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李昌平: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党在十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做出进一步扩大农民地权的决议。本文将就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展开讨论。

一、扩大农民地权的重要意义

最近十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农民在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中获得的收益却一直在下降,到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扩大为3.31:1,为历史最高,成为社会稳定的大隐患;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内需严重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外向依附”,发展经济的目的演化为“不断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近连吴市场也不得不说:中国长期补贴美国是个早该发现并加以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而不要失地农民,中国已经有了4000万失地农民,这种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是不人道的,是在玩火;

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城多年了,一方面,属于自己的份额地权却无法退出(变现);另一方面,低工资无法维持在城市体面生存,更难进入城市体系,导致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今年年初的雪灾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国的重大问题,都与农民收入相关,农民收入与地权相关。党中央做出扩大农民地权的决定,再一次证明我党中央是英明的!

李昌平: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 “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大江城市生活周刊 记者 金微

不要神话林权改革

城市生活:我们从江西谈起。05年江西作为林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其经验正在全国推广,你对林权改革有什么看法?

李昌平:我觉得不要神话林权改革,但近两年,中国有意在神话林权改革。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典型,编创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话。至于哪些农民典型为何“一分就富”了,主流媒体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林权改革“明晰产权,调动了林农积极性”。

我们要知道过去森林的积累从哪来?是集体林积累出来的。现在一分就富是因为有集体林的积累,你不要一改革就否定集体林,这是有问题的。集体林有优有劣,不要认为分给个人就好了。

我是主张林权改革的,但你千万不要神话它。这容易误导很多事情,你要实事求是:这个地方一分到户,老百姓发财了,但你后面要说,钱是哪来的呢?钱是前几十年,集体林管理的很好,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现在根据市场状况、经济状况,我们分林到户管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另外,今后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地方不像江西有大片竹子,是树木。树木的经济价值比较低,当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时候,栽树是没有效率的,砍树也是没有效率的。今后到了一定阶段,不是要把集体林、国家林变成个人的,而是要把个人林变成国有林、集体林。

城市生活:未来还是要走国有林、集体林道路?

李昌平:你看日本、台湾地区都是逐步减少个人林,扩大集体林、国有林。为什么?因为维护林业成本的很高,林业本身的经济价值很低,所以个人不需要大片的林场。

城市生活:现在林改是不是有些开历史倒车?

李昌平:这要看各地情况。你说西北,你说要搞绿化,“一分就富、一分就绿”这是神话。北京四周几百万亩林地,每年就花很多钱维护,分到个人都不要,根本就没有一分就富那回事。林改要看全国各地的情况,江西的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全国去,特别不能由中央媒体轰炸。

至于其他地区要不要依照江西的模式去做,这还得看行不行得通?西北地区,你要他们去栽树,老百姓会一分就高兴,一分就富吗?肯定连积极性都没。假如江西没有成片的竹子,一分就富吗?不可能。

城市生活:你对林改有实地考查过吗?有媒体报道,这次云南林改对当地生态破坏很大。

冉云飞:图书馆五论

按:转载冉云飞先生五篇论“有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关注。这五篇文章依写作前后为序分别是:

1. 我被逼成藏书家

2. 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

3. 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

4. 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5. 三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我被逼成藏书家

  冉按:本地一家杂志的朋友,要做一个“成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选题,要我写一篇“偏颇”的文章,以耸视听。要是早几年,我会这么干的。但现在我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这个选题结论的依据何在?有没有调查数据,如果有,请传予我,我用数据说话。如果没有,我的确不能写这篇文章(这些数据他们当然是没做的,中国做传媒的人还不习惯用板凳上钉钉的数据来胜过万千言语)。朋友深知我对中国的图书馆比较痛恨,当然也包括成都地区的图书馆。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成都的文化环境并不好,也是导致“成都为何什么不喜读书”的一个因由。我想这个角度我还可以接受,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想法,当有人说我是藏书家(其实我是不配这个称号的)的时候,我就说我是被逼迫出来的。现将此文刊发于敝博,该杂志亦就这两天出来,大家可以垂注。不过,按老例,在杂志出来之前,本文谢绝传统传媒和网络媒体的转载。
  
  做一个明白人的方式有多种,读书是其中的一种。有许多人说,书读多了要成呆子,我一直以为这不是真懂读书的人,这是书不害人人自害。把书读得通透自如,就能纵横驰聘,不受书本及过往知识的束缚,并由此开辟自己的新天地。作为一个读书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是必不可少,但博览群籍更是必须。要博览群籍,一般少不了与图书馆打交道。

