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玛丽安·康斯特布尔：《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

★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玛丽安·康斯特布尔（Marianne Constable）：《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Just Silences: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Law），曲广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189771. @豆瓣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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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内容简介：现代法律关于正义一般是基于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否定法律和正义的关系，或者对此避而不言。在康斯特布尔看来，这种对正义的沉默其实还是一种法律与正义或者实在法与自然二元的立场。作者以尼采为引导，力求跳出这种二元的思维定式，以修辞学为方法，关注法律之所言和未言，以及这种言语和沉默背后所蕴含着的法律的局限和正义的可能性。康斯特布尔在第一章对《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总体思路和观点有所交代：“语词经由声音呼唤着正义，即便当‘正义’未被说出时也是如此。法律是正义呼声的要求和响应之链条。法律把我们和这个世界缚在一起。它于沉默中爆发，以共同应对并迎合人类的需求或必要性：在这种需求或必要性中，声音呼唤着正义。从法律中——这种法律即随着语词对正义的呼唤（尽管是默默地）而涌现的人和世界的复杂的交接和牵系——产生了这个世界中正义和非正义的可能性。”

苏力：修辞学的政法家门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1]

一．说不清的家门

在今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中，修辞主要有关文学或语言，概括说来，大致有关文章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乃至我写这篇文章也很可能被法学界视为不务正业。

中国当代修辞学家其实很是抱怨这种社会误解，[2]但这个误解还不能算冤案，并没人栽赃。从唐钺、陈望道、杨树达等前辈1920-30年代各自独立的创造性努力开始，[3]尽管都不认为修辞学仅仅有关修辞手段和方法，[4]但在他们的著作指引下，20世纪汉语修辞学一直基本以文字甚至文学修辞的技巧方法（“辞格”）为中心。[5]无论在大陆还是香港或台湾，修辞学的研究都放在中文系，著作往往以辞格为中心，材料主要是古代诗文。尽管1980年代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反辞格”的修辞学，试图沟通中西方的修辞学研究，有不少努力，[6]但不少学者仍然坚持所谓修辞就是选择同义手段，修辞学就是研究同义手段之选择，[7]而因此，“修辞格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还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内容”。[8]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反对、怀疑还是赞同修辞学，关注的始终是言说，特别是公共演说,试图在不同的事情上都找到某种说服受众的方式；[9]并因此总把修辞学同法学和政治学拴在一起。[10]古罗马时期延续了公共演说关注政治和法律问题的修辞传统。[11]此后很长时间内，政法性公共演说传统在欧洲衰落了，修辞更多寄生于传教和布道，或开始附着于经典文本或书信；[12]但近代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生，公共演说的传统重新兴起，甚至收容了宗教布道的演说传统。[13]今天，公共演说几乎是西方政治家不因离任而卸下的一项收入丰厚的工作；为政治家捉刀代笔也成为西方文秘的一个重要行当。[14] 还没法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尽管今天汉语修辞学的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古代诗文，却不能说延续的是中国早期的传统，至少不是孔子的传统。从中国最早的记录来看，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的修辞实践，与古希腊几乎完全相同，一直更关注口头言说，并且集中关注政治问题。本文的题记，“述而不作”，[15]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以及“辞达而已矣”，[16]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为推动社会的政治变革，相对于文字，更重视说话；[17]相对于说话，更重视说话的效果。在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上，孔子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据此对文字和说话做出战略和策略的调度和安排。这丝毫不意味修辞次要，这其实也是一种修辞，是超越了文字和文学关切的政治性修辞。孔子的修辞观是实用主义的，不是本质主义的。

刘皓明：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小批评集　　《小批评集》收集了我自1994年以来用中文写作的篇幅较短的随笔、评论、访谈和杂文。这些文字大都曾经发表在国内的报刊杂志上。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虽早就有友人热心催促，我自己却一直犹豫不决。最让我踌躇的，是把写于上个世纪的那些或被人遗忘、或已不被更年轻的一辈知晓的“少作”从故纸堆里拿出来重新公之于世。但是就有朋友说，展示求学乃至思想发展的历程，对于读者还是有用的。我于是翻检旧作，权衡再三，觉得朋友们的话确实不无道理，而且还感到无论是早几年的那些读书感想，还是更近几年感时而发的评论，虽非严格的学术写作的“正课”，倒是无不来自对文本的精读，无不是切切实实的观察与反思；惟其并非“正课”，它们才可能让专门学科之外的读者发生兴趣；再有就是从求学和思想发展的角度讲，那些我今天已经不复在意的话题与那些今天在我看来仍有意义的话题，彼此之间其实是有比较完整的相互关联性的；它们实际上具有相互解释和相互补充的功能。于是我不揣浅陋，把近二十年里的短文无论新旧都整理出来，订为一集，题为《小批评集》。称其为“小”，既因其中包含的文章篇幅较短，也是相对于所谓“正课”的学术论文乃至著作而言的。

