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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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们提到香港经常说它是“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在很长时间内使我们面对那个资本主义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多少能保持一点心理平衡。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形象在眼里是喧闹和艳俗的。我在广州、汕头机场曾亲眼看到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无数彩色电视机,而那时汕头除了党政军机关电影院路灯其他地方一律没电,这些电视机录音机第二天便都高价卖给了北方来的倒爷。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我在电梯间经常听到他们认识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抱怨国内亲戚的贪婪,国内酒店的服务差,有蚊子,想吃的东西吃不到。那时我还不太能分辨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区别,现在想来那也不全是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华人。随着他们的到来,城市中出现了餐厅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装的摊贩市场和妓女,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或叫消费模式的那些商业活动在最初就是带着深深的香港烙印进来的。那时我不知道这也叫文化,餐厅中的伴宴演唱会发展到卡拉OK,酒吧乐队;的士会造成广播电台专为有车一族播放流行音乐;摊贩市场除了卖衣服也卖流行杂志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妓女,直接造就了歌舞厅夜总会桑拿室洗头房洗脚屋这些新兴娱乐产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流行小报地摊刊物乃至时装影视剧提供了耸人听闻和缠绵伤感的永远话题。

当时我们的文化概念是不包括大众文化或叫消费文化的,也没有娱乐这个词,一提娱乐好像是下下棋,打打扑克,单位搞个舞会,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当时右派作家咸鱼翻身,争当“重放的鲜花”;知青作家头角峥嵘,排着队上场;谢晋的电影观众数以亿计;张暖忻郑洞天谢飞吴天明都是新人,每部戏都能轰动一时;随便一个作家或者导演随便一出手都能给人带来一个新观念和新感受。滕文骥在《生活的颤音》还是《苏醒》中让高飞和陈冲正经接了一个吻,便成了那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喧嚣得一塌糊涂。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学上“伤痕”“反思”“寻根”之后紧紧跟着“垮掉的”刘索拉徐星,莫言这样的“魔幻中国流”,马原这样的文体革命之父。在王蒙宣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还应声而起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领导的“新写实主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文学”。那时兄弟的“痞子文学”八字还没一撇,正在家里急得团团转。电影方面,吴天明高就西影厂厂长,钟惦斐给他指了方向:要搞中国自己的西部片。也就在张暖忻他们那拨“第四代”刚红透,一眨眼的工夫,“第五代”出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一下打破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着是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给下一世纪观众拍的”之后。有意识地和大众保持距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还给嚷嚷出来,田壮壮是连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这个架直到张艺谋拍出《红高粱》才算打完,第五代走出象牙塔,谢晋谢幕,中国观众又被带入了新一轮的狂欢。

新书讯: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超凡領袖的挫敗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ISBN:9789629963460。

內容簡介

本書為王紹光教授著作 The Failure of Charisma 的中譯本,由王紅續博士主譯。作者經多年實地研究考察、訪問及親身經歷,根據大量從未曝光的文獻,以文革時期的武漢為中心,分析文革時期群眾的集體行為,以及各派系的鬥爭,從而舉證毛澤東作為超凡領袖的失敗,無力以個人影響力控制文革的過程。

本書打破了文革參與者「受蒙蔽」、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流行觀念,證明在重大歷史事件中,不管參與者自身是否認識到,他們的行為大多是理性的,即使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也難以左右。

序言 [PDF]

目錄 [PDF]

譯/編/作者簡介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期刊 The China Review 主編,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譯者簡介

王紅續,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全國億萬群眾的熱情參與。文革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參與這場運動的群眾是「不理性」的;他們受到毛澤東超凡魅力的蠱惑,做出種種瘋狂的行為。其實文革自有其內在邏輯,即使是發動者毛澤東也不能完全掌握其方向。本書作者以武漢文化大革命為主軸,訪問了幾十位文革參與者,運用大量文革期間出版的原始材料,以及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刻地揭示了群眾參與文革的動機、形式、規律、進退機制,以及與全國大形勢的關係。

書評

奥登:诗人与城市

薛华 译

  ……让我们承认,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什么,
或者让我们受惠于这种疑问……
——威廉姆·燕卜荪