  但在中国与图书馆打交道,以我有限的经历而论,是并不愉快的。按理讲,图书馆作为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共用品,应该像国外各类图书馆一样,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是高屋深锁,很多好的书籍,好比禁书一样,长年难与读者见面,失却了开启民智的功能。书籍收进了图书馆,大有侯门深似海,萧郎是路人的慨叹。而图书馆的服务,大多是典型的官场作风,门难进,脸难看,借书分等级且不方便。更有甚者,靠借书及复印牟利,刁难读者,服务态度极差,这样的图书馆不是少数。本来开启民智,传播知识的图书馆,却成了禁锢人们追求真知的拦路虎,真是令人愤懑不已。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2007年3月下旬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已98岁高龄的瞿老。我就瞿老的成长经历,工作与研究的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与体会进行了数次访谈。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而平易谦和的长者风范,更令晚辈的我折服。访谈稿在此基础上写成并经瞿老审阅。

一、家世与求学

瞿同祖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年7月12日(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禨)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 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 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赵:《尚书》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当时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

瞿: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赵:瞿老,当年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在学术上极有成就,就拿1930年与您同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来说,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对社会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您也写出了能够传世的经典著作,我很想知道您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情况?

苏力:重申的祝福——北大法学院2008级迎新致辞

各位2008级的新同学,大家好!

迎新会早该开了。前两天去日本开了个学术会,不去不好,就想就请守文书记致辞;他还是等我回来,让院长给新生说几句话。就这样耽搁了,实在对不起各位同学了。让我代表法学院全体师生,热烈欢迎2008级新同学来到北大,走进或走近也许自少年时代以来你的那个期待——当然,回家过了个暑假,回来继续上学的同学除外。

一些同学,特别是本科同学,还可能期待一份专门的、属于你们的致辞,为了你们的校园生活开始。但这个场合该说的话,其实,每年迎新会上,我大都说过了。在一个网络时代,你们或许已经熟悉;但也许还值得你们看看,不为那些文字,而是引出这文字的那些问题本身;问题可能没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受众,或修辞。

说起来,30年前,前后也没差几天,我,和你们今天一样,梦一般踏进这个校园。恍恍惚惚,懵懵懂懂,找不到北,光看见大;一年过去后,考法理,也就是我今天的研究方向,惭愧地告诉各位同学,我考了全班最差。

不是在这里忏悔,头发都花了,再吟诵“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没意思,也很讽刺。我只是想和大家说说“期待”。人当然会有也应有期待,它其实是个人理想或愿景的一部分,是比较“小”、比较个人、很可能实现的那一部分;人活着也就是活在某种期待中,无论这个期待的社会评价。但期待常常作弄人;特别是那些把期待更多放在环境或他人而不是自己身上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依赖,或会变成一种依赖,不仅高估了名校、名师、天时、地利乃至机遇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时还隐含了对自己潜能和实力的高估。结果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得意猖狂,至于具体何时何种状态,则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因素。

不要以为进了北大自己就会如何如何,就能成为谁谁谁;我以前说过的,大意是,除了都属于北大这个专有名词之下,你我同陈独秀或胡适,鲁迅或毛泽东这些北大名人其实没什么关系;即使事先看来,有某一种有关你的未来成就的概率关系;但这种概率在统计学上公平分配,在现实中只能某人独占,而不管你觉得公平与否。其实这种概率在你没进北大也就存在,因为都是人,都是中国人;今天不过会让你感觉这种概率更高了一点。永远不要相信北大、清华乃至哈佛、剑桥本身有什么神奇,除非你自己努力,并且要贯穿于你在北大以及北大之后的一系列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琐碎,甚至“无事”中。

黄灿然访谈:诚实是诗歌灵魂的基石

①木朵:在《我的衣食父母》(《读书》,2001年5月)一文中,你谈到了“英文学龄”与“诗龄”这对“难兄难弟”之间的关系。我的一个香港朋友说,你是香港兼备译诗、写诗和诗评的全才,而且无人能出其右。你能评价“全才”的价值吗?三种才能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而且,三者在你的笔下是依次得到发挥的,这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包含着哪些趣味?

