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ISBN: 9787108040299.
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是所有宗教传统与一切社会理论、政法实践都致力于回答的;但因为关乎世人的信仰,就永远在争辩之中。
本书可看作是一个译经人和法学家的探索。作者用优美的严峻的文字,邀请我们一起诵咏圣书、阅读历史、评说戏剧、涉猎法律同文学各个领域,并为我们再现了希伯来圣经《约伯记》的“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ISBN: 9787108040299.
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是所有宗教传统与一切社会理论、政法实践都致力于回答的;但因为关乎世人的信仰,就永远在争辩之中。
本书可看作是一个译经人和法学家的探索。作者用优美的严峻的文字,邀请我们一起诵咏圣书、阅读历史、评说戏剧、涉猎法律同文学各个领域,并为我们再现了希伯来圣经《约伯记》的“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
从前,我有一哈尼学生,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干卡车司机的活。不幸遭逢意外,死了。入土方才四天,便托梦于我,讨酒喝。哈尼小伙儿的脾气,哪能不依呢?只是他来得太勤,“兹巴兹巴”(酒,酒)央求我,仿佛不好意思回自家寨子讨去。
死人讨酒,在哀牢山是寻常事;不是吗,人走魂灵在,照样得吃喝。可是进了大学,来到读书人中间,这话就成了奇闻。大伙儿老问: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如何死了?
就在说出他名字的那一刻,我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野草味儿。是他,我的约西,厚嘴唇、高颧骨、一头卷发,手掌心锉刀般粗砺的约西!没错,那个在竹门上刻一道记号,约我太阳落山去河滩捉知了的,除了他,还有谁?拿两只钢精饭盒,捡些小卵石装里面,使劲摇,越响越好。待知了成群飞来,就脱下衣服打——“扎啦扎啦”(吃呀吃呀),知了唱歌!是他说的。
你编造的吧,问的人不信。一边却围拢来,听我讲他的身世。
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瞎编一气也有人信,像所谓的“精神污染”。还有的事情却需要亲身经历了才好理解,例如饿肚子。一九七一年,哀牢山闹春旱,寨子一座接一座断了粮。恰逢公社小学校开学——当年在边疆,我们乡下老师是一人负责一处村寨,贯彻教育方针——千方百计动员回来五个辍学的娃子,还是通过生产队长做的思想工作;惟有约西是阿妈玛利主动报名,自个儿来的。那天的情形,我在外语系的英文写作课上描摹过:
元旦刚过,哈佛就爆出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全校图书馆重组。之前有小道消息在传,现在不幸证实了。图书馆职工都接到了一封“邀请”,提交履历表,列出自己的资质、技能和岗位选择,统称“雇员画像”(employee profile),以协助校方重新录用——全球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系统的全体雇员,就此“实质性”下岗了。一时间,网上风暴骤起,师生、校友纷纷表达担忧和愤怒。哈佛院子里,图书馆职工和支持者举起了抗议的横幅。但是没几天,校园又恢复了隆冬的宁静。
美国其他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会不会学习哈佛老大哥,也向图书馆开刀呢?现在的经济形势,业内业外什么样的猜测都有。
这确是前无古人的事件,由不得不为哈佛的同行和图书馆员工的生计事业担忧,他们可是优秀的大学图书馆人才啊。但震惊担忧之外,也让人意识到,在这看似劳动纠纷的后面,有着更大、更根本的社会危机:我们的知识管理系统出什么问题了?是怎么引发的?后果会如何?该怎么应对?
知识的管理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微循环系统,为日常生活、科学探索、以及精神进取递送隐形“燃料”。为此,人类发明了图书馆,专司知识的收集、整理、传递、保存和使用。传统上,出于一种知识为天下公器的价值,图书馆普遍是非赢利营运的。进入现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普及,还承载并伸张着民主、自由、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这一知识管理模式,可以上溯到两千三百年前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现代图书馆是亚历山大城的孩子,那满载印刷品的排排书架、静谧宽敞的阅览室、一丝不苟又热心服务的馆员,每每让用功的读者感觉宾至如归。图书馆的感召力和尊严,甚至表现在她的规划布局上。如果您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不论大学校园、科研机构,还是大小城镇,图书馆总是居于靠近中心的位置。这个设计是为读者着想,给尽可能多的人接触知识的便利,真可谓条条道路通向图书馆——心智的圣所。
然而,近年来,这知识殿堂的伊甸园般的平静被打破了,基石经受着一次次震荡,出现了一条条裂缝。一场大风暴在酝酿之中,它的名字叫数码技术,叫互联网。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事,比较语汇情节的异同,这办法古人早有记载,还列出一组组的“对观句段”(synoptic pericopes),发展了精微的神学解释。故此,承认部分经文为托名作品,或者由不同渊源(时代、地域、个人或社团)的片断或文本传统编辑而成,跟主张经书神授,奉为圣言或上帝之言,这两种立场虽然对立,却未必动摇得了信仰,是可以妥协而共存的。毕竟,信仰不靠(有时也不容)论理:人性孱弱,奥义无穷;宗派纷争,永无宁日。教义即人意亦即政治。传世抄本犹如历代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歧义跟矛盾,原本是不足怪的。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2.7 – 1870.6.9.)