　　1994年在沈昌文先生主持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学术笔记的时候，是我在耶鲁读比较文学的第二年。当时修习的课程均围绕着英德诗歌（特别是浪漫派的诗歌）、希腊拉丁古典文学以及德意志观念论和浪漫派的哲学等主题。那时写下的几篇读书笔记，就是当时听课和阅读的副产品，题目自然也都不出当时攻读的科目。其中关于英国诗歌的部分，其兴趣和观察角度尤其受耶鲁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几位浪漫派研究大家的影响。而对当时在美国兴起的、向这些前辈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挑战的所谓“新历史主义”，我始终是抱着审慎态度看待的，因此这些随笔没有反映这一派的观点。

　　上个世纪末，我开始写作博士论文。同我此前修课的情况不同，我的博士论文包含了中国文学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北美的所谓“汉学”领域。这个新的领域那时让我意识到，同所谓“西学”的领域相比，这个领域不仅是内容不同，而且常常连最根本的方法（就让我这里暂且在世俗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旨趣、观念和话语程式都不一样，更不用说纯粹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我那时在这种环境里，疲于应付，付出不少代价，随笔写作便随之减少了。但是这一经验也并非没有带给我好处，仅就我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发展方面而言，这一经验强迫我离开幻想和思辨的象牙塔，不得不在思考中更多地包含来自现实的因素，让我认识到我必须要面对的“中国性”。这就是我那一时期的这类写作开始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容，并最终产生了一批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化评论的原因。

刘皓明：《小批评集》

刘皓明：《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5084478

内容简介

小批评集本书收集了作者自1994年以来用中文发表的大部分学术随笔和评论，依照文章的主题分为七部分：一、西方古典文学；二、英国文学、现代德语文学与艺术和西方文学主题史；三、欧洲特别是德国十八世纪的思想与文学；四、西方语文学史；五、古希腊哲学；六、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学语言；七、当代中国文化评论。

本书所包含的文章涉及西方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诗歌，古代哲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派时期诗歌、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诗歌，现代德语文学和哲学、现代美国诗歌、西方语文学的历史、西方汉学史、西方音乐、当代中国文化乃至电影研究，运用和讨论了德意志观念论、存在主义、阐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等哲学和文学理论；文章的不同主题反映了作者广泛的学术兴趣和渊博的学术背景，同时也勾画出作者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和思想发展过程，展示了作者在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对康德、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库尔修、奥尔巴赫、哈·布鲁姆、乔·哈特曼等人的继承与批判。这些文章文笔优美而缜密，论事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不少文章在最初发表后一直广为流传。

本书既面向文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专业研究者，也适合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阅读；既有专业的学术深度，又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冯象：定格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六月——《创世记》修订版后记

后记也讲个故事。

暑假返美，又做一回陪审员。一桩交通事故案子，跟前几趟一样，仍是在撒冷市中心的县法院。律师质证、辩论结束，陪审团关起门来合议之前，法官照例给陪审团一通“指示”（instruction），如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民事举证责任标准。那是位老法官，富有经验，审判完全驾轻就熟了。听着他把一个个普通法术语用老百姓的话讲得明明白白，出于专业习惯，脑子里就开始追溯比较那些术语的诺曼法语和拉丁语词源。接着便意识到，这“人民法官”的话语策略同律师正好相反。律师办案，接待客户或者向证人取证，往往满口晦涩的行话，生怕人家没有被法律的奥秘与威严吓着。法官呢，虽说是“法律之化身”，一身黑袍，在庭上讲话却十分平易，不故作高深。陪审团和旁听席上的两造亲友与公众，跟着那循循善诱的口吻，一下就跨越了行话的栅栏。他简直是出色的翻译家呢。

