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刘皓明

时间：2010年7月27日下午2点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来源： 中国法院网

在曾庆洪先生的见证下，在场工人推选出16位代表，并于其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上级工会代表列席会议。我们要求工会就打人事件解释，并重申了多项基本要求，包括全体员工和实习生增加基本工资800元、改善工资体系和职员升迁制度和重整工会。我们的另外一项基本要求，不可以解雇任何罢工员工，在6月1日早上已经得到本厂总经理山田一穗先生的承诺。工人在6月1日晚班开始复工，6月2日谈判代表联络了曾庆洪先生，并约于6月3日中午两时举行复工后的首次会议。

我们呼吁员工：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目前员工内部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各员工积极与谈判代表表达意见。谈判代表目前没有覆盖所有的科室，但是谈判代表重视所有员工的意见；有积极性参与谈判的一线同事，可以在员工的推举下，加入谈判团。谈判代表在收到来自资方或者曾先生的任何方案之后，会即时通知员工，并争取召开班长以下一线员工大会，具体时间，谈判代表会另行通知。没有员工大会的授权，谈判代表不会擅自答应任何低于上述方案的要求。

我们要求资方：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答应合理要求。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留意到新华社6月2日的评论，对本田公司提出多项批评，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目前工厂行三班制，谈判代表无法离开生产线，为谈判代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我们要求本田资方为谈判代表提供开会和咨询员工意见的时间，并协助一线员工大会的召开。

我们谴责工会：

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在6月1日发出不负责和扭曲事件的“道歉信”。信件指出：“昨天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述40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会站出来劝导那些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资方采用种种手法，分化工人，更招来学校领导向实习生施压，并威胁不发毕业证，这是部分员工在5月31日被迫复工的原因。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对此没有批判，更成为其中的帮凶，在休息时间参与逼迫实习生签署不罢工“承诺书。”工会理应维护工人集体利益，领导工人的罢工，但是至今仍为工会人员暴力伤害罢工工人的事件寻找借口，我们严厉谴责。对于今天资方在工资上所答应的加幅，是罢工员工在强大的压力下，用血汗争取来的。工会的信件却将之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我们对此极大愤怒。我们坚持，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的。

我们希望社会：

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我们留意到本厂有一定数目的送货员是劳务外派工，虽然不为本田公司直接聘用，却与我们在同一地点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也在选派代表与资方谈判。我们全力支持他们！同时，我们目前也急需媒体和社会人士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对此表示万分的感激。

佛山市南海区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

2010年6月3日

联系人：谈判团代表（李晓娟）电话：13078158280

评议人：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
岳 林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时 间：2010年06月05日（周六）19：00
地 点：第二教学楼（李兆基楼）207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承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社

讲座题目： “够黑、人傻、钱多”

时间：2010年4月29日晚 6：30

地点：同济大学中法中心C201 报告厅

演讲人： 冯象 教授

中国大学的“钱学森”问题

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跃进。从上到下掀起的一股狂热的激情，必欲一口气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大国，力争超英赶美。为了在短时期内炼出超过英国的1070万吨钢来，全民总动员，到处建小高炉，土法炼钢。各地居民无论是否懂得炼钢的基本技术，都投入到炼钢的宏伟事业当中。人们不惜把现有的钢铁制品拿出来，砸锅卖铁，再投到土高炉里，但在许多情况下，炼出来的铁疙瘩一无用处。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处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追求简单的产品数量而忽视质量，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农民，都相信可以创造高产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对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成果进行评判，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成果创新的程度可能有差别，但最后的底线在于，论文和成果是自己写的，实验数据不能造假。近年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产出的论文数量屡放卫星。但究竟有多少高质量的创新成果，的确值得检讨。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抄袭和造假。国际著名医学期刊、英国《柳叶刀》杂志2010年1月9日专门发表的题为《造假：中国需采取行动》的社论，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曝光中国学术造假的问题。2006年5月31日，英国《自然》杂志也曾刊发题为《在中国查找欺诈》的社论。此事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

