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海伦民:醉心梦语(一)不差钱

一、这个春节,生活就如时下许多影视剧和正确的废话,出奇的无聊。一年一台的“春晚”,自然不会错过。不抱希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纵然节目大都无聊,毕竟可以以毒攻毒。没想到网民事后对“春晚”非议不少,对小品《不差钱》颇多微词,并开始对老赵说三道四,其中以“巴蜀鬼才”魏明伦的“炮轰”最具杀伤力。这不禁使我一惊。作为东北那疙瘩的老乡,不免有些不平,于是就有了这些醉心梦语。无知者无畏。

二、有人说它荒诞,脱离生活。我看它虽然荒诞,却十分贴近生活。因为生活远比小品的情节更加荒诞。不信,你问问老赵。从走街串巷的梨园丐帮,到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从缺娘少爹(注:娘死爹嫁人)的赵氏孤儿,到当下争着抢着被叫爹;从当年几乎打光棍,到今日怀中拥着梅开二度的娇妻及其一箭双雕的龙凤胎;从小时候穷得叮铛响的窘境,到今天钱多花不出去的烦恼……这一切是否都显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用不着猛掐自己的大腿来检验真假,也用不着误以为置身梦中并连连祷告不要醒来,因为掐多了会影响健康(注:他在某小品中的腿瘸不是掐出来的而是装出来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梦。一不留神,就成名人。

三、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个人生活荒诞只是荒诞的独角戏,两个人生活荒诞算是荒诞的二人转,全国人生活荒诞才是荒诞的大秧歌。纸老虎硬说是真老虎假,似乎一切反动派都是真老虎了。汶川的堰塞湖没有经过设计毕竟质量欠佳,一泄就通,而三鹿牌人工堰塞湖却牢不可破,至今还把许多小朋友堵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力。老K们天天山珍海味,沟满壕平,翻蹄亮掌,穷孩子发烧却无钱就医,绝望中捧着鲜艳的红领巾,伴着“明天更美好”的优美旋律,决意引颈悬梁。无与伦比(注:至少是耗资)的奥运政治股正处在无与伦比的牛市巅峰,而人人看好的经济股市却一路狂跌(注:与老赵的徒弟们叫爹无关),熊得不能再熊。国库钱多得让领导们发愁,而那些干旱地区的芸芸众生几乎熬成活体木乃伊(注:说不定是对埃及木乃伊的一种创新)。高校增员,企业裁员,事业满员,机关超员,倾家荡产的莘莘学子一跨入校门,就成为了失业大军的预备役,把老爹老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惟一希望,提前化成了泡影。房产大亨通过垄断市场把房价翻几番,刚刚看到房价回落的一线希望,政府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频频拯救房市(注:这里的“市”不应写作“事”),捍卫房价,因为那里面有鸡的屁(GDP)。尽管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企金融老总的年薪最高还可拿到280万,这叫与世界接轨,而作为名义股东的贫困农民,过年时几乎买不起几张祭祖招魂的纸钱,那不过是为了接回家鬼。还有,与某些医生把轻病患者治死不同,一些律师巧妙地成为法官的贴身三陪,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是吸益鸥(CEO)的精神跟屁虫。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荒诞,却都是真切的生活,那么平常。只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儿。

亚伯拉罕·林肯诞辰200周年

Abraham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February 12, 1809 – April 15, 1865)

今天是林肯诞辰200周年,他与达尔文同一天生日。

能联想到 Gettysburg Address,[King James?] Bible,Barack Obama,中学英语课文,等等。

补充:

本周 NPR – Three Books 节目播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名鼎鼎的历史学教授 Eric Foner 的文章“Three Books Explore Lincoln’s Complex Genius”。他说,尽管林肯的传记已有很多,但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 David Herbert Donald 教授出版于1995年的 Lincoln。他推荐的另外两本书是 Lincoln: A Life of Purpose and Power, by Richard Carwardine,和 The Radical and the Republican: Frederick Douglass,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Antislavery Politics, by James Oakes。另外,Foner 教授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林肯的书:Our Lincoln: New Perspectives on Lincoln and His World