经书上说，亚当的长子——夏娃“同耶和华一起”（’eth-YHWH）或“凭上帝佑助”（七十士本：dia tou theou）所生的“男人”（《创世记》4:1注），名叫该隐。该隐的儿女开创了牧、工、乐、妓四大行业，文明社会由此发端（同上，4:17以下）。那么，亚当子孙最初的翻译需求，该始于这四大行业的建立，即行话的生成与行业门槛维护，及随之而来的对语言障碍的克服（解释）吧。那可是远在宁录大王造通天塔，上帝“搅乱”子民语言之前的事情。换言之，人类虽然在巴别之野（今伊拉克）失去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学会的“天堂语”，得来的却是远为复杂的“搅乱之语”的翻译知识，或由翻译而演进的理解、表达、分析、质疑与批判能力（详见《宽宽信箱·通天塔的教训》）——未必是坏事呢。推而论之，一切语言解释活动，都是翻译，远不止各民族语言间的转译沟通。因而，翻译必是永无止境、一场接一场的常新的斗争。

那案子我们陪审员怎样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如何判决，已淡忘了。只记得那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异象降临之际，这一点关于译事的忽发奇想；再有就是回家途中，坐在缓缓行驶的波士顿郊线列车上，闪过的另一个念头：尘土亚当的故事和译注，该修订了。

The Invention of Law in the West, by Aldo Schiavone

The Invention of Law in the West

The Invention of Law in the West, by Aldo Schiavone. Translated by Jeremy Carden & Antony Shugaar.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674047334. 640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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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is a specific form of social regulation distinct from religion, ethics, and even politics, and endowed with a strong and autonomous rationality. Its invention, a crucial aspect of Western history, took place in ancient Rome. Aldo Schiavone, a world-renowned classicist, reconstructs this development with clear-eyed passion, following its course over the centuries, setting out from the earliest origins and moving up to the threshold of Late Antiquity.

The invention of Western law occurr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oman Empire’s gradual consolidation—an age of unprecedented accumulation of power which transformed an archaic predisposition to ritual into an unrivaled technology for the control of human dealings. Schiavone offers us a closely reasoned interpretative essay that returns us to the primal origins of Western legal machinery and the discourse that was constructed around it—formalism, the pretense of neutrality, the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power. This is a landmark work of scholarship whose influence will be felt by classicists, historians, and legal scholars for decades.

Aldo Schiavone is Professor of Roman Law and Director of the Istituto Italiano di Scienze Umane.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by Robert N.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by Robert N. Bellah.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674061439. 784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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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is a work of extraordinary ambition—a wide-ranging, nuanced probing of our biological past to discover the kinds of live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most often imagined were worth living. It offers what is frequently seen as a forbidden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religion that goes deep into evolution, especially but not exclusively cultural evolution.

How did our early ancestors transcend the quotidian demands of everyday existence to embrace an alternative reality that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very meaning of their daily struggle? Robert Bellah, one of the leading sociologists of our time, identifies a range of cultural capacities, such as communal dancing, storytelling, and theorizing, whose emergence made this religious development possible. Deploying the latest findings in biology, cognitive science,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e traces the expansion of these cultural capacities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roughly,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wh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the Old World challenged the norms and beliefs of class societies ruled by kings and aristocracies. These religious prophets and renouncers never succeeded in founding their alternative utopias, but they left a heritage of criticism that would not be quenched.

Bellah’s treatment of the four great civilizations of the Axial Age—in ancient Israel, Greece, China, and India—shows all existing religions, both prophetic and mystic, to be rooted in the evolutionary story he tells.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answers the call for a critical history of religion grounded in the full range of human constraints and possibilities.

Robert N. Bellah is Elliott Professor of Sociology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冯象：京城有神仙

这事知道的人不多，但也不是新闻。三年前沈林就透露了，写一剧本，发给我看，题为《北京好人》，借用德国布莱希特《四川好人》那个名喻。

我这位“沈博”（在中戏大伙儿这么叫他）是艺术家性格：临开演一小时，突然一个电话：快来，小庄口儿九剧场，票在某某手里，演出结束请参加剧组座谈。就挂断了。Jesus，这可是北京的周五下班高峰时段，小庄口儿在城里还是城外，哪个方向？幸亏的哥是个老辣的，上高速抢道、下辅路钻胡同撞脖子绝不吝惜，居然掐着钟点赶到了。急急进剧院上楼，迎面一道门微敞着，飘出靡靡的乐音。入内坐了，舞台上已经摇出一队艳丽的短裙，合着节拍，大腿举举，煞是整齐。不想乐池里一声喊：停！都放下了。原来是彩排。忙起身退出，抬头看海报，噢，是“爱恋廿世纪”的《张爱玲》哪。