★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文化政治哲学》(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4),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195109. @豆瓣 @小组
本书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第四个哲学论文集,收录了1996-2006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包括三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它探讨了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变化、想象力在思想和道德进步中的作用、道德认同观念、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的不相关性、意识和道德价值在量子物理世界的“位置”问题。
本书有关浪漫主义、寂静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对话哲学、整体论、原子论、上帝存在、真诚的错误、作为较大忠诚的正义等专题的讨论,涉及文化政治哲学的诸多论题,总给人以出乎意料的新意,是读者了解西方哲学最新发展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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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本书富于智慧,可读性强,深得哲学当因世道变迁而谋变的杜威真传。常在细微处见其章。吾等因其真知灼见而欣喜,也因其信口雌黄而哀叹。正因其如此痛快淋漓,每每搔到痒处,故能醍醐灌顶,促成吾等去质疑, 曾经的许多哲学珍藏。——伊恩·哈金(加拿大哲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
★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The Self Awakened: Pragmatism Unbound),谌洪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ISBN: 9787301167380. @豆瓣 @小组
内容简介
在哪种世界上,为了哪种思想,时间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开放的,新奇才是可能的?在哪种世界上,为了哪种思想,人类自找麻烦而非远离麻烦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部期待已久的一般哲学著作中,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对有关自然、心智、社会、政治和宗教的既有观念提出了某种彻底的重新定向。他指出,如果我们要做到恰当对待我们那些最为独特的当代经验、发现和理想,我们就必须做出怎样的改变。《觉醒的自我》充分动用几个哲学传统的资源,并针对实用主义这一当今最具影响的传统,发掘出一些前所未闻的革命性内涵。
本书尽量避免高深术语和故弄玄虚,并已充分的理由表明哲学是最高的智力竞争活动,坚持认为哲学的力量应该用来处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书评
罗伯托·昂格尔是我们时代少有的极具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觉醒的自我》简洁洗练,深入浅出,用一种独特的立场来看待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阐发了该立场对于我们时代的各种政治困境的意义。该书为他的复杂深邃的思考提供了最好的入门引导。对于那些不愿走回头路的勇敢的世俗人文主义者来说,本书为那种重要的对话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布鲁斯·阿克曼,耶鲁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斯特林教授,《国父们的失误》作者
本书的面世,比预期早了五年。
二〇〇六年夏,《宽宽信箱》与《摩西五经》交稿,随即全力以赴投入《智慧书》和《新约》的译注,没有计划也无暇旁骛。故译经期间只写了零星的“孤文”,或者回国讲学时同报刊编辑、记者做几篇访谈。满以为结集成书,总归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但〇九年秋开始,至清华服务,社会活动大增——当然也不无享受,如老友沈林的戏和夜半不散的“会饮”,似重温少年时代“亵渎的酣畅”(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语)——出于职责跟友情,应邀在京、沪、杭、湘、港等地各大院校做了些讲演:关于法律和宗教信仰,关于职业伦理、政治伦理、革命与背叛,关于《圣经》同戏剧文学。然而,就始终挤不出时间,把那些其实在课上都讲过的东西一样样整理出来。据说网上有部分讲座的录音,皆未经授权,我没法负责。再者,我的习惯,是讲座不讲完稿了的文章或构想成熟、即将动笔的题目。所以还有一条免责的理由:将来成文发表,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模样;而且即使其中某些论点论述和例证不变,文字表述因经过斟酌删削,也会比口语来得准确。
这样,少数修订成文的,加上若干“孤文”与访谈,计三十一篇,便是本书上编的内容。文章的背景无须赘言,都是一目了然的。唯有开头的长文《约伯福音》需要稍加说明,因下编《约伯记》译注是同它相配的。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分为政治、传记、经济、历史、科技、文化、小说、诗歌八类(封面图片链接至 Amazon):
The best books of 2011 were about China, Congo, Afghanistan, Charles Dickens, Vincent van Gogh, the “Flora Delanica”, Jerusalem, Mumbai’s dance bars, quantum physics, sugar, orgasms, blue nights, two moons and other people’s money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Exceptional People: How Migration Shaped Our World and Will Define Our Future. By Ian Goldin, Geoffrey Cameron and Meera Balaraj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52 pages; $35 and £24.95
Few things will affect our future more than migration. By calculating the how, where and why of future labour shortages,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human migration.