黄灿然:全才是恭维了,不如说兼职。翻译很大部分跟职业有关,诗评最初是由写文章引发的,而最初写文章主要是为了赚点稿费。在这三者之中,似乎翻译最辛苦,三个角色中,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一年只写十来首诗,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这个比喻是突然想到的,而当我写到他勤勤勉勉、任劳任怨时,竟深深被他感动了。

按次序或者辈份,应是写诗、翻译、评论。翻译除了确保诗人温饱之外,诗人遇到危机,翻译往往及时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翻译像一门功夫,可以帮诗人消除烦恼。翻译要求专心,写诗伤脑伤身,翻译用脑但不伤脑——加上要搬动众多的厚词典,差不多是体力工作。翻译对我来说主要是一门技术,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人名、地名、某个生僻词、某个复杂的句子,且不说翻译过程中那些虽然容易解决、但毕竟也要花时间解决的实际问题)。这门技术,跟在工厂或农田里干活差不多,写诗遇到困难时,干活是一种放松,甚至是一种消遣,同时又可以顺便吸取营养。
在写诗、翻译、评论都各有所成,确立各自的身份之后,三个角色之间的次序,便开始处于经常互换的状态。谁指导谁,谁监督谁,谁影响谁,谁规管谁,谁苛刻谁,便说不清楚了。但大致可以说,诗歌劳心,翻译劳力,评论则费时:我写一篇较长的评论文章,往往需要大块时间,例如一两个月,修改二、三十遍。这两年来翻译工作太繁重,空不出这样的时间,所以没写较长的文章了。不过,它们并没有因此失去,只是推迟。
既然是兼职,“无人能出其右”改为“无人想出其右”更准确。有人兼做记者、编辑、大公司要员、教授、活动家、自己的作品的积极推广者等等,都十分出色。相对而言,我这种兼职还是比较清苦的,也比较符合我的本性。

黄灿然访谈录:香港是我的题材和素材

访问、整理:凌越。广州诗人,生于安徽铜陵,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现为大学教师,兼任《书城》编辑。著有诗集《虚妄的传记》等,一九九七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Q. 写作之初,你从哪些诗人那里受益最多?
  
A. 写作之初,受益较大的是两本小圣经,一本是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尤其是下册),一本是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尤其是下册)。此外尚有韩东他们的《他们》和王佐良译的詹姆斯·赖特和罗伯特·勃莱。也喜欢叶芝和弗洛斯特。稍后与王寅和吕德安成了好朋友,跟他们通信频繁,获益良多,他们都是人品和诗品俱佳的诗人。
  
Q. 但你早期诗歌浓郁的抒情却让人更多地想起普希金,你现在还喜欢他吗?或者说对于这些经典诗人你怎么看?
  
A. 接触普希金,是稍晚,大约是一九八八年。他对我的影响有几个方面。首先,他给我一个重大教训。我记得,在我喜欢上普希金之前半年,我还在李苇面前用广东话骂普希金。这个教训,使得我立下一个原则,勿随便对自己不喜欢的经典作家信口雌黄。不喜欢可能只是“尚未喜欢上”,不妨多买一些经典作品,闲着的时候翻一翻,也许会不经意地读进去。其次,当我深受他感动时,我想,我如何报答他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受到启迪似地想到,只要将来有一个像我喜欢他这样的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写作的意义便确立了。这个信念至今没变。第三,普希金是第一位我有系统地阅读的大诗人,他所有诗歌作品,长诗、短诗、童话诗,我全部细读,全部喜欢,他在我心中确立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后来我又按这个模式有系统地阅读很多诗人和作家,这对于个人修养,有莫大裨益。我还同时喜欢上普希金的对手,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孙用的译本。那时我还写了一篇万余字长文《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考证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读普希金就像听旧歌,无法下判断。经典作家很多,愈读愈远愈有味。几年前读奥维德,很惊讶地发现,普希金的语调跟他一模一样。这才突然想起,普希金很喜欢奥维德。关于经典作家,我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流传数百年数千年的经典,绝对都是好作品,我们如果读不进去,那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另外,我认为,读经典作品是一种能力。
  
Q. 你的许多诗是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作为一个诗人你怎样看待亲情和友情?
  
A. 我早期有很多诗是写给妻子的,后来有几首写女儿的,再后来有写祖母的,最近有一首是写父亲的。写亲人或写给亲人的诗,其实很难写。九十年代中期祖母逝世,我写一首诗纪念。不算差,也不好,总觉得还不够。直到二〇〇〇年,祖母的墓迁到泉州一个墓园,我又写了《祖母的墓志铭》,才算满意。写给家人与写给朋友是很不同的。写给家人的诗,除了妻子外,都是不打算、实际上也没有给家人看的。女儿根本不在乎我写的东西或我写给她的东西。写祖母的诗,是她逝世后才写的。写给父亲的诗,也没有给他看。事实上我父母直到近年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我能感到,父亲为我骄傲,母亲最高兴的则是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深深感到,从父母立场看,只要子女踏踏实实,有一份工作,不必让父母担忧,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回报。现在我还得让母亲担忧,这就是健康,她知道我非常忙,特别害怕我会忙坏身体。她甚至不敢太常打电话给我,怕会干扰我。
  