转身爬上三楼，才松了口气：还在排队入场，有几个像是熟面孔，门口招手的那位女生，正是某某。

那神仙乍看是三位，实为一体。戏台后方拉一面银幕，灯一黑，他便降世现身了。宝像采用泥塑，请搞舞美的新秀捏的，模样不陌生——虽然这年头太多人钻在钱眼儿里，早把那“三位一体”淡忘了：中山装，圆脸盘带一粒痣，脑后贴一圈龙门石窟的佛光，赤县神州普照——多慈祥。

他三位口中念念有词，落下云端，来北京查访好人。走到胡同口，碰见愁眉苦脸的下岗教师老王。那老实头真够老实，没想到毛遂自荐，却推举了隔壁的洗头妹，大名沈黛。于是一夜之间，沈姑娘喜蒙神仙恩顾，开起一爿杂货店。她也确是好人，刚添了只货架子，就开始对左邻右舍有求必应，在胡同里悄悄行善。谁知那帮人得着好处，反而生了坏心。有打她“富豪表哥”主意的（不然恁个洗头妹，哪来的做生意本钱？），有垂涎姑娘姿色的，成日价找她纠缠不休。这还没完，又闪出一个踉踉跄跄寻短见的青年，往细脖子套根绳儿。恰巧被姑娘撞见，救下安慰，他洒了两三滴泪，才慢慢启齿，说是留学生，录取在著名的某太平洋大学；面色好苍白，是叫学费加机票给愁的。洗头妹听得神思恍惚，那小白脸便乘势倒在好人胸口，一边花言巧语求爱，要认作夫妻，一边心里算计：这丫头绣花枕下面藏了几K票子？

利求同：互联网时代的知识隐忧

——答晓峰、柳莺

不久前，谷歌与美国作家协会达成的和解协议被法院驳回，在中国，则有五十名作家联名声讨“百度文库”侵权……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享受着随机快速获取大量知识信息的便利，可是知识的物质载体变化背后潜藏着的危机，正逐渐为人们注意。利求同女士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马里兰大学信息研究学院和MIT斯隆商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入职美国商界，在电讯、保险和人力资源大公司负责知识管理与竞争信息咨询。在她看来，互联网若是落入营利机构的控制，对传统知识管理体系的冲击，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甚至对国家、社会，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都能感受到，互联网的普及，使知识的形态以及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您能具体谈谈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吗？

上世纪中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提出了“计算机功能分享”的愿景，互联网就是这愿景的实现。互联网的崛起，其实是一场信息革命。不久前，人类储存的信息已高达295 exabytes（加20个零），如果存入光盘，会堆至月球都不止。一九八六至二〇〇七年, 世界范围计算机能力的年增长率为58％。二〇〇二年，数码信息储量首次超过了各类传统载体的总和。五年后，全球约94%的信息“记忆”，已变为数码。大家都受益于这个奇迹，并为之折服。但同时，互联网又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生产、管理、传播、学习、使用的方法跟习惯，都动摇了。

在个人层面上，首先是知识信息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难以控制。互联网通过服务器、宽带、超文本等手段集合众多分散独立的信息源，形成二百五十多亿个可标引网页。这庞然大物信奉民主，鄙视内容审查，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实名或匿名，上载下载文献，随时更新内容。在虚拟世界里，正如苏格拉底担心的，知识信息与作者的关系变得松散模糊，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不再关联。网上信息的内容“海量”重复，真假难辨。这就要求互联网使用者，如果审慎的话，对所得信息仔细甄别与筛选。

其次，信息保存的难度加大了。现在我们发短信、写电邮、起草文件、分析资讯等等，一切都数码化了，必须使用阅读装置才能处理。但同时，软硬件技术迅速更新，制式标准不断换代，这些数码化记录很快就没法阅读了，除非请专业人士协助“破译”，非常费工，且不安全。这问题让公司和政府部门很头痛，数码信息维护成本高，稍不留意就丢失了。

第三，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大脑”对深度阅读思维跟创新能力的威胁。面对信息轰炸，我们的大脑容易超负荷运作，无谓地损耗注意力。互联网是个链接世界，读者跟着链接到处浏览，系统而连贯的阅读，就难以延续了。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蜻蜓点水、跳跃式的阅读习惯，导致推论、分析、批判、洞察等高级认知行为来不及调动，阅读思考便提前结束。这个倾向令人担忧，会不会阻碍科学探索、知识创新呢？西方学界做了不少研究，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拙文《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书城》2011.4)。