光明
换作任何人,或任何神,这都是犯罪。
他怎会将天下第一的好人(tam),他的忠仆约伯,交在撒旦(satan)手里,任其伤害,以至家破人亡?为什么,仅仅因为那号称“敌手”(satan)的神子一句话,对忠仆的品行或信仰根基表示怀疑,就同意考验,把好人“无缘无故一再摧残”?(2:3, 9:17;以下凡《约伯记》章节,均不标篇名)
可是,他名为上帝,亦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是背负着以色列的“飞鹰的翅膀”(《出埃及记》19:4),子民的磐石与救主——难道,大哉耶和华,圣言之父,你也会踢着石子,会失足?诚然我们知道,并且确信(《诗篇》36:5以下)——
你的慈爱托起诸天,
你的信实高于霄汉,
你的正义如巍巍神山,
你的判决如无底深渊……
啊,生命之源泉,在你,
藉你的明光我们看到光明!
知道
从前,约伯家充满了光明。他事无巨细都谨守圣法(torah):脚不离正道,手不沾秽污,心儿提防着眼睛诱惑(31:7),唯恐一时疏忽,让“蜷伏在门口垂涎窥伺”的罪钻了空子(《创世记》4:7)。他七个儿子皆已成家,不在父亲的屋檐下住。每逢各家宴饮,约伯总要派人叮嘱行洁净礼;自己则早早起来,替他们逐一献上全燔祭,说:就怕孩儿触了罪,心里没赞美上帝!(1:5)
待邻人,他更是仁爱的化身:“平时常劝人向善,教软弱的手变得坚强。[他]的话曾帮助跌倒的人重新站起,给疲惫的膝盖以力量”(4:3)。无论孤寡病残还是外邦旅客,都当作亲人接济照拂。所以有口皆碑,正义是约伯的“外袍与缠头”。即使被奴婢控告,他“也不会不讲公道”;哪怕是仇人遭殃,亦不幸灾乐祸:“决不让罪从口生,拿人家的性命诅咒”,他说(31:13, 30)。这耶和华的“光明之子”,天天车马盈门,高朋满座。去到城门口,听审案件或商议公事,“年轻人见[他]都要让道,皓首则起身恭迎;连头人也停止交谈,将手掩住嘴巴”。大家“屏息凝神”聆听约伯的智慧,盼他的指导和安慰,“如望甘霖”(29:7以下)。
臧棣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
受访者:臧棣
采访者:罗向前 钱一鸿 宋乾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1月
采访方式:QQ,EMAIL,SKYPE视频。
第一部分 诗歌批评与“党同伐异”
第二部分 批评北岛与批评伦理
第三部分 PASS北岛究竟是个什么话题:当代诗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 诗歌危机:谁的危机?“危机”的诗歌政治
第五部分 诗歌话语权 1999年的诗歌论战 “浮躁”与诗歌自卑
第六部分 诗歌写作:孤独与浮躁
第七部分 美国之音和北岛 犬儒和诗歌 资本和诗歌 投降和诗歌 紧张和诗歌
第八部分 低潮,还是高潮:当代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景观
第九部分 复旦大学教授脑子进水了,还是北岛脑子进水了?文学史研究是做什么的
第十部分 翻译者的权力 北岛和诗歌翻译 庞德和诗人翻译 / 诗歌翻译在中文语境里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实践
第十一部分 诗歌与政治 中国的问题与自由关怀 民族认同和人文关怀 / 批判性与与诗歌智慧 独立性的文学政治
第十二部分 北岛和传统 忽悠传统?还是投机传统? / 中西比较诗学视域中的新诗实践与传统 “传统”的文学政治 / 未来的诗学任务之一:防止传统被进水 防止传统被犬儒化
第一部分 诗歌批评与“党同伐异”
罗向前:你的长篇批评文章《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在朋友间传阅,说实话,我读了之后有点感到吃惊。吃惊的原因,倒不是你的批评风格,而是你打破了你对你自己立下的一个批评的规矩。你曾说,你的批评不会针对诗人,尤其不会针对当代诗人的具体的缺陷和弱点。你的批评只会写诗人值得发掘的那一面。而且在原则上,你不会对当代的任何诗人进行批评。但这次,你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一个具体的诗人,而且这个诗人名字叫北岛。这不是和你自己立下的批评准则有矛盾吗?我们几个朋友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臧棣:我的确立下过你说的那个“规矩”。这里,还是打上引号吧。我对诗歌批评的理解,从早年开始深受T.S.艾略特的影响。1980年代前期,从诗歌的知识资源上讲,你们都还记得我们那时没有别的诗人批评家的东西可看,所以,几乎把艾略特都读烂了。即使现在的诗歌风尚从多个层面不时地绞杀艾略特,我觉得我在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艾略特的忠实。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阅读的友谊。《荒原》在我看来依然是一首伟大的诗。并且,什么时候读,都会给人启发。即便是有时候阅读它产生的厌倦,也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阅读他的诗歌的经验,无形中也强化了艾略特在诗歌批评方面给我树立的榜样。特别是他对玄学派诗人的重新评述,对我的大脑中的诗歌皮层构成了永久的刺激。按我在1980年代的理解,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歌批评中所示范的,诗歌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阐发批评对象中包含的文学的启发性。说通俗点,就是要多看到批评对象身上的优点。所以,我为自己从事诗歌批评立下的“规矩”是,只看批评对象(诗人或诗歌作品)的优点。至于他们的缺陷或弱点,我的看法是,那应该是由上帝和时间负责的事。我就不必再浪费精力去说三道四了。诗歌批评的责任在我看来就是尽量去挖掘诗人的优点。在批评的层面上去谈别的诗人的缺点,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过于居高临下的姿态。至少,我的批评伦理对此不太适应。另一个相关的“规矩”是,由于新诗文化以及当代诗歌在我们的文学语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不断被排挤被妖魔化的趋向,从诗歌防御战的角度,从为诗人辩护的角度,我也要求自己即使是在激烈的诗歌论战中也不针对诗人。比如,在1999年的民间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的论战中,我只针对了批评家,如我的朋友沈奇。还有谢有顺,作为批评家,他是一个有分量的论敌。
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By Samuel Bowles & Herbert Gint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0691151253; 9780691151250
Why do humans, uniquely among animals, cooperate in large numbers to advance projects for the common good?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biology and economics, this generous and civic-minded behavior is widespread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simply by far-sighted self-interest or a desire to help close genealogical kin.
In A Cooperative Species,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pioneers in the new experimental and evolutionary science of human behavior–show that the central issue is not why selfish people act generously, but instead how genet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has produced a species in which substantial numbers make sacrifices to uphold ethical norms and to help even total strangers.