关于诚实地进行生活这一主题的文字,很少有些什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无论是《新约圣经》还是《贫穷的理查德》(注:Poor Richard,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贫穷的理查德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都没有道出我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只看文学的话,人们决不会认为这个问题曾经扰动过一个独处的人的沉思。
——H·D·梭罗

W. H. Auden  令人惊讶的是,当年轻的男男女女被问道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许多人既不会作出理智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律师,开旅馆或做农民”),也不会作出罗曼蒂克的回答(比如说,“我想做探险家,摩托车赛手,传教士或美国总统”)。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想成为作家”,这有些出人意外。他们所说的写作指的是“创造性的”写作。即便当他们说“我想做记者”的时候,那也是因为他们对记者的职业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们将能够进行创作。即便他们真正的想法是要赚钱,他们也会选择报酬较好的带有一点文学特性的职业,比如说广告。

在这些想要做作家的人当中,许多人并没有显著的文学才能。这一点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任何方面的显著才能都是不常见的。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任何显著才能的人当中,居然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把写作当作答案。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具有医学或工程学等方面的才能,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天资贫乏,他就可能想去写作。(当然,也有一些毫无表演才能的人梦想着要成为影星,但是,他们至少还天生具有相当吸引人的脸蛋和身材。)

希腊人接受奴隶制并且为之辩护,他们比我们要更为无情,但是也比我们更为清醒——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劳动便是奴役,而没有人会因为是劳役者而觉得自豪。有人可能会因为作工人而自豪。换句话说,工人便是制造耐用物品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制造过程已经被按照速度、经济和生产量来量化了,因此,单个工厂雇员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过于渺小,因而作为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已经变成了劳动者。有些人没有显著的才能,因而有理由担忧他们将一辈子面对无意义的劳动,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能按照上面的方式来加以量化的艺术——艺术家本人仍然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应该会使他们着迷,这是非常自然的。这样的着迷并不是艺术的性质使然,而是艺术家工作的方式使然: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他任何人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做自己的主人的想法吸引着大多数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们异想天开,以为艺术创造的才能无所不在,人们只要去努力一番,纵然不依赖特殊的才能,单凭作为人这一点,也可以进行创作。

苏力: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

很高兴应邀来参加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宋方青老师要致个辞,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在学术上,我比较小农意识,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北大法学院,自己的学生,以及个人的科研。我不大知道其他各校的博士生都关心什么问题,甚至因为时间有限也不大关心现在中国的法理学都在讨论什么,怎么讨论。我没参加过法理学年会或诸如此类的法理学术讨论会,自我逃避,因此也就自我放逐或边缘化了。

这些话并非离题万里。因为我认为,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智力活动。扎堆干活,干农活还可以,有人气,情绪高,但就会有搭便车的可能。而一到工厂流水线上就要有分工了;而分工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首先把自己的那块事情干好。在学术上,除了工科的大规模项目和社会科学的对策性研究或社会调查必须协调行动外,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基本都是个人性的,冷暖自知。安于自己的本分,恪守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认为是理论法学研究的根本特点之一。甚至,外人的批评和赞扬都是无关的。

但安分守已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人都有关切,也必须有关切。我也有。但目光不应盯着法律理论界,盯着法学人,盯着学术的主流或支流,中心或边缘;目光应盯着社会,盯着人。但也不是抽象的社会和人,我主要关切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普通中国人,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历史(时间)和外国(空间)。集中——但不是仅仅——关注和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这不是眼光狭隘,而是我们只能如此。无论我们如何关心国际,如何关心全人类,其实都注定只能从我们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人开始。哪怕是想着讨论一般的法律,普世的法律,但也只能从本地的当代的法律问题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历来主张的研究进路。“法律思考不很容易跨出国界”,即使你追求或自以为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想说这句话的张载;或是想想那些追求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学者们,例如西塞罗,就可以了。他们都只属于历史,从未进入永恒。永恒的概念不过是脆弱的人类个体从水银中提练的长生不老的仙丹。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有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1] 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 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 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 “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 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 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 张静淑(1902-1978)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 陶潜,晋代诗人。参看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黄灿然:为什么要读经典?

