、年届花甲的黄万里教授因劳动过累昏倒田头，想到自己奔波万里、治理江河的著述和理想行将付诸东流，曾写下“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梦吟绝笔》）。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他跨越阴阳两界，相隔前后七日，终于在属于自己的“生日聚会”和“告别仪式”上，亲见人们争取《文集》、争传“广陵散”的实景，当会含笑再吟“留得丹心照旧邱”（万里先生一九六三年诗句）了。
上篇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园里一位著名人物。花前树下，常听老教授、老教授太太议论他：身患癌症，四次开刀，大难不死，都快九十了还给研究生讲新课，“黄万里真是命大！”我的住处，距万里先生的住所第九公寓，有一百多米。我认得他，他不认识我。在读了《读书》上万里先生三篇“旧文新刊”和《老照片》上说黄万里的三篇文章之后，禁不住这些文章的引诱和驱使，我于清华九十周年大庆之后，万里先生九十寿辰之前，两次登门拜望了他。
万里先生扶着门框、墙壁和书柜，从卧室移步来到客厅。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何香凝老人一九五五年写赠黄炎培先生的一幅墨梅中堂，另一面墙上一个镜框里装着赵朴老读万里先生诗词集《治水吟草》之后题赠作者的一首五绝。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万里先生出了诗集，我们就先从这诗集谈起。
十年前，万里先生八十大寿，在同事们帮助下整理编印了《治水吟草》，集先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九一年所作诗词共一百题。那也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二三百本。金克木老先生读了《治水吟草》之后，也赠诗作者。万里先生说：“我和两位老先生都没见过面。我这个人不好，他们给我写信，给我诗，一跟我通气，就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