The authors describe how, for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cooperation with fellow group members has been essential to survival. Groups that created institutions to protect the civic-minded from exploitation by the selfish flourished and prevailed in conflicts with less cooperative groups. Key to this process wa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emotions such as shame and guilt, and our capacity to internalize social norms so that acting ethically became a personal goal rather than simply a prudent way to avoid punishment.
Using experimental, archaeological, genetic, and ethnographic data to calibrate models of the coevolution of gene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prehistoric warfare and other forms of group competition, A Cooperative Species provides a compelling and novel account of how humans came to be moral and cooperative.
Samuel Bowles heads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rogram at the Santa Fe Institute and teaches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iena. Herbert Gintis holds faculty positions at the Santa Fe Institut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iena. The authors’ recent research has appeared in Science, N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and Current Anthropology.
SuperCooperators: Altruism, 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Each Other to Succeed. By Martin Nowak & Roger Highfield. Free Press 2011. 352 pages. ISBN: 1439100187; 9781439100189
EVOLUTION IS OFTEN PRESENTED AS A STRICTLY COMPETITIVE ENDEAVOR. This point of view has had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 we see the mechanics of both science and culture. But scientists have long wondered how societies could have evolved without some measure of cooperation. And if there was cooperation involved, how could it have arisen from 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
Martin Nowak, one of the world’s experts on evolution and game theory, working here with bestselling science writer Roger Highfield, turn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volutionary theory on its head to explain why cooperation, not competi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key to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He offer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origin of life and a new theory for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biology’s second greatest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fter the emergence of genes. SuperCooperators also brings to light his game-changing work on disease. Cancer is fundamentally a failure of the body’s cells to cooperate, Nowak has discovered, but organs are cleverly designed to foster cooperation, and he explains how this new understanding can be used in novel cancer treatments.
Nowak and Highfield examine the phenomena of reciprocity, reputation, and reward, explaining how selfless behavior arises naturally from competition; how forgiveness, generosity, and kindness have a mathematical rationale; how companies can be better designed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how there is remarkable overlap between the recipe for cooperation that arises from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he codes of conduct seen in major religions, such as the Golden Rule.
In his first book written for a wide audience, this hugely influential scientist explains his cutting-edge research into the mysteries of cooperation, from the rise of multicellular life to Good Samaritans. With wit and clarity, Nowak and Highfield make the case that cooperation, not competition, is the defining human trait. SuperCooperators will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evolution and provoke debate for years to come.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1]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2],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