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11.28- )

补记：西方媒体有不少报道，其中《纽约时报》：

Steven Erlanger, “100th-Birthday Tributes Pour in for Lévi-Straus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8.

TLS 稍早的报道：

Patrick Wilcken, “The century of Claude Lévi-Straus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October 29, 2008.

党在十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做出进一步扩大农民地权的决议。本文将就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展开讨论。

一、扩大农民地权的重要意义

最近十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农民在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中获得的收益却一直在下降，到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扩大为3.31:1，为历史最高，成为社会稳定的大隐患；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内需严重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外向依附”，发展经济的目的演化为“不断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近连吴市场也不得不说：中国长期补贴美国是个早该发现并加以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而不要失地农民，中国已经有了4000万失地农民，这种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是不人道的，是在玩火；

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城多年了，一方面，属于自己的份额地权却无法退出（变现）；另一方面，低工资无法维持在城市体面生存，更难进入城市体系，导致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今年年初的雪灾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国的重大问题，都与农民收入相关，农民收入与地权相关。党中央做出扩大农民地权的决定，再一次证明我党中央是英明的！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 “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