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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求同:“全在这儿了,我们时代的故事”

利求同:“全在这儿了,我们时代的故事”

新总统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总有点意味深长。奥巴马第一天白宫上班,签署的第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第13489号,便是废止前任总统小布什二〇〇一年签署的第13233号行政命令,即宣布在任总统有权否决卸任总统自行决定总统档案解密与否的特权;并同时取消卸任总统家属或代理人以总统名义行使该项特权,取消卸任副总统的相应特权。由此结束了美国总统档案解密问题上,总统、国会、两党政治和公共利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总统档案的开放,关系到执政信息透明,是美国政治的一座风向标,也是其民主信念的宣示。那么,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这事的大原则说起。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楼房是我们建造的,楼房也塑造了我们”。国家档案文献的收藏管理,虽说是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反过来也往往影响到那体制的运作。在民主制度下,这一点尤其明显。通过查阅国家档案,学者和公众可以了解历届政府和官员的执政努力,总结成败的经验,探究历史真相。按时有序地解密档案,不仅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还能增进公众对决策过程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过,即使在西方,由于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同,档案制度也各具特色。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君主制历史下发展起来的的现代议会制,公务员系统中立,国家首脑多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宪法上向议会负责。这使得政府对国家档案的态度,倾向于保密,不太鼓励公众寻求、接触信息。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短,以反抗君主起家,主张英才治国。又因为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国会行使监督职责,抗衡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部门的档案保密倾向,培育了公众参政、使用政府档案的强烈意识。因此,尽管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了官方档案机构(见拙文《“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美国对档案解密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开明一些。及时解密、自由使用总统档案资料,便成为美国式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

利求同:“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

利求同:“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

如果说档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纪念碑,档案馆便是守护它的圣所。 美国的政府档案馆体系,最有国情特色的大概是总统图书馆了。建制上,散布在各地的总统图书馆都隶属于美国国家档案局,负责收藏管理历任总统的档案文献,为政府、学界和公众服务。这个做法,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常为外国观察家和游客称道。其实,美国重视联邦政府档案管理的历史不长,迟至一九三四年才正式成立国家档案局。总统档案的收藏管理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建国后一个半世纪中,既无国家机构系统收藏,也没有立法保障管理使用,犹如“放羊”,直到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有了转机,逐步走上了正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一小批有声望的图书馆员、学者、法学家和政界人士收到一封发自白宫的总统备忘录,注明“私人机密”,附一邀请,请收信人于十二月十日到白宫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是星期六,餐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跑白宫新闻的各大媒体记者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统要在周末向公众宣布?午餐会很长,罗斯福耐心听取了客人们对备忘录的评价和建议,然后施展他的的个人政治魅力,引导大家跟随他的思路,指出公众利益所在,很快就得到了客人们的一致支持。接着,又领着众人参观总统档案里的文献珍品,以及公众和外国元首送给总统的礼物。欣赏完毕,才一起来到记者面前,郑重宣布那封“私人机密”总统备忘录:关于建立总统图书馆,永久收藏总统公务档案和私人文献的计划。 当时,媒体对罗斯福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只当是总统竞选的新花样,想给自己树碑立传。多年以后,一座座总统图书馆落成,向公众开放,逐渐形成一个制度,人们才发现,这“罗斯福计划”已是美国政治、学术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李华芳:资本主义失败了吗?

李华芳:资本主义失败了吗?