我们决不该忽视中国学术界存在的学术不端问题。以研究生教育来看，学位论文抄袭的例子仍然屡见不鲜。根本问题是基本道德规范意识的缺失。就像孔乙己不把窃书当成过错一样，一些人并不把抄袭当成严重的道德问题。“天下文章一大抄”，成为一些人的座右铭。在中国极左路线盛行时期，抄袭报刊上的文章成了每个人政治学习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以后，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虽然得到了恢复，但仍然有人不把抄袭当成过错。指导教师是最重要的把关者，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导师基本上不看学生的论文，更不要说提什么修改意见，就让学生答辩，通过学位。甚至还有一些导师私下里问学生，你的论文抄了几篇文章？如果抄三四篇以上，那就可以通过。这是在公开鼓励学生进行“巧妙”的抄袭。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自己也加入了论文抄袭的行列。近年一些在职干部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因为工作忙无暇读书写作，便让秘书来听课甚至写作论文，然后由他们来参加答辩，走过场。这样的“榜样”力量如何不滋长论文抄袭之风，严重地违反学术规范？

不光是论文造假，在高校的教学和评奖等活动中，造假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最典型的是教育部前几年进行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本来，教学评估有利于促进高校的教学、科研，提高其办学质量。但是，评估的方式却往往直接影响到能否实现这些希望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现有的评估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其原因在于，以行政手段集中一周进行评估，而且提前半年以上确定这一周的时间，专家组只在这一周听听课，看看材料，如同蜻蜓点水，盲人摸象，并不能了解一个高校教学状况的真实信息。一些高校为了迎评，甚至把正常的科研和课外活动都停了下来，进行大量的造假。比如重新修改打印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修改试卷，包括重新打分。甚至要求教师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在评估的这一周讲所谓最精彩的一课，做出精美的PPT课件。事先编排好学生提问内容，包括布置哪些学生提什么样的问题。为了迎评，一些高校大搞卫生、修路粉墙，甚至在这一周每个院系均租借鲜花，摆满厅堂。所有经历过迎评的师生无不感到这是种集体造假的方式，即使是全国最著名的前一二十名高校，也无一例外。校长们还为这种集体作秀、弄虚作假的做法提供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为了得到更多的经费，改善待遇。有的著名高校甚至在层层传达的迎评精神中，多次重复“谁在迎评中出错，我就砸谁的饭碗”这样的“名言”，实则无异于威逼利诱的土匪黑话。这些才是真正让斯文扫地之事。

其实，并非没有校长看到这种评估弄虚作假的积弊。2008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大学评估太滥，部分公务员借权力指手画脚”， “由于有的学校扩展得过快，结果，教学和管理都跟不上。要它培养出及格大学生，要它的教学评估是优秀，其实是有困难的，甚至有很大困难。为了应付评估，它就造假，例如假造各种会议记录，实在是很恶劣”。既然问题已经发现，但有关行政部门却并未及时地予以纠正或改革，而是继续其行政主导的评估，而且造假的范围和规格也越搞越大。加上专家组成员大多为校级和院系级领导干部，他们既是本校评估的造假者，也是其他高校造假的观赏者，自欺欺人，恶性循环，不断上演劳民伤财的闹剧。行政官员如此普遍的造假应付各种评估，如何要求教师和科研人员遵守学术规范呢？

晚年钱学森曾经向中国总理提出过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投入这么多，为什么未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这个“钱学森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更需要通过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度的认识和改造来解决。

学术界的官场化

纠正学术失范的教育需要全社会进行，高等教育和科技界更需要认真地从基础做起，普及基本学术规范。有形的物质产品的伪劣足以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但学术上的伪劣欺诈同样害人，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尤其是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负责干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处理不力。近年出现过多起著名学者、特别是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教授(比如校长、所长)与研究生联名发表论文中抄袭和造假的情况，但是，其结果往往是把全部责任推给研究生，而名字排在前面的教授却安然无恙，甚至还升官。只有个别院士被撤销了称号。本来，联名发表论文是宣示一个团队的成果，许多被称为“老板”的导师自己主持项目，实际从事实验和写论文初稿的大多为研究生。这些导师通过联名发表而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学术成就和声望。既然是向社会宣布这个联合研究的成果，导师本人名字又在前面，就更应该承担学术上的责任。抄袭和造假的论文，导师竟然一点关都不把，并署上自己的大名，最终被揭露出来以后却不承担一点责任，那起码的学术诚信何在？正因为处理不力，大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把学术造假当回事了。