收听该节目:

冯睎乾:张爱玲的牙牌签

  在《私语张爱玲》中,宋淇先生说自己曾有一部牙牌签书,深得张爱玲欢心,大凡“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惜在搬家时遗失了。占卜问卦这类无伤大雅的小迷信,由殷墟甲骨——且不论那尚待专家解读的昌乐兽骨——开始已在中国人脑里浸了几千年,也算是我们“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了(语见《中国人的宗教》)。至于祖师奶奶本人对此玩意儿究竟有多信赖,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她在1955年11月20日从美国写给宋淇太太邝文美的信:

昨天晚上我起了个课——虽然我对它的信心起了动摇,它究竟有八九成灵验。问的是今年阴历年内运气可会好转。得到“上上,上上, 中下”“一帆风顺即时扬,稳渡鲸川万里航。”课上屡说退休,你看了不要吃惊。两三年前我也起到这一课,也是问流年运气,也并未退休。它不过是说我在待人接物方面须要自知藏拙而已。这课书真是我的一个知己。

  “这课书”指的正是牙牌书,原文稍后再讲,但由此可见,张自己也有一部签书,而且懂得起课。藏于宋家的足本“张爱玲语录”中还有这么一条:“我把这本Coronet当作圣经似的——永远有一本这样的书,前一阵是那本起课的书。”你可能很好奇,Coronet是哪位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值得连祖师奶奶都奉为“圣经”呢?现实可能很反高潮:那只是美国当时一本综合性杂志,类似《读者文摘》,张爱玲视为“圣经”的,不过是其中关于治痘痘的美容文章而已。至于所谓“起课的书”,自然就是现在谈的牙牌签书了。宋家的牙牌书虽已丢失,但张爱玲当年求得的签文,仍日以继夜地悠悠安躺在一个不起眼的盒内。我有幸得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先生(即宋淇先生之子)首肯,得以在多个百无聊赖的星期天下午,饱览一幅幅泛黄的半世纪前的签文。遥想当年,这些跟她前途息息相关,却恼人地像雾像花的预言诗句必定令她忐忑不安、心如悬旌,然而五十年过后,读来也只仿佛在核对一张上世纪的彩票。

黄灿然:在兼容中锐化差异

堂吉诃德以长矛刺穿风车的翼板并被吊到半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占寥寥数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只把他的资源的一丁点儿放进这个段落。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讨论文学中轻的风格时,举了这个例子,说明轻需要获得一种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这段文字,也恰好可以用来说明卡尔维诺这本书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这包括:一、注意细节又简明扼要,例如第一句以半句话就把堂吉诃德吊在半空中的场面生动地复述出来;二、从作家的立场出发,例如第二句是猜想,但它是建立在卡尔维诺自己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的有说服力的猜想;三、把所要讨论的对象放置在一个广大的脉络中来谈,例如把堂吉诃德这一幕放置到世界文学中来衡量。

在世界文学脉络中谈文学,乃是卡尔维诺这部讲稿的经纬线。而在谈他本行的小说时,他不仅从世界文学中抽取样本,而且讨论的都是小说写作海洋中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珍珠。在谈到小说的情节时,他聚焦于物件的妙用:“在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中,我们看到一系列交换剑、盾、头盔和马匹的场面,每一样东西都具有特殊功能。如此一来,便可以依据交换某些物件的拥有权来展开情节,每样物件都被赋予一定力量,决定某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又说:“当一个物件出现在叙述中,就立即充满某些特殊力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从沉船里抢救出来或自己动手去制作的物件“都带有非凡的重量”。

