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王朔:我看金庸

王朔:我看金庸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都不叫个东西。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眼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王朔:我看老舍

王朔:我看老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息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朋友比较欣赏老舍的两个说随笔不是随笔说小说不是小说的短文,一个是写坐火车,上来一个特讨厌的人,有事儿没事儿专门麻烦别人,一路不闲着;一个是写一家子去看电影,没出门先张罗,姥姥舅舅七大姑八大姨都招呼到了,到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了,还礼数不减,彼此大家都客气到了,全坐踏实了电影也放完了。我跟朋友说,我比较喜欢老舍写的一武侠短篇小说,写一耍大刀的,身怀绝技,隐于闹市,各种人登门拜师,有硬乞的,有软泡的,老头就是不露,结尾是在月色之下,老头一人在后院练了一圈,怀抱大刀,望着月亮自言自语:不传,就是不传![BOOKS@AMAZON] 其余的就那么回事儿。我跟朋友说,想了想,又提了一回《骆驼祥子》,朋友勉强同意了,可我自己又放弃了,仔细想这本书现在放在我手里恐怕也不会再看了。知道老舍这名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传阅一些翻得稀烂没头没尾的旧小说,十九世纪欧洲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解放后十七年那些革命浪漫主义流行小说我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天,我们院一孩子借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缺了几十页的纸张发黄的小说,看它被翻得那个旧劲儿,我想当然以为这是本好看的书,上课的时候在底下看。刚读头几行感觉就很奇怪,那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既没有欧洲小说中颇费笔墨描写的伯爵夫人和开不完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也没有革命作家笔下一定会出现战争、屠杀和坐监狱的场面,只是很老实地写一个旧社会三轮车工人的日常生活。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页,始终等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就往后翻,翻到最后的残页,也没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节。那时像《苦菜花》《迎春花》这样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中都有一些性爱描写,《三家巷》《苦斗》和《青春之歌》几乎被我们当爱情小说阅读。托尔斯泰司汤达他们的小说就更别说了,描写性爱的那些章节都是书中翻得最旧的地方。

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提要: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部巨著。 关键词:国家 政体 政府制度发展 现代化 文化相对主义 费纳(Samuel E. Finer)的《政府史》共三卷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政府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费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1962)。费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政府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费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政府史》由费纳的夫人凯瑟琳·费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费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政府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个正月初一,已在耄耋之年的梁漱溟回忆起他的乡村建设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世局的历史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毛主席舍开中国特殊性而走社会一般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道路却为对症施药。他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我正失之于所想深奥耳(掉转说,又不够深,若更深进一层就好了。)”“如我所说,我诚然错了;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   究竟是什么,使梁漱溟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与折磨而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比毛主席的深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以教育改造社会,以传统乡约的方式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而究竟怎样来理解这场运动,一个关键的方面当然是看乡村建设对乡约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究竟有怎样的继承和改造。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方式来自传统的乡约,这种直接与道德教化相关的乡村组织。他这个运动就既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运动,这一点是与晏阳初的教育和当时的其它乡村教育运动很有些不同的。梁先生不是仅仅为了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也不只是为了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一套新礼俗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或者说,他是以教育的方式(乡村学校)来进行社会改造。在他看来,其它的类似运动只是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好事(“我们的两大难处”)而已。[ii]   从农村入手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主张最相近的地方;但正如梁漱溟所说,毛与他的根本区别在于毛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入手,而梁是从教育的角度入手的。至于毛的这个对症之药究竟是否注意了中国的特殊性,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所改造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梁所利用的是中国的教化传统。毛与梁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是革命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毛所采用的方式究竟和梁的运动有无关系?二者真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传统中国政治与教育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相关问题的基本理解。   如前所述,梁漱溟所讲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读书识字和文化普及,而是一种政治理念。要理解这种政治理念,我们就需要更深地理解他所倚重的乡约传统和这背后的理论。

