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 · READING

冯象:《智慧书》前言

冯象:《智慧书》前言

前言其实是后记,依我的习惯。一本书写好,修改完毕,连同附录献辞参考书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头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读者和友人交代、感谢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回顾的时刻。 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原先用过(见拙著《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北京三联,2003)。就是作一份“释名”,为五篇经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镇、动物植物,以及相关圣经学术语,做一扼要的介绍。置于附录,供读者随时查阅,“链接”浏览。如此,“译序”即可聚焦一个题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题目我选的是希伯来诗律,因为智慧书乃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原文格律修辞等语言手段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于译家,正是他的译文力图再现、转换而“再创作”的一个个文体元素;对于译本的读者,则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而《圣经》的中文旧译,无论文言白话,错漏最多、笔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诗体的章节。这里面,是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的。 智慧书五篇,传世抄本讹误较多,远不如摩西五经整齐。部分段落顺序衔接紊乱(如《约伯记》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断句训读,历代注家歧见纷纭。故拙译在底本德国斯图加特版传统本(BHS,1997)之外,参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译本(如希腊语七十士本、亚兰语译本、古叙利亚语译本、拉丁语通行本)的异文异读,也大大增加,详见各篇插注与释名。插注中,“原文”指BHS编者校订的经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另读”则指该抄本页边所录经师附注(masorah),或编者脚注列出的传统读法。 译文的体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一如《摩西五经》(牛津大学/香港,2006),此处不赘。仅说明三点,因为常有读者电邮问起。第一,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亦无现代标点),至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划分,渐成定例。但这一套章节设计与经文的叙事、诗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话断为二节,一首短诗横跨两章的情况。所以章节只是方便检索引证的一个系统,跟如何诵读或理解经文未必相关。这是读者须了解的。此外,传统本的分章与拉丁语通行本略有出入。因为英语钦定本的章节跟从通行本,而中文旧译如和合本又以钦定本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与传统本分章不一致处,插注中都标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节的读者对照。 第二,同样,译本里散文的段落,诗歌分行划阕,加标题,也是现代译经的惯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样。为的是便利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而做的文体选择(详见译序)。 第三、希伯来经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汉译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纪传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篱,不仅加剧了教派对立,还阻碍经文合一运动,实为历史的遗憾。而在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和母语译本里,却只有一个诸派共尊的大写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无党派”的“统战对象”,对于这译名的分歧并无任何偏向。可是译经只能采取其一,没法兼顾;若自创新名,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徒增混乱,委屈读者。而简单直译作“神”也不好,易与异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随汉语学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读者若愿意,读作“天主”也行,音节相当,应无大碍。 《摩西五经》问世以来,蒙读者包括许多教友的厚爱,来信鼓励或提出意见建议,还有专家学者著文评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现在《智慧书》将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继续领受读者诸君的指教——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个前人想象不到的好处:能够几乎是即时地获得反馈,隔着十二三个时区。 译经,在智慧的“传道人”(qoheleth)看来,恐怕也是太阳下无休止的一种“辛劳”,或上帝派给人子的“苦活”(《传道书》1:13)。然而人生幸福,却在那份“苦活”日积月累的所得,可以同无数人分享。这一点,我常得益于内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学术话语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记中文世界的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难。她的批阅、提问,总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让我对学院派的玄谈和上不了口的“文绉绉”辞藻,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以这本书纪念卢兄,我的哈尼阿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每当我乘着经文诗句的翅膀,飞入希伯来智慧的明光,我就离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纯酿,聆听一颗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宽仁之心的吟咏。而且我知道,从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见,四面八方汇拢到我笔下,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众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序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序