这是卡尔维诺评论集英译本的书名(Pantheon,1999),也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卡尔维诺的问号,揭示当代写作的一个病征,也即当代读者已基本上不读经典作品,更不要说古典作品了。读者这种阅读趣味的浅薄化,又与当代作家的匮乏和枯竭密切相关——当代作家也基本上不读经典作品,而这又是当代写作浅薄化的原因。

  事实上,当代那些真正大师级作家,例如博尔赫斯,例如纳博科夫,又例如卡尔维诺,都是从经典尤其是古典作品中走出来的——不,他们才不想走出来呢,那是他们的营业源和休憩所。讽刺的是,他们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家,这种误解,在于他们的读者只读到他们为止,而不读他们所读的并使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古典作品。

读者这种偷懒,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文学是一路发展下来的,以为人类的才智是一路发展下来的,只要我们把握现在,我们就知道过去,甚至毋须知道过去。事实恰恰相反,不知道过去,就无从把握现在。同样恰恰相反的是,文学不是发展的,而是变化的,即是说,我们现在的作品,最好也只是像古典作品那样好(事实是永远达不到),文学绝不存在现在比以前好这回事。

所谓的古典与现代,也不是发展下来的,而是并置和交叉的。譬如说维吉尔继承荷马,但丁继承维吉尔,形成一条严谨的古典主义线索,但是,在维吉尔与但丁之间的奥维德,却是绝对的“现代”——“后现代”也许更准确。普希金从奥维德吸取养份,造创的却是浪漫主义极品。普希金的继承者们——随便举一两个名字——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诃夫,则为现代主义小说奠基,另一位更远的继承者纳博科夫弄出的,却是后现代主义小说。要不要把这条线摸下去?美国当代的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弗,推崇的是契诃夫;更早的意识流大师福克纳,拜服的也是契诃夫;英国「女性主义」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又是契诃夫。

上述这些名字和线索,无非是表明,文学是一张花样百出的花毯。你把后现代主义摸上去,可能是前古典主义(如果有这个名称的话);你把殖民和后殖民文学摸上去,恐怕要碰上笛福;你去敲敲帕斯的窗子,开门的也许是庄子。

如果一个当代作家不能把自己的阅读织入这张花毯,那么,他想把自己的作品织入这张花毯也即成为一位大作家或有意义的作家,便是痴人说梦。当一个作家开始争名夺利了,其固疾可能就是他的写作无以为继了,他的资源匮乏了,而你细心检查他的身体,可能发现他身上缺乏的,就是古典作品的营养;当一个作家转行了,停笔了,重复了,水准下降了,变坏了,恶化了,你不用细心检查,他脸上的愁云惨雾早就告诉你,他患的又是古典营养缺乏症这一流行病。当代作家的匮乏即意味着他们不能把当代读者引向更深广的经典,遂令读者的品味愈来愈浅薄,结果是造成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下降。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

黄灿然

让我们先提出一些定义。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至少对那些被视为“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 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部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他们放心,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的重要作品未读。

Italo Calvino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于读过。在法国,他们开始在学校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的销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后还在继续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对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作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断,仿佛在谈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米歇尔·布托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鲁贡玛卡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像中的完全是两回事: 它竟是寓言般的、神话学式的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他后来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