苏力:不可能的告别——北大法学院2010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苏力:不可能的告别——北大法学院2010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2010年6月28日 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感谢尊敬的罗豪才老师出席今天的毕业生欢送会,他也是今天在座的我们法学院最年长的毕业生;感谢曹康泰老师加入北大法学院,令我们——用姜明安老师的话来说——兵强马壮;更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家长,来参加这个欢送会,来看你们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因为学院换届,各位同学,我原以为今年不用致辞了,可以轻松了;但新班子还没定下来或是没宣布,临了临了,我只好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里代表北大法学院真诚祝贺并欢送你们毕业。 尽管有些年了,但致辞还真不是件惬意、风光的事。我嗓子也不行,唱不了高调,还老跑调,每每让那些挤在真理身边的人士听了窝心(都往那儿挤,若是把真理挤掉下去,那可就狼狈了)。而且也就那么些话,真诚的重复还是重复,深情的唠叨也还是唠叨,这两年还有了赝品,今年就有,还不能算什么“山寨版”(差别是声称的作者);因此,我很担心你们厌烦。何况这一次还是临阵磨枪,昨晚和今天一大早我都在办公室写和修改。但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制度化即所谓法治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得遵守制度,履行职责。 因此就不全是调侃。因为,法治并非某个文件或书本上那些让一些人热血上头让另一些人昏昏欲睡的语词,而就是现代生活少不了的大大小小的规矩,包括毕业由谁致辞,说些什么,以及怎么说等等,自然也就不得假冒。规矩不一定起眼,有时还让人闹心,却大致能给人们一个稳定的期待。而你即将踏入的社会,就是我们参与创造的这样一个制度网络。她对你会有全新的稳定的期待;你要从更多接受他人的关爱和宽容转向更多地关爱和宽容他人;甚至仅仅因为你北大法学院毕业,要求更高、更苛刻。 不错,我说过“发现你的热爱”,那是在新生入学之际,是就大学学习而言;对于毕业生,我的告诫从来都是“责任高于热爱”。记住,承担责任,有时不是因为你喜欢,而是尽管你不喜欢。这是对成人的要求;理解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大人了。这或许是毕业对于你最重要的意味。

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象:传译一份生命的粮——答冼丽婷

冯先生好。能否谈谈繙譯聖經,想達到甚麼目的? 译经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经》的前言及附录(彭伦先生的采访)里说了,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注意,我说的是“圣经学”,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学或教义。后者在西方的历史和理论我做过些研究,算是老行当了吧。但传教“牧灵”跟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事业,没有哪个译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现实地看,我的译本也许会影响到“牧灵”译本的修订和术语措辞,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种。 你在繙譯新約上共用了多少時間?在舊約部份又用了多少時間?甚麼時候可以完成舊約全部繙譯,出版新約舊全書? 《新约》用了两年,因为先已译了两卷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称“旧约”,但西方学界为了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族感情,通常用这一“中性”的说法),参考资料跟术语译名都有了准备,所以进展颇顺利。之后还有两卷,即《历史书》和《先知书》。何时竣事,不太好说,因为俗务繁多。 原先的聖經有甚麼謬誤呢?請舉例子。 市面上流通的中文译本不少,但我想您指的是和合本(1919)。和合本是上世纪初在华新教诸派达成妥协,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作搞的译本,底本是英语钦定本(KJV)的修订本。但由于传教士西学功底浅,中文更不济,未免错误百出。别的不说,《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很简单明了的经文,就栽了跟头,详见拙文《上帝的灵,在大水之上盘旋》(网上可阅)。天主教的思高本(1968)要准确得多,但风格不如和合本直白,也不如和合本在普通读者中间传播得广。听说,和合本的修订快完成了,希望至少一些明显的硬伤、妨碍理解经文教义的舛漏能得到改正。和合本我批评过几回,然而,就传教“牧灵”的长远目标而言,着眼于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努力,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更成熟的译本。这一点,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前言里谈了。

A Plagiarist at Large

A Plagiarist at Large

Plagiarists are large, human-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cademia.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lagiarist had been spotted forty-five miles south of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However,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lagiarism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The hunt for the plagiarist bega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strawberries saw ‘a large tome’ only five yards away from her. It immediately ra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d experts confirmed…

王朔:我看鲁迅

王朔:我看鲁迅

一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分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作 “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惟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刘皓明:瞽者的内明:弥尔顿

刘皓明:瞽者的内明:弥尔顿

Vision of the Blind John Milton. Works. Ed. Frank Allen Patterson. In 7 vols. NY: Columbia U.P., 1931-38. 1658年,约翰·弥尔顿失明已有六年了。就在这一年,弥尔顿某夜梦有所感,梦见了两年前死于难产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Catherine Woodcock)。这个梦成为一个契机,令弥尔顿写下了英国诗史中最著名的一首悼亡诗(Sonnet XXIII, “On His Deceased Wife”):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 from the grave Whom Jove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 Mine as whom washt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 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塞林格作品新封面