写给朋友的诗,是要给朋友看的。一般来说,是在某个环境下偶尔触发感想,且与被写的朋友有关。写家人涉及记忆、成长、积淀。也可以说,家人是题材,一首写家人的诗,与一首经过长期酝酿的其他题材的诗,是一样的。事实上,除了写给妻子的诗外,其他诗并不是写给家人,而是写家人。写给朋友的诗,真的是给朋友,有点儿像应景诗,英语称为occasional。这并不表示写给朋友的诗就较差(就我自己而言,写给朋友的诗确实不如写家人的诗)。杜甫那首《赠卫八处士》,是我所见最好的赠友诗,也是我最喜欢的杜甫诗。
  
朋友是分阶段的,就像人生是分阶段的一样。你会发现随着自己踏上不同的人生阶段或写作阶段,朋友关系的疏密会发生变化。最好当然是那种能跨越不同阶段的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孙泽,对我尤其意义重大。他并不是诗圈中人,却会以一两句话影响我的写作。我会把下一本诗集献给他。他性格、世界观,各方面都跟我很不一样。我是那种对外部世界非常敏感的人,也因此非常脆弱,而这脆弱又跟作为一个诗人的状态有很大关系,即是说,当我意识到这种脆弱的时候,我是不能也不想去改善的。孙泽是那种实实在在、不会对周围环境心怀惧意的人,他代表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一种世俗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便感到跟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年也难得见两三次面,但有这么一位朋友,你会觉得安心。有一次我感到十分虚弱,便打电话让他到我们在虎门的一位共同朋友马刚那里去,而我从香港去那里会合。我们三人玩了两天,回来我就恢复了。我妻子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处事与我完全不同,以前我会气恼,现在想通了,觉得有这么一个人时不时把我拉回现实世界,哪怕是吵吵架,也是好的。老生活在头脑里,是十分危险的。

周伟驰:新闻译员分行的内心生活

黄灿然是香港某家报纸的国际新闻翻译员,每天晚上七点上班,午夜十二点回家——因此他与家人、邻居总是存在时差问题。和所有从事传媒业的文化打工仔一样,他是新闻产业和销售业、服务业流水线上的一环,负责国际新闻的进口和转内销。我们可以想像翻译员黄灿然的生活隐藏在报纸后面,就如我们可以想像隐藏在《参考消息》后面的无数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头脑一样:有头脑但是没有面孔。

在一首名为《翻译》的诗里,黄灿然借他笔下的新闻翻译员朱伯添,对自己的翻译生活进行了一次反省。开头是这样的:

新闻翻译员朱伯添
正在翻译有关北约空袭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新闻,
其中一段列出几个
被轰炸的科索沃城镇,包括:
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
Vucitrn,Gnjilane,
Djakovica和佩奇。

出于偷懒的心理,朱伯添想:这几个陌生的科索沃地名,不如不查,将这六个地名简略为:“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等城镇”算了,反正读者不会追究,上司也不会在乎;“但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不应偷工减料”,便逐一地查了起来,最后总算都找到了规范的译名,但是又来了两个“但是”,可想其前思后想、犹豫不决:

但是,
想到这些城镇可有可无,
上司和读者都不会在乎,
他又把它们删掉,只留下
科索沃首府(加上这个
背景说明,以方便读者)
普里什蒂纳和普里兹伦。
但是,他又想到忠实性,
尤其是想到这些地名下
有几个平民被炸死,
有几十个人被炸伤,
有更多房屋被炸毁。
所以他又按了一下鼠标,
把删掉的地名恢复过来,
加上原来的,完完整整读成: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
武契特恩、格尼拉内、贾科维察和佩奇。
他很清楚,上司可能会不耐烦,
把他恢复的又再删掉,说不定
连普里兹伦也删掉,只剩下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等城镇”,
或更干脆一点,简略为科索沃
——科索沃谁都知道。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新闻时装业里面的心跳,通过朱伯添,就由面子进入了里子,看到了无数客观的朱伯添里面主观的朱伯添。文字和现实、过滤和反过滤、信息刺激和真实苦难之间就获得了一种张力,最终达成难得的不谅解。虽然我们对于现代传媒的暴力有着警惕心(它总是与谣言、哗众取宠连在一起),但是黄灿然对于新闻翻译的思考无疑让我们体会到传媒背后的一丝温情。