在社会和历史层面，则是知识管理何去何从的问题。知识管理是知识生产链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两千三百多年前，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创立了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知识管理模式，沿用至今（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和《Pinakes》，载《书城》2010.9 & 11）。图书馆收藏书卷抄本等各样文献，分类著录整理校辑，供学者、科学家和普通读者使用，达到知识承传的目的。传统图书馆是围绕着书籍这一知识载体而运作的。印刷术虽然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教育普及，但书籍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还是很受限制的。印刷品一般只能在一时一地阅读使用。所以，图书馆要按照社区分布，根据读者的需求收藏复本，才能做到知识分享。而出版物一旦入藏，图书馆就永久拥有其产权，并藉此实现馆藏的管理和借阅流通，形成一个多重子系统、互为后备的分散式组织结构。这技术性功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图书馆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功能，她不仅收藏知识，还要确保知识的公有共享。因此现代图书馆多取非营利的组织形式，无论官办私立。公立图书馆纳入国家、地方政府、学校或研究机构，给予财政预算；私立图书馆，则有专门设立的基金做后盾。这样，不以营利为目标，少受市场动机（包括知识产权）的干扰，在知识四周筑起一道围墙，保证了全社会对知识相对自由的使用，实现公有共享。历史证明这是有效的。

互联网的崛起，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数码化了，知识管理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信息的收藏、整理、传播、使用不再受地域和传统载体的限制，分享可以异地、共时、随机并大规模地实现。比如，在中国偏远地区查阅美国Westlaw的判例文献，已无技术上的障碍。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知识共享。相比之下，传统图书馆尽管引入了数码技术，但她代表的知识管理方式在新技术面前显得笨拙，效率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的使用率普遍下滑。据(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RL）二〇〇八年统计：与二〇〇五年相比，成员馆的使用率下降了35－50％；研究型（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则从一九九六年的顶点下跌了63％。连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络目录的使用率，2008－09学年较前一学年下滑21％。这一趋势，跟互联网的扩张刚好同步而成反比，显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方式变了。图书馆的读者在减少，社会对她提供的知识信息的依赖程度在降低。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从技术上被动摇了，面临两千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冯象：Re: 致辞与山寨——序《走不出的风景》

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赶上大雪，在纽约机场旅馆捱了一宿，不过把苏力老师给的书稿看了——论致辞与政治修辞的，课上讲过吧。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年轻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长任上的毕业迎新致辞极受学生欢迎，当得上北大一块品牌，据说正版之外，还有山寨版。你或者别的同学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思想）好，还是语言生动有趣，抑或别的原因（个性、场合、态度）？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苏力是不是一个例外？

谢谢，节日快乐。

又，山寨版何处可阅？
　
　
［三天后］

绝了哈哈，原来院长的“自主知识产权”还未撰写（并依法享有国际保护），山寨版即已上网，四处流传了。而且标题也蛮“感动中国”，是不是？也缠绕些欧化句式，有“力叔”味儿。再过四十年，白头校友回忆“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学习生活，接受记者或校史专家采访，这段佳话肯定有数不清的版本。

S君帮忙，拿我的问题找同学（校内外皆有）做了个小调查，回复都很率直，有见地：

——既不唱高调说空话，也不惺惺作态讨好学生，总之，苏力老师了解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感情。

——很“个”的人，有些执拗。但他的话让我觉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对老师了解不多，致辞具体讲了什么道理，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很会煽情，有点儿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们说的“一张铮铮铁骨的脸”，非常独特。（女生语）

——好些话称得上“美”，甚至过于“柔软”，比如“细雨淋湿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真实的铺垫，某种未经雕琢和掩饰的“信”。这么看，应该说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摆脱不了“假大空”话语，老百姓“审丑疲劳”久矣。苏力老师拒绝官样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个口语词“不折腾”。当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辞和精巧的表达，加上真诚，在教育官员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回想起来，自己真正被打动，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而是后来读文字稿的时候。他口才在法学院来说不是最好，要念稿，还带点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现他的激情，“有嚼头”。不过在社会上走红，或许得益于“北大”、“院长”一类的标签效应？

——他有几句“信言”太鲠直了，像“这里是北大法学院”，那种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识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网友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贴心。