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后记

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和评注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的翻译以及与之相伴的评注卷的写作,始于2005年秋。这个研究项目是我长期以来对德意志观念论、德英浪漫派诗歌、乃至西洋古典诗歌和哲学研究的小结。关于文本部分的选录标准和体例安排,我已在文本卷的“凡例”和“前言”里做了交代,这里仅就评注卷做些解释。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作为同文本卷相辅相成的研究著作,《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采用了对文本卷所包括的诗歌章句的注疏与通解相结合的方法,并用若干更全面的长篇论文,把对诗歌章句的解读贯穿起来,并把它们放置于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中,以期形成一种从语文学到诗学、再到哲学和神学的过渡。评注卷中对章句的注疏和通解,是建立在我所能看到的迄今为止出版的几乎所有荷尔德林批评成就之上的。故这一部分有“集解”的意味,只是在体例上,为了限制已经很大的篇幅,不严格采纳我国古典文学注疏中“集解”的体例,而是在各篇后的“文献”部分指出和承认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凡涉及基本事实的,例如指出没有争议的典故或指涉来源,历史背景,生平资料等,本书一般不会指名道姓地提到首先指出这些事实的学者;对于已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对诗人作品的基本解释,也不提最初发表这种解释的学者。只有在解释有争议或者我认为观点有特殊的见地或者观点可备一说、但不完全无疑的时候,才会提到诠释或观点的作者。我自己的见解,无论是辨认具体的典故出处,还是更一般的解读,一般均融入全书各部分中,并不一一标明。概括说来,除了在文本勘读方面有所发明外,在纯粹的历史语文学研究方面,我个人的贡献较多较集中的地方,除了所有涉及汉语语境与资源的那些方面之外,主要在于对诗人作品与莱辛、厄廷格尔、雅各比、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席勒、黑格尔、谢林、施莱耶尔马赫和弗·施莱格尔等同代作家作品之间呼应的识别和阐发,其次也在于彰显、发明和诠释那些为批评家们忽略的圣经和希腊古典指涉。但是作为自成一体的著作,全书的诠释角度、理论构架和对材料的择汰取舍,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此外,为了创造一个多维的展示空间,我还特地在本书中加入了音乐成分。用有关的德国古典音乐来辅助阐释本书的内容,完全是我个人的尝试,是我长期涉猎德国古典音乐的一个结果。在注疏部分里,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书中个别地方援引了中国古典著作,这样做有些时候是为了标明《后期诗歌》翻译所利用的汉语语言资源,有些时候是因为涉及地理、历史或名物的考证,另一些时候是为了对同中国自己传统中某些概念似乎相近的西方概念进行辨证,然而,没有任何时候是为了要证明中西传统之间的所谓“契合”,或是为了要“贯通”中西。此外,书中对西方经典的引用,除圣经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利用现存中译本。这是因为许多引文有特定的语义与其他侧重点,不一定总能在现存的译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而要将现存译本拿来一一比较评论,则难免会令全书显得芜杂,也会偏离本书的主题。

高峰枫:赫胥黎与《圣经》

  自从严复编译出《天演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一八二五 —— 一八九五)这个名字,在中国便尽人皆知。《天演论》起首一句“赫胥黎独处于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便使这位进化论斗士霍地跻身周秦诸子的行列了。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谢世,五年之后,他的儿子列奥纳多·赫胥黎编辑整理了一部《赫胥黎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分上下两卷于一九〇〇年在伦敦出版。这部千余页的大书详细记录了赫胥黎一生各阶段的大事,特别是刊出了他与亲友的大批通信,成为研究赫胥黎生平和思想的必读书。翻阅这部书时,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赫胥黎平日在与亲朋友好的通信中,纯熟地运用了不少《圣经》典故,而且用典极为贴切。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赫胥黎,是进化论的斗士、宗教的大敌。在他的晚年,对于基督教的批评异常严厉。但是,《圣经》之于他,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意义。因此,确有必要勾勒一下赫胥黎对于《圣经》的态度。