从体制上看，学术界的官本位，以行政手段和官场的一套做法来治理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少人让学术成为权力的奴婢，听任长官意志支配、宰制学术。学术界本身官场化、官僚化，未发展出学术自律的体制，可以说明许多见怪不怪的现象。不顾及质量而满足于好看的统计数字，这在高等教育和科技界相当普遍。热衷于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诸如培养了多少本科生和研究生，产生了多少博士导师，拿了多少项目，发表了多少论文。几乎没有更细致的评判和质量评估。

以提职称和成果奖励为例，只看论文数字而不顾质量的倾向相当普遍。许多单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拼论文数量，包括高额的奖励。比如把天下的学术刊物分成三六九等，按等级论价。各个单位的奖金额度有差别，一些学术品质较高的单位奖金低一些，但随着各单位竞相攀比，也不得不提高价码。在最高档次的刊物发表一篇论文，奖金已经达到数十万元。以英国《自然》杂志为例，能够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中国高校给本校作者的最低奖金是5万元，最高者数十万元。连国内社会科学的所谓一流刊物，每篇文章的最低奖金也数千元，最高者超过10万元。许多单位像记工分那样，按照发表文章篇数乘以刊物等级分，作为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主要奖金来源。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此种奖励制度之下，一些人不惜违反基本学术规范，制造假数据炮制论文，或者是抄袭拼凑，基本不讲创新和质量。有相当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每人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20篇文章，平均约半个月写一篇论文。论文不是新闻报道、散文和杂感，可以较快时间写出。论文需要查阅验证数据，核查原始文献，进行系统地论证。在教学和其他任务之外，能够长年以半个月一篇的速度制造研究论文，其成果的质量可以想象。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所都对此按篇奖励，不提出任何质疑。这样的奖励制度能不鼓励制造文字垃圾吗？重复论题，文章内容雷同，自己引用自己，一篇能够论述清楚的文章硬拆成几篇发表，这些在当前论文写作中都相当普遍地存在。

学术刊物不提供奖励而由单位重奖，其危险之一是腐蚀刊物编辑。假如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单位提供5～10万元奖励，作者意志稍有薄弱，就可能通过贿赂编辑来进行奖金的分赃。学术期刊与商业性媒体的根本差别是，它不是靠广告盈利或传播某些意识来吸引读者购买，而主要是发表科学研究的成果。因此，国外的学术刊物大多不提供稿酬，研究者所在单位也不以重金奖励论文发表。论文统计的目的是显示作者的学术成果和水准，用以作为提职称的主要依据，而看研究成果主要看其代表作的质量，是否获得同行的认可和重视，而不是只看数量。美国大学晋升一名正教授通常只要有几篇论文就行了，而中国大学目前都在十多篇以上。相当一些大学已经要求必须主持国家级项目才能晋升正教授。

不注重质量单纯追求数量的后果是论文创新越来越少，相当一些论文和著作无中心论题和思想，洋洋洒洒，不知所云，连总结现有成果的文句都很少，却照样被统计为“重要创新成果”。本来，被引率是论文受关注程度的一个指标，但不是绝对的。如果总体学术规范意识不强，这种引用率本身也可能成为造假的工具。一些导师招收大批学生，然后指示他们在论文中必须引用本人的成果，制造虚假的引用率。甚至有一些杂志为了提高本身的引用率，也在作者文章中硬是大量插入不相干的引用。