此次起于华尔街次贷风暴的金融危机,对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操作实践提出了双重挑战。尽管政治家们迅速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及其各种变换形式的经济拯救方案,但对于危机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 在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有三类突出的方向:第一类解释偏重从个体的微观动机出发,追逐利益最大化导致的贪婪以及错误估计经济形势而提高风险偏好,导致了个体行为不谨慎,使得“贪婪-欺诈-无知”的链条得以形成,麦道夫案的爆发更加印证了这种解释。但经济学的分析通常不谴责人性的弱点,而恰恰是基于这一本质来拓展理论的,因此单纯谴责金融家们的欺诈和人性上的贪婪,并不能满足经济学的解释。个体微观动机的解释也可以回答何以一开始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流动性依然缺乏的原因。这是因为企业通常在危机时期倾向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使之恢复平衡,也就是说,企业会将获得的贷款和财政援助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扩展生产。 第二类解释则侧重宏观角度,尤其是从长时段经济周期变动的角度,试图说明美国的经济衰退属于周期性波动。网络科技兴起将美国从1970年代的经济式微中带出,到网络泡沫破灭经济陷入低谷,再到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衍生品发展重现另一波繁荣,直到次贷危机,这符合周期性波动特征,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一类解释迅速遭到质疑是因为本次美国遭受的危机之大仅次于大萧条时期,而且这一类解释也没有回答次贷危机爆发的动力何在。 第三类解释表达了对政府监管缺失的不满。不管是从表面上指责金融衍生品过于复杂,还是直接谴责政府放任金融界的肆意妄为,都倾向于将导致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监管的疏忽和无能。大部分谴责格林斯潘宽松利率政策的经济学家都毫不例外对伯南克的谨小慎微表示了失望,这也被用来解释政府在后续的救市过程中捉襟见肘的窘境,因为这一类解释认为经济主体对政府监管的失望情绪蔓延,进而对救市措施的信心凋敝。 波斯纳的新书《资本主义的失败》主要呼应了第三类解释,尽管本书批评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波斯纳的主旨却在于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批评。有必要说明的是,波斯纳的新书原名是《A Failure of Capitalism》而不是《The Failure of Capitalism》,意思是2008年以来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和永久性失败”。否则人们就会误解,以为作为保守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拥趸的波斯纳法官其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而实际上,波斯纳仅仅是承认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系统性风险,但他认为这一类风险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教训,如果配以谨慎而又及时的监管,是可以避免此类风险再次发生的。因此,其落脚点还在于对政府的批评,符合其一贯的立场,并不能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多大的转变。 波斯纳首先指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高风险的贷款和个人储蓄不足导致的。但波斯纳明确表示对谴责个人动机的第一类解释的不满,他对“理性的失败或者金融经理们的缺陷构成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持怀疑态度(62页)。这是因为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总是存在的,这一类行为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正如波斯纳进一步指出的,经济萧条的社会成本处于金融机构和个人的理性自利决策之外,单个个人和企业对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完全无能为力。这些机构聚集起来的自利决策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会引致经济危机,而政府具有能力来防止该结果的发生。但可惜的是,政府并没有那样做。“这是政府的重大失败,由此放任了金融市场的破产,进而给整个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83页)。

王朔2002年版文集自序

王朔2002年版文集自序

这几本书都是十几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在前面,只要不停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互相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长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象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是不老实,动机就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独立特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 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一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2001.12.17.

New book: <em>The Idea of Justice</em>. By Amartya Sen

New book: The Idea of Justice. By Amartya Sen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购买本书@亚马逊 Review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ubject sinc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Sen argues that what we urgently need in our troubled world is not a theory of an ideally just state, but a theory that can yield judgments as to comparative justice, judgments that tell us when and why we are moving closer to or farther away from realizing justice in the present globalized world. –Hilary Putnam, Harvard University In lucid and vigorous prose, The Idea of Justice gives u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is…

新书讯: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

新书讯: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by 沈联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 内容简介 本书从内部人的视角对当前世界金融风暴进行了独特描述。作者是一个亚洲金融的监管者,曾亲身参与有关监管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设计的重要讨论。在书中,他结合自身经历,从制度及其演进的角度,在历史、宏观、微观三个层面审视了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7~2009年这场目前仍在进行的全球危机的种种原因:陈旧的思维模式、市场原教旨主义、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差交易、松懈的监管、贪婪、裙带关系以及金融工程等。作者全面生动地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地区)的遭遇和危机发生前后的经济金融状况,并对危机各国(地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救援措施进行了反思,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日本抵抗通缩的零利率政策诱发了利差交易,利差交易催生了亚洲的泡沫,而泡沫的破灭则摧毁了亚洲的经济。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全球金融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们目前用以应对关键事件的工具和组织结构完全是过时的。《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揭示了目前的金融政策和监管是无力应对全球泡沫的,并对需要变革的领域提出了建议。作者认为,“没有一次金融危机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因素,有望帮助我们发现并且缓和下一次危机。”“一国的危机与国内市场、政策和制度的失败相关,而全球危机则与在网络化世界中通过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而传导的失败有关。”“我们一直未能及时察觉危机的出现,因为我们在社会行为准则、政策制定及实施上,在思想、法律和行政体系上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在起作用,每一方面都有盲点。如果这在一个国家里是很糟糕的事,那么它在全球范围中就是灾难性的。”这可以看作是一个金融监管者最深刻的反省。《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披露了相当多的重要文献,并涉及国际金融界的许多重要人物,他们在历史重要时刻的言行堪称《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一大看点。 作者简介 沈联涛(Andrew Sheng)现任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中国投资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总统经济顾问。曾于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并在2003~2005年间担任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1993~1998年问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目前,他主持经合组织一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亚洲资本市场论坛。 沈联涛是马来亚大学访问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经撰写有关货币及金融领域的文章及著作,包括个人专著《银行业重组:1980年代的教训》(世界银行,1996年出版)。他毕业于英国Bristol大学,并获该校颁授经济学一级荣誉学位,1999年被该校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推介 想要理解全球金融危机和作为其先兆的亚洲经济危机,沈联涛博士的这本《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十分值得一读的好书。它的分析框架严整可靠:在制度和思想演进的大历史、金融体系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组织的具体状况等三个层面上详细剖析,使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脉络清晰可见。它的另一个引人入胜之处,是本书作者长期担任多个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高官,交游广阔,非常熟悉金融界的内情。他在书中提出的许多深邃见解,无不是亲身体验和深度观察的结晶。他不时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为佐证,更有助于读者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迄今为止,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书籍为数不多。沈先生以其在中央银行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丰富个人经历,对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对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新的启油。 ——刘明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在这本精彩的书中,沈联涛先生展现了他在亚洲和全球监管的丰富经验与深入分析和解剖问题的能力。书中对亚洲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描述引人入胜,不可不读。对读者而言,在本书结论部分,沈联涛对当前金融危机及其结果的洞见也值得一读。这确实是一本好书。 ——斯坦利·费希尔,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 在本书激动人心的研究中,沈联涛先生呈现了学养浓厚的经济学家、作风强硬的金融监管者与目光敏锐的亚洲政治文化内部观察家的真知灼见:他对亚洲危机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提供了不同一般的见解,发人深省。他就当前经济危机也总结出不少教训。他的研究融合了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宏观把握与在政治主导的环境中实施监管和金融政策的实际问题的思考。 ——安德鲁·克罗克特,前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兼金融稳定论坛主席