不过,虽然不是诗人、却热爱诗歌的卡尔维诺,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见解,才叫人折服。他认为,小说中的事件就像诗歌中的押韵,尤其是当故事包含一系列相同的障碍,却需要由不同的人来克服的时候。“一个孩子听故事的乐趣,有一部分在于等待发生他期望的重复:重复的情景、重复的措辞、重复的套语。就像在诗中和歌中,押韵帮助形成节奏一样,在散文故事中事件也起到押韵的作用。”法国作家朱尔·巴尔贝·多尔维利笔记本中记载一则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故事中查理曼爱上一个姑娘,她死了他还继续恋尸,图尔平大主教发现姑娘舌下含着一枚指环,于是把它收起来。皇帝立即热恋大主教。大主教把指环扔进湖里,皇帝立即爱上湖。“查理曼那则传奇,其叙述之所以高度有效,是因为一系列故事互相呼应,如同诗中的押韵。”

黄灿然:弗洛斯特的拒绝

布罗茨基、希尼和沃尔科特各写了一篇谈论弗洛斯特的长文,合成一本百余页的书,叫做《向罗伯特·弗洛斯特致敬》,每个人都谈得很深很细。布罗茨基这篇文章《论悲伤与理性》已在较早时收入他的同名散文集,最近重读,仍然像第一次读那样新鲜。布罗茨基再度施展十年前剖析奥登的细读法,分析弗洛斯特两首诗,用了五十余页篇幅,看得我有点惊心动魄。这是弗洛斯特的一首诗:

进 来

当我来到树林的边上,
鸫鸟的音乐——听呀!
此刻如果外面是黄昏,
里面已是黑暗。

对一只鸟这树林实在太黑暗,
它用翅膀的灵巧
来改善过夜的栖息处,
不过它仍然能歌唱。

落日最后一抹余晖
已在西天消失,
但仍残存下来再听一遍
鸫鸟胸中的歌声。

远在那一丛丛黑暗中
鸫鸟的音乐依旧——
几乎像一声请进来
领受这黑暗和悲哀。

才不呢,我出来看星星:
我不会进来。
哪怕是被邀请也不,
何况没被邀请。

高峰枫: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

古典诗文绎读《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下),刘小枫选编,李世祥、邱立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495页、493页,89.00元。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最近掷出的是一枚重磅炸弹——厚厚两卷、篇幅接近千页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以下简称《绎读》)。该书上卷涵盖了亚里士多德之前共十一位古希腊经典作家,既有诗人和戏剧家(荷马、赫西俄德、三大悲剧作家等),也有史家和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希底德、柏拉图等)。下卷选择的作家范围更广,有西塞罗、恺撒、维吉尔这些古罗马诗文作者,有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如奥古斯丁,还包括中世纪犹太哲人迈蒙尼德以及三部古代文献集(希伯来圣经、新约福音书、《一千零一夜》)。每位作家或文献集均配以两三篇“绎读”文章,这些文章除少数几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其余皆译自西方(主要是美国)古典学者的著述。

  这部以译文为主体的读本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编者并非要出版一部研究资料汇编,而是准备为青年学子提供一部研读西方古籍的“指南” 或者“导读”。在“弁言”中,编者雄心勃勃地写道:“《古典诗文绎读》打破现代化的学科分割,以可读性强的原典绎读开学养正,不仅为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也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基础读本,亦可供理工农医学生休闲。”(上卷第2页)大哉斯言!但是大学本科生在读过《绎读》之后,果真能受到西方古典学的启蒙、果真能窥西学的门径吗?我看未必。《绎读》在很多方面都未达“通识教育基础读本”的要求,最显著的缺陷有三方面:一曰门户之见太深,二曰选编尺度不明,三曰学术规范不讲。