关于各级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管理，行政主导的色彩也相当浓厚。虽然有同行通讯评审打分和专家最终投票表决，但是，从设定课题指南到划定初评的分值线，再到指定由谁来担任最终评议委员，大多由行政部门所主导。入选评议委员的大多为担任行政职位的教授，相互间提携自己人，就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变相地变成了分赃。集中目标把项目经费给予一些人，而同时又要求所有副教授和教授在提职称时必须有省部级或国家级科研项目，这就又把整个导向的指挥棒涵盖所有学者，制造更大的压力。不按照他们的意志选择研究课题，或者不顺从某些评议专家和权威，就很难得到科研经费。本来，以项目申请的方式分配科研经费，主要是为了促进经费的合理和有效率的使用，以推动科技创新。但是，目前这种行政主导、长官意志指导下的项目管理，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行政主导项目管理人并不真正了解科学研究的规律，存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比如，他们以为经费越多越集中，就越能够出成果。教育部前几年实施的985二期工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行大项目制，全国排列前20位的高校，每家只能取得几个研究项目，而每个项目均高达千万元。由于各校自身的审批制度，几乎都是担任高校行政职务的少数教授获得了主持这些大项目的资格，然后由他们再划分若干个子课题，把部分经费分配给相关的教授。结果，大项目的主持人就像工程的总承包商，分包给各个承建商。目前看来，做出来的成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未真正出精品，实现科研上的创新突破。官员主观意志指导甚至直接涉入项目的分配和管理，然后以此为指挥棒调动所有的科研人员，让那些自己设计项目进行研究的人员几乎得不到承认，甚至得不到正常晋升，这对于公共科研资源是很大的浪费，也难以杜绝徇私舞弊。

外行的行政官员主导、包括名义上为专家实质上并不懂得教学和科研的官员主导，热衷于表面文章和首长主观意志，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人才培养、职称晋升、成果评定、项目评审，都需要由学术界真正的专家来主导和实施。各专业的学术活动、成果评估，均应当由专业协会和专家委员会来组织，并且拥有实权。当然，专家权威本身也不能权力无边，不受制约，也需要建立正常的、完善的监督机制，以防止裙带风和关系网妨碍学术创新和公正。对于抄袭和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必须严惩，不留情面，才能纠正普遍的不端行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

Google 事件结果揭晓：

Google Blog: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an update [关于谷歌中国的最新声明]

“欢迎您来到谷歌搜索在中国的新家”

晚上与一位美国朋友吃饭，他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我赞同Google的决定，因为这开启了新的历史可能性，尤其是对中国来说。

报道杂辑：

NYT: Google Shuts China Site in Dispute Over Censorship (2010-3-22)
NYT: China Counters Google Move by Restricting Hong Kong Site (2010-3-23)
WSJ: 谷歌避走香江 前路难测 (2010-3-23)
NYT: Stance by China to Limit Google Is Risk by Beijing (2010-3-23)
WSJ: 谷歌其他在华业务或继续正常运营 (2010-3-24)
WSJ: 谷歌创始人布林详谈退出中国始末 (2010-3-25)
WSJ: 谷歌退出中国的商业考虑 (2010-4-8)
NYT: Cyberattack on Google Said to Hit Password System (2010-4-20)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二：病因何在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三：大量疫苗高温暴露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四：高温疫苗的背后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五：疫苗垄断利益揭秘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六：“卫生部企业”真相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七：“高温疫苗”举报风波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八：“山西疫苗”是否异常

附：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的声明

更多相关资料，请关注记者王克勤的博客。

网易山西疫苗事件新闻专题

新浪山西疫苗事件新闻专题

搜狐山西疫苗事件新闻专题

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Since China began undertaking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its economy has grown at a rate of nearly ten percent a year, and its per-capita GDP is now twelve times great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Many analysts attribut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ccess to it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 — a combin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eav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ime magazine’s former foreign editor, Joshua Cooper Ramo, has even given it a name: the Beijing consensus.

But, in fac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moved unmistakably toward the market doctrin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ith an emphasis on prudent fiscal policy, economic openness, privat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Beijing has been extremely cautious in maintaining a balanced budget and keeping inflation down. Purely redistributive programs have been kept to a minimu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have been primarily limited to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he overall tax burden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tax revenue to GDP) is in the range of 20 to 25 percent. The country i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recipi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ally,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released to private hands or transformed into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cks legitimacy in the classic democratic sense, it has been forced to seek 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 instead,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Chinese citizens. So far, this strategy has succeeded, but there are signs that it will not last because of the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t has created.

The CCP’s free-market policies have, predictably, led to major income disparities in China.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 a measur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which zero equals perfect equality and one absolute inequality — reached 0.47 in 2008, the same level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disturbing, Chinese city dwellers are now earning three and a half times as much as their fellow citizen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highest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world.