利求同:“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利求同:“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沈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ISBN: 9787301156667. @豆瓣 购买本书:亚马逊中国;当当网。 相关著作: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 * * 内容简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人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尤其在已经吸取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之后?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对策来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为什么政府和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的应对举措如此乏善可陈?所有金融灾难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见肘的挽救努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的、非技术化的解释。本书并不要求读者预先具备宏观经济学或者金融理论知识。这是一本写给涉猎广博的智识读者的书,它同时也会令专业人士感兴趣。 波斯纳在本书中阐明的事实与缘由包括:从亚洲流入美国的过剩资本以及美联储粗率执行的低利息率政策;企业经理人薪酬、短期收益目标和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由低利息率、积极的抵押贷款营销和松懈的监管共同推波助澜吹起的房地产泡沫;美国人的低储蓄率;还有大型金融机构很高的负债资产比率。本书分析了两种基本的危机拯救方案,分别对应于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成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了货币供给的收缩,因而未能阻止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盛宴、股市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力螺旋下降的产物。波斯纳结论认为,经济之摆摇动得太远了,应该较为严密地监管美国金融市场。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系统风险,因此,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失败。

苏力:《波斯纳文丛》总译序

苏力:《波斯纳文丛》总译序

  一 这套译丛是一个很长过程的积淀。 我从1993年开始翻译波斯纳的著作,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法理学问题》。此后多年也读了他的不少著作,但是这位作者的写作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因此至今没有或没有能力读完他的全部著作。但是自96年起,鉴于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视野狭窄和普遍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了解,缺乏人文学科深度,也鉴于希望中国的法官了解外国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学术素养,我一直想编一部两卷本的《波斯纳文选》。在这种想法指导下,同时也为了精读,我陆陆续续选译了波斯纳法官的少量论文和许多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包括《超越法律》、《性与理性》、《法律与文学》、《司法的经济学》等著作。到1998年时,已经译了80万字左右。也联系了版权,但最终没有落实,乃至未能修改最后定稿。初稿就在计算机的硬盘上蛰伏了很久。 1998年,我感到自己《法理学问题》的译文问题不少,除了一些令自己难堪的错失之外,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翻译时刚回国,中文表达比较生疏,加之基于当时的一种奇怪观点,希望保持英文文法,因此译文太欧化,一定令读者很头痛。我为此深感内疚,并决定重译该书,到 99年上半年完成了译稿。 99年10月,我到哈佛作访问学者,更系统地阅读了一些波斯纳的著作;并同样仅仅是为了精读,我翻译了他当年的新著《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此后,由于美国法律文丛项目的启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又约我翻译波斯纳的《超越法律》全书,我也答应了。诸多因素的汇合,使我决心把这一系列零零碎碎的翻译变成一个大的翻译项目。 2000年5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葛维堡教授和欧文·费斯教授的大力安排下,我从堪布里奇飞到了芝加哥,同波斯纳法官会了面,其间也谈到了我的打算和决定。临别时,波斯纳法官同意了我的请求。 2000 年8月回国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编辑张越、赵瑞红等给予了积极并且是很大的支持。会同出版社一起,我进行了很麻烦的版权联系和交易。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忙里偷闲,特别是利用寒暑假,进行翻译,并组织翻译。因此,才有了目前的这一套丛书,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代码》Code 2.0 中译本出版