对自己生活的观察和反思多年来构成了黄灿然的内心世界,如果说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一连串美女头像,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酒吧和床,有些人的生活形状是抽象符号,那么黄灿然的生活形状就是正处于“变形记”中的分行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分行时隐时现,“愉悦” 着他的头脑,“见证”着他的生活。可以想像,一个小职员在上班途中、在地铁里,脑袋里掂量着这个词那个词的轻重、这个句子那个句子的节奏长短、这首诗那首诗的趣味,或者当他观察着身边的男人、老人、女人,情不自禁地“跳”出来一两行或滑稽或庄重的句子——他的生活是活跃的。这些呈现在大脑屏幕上的句子,是一种热腾腾的混合物,掺杂着他的体验、他的欲望、外部世界的声与色,还有中外大师隐隐的声音格式作为“背景噪音”——听觉敏锐的人可以听出奥登的机智,冯至的凝重,卡瓦菲斯的简洁,以及别的来历不明的神秘语调。但中西两大“阴影”融为一炉,到了最后都成了打着“黄灿然”品牌的坚实诗句,带着他的体温,他的尖刻,他的热情和单纯,以及有时令他自己都吓一跳的蛇一般直着脖子的机智,咝咝响。

高峰枫:西塞罗的愤怒

《西塞罗全集》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BC – 43 BC)是古罗马一代文宗,其著作涉及面极广,既有打官司的讼词,也有哲学、政治学和宗教领域的著述,更不要说彼得拉克在1345年发现的那几百封书信了。若对古罗马文史缺乏了解,对西塞罗雕琢、繁复的文风没有体会,那么翻译(translate)西塞罗很容易成为对他的“侵害”(transgress)。买到汉译本《西塞罗全集》第一卷《修辞学卷》时,我便替译者捏一把汗,待看了译文之后,我早已被惊出好几身的冷汗了。

  译者翻译所用底本,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译本。他沿用英译本的做法,把Ad Herennium(译者翻作《论公共演讲的理论》)列为第一篇。译者在“内容提要”中说:“本书是否西塞罗本人的作品在西方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可是据我所知,“主导性的意见”刚好相反。据考证,Ad Herennium 约作于公元前一世纪初期,是现存拉丁文献中最早的关于修辞学的系统论著。在中世纪以前,这部书的抄本大多将西塞罗题为作者。但是自十五世纪开始,人文主义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便开始质疑西塞罗是否真的是此书作者,并且当时已有其他学者将此书排除在西塞罗作品之外。这样一代代研究考证下来,只要您随便翻阅几部研究古罗马修辞学的著作,从英国学者Atkins的《古代文学批评》第二卷(1934年),到加拿大学者Grube的《希腊罗马批评家》(1965年),再到意大利学者Conte的《拉丁文学史》(英译本1994年)和美国学者George Kennedy的《古典修辞学史新编》(1994年),没有一位将这部书归在西塞罗名下。译者也许无暇翻阅这些基本参考书,可是就在他依据的“洛布古典丛书”英译本中,英译者Caplan在英译者序里明明说过“虽然以西塞罗为作者的观点仍不时出现,但近来所有的编校者均以此说为谬”,“此书作者问题不时引起学者讨论,但从未获得最终解决,也从未让所有人满意。我以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将此书归于一佚名作家笔下……”译者只要认真看过这篇英译者序的前三页,我想他绝对不会说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  
  
  西方古典修辞学有很多基本术语。比如按照“演说”(oratory)的主题和功能,一般将“演说辞”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庭议”(deliberative),专门讨论军国大事,比如宣战、媾和、立法等等;第二类是“诉讼”(judicial或forensic),用于在法庭上控告他人,或者为当事人辩护。第三类是“赞咏”(epideictic),服务于讴歌君主和颂扬英烈。当西塞罗将这三个修辞学基本术语放在一起讨论时,译者尚能知其差别,勉强翻出大意。而一旦它们在文章中“落单”,译者一下子就双目迷离,辨认不出了。比如第150页,forensic单独出现了,身边没有 deliberative 和 epideictic “相伴”,译者忘记其义当为“诉讼”,三次将它译成“辩论性”。又如第170页,出现了一个 deliberative style,这本来是议论国事所应使用的文体,而译者却译作“演讲术的精致文风”,估计是将deliberative往deliberate(深思熟虑)的方向上理解去了。对修辞学基本术语不熟悉、不敏感,却勇于翻译古罗马修辞学巨擘的鸿文,正好比不懂悲剧和史诗的基本差别,就胆敢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样。