How, then,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en able to adopt the principle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while still claiming Marxism as its ideological anchor? The answer is that China has for three decades been ruled by a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 a detached, unbiased regime that takes a neutral stance wh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is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group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Beijing has been devoid of self-interest. On the contrary, the state is often predatory toward citizens, but its predation is “identity-blind” in the sense that Beijing does not generally care abou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its chosen prey — unlike many governments elsewhere that act to protect and enrich specific social or political groups. As a consequ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adopt growth-enhancing policies.

For the last 30 years, the CCP has intentionally adopted policies favoring specific groups or regions to promote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It has helped that the disinterested CCP government was not permanently beholden to certain groups or region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s a case in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eager to bring China into its camp as a buffer against Soviet hegemony, and China quickly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Yet that early adoption of an “open-door” policy gave rise to domestic resistanc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uch as Shenzhen, enjoyed an abundance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that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envied. Moreover, the CCP’s export-led growth model required that Beijing embrace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encouraged rapid growth on the country’s east coast while neglecting the interior; today, nearly 9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 still come from the nine coastal province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was also a calculated move. Before accession,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endure pain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in many sectors in order to join the WTO. Even s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tually accelerat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 Despite the burdens it placed on the agriculture and retailing sectors, accession boosted China’s exports, proving wrong those who worried about its effects. Between 2002 and 2007, Chinese exports grew by an annual rate of 29 percent, double the average rate during the 1990s.

China’s astronomic growth has left it in a precarious situation, howeve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from the so-called middle-income trap — a situation that often arises when a country’s per-capita GDP reaches the range of $3,000 to $8,000, the economy stop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s, and social conflicts erupt. China has entered this range, and the warning signs of a trap loom large.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has increased — most notably with the current four-trillion-yuan ($586 billion) stimulus plan. Government investment helped China reach a GDP growth rate of nearly nine percent in 2009, which many applaud; but in the long run, it could suffocate the Chinese economy by reducing efficiency and crowding out more vibrant private investment.

The economy currently depends heavily on external demand, creating friction among major trading partners. Savings account for 52 percent of GDP, and consumption has dropped to a historic low. Whereas governments in most advanced democracies spend less than eight percent of government revenue on capital investment, this figure is close to 50 percent in China. And residential income as a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is declining, making the average citizen feel poorer while the economy expands. As the Chinese people demand more than economic gains as their income increases,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CCP to contain or discourage social discontent by administering the medicine of economic growth alone.

Despite its absolute power and recent track record of delive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CCP has still periodically faced resistance from citizens. The Tiananmen incident of April 5, 1976, the first spontaneous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C history, the June 4 movement of 1989, and numerous subsequent protests prov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quite willing to stage organized resistance when their needs are not met by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of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now that it has emerged as a major global power, China is suddenly concerned about its legitimac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enerally tries to manage such popular discontent by providing various “pain relievers,” including programs that quickly address early signs of unrest in the population, such as reemployment centers for unemployed workers, migration programs aimed at lower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the recent “new countryside movement”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Those measures, however, may be too weak to discourage the emergence of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seeking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private businesse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the government for larger profits, they are not alone. The government itself, its cronies, and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are quickly forming strong and exclusive interest groups. In a sens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behave like corporations: unlike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where one of the key mandates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redistribute income to improve the average citizen’s welfar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simply pursue economic gain.

More important, Beijing’s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GDP growth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infringements on peopl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For example, arbitrary land acquisitions are still prevalent in some cities, the government closely monitors the Internet, labor unions are suppressed, and workers have to endure long hours and unsafe conditions.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remain sil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infringements, and their disconten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periodic resistance. Before long, some form of explicit political transition that allows ordinary citizens t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ll be necessary.

The reforms carried ou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ave mostly been responses to imminent crises. Popular resistance and economic imbalances are now moving China toward another major crisis. Strong and privileged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ercialized local governments are blocking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out society, thereby rendering futile the CCP’s strategy of trading economic growth for people’s consent to its absolute rule.

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this is precisely the mandate of a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 to balance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 more open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still remain disinterested if the righ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re put in place to keep the most powerful groups at bay. But ultimately,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greater democratization if the CCP wishes to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