《代码》Code 2.0 中译本出版

Lawrence Lessig:《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由于本书已经按照 Creative Commons 的 Attribution-ShareAlike 2.5 License 共享,故读者可以相同方式使用该译本。 购买本书:当当网;卓越亚马逊。 前言 本书是对一本旧作的翻新——事实上,按互联网时代的计时标准,就是对一本古籍的翻新。早在1999年,《代码》第一版就已问世。第一版诞生于一个与如今大相径庭的时代背景,而且,在许多方面上,它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正如第一章所述,主张互联网独立的吹捧者们普遍认为: 现实空间的种种规制不应延伸到网络空间。政府不能干涉人们的网络生活。因此,网络生活将被归为另类,并将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规制,《代码》第一版正是对当时这种观点的反驳。 近几年来,上述主流观点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对于那些主张互联网独立的吹捧者们来说,他们的信心也随之瓦解。互联网将继续不受规制,这一观点,甚至说这一欲望,业已消逝殆尽。于是,在接到翻新这本书的邀请时,我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是重写新书,还是翻新旧书,以使其能够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中传承前作而又通俗易懂? 我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话,第一版的基本架构以及一些前沿的论断将得以保留。不过,具体案例的设计方面有所改动,并且,我还把文字修改得更加明晰易懂,至少我希望如此。同时,我还拓展了部分章节中的论据,并增加了摘要链接,以使本书与第一版融为一体。 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并没有做,那便是将其他人研究过的相关论述纳入本书。我没有屈从这样一股极度强烈的诱惑: 重新写一本书来回应那些评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在注释中指出了一些评论,以供参考。那些想看看回应是如何完成的人可以按图索骥。不过,即使是在本书第一版发表之时,它也仅仅是那场大辩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你不应该只读我的著述而排斥后续的杰作。有两本书对这里的论述做出了恰当的补充,分别是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和蒂姆·吴(Tim Wu)合著的《谁在控制网络?》 (2006) ,以及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的《网络的财富》 (2006) 。还有一本书,由乔纳森·茨特瑞恩(Jonathan Zittrain)所著,近期将出版,它将对这些观点做出重大延伸。 同时,我并未把第一版中切实的或是可疑的错误观点一一罗列。我对于一部分错误观点做出了完全的修正,而对于另一部分“错误”观点我则继续保留。之所以保留这部分“错误”观点,是因为无论别人作何感想,在我看来,它们准确无误。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错误”观点是: 在数字认证技术的支持下,网络的基础构架将逐渐变得更加易于控制和规制。同仁们把这个“错误”称为“弥天大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确定1999年的时候我的眼界能看清多长时间内的远景,我也承认书中的某些预言尚未发生。但是,现如今我更加笃信这一观点,于是,我选择继续坚持这个“根本错误”。也许,我们可以依此来打赌: 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我将得到大家的理解。如果我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将得到这样一个互联网,它与其最初设计的价值理念结合得更加紧密。

利求同:“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利求同:“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朋友来美国访问,常说印象最深的有两样:空气新鲜,图书馆服务好。前者的好处跟如何保护,我想是不必多言的。后者的原理体制却复杂些,比如图书馆有好些类型,有不同的服务对象,文献收藏、管理运作、投资募捐乃至建筑设计,便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但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遍布全美大小社区的公共图书馆。这一点,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是第一值得研究借鉴的。而历史上对此贡献最杰出者,社会公认,是大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 卡内基是钢铁巨头,财富仅次于洛克菲勒,若以今日的价值计算,高达3,050亿美元,远比《财富》杂志上任何一位巨贾例如比尔·盖茨先生有钱。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照他自己的看法,是将财富的22%用于建设图书馆,主要是公共图书馆:他在美国和一些英语国家捐造了2,509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他单项捐款的龙头,也是他慈善事业的核心。卡内基是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笃信民主价值和公民参政。他深知民主的成熟与成功,首先在于公民素质:公民须学习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并行使道德意志,才不易受人操纵,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作出知情且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决定。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生命力,及正常有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卡内基认为,公共图书馆便是培养教育这类理想公民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机构。他说:“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虑” (引自奥布赖恩,页33)。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卡内基的公共图书馆慈善计划拉开了序幕。这一天,苏格兰东部小城敦菲林聚集了上万盛装的人们。原来,小城的儿子卡内基回来了,要给家乡捐一座公共图书馆。奠基仪式上,慈善家的母亲撒下了第一把土:“我宣布奠基石安放完毕,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铜管乐队的高歌、苏格兰风笛的和鸣与教堂的钟声交织,见证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久,小城的居民便看见了图书馆大门上,石头雕刻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它辉映着上帝的创世之言:光!又仿佛在庄严宣告:这里,一个人无论血统贵贱、财产多寡、是男是女,甚至不管识字与否,只要他愿意踏上图书馆的台阶,推开那扇厚实的通向知识的大门,都会获得同等的机会与自学条件,免费享受馆藏和服务,接受文化的熏陶启迪,实现民主社会允诺的乌托邦理想。