——前些年有个外系老师，在课堂上说学生不用功，成天听刘德华。学生暴笑。因为刘是“大叔级”歌星，现在谁还迷他呀？苏力老师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举过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张柏芝、阿娇等人的八卦新闻做例子，大家好惊讶：一位“五〇后”大教授，一向拒绝当“公共知识分子”，对“八〇后”“九〇后”热衷的时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师的致辞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除了文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商业/小资文化略微妥协，例如对青春的伤感抱认可和同情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也温和地批评一些现象，在致辞中强调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小气跟大气这样结合，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我猜想，致辞本身在知识和学术上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把这些文本和演讲看作大学里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尝试，他会不会觉得颇为得意呢？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问题：学术与政治，可分吗？

——魅力在他的个性，而不是思想或语言。

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走不出的风景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301089279.

购买本书：卓越网；当当网。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汇集，主要是迎新和毕业致辞，因为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这些致辞在当时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6月（毕业）和9月（迎新），学生以及毕业生们翘首期待的一道风景。并且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长们的清新致辞风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根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治修辞，表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于教育界的同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与文学》、《送法下乡》等，译作有《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

目录

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上次写完了那篇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妄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这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叶君健 译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利求同：Pinakes：谷歌百度们的鼻祖

世界变得真快。现在的人查找信息，只要上百度或者谷歌，输入一两个关键词，立刻，荧屏就给出了相关的网页网址。想想，在成亿的网页，上兆亿的信息存储中，如此快速准确地检索出结果，再有条不紊地排序显示，这是多么困难而又神奇的事！谷歌百度们的创始人和工程师了不起呀。然而，跟世上别的发明一样，互联网的超级信息检索功能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系统性知识管理和使用，借助数字网络技术，酝酿出来并正在实现之中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而在这部知识生产管理史的开端，站着Pinakes，西方世界第一部图书馆分类目录。

Pinakes诞生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了。它的希腊语原意为清单、表格，是“百科鸿儒及其著述综合目录”的简称。整部目录共一百二十卷，囊括了大城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以及虽未能入藏，但名见经传的各国著作。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以广集天下书籍为己任，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统治大业的一块基石（详见拙文《心智的圣所》）。鼎盛时期，馆藏高达七十万卷轴，涵盖哲学、宗教、法律、文艺、科学各个知识领域。庞大的藏书引来无数优秀学者，使亚历山大城迅速上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凸显了王朝的荣耀。但图书馆员和缪斯殿的学者发现，卷轴积累到一定程度，这座宏伟的知识宝库变得难以管理，既不能确知收藏范围，查找起来更像大海捞针。而且可以预见，随着纸草纸卷轴增加，问题会日益严重。有位名叫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of Cyrene，约前310~240）的哲人感叹：“书籍越多，麻烦越大”。卡氏活跃于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朝，是缪斯殿名望极高的学者，著有八百多首诗歌，据说是仅次于荷马，被古代语法学家引用最多的希腊诗人。于是，托勒密三世命他解决这个“麻烦”，编制一种工具，以改变大城图书馆入藏书籍的无序状态。Pinakes的修纂就这样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从未有人处理过如此庞大的藏书，没人知道这任务的深浅。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文字记录，也是知识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再生产的重要载体。所以，Pinakes要解决的不仅是大城图书馆的馆藏组织，而且事关知识生产与管理使用。更微妙的是，希腊化前期（前332~215），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口述传统向书写过渡的重大变革之中，各地出现大量卷轴，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习惯上，我们总是把书写看作记录、教授、传播和保存知识的主要手段，赋予它优于包括口述在内的其他交流手段的权威地位。伟大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人类与没有知识、亦不能反思的野蛮部落一大差异，便是使用文字”（卷一章九，页218）。但追溯历史，古代社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由口述传统主宰的。古希腊就曾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在黑色图案陶罐时期（前7~5世纪）的出土陶器上，我们找不到卷轴的形象，弹琴吟唱的歌手却屡屡出现，知识和经验的承继，主要靠口耳相传。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一代代歌手演唱加工光大的成果，即便有了文字版本之后，仍然主要靠说唱来传布。苏格拉底也偏爱口述，长于辩论，相信演讲是导向真理的最佳方法。他认为，口述可以让人们在听讲的同时，参考讲演者的声誉以及现场表现，来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真确。在他看来，书写反倒是不值得信任的而易朽的，因为隔断了文字内容同作者的行为、荣誉及品格的现场关联。由于这一“偏见”，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把面对面的授课和辩论，视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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