  赫胥黎在晚年撰写过一篇简短的《自述》,提到自己年幼时,对所在教区的牧师崇拜得五体投地。某周日,全家赴教堂作礼拜,只有年幼的赫胥黎留守家中。没想到他竟然在厨房里另辟一座讲坛,向家中女佣慷慨激昂地布起道来。他成年后那种好为人师、喜爱传道授业的秉性始见于此。像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赫胥黎熟谙《圣经》,不少段落烂熟于胸,在其著作和书信中随心所欲地频频运用《圣经》典故。下面谨举三个例子,以见他对《圣经》的熟稔和喜爱。一八四五年,赫胥黎从医学院毕业,经人举荐,在海军部谋到助理医师的职位,二十一岁便随“响尾蛇号”科学考察船远赴大洋洲。在随后四年时间里,他写下大量家信。考察船出发不久,赫胥黎就给他的大姐写信报平安,信中自比《旧约》先知书中的约拿(Jonah)。约拿被人抛入海中,为大鱼吞噬,在鱼腹中栖身三日三夜(《约拿书》1 :17)。赫胥黎向家人诉苦,说自己居住的船舱空间狭小,十分逼仄,论到住宿条件,鱼腹中的约拿还要胜我一筹。四年远航结束后,赫胥黎回到伦敦,一心想投入科学研究。但他很快发现,献身学术根本无法糊口。他在给大姐的信中抱怨道:“靠科学研究来谋生实在是一个笑话……一位科学家可以赢得声誉,却无法赚来面包。”他接下来又说:“如今的科学家就如以扫(Esau)一般,为了一碗汤不得不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以扫的典故出自《创世记》第二十五章,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子以扫善打猎,次子雅各为人安静。一日,以扫又累又饿,恳求弟弟将红豆汤给自己充饥。雅各遂趁机迫使兄长将长子的名分卖给自己。这一时期,赫胥黎确曾考虑过放弃科学研究,在另一封信中他就抱怨说,银行职员的工资都要比大学教授优厚。直到晚年写《自述》,赫胥黎仍不忘拿《圣经》故事来打趣。他回忆自己当初在“响尾蛇号”上,将远航期间所作的科学发现写成文章,投寄给英国博物学协会的刊物,但稿件频频遭拒。赫胥黎就将自己被拒的稿子比做挪亚在方舟中放出的乌鸦。挪亚放乌鸦是为了测试洪水是否消退。但洪水漫漫,乌鸦无处栖身,只得返回方舟,正仿佛赫胥黎屡遭退稿的命运。等他所寄一篇长文被皇家协会采用后,赫胥黎打趣说“这就是我那只鸽子”。这是指洪水消退之后,挪亚最后放出鸽子,鸽子见到陆地,不复飞还,而赫胥黎的文章这一次也真正找到了“栖身之所”。赫胥黎对《圣经》典故信手拈来,皆有妙趣,可见《圣经》对他影响之深。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二)

接续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5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18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18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8000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转载者按:读过此文后感到,章诒和女士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是有些华而不实的。理由见文末评论

前 言

聂绀弩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美]布鲁斯·M. 麦慈格著,刘平、曹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5.00元。

  《圣经正典》,[英]F. F. 布鲁斯著,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7.00元。

  与圣经相关的学问,经常会跨过经学的边界,扩张到其他的学科。比如文学批评界曾热烈讨论的“经典”(canonical works)和“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都源自“圣经正典”这一概念。历代诗文当中,哪些篇章最终修成了正果、进了正史、被“封圣”,哪些作品被打压、被排挤、被“消声”,文学史上有多少定论可以推翻,还有几桩冤案有待昭雪,到底是哪些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悄悄左右这种遴选过程,这些话题无不与圣经的结集、正典的封定息息相关。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所谓的“正典”?

  “正典”一词(canon)本是希腊字,本意是“用作规尺的直杆”,随后便有尺度、标准、规矩等意思。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这个词,最初表示使徒传下来的核心教义信条,指基督教独有的教义最为简洁的表述(如后世的“信经”一般)。后来,canon一词的词义更趋具体,开始专指由教会认可的权威经书的目录,也就是指哪些核心典籍应当入圣经。“正典”就是一份标准的书目,凡是入了正典的书卷便是受了神的默示,沾了仙气,可入正殿;而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书便是凡人自造的,没有圣灵灌注,要被打入偏殿。不入正典的书被划归为次经(相当于“候补”),甚至被断为伪经。这些次经和伪经,在如今的文献学家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古代教会眼中,却登不得台面,不能在教堂中当众诵读。

  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正典所包含的篇目也有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开始写《论基督教学养》(De doctrina christiana)一书。在书中第二卷,他给出一份清单,将当时北非教会所认可的圣经篇目一一开列出来。奥古斯丁的新约包含二十七卷书,和现今各教派的圣经无异。但是旧约他列出了四十四部书,和现在天主教旧约的四十六部微有不同,和新教旧约的三十九部相比,则多出了不少卷。有些书从始至终都列在正典中,可还有一些书的命运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有时进入正典,有时又饱受争议。这些都是圣经正典发展史所要研究的题目。  