塞林格作品新封面

塞林格肯定是一个奇人,其中一奇是他对自己作品的封面设计要求极为苛刻,不过他作品的(美国版)封面却多不好看,比如代表作 The Catcher in the Rye 的封面,我就无论如何喜欢不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某些封面设计不佳的原因,塞先生才对封面变得苛刻起来。不过,丑陋的局面即将改变了,《卫报》报道,塞林格作品将以新的系列封面重印上市: Before his death, JD Salinger’s publisher, Hamish Hamilton, worked with him to produce jackets for reissues of his books (originally planned for June, they are now due out next month). … Simon Prosser, publishing director, Hamish Hamilton: “There are strict rules about JD Salinger’s covers. The only copy allowed on the books, back or front, is the author name and the title. Nothing else at all: no quotes, no cover blurb, no biography. We’re not really sure why this is, but it gives you definite guidelines. Last year we decided it was…

奥斯丁·萨拉特等编《法律与人文导论》[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Introduction]

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Austin Sarat, Matthew Anderson, Cathrine O. Fra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购买本书@亚马逊 Book Description 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Introduction brings together a distinguished group of scholars from law schools and from an array of the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Contributors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in recognition of the global reach of this field. This book i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a stock-taking of different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of the various modes and subjects of law and humanities scholarship. It is also an effort to chart future…

苏力: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

——从戴安娜之死说起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叶芝《基督重临》 1997年8月30日午夜,备受公众和传媒(或者应改为传媒和公众?这是一个问题)关注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1]一个星期之后,英国举行了据称是继丘吉尔之后20世纪最隆重的葬礼。备享哀荣之后,戴安娜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然而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仍为她和她的死不安,以至于远在东方的《天涯》杂志为此要编发一个专题,以至于我这个只能算知道戴安娜名字的法律教授也居然开“机”,而不是提笔,为她的死写下这篇并不仅仅关涉法律的短文。 一 许多人将戴安娜之死归罪于传媒;戴安娜之兄查尔斯·斯潘塞更明确指责报界手上有戴安娜的血。但是,这种情绪化语言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本身的考察,以至于走进了语言构建的迷宫。只要仔细看一看有关报道,就会发现,即使是那几位追逐戴安娜的摄影记者,也没有造成戴安娜的死亡,最多只是引发戴安娜死亡的因素之一。司机体内的过度酒精(超过“正常”范围三倍多),超高速行车(时速160公里),以及死者未系安全带(唯一系了安全带的保镖活了下来),我想,如果不为感情迷惑,任何人都可以判断,这些才是造成车毁人亡的真正的和最根本的原因。酒后驾车和不系安全带与“狗仔队”的追踪毫无关系,却为法律甚或现代公共道德所不容;高速行车也许与试图摆脱记者有关,但这也不足以构成在市区违章超高速行车的一个充分理由或借口;毕竟,可厌的狗仔队的亮闪闪镜头并不是匪徒的黑洞洞枪口。因此,就戴安娜之死而言,我认为,承担主要责任的应当是酗酒的司机,以及要求或至少默许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高速行车的多迪和戴安娜。说记者杀死了戴安娜,如果不是非常不公平,那也是一种修辞。事实上,法国警方也仅仅宣布对这些记者是否构成“非故意杀人”或“见死不救”进行调查,至于能否提出指控,即使提出指控后能否最后认定,都还是问题。如果事实真的大致如新闻报道所言(我的判断还是将不幸地取决于传媒),那么,我敢预言,对这些记者将不了了之;他们最多只会受到一些象征性的处罚。[2] 我并不试图为这几位摄影记者开脱责任。就这一事件而言,他们确有“责任”。他们的令戴安娜讨厌但难以逃避和躲藏的镜头;车祸发生后他们没有首先救人(尽管这仍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法律责任,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是强制性的),却抢着拍摄可供发表赚钱的照片;他们甚至可能妨碍了救援人员的及时救助;这些也许都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应当受到某种行政和/或职业的惩处。但这都不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法律责任。

波斯纳、桑斯坦(编)《法律与幸福》[<em>Law and Happiness</em>]

波斯纳、桑斯坦(编)《法律与幸福》[Law and Happiness]

Law and Happiness, edited by Eric A. Posner and Cass R. Sunste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roduct Description Since the earliest days of philosophy, thinkers have debate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happiness and the nature of the good life. But it i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study of happiness – or ‘hedonics’ – has developed into a formal field of inquiry, cutting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and offering insights into a variety of crucial questions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Law and Happiness brings together the b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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