刘皓明译著《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评注卷

刘皓明译著《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评注卷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德汉对照)、评注卷(上)、评注卷(下)。 Die späte Dichtung Hölderlins: Texte, Studien und Erläuterungen [德] 荷尔德林(F.Hölderlin) 著 / 刘皓明 译著 ISBN: 9787561766231;页数: 1600;定价: 158.00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内容简介   20世纪初,埋没了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得以面世,并很快吸引了德国和德国以外的学者、诗人及哲学家的关注。荷氏作品融汇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和诗学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启蒙运动后新神话的建立、观念论哲学和浪漫派诗歌的里程碑。但由于诗人后期诗歌文本复杂,语言晦涩,思想艰深,阅读和理解荷尔德林一直不是一件易事。本书是对荷尔德林除赞歌外全部后期诗歌的翻译、注疏和解读,其中多数作品首次翻译为汉语。 全书分“文本卷”和“评注卷”(两册)。“文本卷”为德汉双语对照,按体裁和编年收录了荷尔德林1800-1807年间除赞歌外的全部诗歌作品(含完成作品,完整草稿、修改稿、不完整草稿、片段等)及其翻译。“评注卷”详尽阐述诗人后期作品的历史背景及其神学、哲学、诗学和美学内涵,探讨作品的语言风格,吸收西方学界最新成果,对所含作品逐一作了详尽的勘读、训诂、注释和解读,还结合中国诗歌传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完整翻译不仅填补了荷尔德林中译的空白,也将深化读者对西方历史和思想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理解。本书从语文学入手来展示思想史,这对帮助读者理解西方传统的渊源和治学方法,有重要促进作用和示范意义。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目录

New Book: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By Gary S. Becker & Richard A. Posner

Gary S. Becker and Richard A. Posner, Uncommon Sense: Economic Insights, 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372 pages, Cloth $29.00, ISBN: 9780226041018. 购买本书@亚马逊 Synopsis On December 5, 2004, the still-developing blogosphere took one of its biggest steps toward mainstream credibility, as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Gary S. Becker and renowned jurist and legal scholar Richard A. Posner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Becker-Posner Blog. In no time, the blog had established a wide readership and reputation as a reliable source of lively, thought-provoking commentary on current events, its pithy and profound weekly essays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新书讯: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新书讯: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ISBN:9789629963460。 內容簡介 本書為王紹光教授著作 The Failure of Charisma 的中譯本,由王紅續博士主譯。作者經多年實地研究考察、訪問及親身經歷,根據大量從未曝光的文獻,以文革時期的武漢為中心,分析文革時期群眾的集體行為,以及各派系的鬥爭,從而舉證毛澤東作為超凡領袖的失敗,無力以個人影響力控制文革的過程。 本書打破了文革參與者「受蒙蔽」、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流行觀念,證明在重大歷史事件中,不管參與者自身是否認識到,他們的行為大多是理性的,即使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也難以左右。 序言 [PDF] 目錄 [PDF] 譯/編/作者簡介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期刊 The China Review 主編,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譯者簡介 王紅續,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全國億萬群眾的熱情參與。文革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參與這場運動的群眾是「不理性」的;他們受到毛澤東超凡魅力的蠱惑,做出種種瘋狂的行為。其實文革自有其內在邏輯,即使是發動者毛澤東也不能完全掌握其方向。本書作者以武漢文化大革命為主軸,訪問了幾十位文革參與者,運用大量文革期間出版的原始材料,以及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刻地揭示了群眾參與文革的動機、形式、規律、進退機制,以及與全國大形勢的關係。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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