冯象:读注

世上的书可分两类,有注的和没注的。

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Faustina,我说。那阵子她刚开始学着读故事,我的任务,是替她把不会念的神明鬼怪的名字念出来。不,这是什么?她把小手指摁在Faustina后面拖着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上。啊,是个脚注。脚注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话。一段话是什么?嗯,那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在查阅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Faustina是哲人皇帝奥勒琉(161~180在位)的美人皇后。吉本写道,那哲人生性老实,耽于玄思,常为奸佞小人蒙蔽,皇后风流出轨亦不觉察,还提拔过她的几个相好,并且在自己的记事本(后人题为《沉思录》)里向诸神谢恩,赞叹妻子“如此忠顺、如此温柔而风姿又那么美妙单纯”。接着,便是那条给大人看的脚注(卷一章四,注4,括号内是我的插注):

见《沉思录》1:17。全世界都笑话[皇帝]轻信;不过达茜尔夫人(Mme. Anne Dacier, 1651~1720,路易十四朝才女、大翻译家)向我们保证——这种事我们可信赖一位夫人——丈夫嘛总是能骗过去的,只要妻子肯屈尊,扮一扮假就行。

为什么?身旁的小读者还在追问。我把桌上堆着的书一本本翻开,让她检视:瞧,大人的书都是有脚注的。她这才放了我:I see。

是呀,除了大人,还有谁会看书上的注呢?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注里进、注里出”好多年了。法律方面,法条案例学说评论,怎样检索?输入主题词,找几条认真的脚注,文献就一篇篇出来了。译经呢,至少一半时间花在经文的脚注和古往今来各家注疏上,辩析异文异读;然后才翻译,给译文作注。而现在,拿起一本闲书,也是那密密麻麻的脚注尾注而非正文,更让我觉得有趣。

高鸿钧:关于2008年几个重大事件的法理思考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郑州大学,感谢郑州大学法学院给我提供了这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也感谢石院长在百忙之中来主持这次交流,还要感谢苏彦新教授,他为我这次来郑大法学院做了具体而周到的安排。

我今天实际上是来与大学生交流的和学习的,更具体是说我提出一些问题来与大家一起来思考。今天不谈一般的法理问题,而是谈谈非常现实的问题——关于2008年几个重大事件的法理思考。

我今天要讲的共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3.14西藏事件——自治体制的反思;二是3.22台湾大选——华人能民主吗?三是5.12汶川大地震——谣言止于公开;四是8.08奥运——敢问钱花多少;五是对前四个事件提出的一个法理思考的总结,及对未来走向的一些看法,谈谈后奥运时期中国政改的机遇与挑战。我所谈的法理思考不是对以上几个事件的全面思考,而只是涉及这些事件其中的某些问题或侧面。我以下要谈的一些看法实际上是很不成熟的,也是我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是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

一、3.14西藏事件——自治体制的反思

当我们进入2008年,全国上下正沉浸在筹备奥运的喜庆之中,但3月中旬却传来一个令全国以及世界震惊的西藏事件。西藏的一些僧人在之前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突然进行了一场“打、砸、抢”,即实施了杀人、放火和抢劫的违法的行为。这个事件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大家也有所了解,比如说达赖在国外的影响,藏青会的暗中策动,以及西方个别别有用心之人的“诱导”。当然我对这些原因不作具体的分析,而要思考的是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等自治制度。实质上,建国以来,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的基础上,以及在借鉴苏联体制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民族自治体制。这种体制我们主要是给予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从而形成了5个民族自治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以及一般省区中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或自治县。这种体制在起初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的设置,但经过长期的运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治区域相对封闭,自治区里面的人不愿出来,因为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到外面生活和从事各种活动可能会很不方便,同时,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给予很多优惠政策和待遇,这客观上强化了少数民族“扎堆聚集”的生活方式。同时,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外人”也不愿意住进去,因为语言、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这样就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治区与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离,中央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民族融合措施,如向那些地区选派干部和大学生等,但难以改变由于区域自治所带来的封闭格局。第二个问题就是自治程度的问题,中央政府统得过死,自治就名存实亡,会招致生活在自治区域中人们的不满。中央政府如果放得过松,可能会失控,甚至会产生分裂倾向。实际上,我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一直就存在难以摆脱的困扰,这就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在处理自治问题上,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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