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

  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写作者由于自身的焦虑,经常把阴影夸大成一种压力,进而把压力本身也夸大了,却没有正确对待真正的也是必要的压力,也即汉语的压力。我仅想局限于通过现代汉语诗歌,来探讨在这两大传统阴影下的写作。汉语写作的其他领域,大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但不一定完全一样。

  与现代汉语诗人可能的幻觉相反,压力的最大和最直接的承受者,是中国古典诗歌写作者和西方现代诗歌写作者。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压力已变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已完全压扁了它的写作者,并催生了新诗。西方现代诗歌传统则压力过大,西方诗人都在顶住这种压力写作。现代汉语诗人的劣势,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压力,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优势,尤其是相对于古典汉语诗歌写作者和西方现代诗歌写作者而言。

  诗歌传统是累积起来的。诗歌首先来自民间,来自无名氏。无名氏的民间诗歌,命名了世间万物。接着,有名字的诗人出现了。如果没有民间无名氏的诗歌,命名了世间万物,诗人就无从开口。在有了民间诗歌之后,诗人一开口,他就是在重新命名世间万物——以他的个人身份命名,打上诗人的印记。民间诗歌是诗人的传统,但那是没有压力的传统。诗人开始建立另一个传统——诗人传统,有压力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诗的时候,说《诗经》(民间诗歌)如何伟大;说杜甫(诗人)如何伟大。《诗经》的作品没有诗人的形象,杜甫的作品构成杜甫这个诗人的形象。压力的一个来源是诗人的修养,而在《诗经》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的修养,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作者。但在杜甫身上,我们看到杜甫这个诗人的修养,后辈诗人无法达到的修养——“无法达到”便是压力。

  但是,更大的压力,是命名的压力。写作只有两种,一种是人们想不到的,这是命名;一种是人们感到或想到但还没有表达出来的,这也是命名。命名即是压力:你以为没被想到没被写到的,其实可能已被想到并写到了。命名的更大压力是,仅就任何一种语言来说,写作已有漫长的历史(纵)变成广阔的历史(横),也即在考虑未被想到的东西时,除了要考虑自己写作的语言外,还要考虑别人写作的语言。

  这就涉及最大的压力,也即再命名的压力。别人宣称拥有主权的事物,你要夺过来,或要分享,是非常困难的。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强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黄灿然: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

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默默吞忍。
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从根茎里来却不能回泥土里去,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注满怨恨。

一生就是这样在时光中戕害自身。
在烟雾中思考,在思考中沉睡,
在处心积虑中使灵魂伤痕累累——
一生就是这样在火光中寻找灰烬。

就是这样,用牙齿、用刺,
用一个工具挖掘一生的问题;
用回忆消愁,用前途截断退路,
用春天的枝叶遮住眼中的耻辱。

就是这样,把命运比作淤血,
把挫折当成病,把悲哀的债务还清;
就是这样发闷、发呆、发热,
发出痛哭的叹息并在痛苦中酝酿绝症。

一生就是这样在痛苦中模拟欢乐。
做砖、做瓦、做牛、做马,
做那被制度阻隔的团圆梦,
一生就是这样在诺言中迁徙漂泊。

一生就是这样在守望中舔起伤口。
对人冷漠,对己残酷,
对世界视若无睹,对花草不屑一顾,
一生就是这样在反省中拒绝悔悟。

就是这样,吃惊,然后镇静,
蠢蠢欲动然后打消念头,
猛地想起什么,又沮丧地被它逃走,
就是这样困顿、疑惑、脑筋僵硬。

就是这样建设、摧毁、不得安宁。
在挖掘中被淘汰,在吞忍中被戕害,
在碌碌无为中被迫离开——
一生就是这样在迁徙漂泊中饱尝悲哀。

一生就是这样在爱与被爱中不能尽情地爱。
回忆一夜千金的温馨,把脑筋拧了又拧,
回忆稻田、麦浪、飞蛾,想一生是多么失败,
一生就是这样在饱尝挫折中积郁成病。

人就是这样,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黄灿然@Amazon

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孔夫子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

2007 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 “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www.ideobook.com]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讲的自然并不只是历史,而且是重新构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象,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人极其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人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