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海伦民:醉心梦语(一)不差钱

一、这个春节,生活就如时下许多影视剧和正确的废话,出奇的无聊。一年一台的“春晚”,自然不会错过。不抱希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纵然节目大都无聊,毕竟可以以毒攻毒。没想到网民事后对“春晚”非议不少,对小品《不差钱》颇多微词,并开始对老赵说三道四,其中以“巴蜀鬼才”魏明伦的“炮轰”最具杀伤力。这不禁使我一惊。作为东北那疙瘩的老乡,不免有些不平,于是就有了这些醉心梦语。无知者无畏。

二、有人说它荒诞,脱离生活。我看它虽然荒诞,却十分贴近生活。因为生活远比小品的情节更加荒诞。不信,你问问老赵。从走街串巷的梨园丐帮,到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从缺娘少爹(注:娘死爹嫁人)的赵氏孤儿,到当下争着抢着被叫爹;从当年几乎打光棍,到今日怀中拥着梅开二度的娇妻及其一箭双雕的龙凤胎;从小时候穷得叮铛响的窘境,到今天钱多花不出去的烦恼……这一切是否都显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用不着猛掐自己的大腿来检验真假,也用不着误以为置身梦中并连连祷告不要醒来,因为掐多了会影响健康(注:他在某小品中的腿瘸不是掐出来的而是装出来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梦。一不留神,就成名人。

三、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个人生活荒诞只是荒诞的独角戏,两个人生活荒诞算是荒诞的二人转,全国人生活荒诞才是荒诞的大秧歌。纸老虎硬说是真老虎假,似乎一切反动派都是真老虎了。汶川的堰塞湖没有经过设计毕竟质量欠佳,一泄就通,而三鹿牌人工堰塞湖却牢不可破,至今还把许多小朋友堵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力。老K们天天山珍海味,沟满壕平,翻蹄亮掌,穷孩子发烧却无钱就医,绝望中捧着鲜艳的红领巾,伴着“明天更美好”的优美旋律,决意引颈悬梁。无与伦比(注:至少是耗资)的奥运政治股正处在无与伦比的牛市巅峰,而人人看好的经济股市却一路狂跌(注:与老赵的徒弟们叫爹无关),熊得不能再熊。国库钱多得让领导们发愁,而那些干旱地区的芸芸众生几乎熬成活体木乃伊(注:说不定是对埃及木乃伊的一种创新)。高校增员,企业裁员,事业满员,机关超员,倾家荡产的莘莘学子一跨入校门,就成为了失业大军的预备役,把老爹老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惟一希望,提前化成了泡影。房产大亨通过垄断市场把房价翻几番,刚刚看到房价回落的一线希望,政府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频频拯救房市(注:这里的“市”不应写作“事”),捍卫房价,因为那里面有鸡的屁(GDP)。尽管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企金融老总的年薪最高还可拿到280万,这叫与世界接轨,而作为名义股东的贫困农民,过年时几乎买不起几张祭祖招魂的纸钱,那不过是为了接回家鬼。还有,与某些医生把轻病患者治死不同,一些律师巧妙地成为法官的贴身三陪,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是吸益鸥(CEO)的精神跟屁虫。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荒诞,却都是真切的生活,那么平常。只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儿。

亚伯拉罕·林肯诞辰200周年

Abraham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February 12, 1809 – April 15, 1865)

今天是林肯诞辰200周年,他与达尔文同一天生日。

能联想到 Gettysburg Address,[King James?] Bible,Barack Obama,中学英语课文,等等。

补充:

本周 NPR – Three Books 节目播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名鼎鼎的历史学教授 Eric Foner 的文章“Three Books Explore Lincoln’s Complex Genius”。他说,尽管林肯的传记已有很多,但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 David Herbert Donald 教授出版于1995年的 Lincoln。他推荐的另外两本书是 Lincoln: A Life of Purpose and Power, by Richard Carwardine,和 The Radical and the Republican: Frederick Douglass,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Antislavery Politics, by James Oakes。另外,Foner 教授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林肯的书:Our Lincoln: New Perspectives on Lincoln and 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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