  六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我国经济学界庆祝的好事,尤其是希望通过学习现代经济学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学子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这套文集不仅让我国的经济学界有机会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位当代经济学大师的贡献,而且,也将使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有机会了解到一套以新的范式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现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其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信息是充分的,调整是瞬时的,不存在交易费用,各种产品、金融、保险市场是完备的为范式来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根据这个传统范式,市场是一个最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市场中的每个决策者的自利行为将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在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市场的正常运转。最早对上述范式提出修正的是凯恩斯,他从对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中,观察到市场工资调整具有粘性,放弃了瞬时调整的假设,据此建立起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罗纳德·科斯则从对工厂制度的考察中提出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乔治·斯蒂格勒则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其他另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和麦克·斯彭斯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对上述标准范式的修改使现代经济学得到巨大发展,在新的范式中,市场竞争不再必然会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比“守夜人”更为积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费用高的情形比发达国家中严重,因此,根据新范式的理论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具有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传统的范式以其简单、在数理模型中易于处理而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仍然被作为一个基本范式,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的范式之上,除了深入研究当代经济学的学者,普通人很容易就接受这样的理论体系。尤其,发达的国家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其基本的经济体制;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推行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政策,使得赶超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对市场竞争的直接抑制来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下去,效率非常低,导致了各种危机。因此,两相比较特别容易使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低效率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所引起,而接受了传统范式所作的各种政策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消除政府的干预,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一切问题就可以消弭。这种看法在我国的学界也普遍存在。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象,进而改造现象。然而,错误的理论就像错误的地图,经常会误导人们走入歧途。根据传统经济理论范式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使得许多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陷入了困境,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条件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国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尚未完成,卫生、医疗、教育、社保、国企、财税、金融等一系列领域如何深化改革,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存在着诸多争议,这套文集所呈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将可以开启我们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时的许多新思路。   这套文集所选的107篇论文篇篇都是原创性的经典之作,阅读这些文章时,除了欣赏其数学模型的精致、理论逻辑的完美之外,读者更要去了解为何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如此具有原创性?无他,来自于他对真实世界的关心。在大学时代他就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改革,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领导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并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时,斯蒂格利茨是那场示威的参与者之一。他这种对社会、对真实世界的关心促使他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并参与和挑起了许许多多的政策辩论。我曾有一次问他是何种机缘使他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他出生、成长的加里城(位于芝加哥之南、密执安湖畔的一座著名钢都)看到许多不得不失业的工人,可是,根据传统的范式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却说,那些工人是自愿失业。我想就是因为关心真实的世界,他才有机会看到传统范式下的许多理论模型的结论和他所了解到的许多真实世界的现象不一致,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不一致才使他有机会提出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斯蒂格利茨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是老师、同学们的共识。到2001年他获得此奖时,才58岁,是获奖时年岁最小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可是对他来说这已经算是迟来的荣誉。20世纪90年代中他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主席时,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我问他为何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他戏称一个经济学家只有在他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时才会获得此奖。2005年3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他作为午餐会上的主讲嘉宾,我主持会议并介绍他。利用那个机会我问他现在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了,那么,他提出的理论是否也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然,那是为了增加会场气氛的一个戏问,可是,何尝不是一个严肃的方法论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经济学的“常道”是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的基本假设,现成的理论则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的“可道”。所以,只有理论模型所假设的约束条件和现实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面对的真实约束条件是一致时,理论模型才反映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由于限制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异,任何理论模型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下的理论模型比传统范式下的理论模型跟转型、发展阶段中的我国更贴近,他的理论对我国更有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也不能简单照搬。大画家齐白石教导他的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求他的学生学习他的艺术精神,不追求和他的绘画的表面相似。相同道理,在阅读这个文集的文章时,不仅要了斯蒂格利茨的新范式和其理论结论,更要了解斯蒂格利茨的胸怀以及他如何观察真实世界、如何进行抽象和构建理论模型的方法。我国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很难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的现象也很有可能需要放弃传统范式中的某些暗含的假设,提出新的范式才能最终使得理论和现象得到统一。能以这种态度来研读这套文集,那么,这套文集的出版必将能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和理论的大发展。 2007年3月于朗润园

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研究》前言

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研究》前言

龙树(Nāgārjuna)《大智度论》(Mahāprajñāpāramitaśastra)论及语言的生成时说: 如人欲語时,口中風名憂陀那(udāna)。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颈、腭、齿、唇、舌、咽、胸],退。是名語言。如偈說: 風名憂陀那, 觸臍而上去, 是風七處觸, 項及齗齒脣, 舌咽及以胸, 是中語言生。[1] 这样看来,udāna(憂陀那)便相当于希腊人所谓πνεῦμα/pneuma,罗马人所谓anima,即作为生命根本征象乃至生命本身的气息。憂陀那或气息在体内流转,触及身体部位发生震动,便生成语言。它所触的七处身体部位,舌(jihvā)尤其为发声的代表器官。在以梵文为现存鼻祖的印欧语中,舌常常根本就成为语言的本名或别名,比如希腊文的γλῶσσα/glōssa ,[2],拉丁文的lingua,进而至于由lingua所派生的langue, language等等。在梵文佛教典籍中,舌在语言生成中的中心地位,体现于著名的“广长舌相”(prabhūta-jihvatā)这一说法。广长舌相是佛三十二相之二十七相,谓诸佛之舌广而长,“從口中出,覆一切面分,乃至髮際”,且柔软红薄。佛经说“舌相如是,语必真实”,也必能“辩说无穷”;还说这样的舌,可以放出光明,而“諸光明[復次]變成千葉金色寶華。從舌相出此千葉金色寶華。光明徹照如日初出”[3]。作为佛相之一的舌相,具有这样的异能,其实是赋予了语和言以本体论的重要性。而金色宝华等奇妙的色相,无非是作为本体性的、宇宙论的佛言的真理性的征象。这样的舌从介乎无色界和色界、超验界和经验界之间的佛相,下降到人间,那么对人来说,咏诵金色宝华之舌发出佛之真言,其人之舌也会具备异能。《大智度论》中还讲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復有一國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摩訶般若波羅蜜》。是人欲死時,語弟子言:“阿彌陀佛與彼大眾俱來,即時動身自歸”。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積薪燒之。明日,灰中見舌不燒——誦《阿彌陀佛經》,故見佛自來;誦《般若波羅蜜》,故舌不可燒。[4] 这个故事额外的份量和意义在于,把《大智度论》从梵语翻译为秦言的鸠摩罗什(Kumārajīva),依照慧皎《高僧传》等记载,死后火葬时,其舌也不可烧毁: [鳩摩羅什]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願凡所宣譯,流傳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即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依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5] 火不能毁的金刚般的红莲华舌,后来成为诗中的一个托题(topos),唐释齐己《赠持法华经僧》云: 我聞念經功德緣, 舌根可等金剛堅。 他時劫火洞燃後, 神光璨璨如紅蓮。[6] 梵文以舌为火,说火样的赤舌经火洞燃,脱化得璨璨如紅蓮,这是咏诵真理之言的结果。鸠摩罗什这位伟大的译经家一生咏诵佛的真言,并且充当真理的舌人,把大量佛经暨梵文诗歌翻译为汉语,他死后被附会了这样的奇迹,是多么恰如其分!

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

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

一、《送法下乡》与“文字下乡” 《送法下乡》这个书名,总让人想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讨论过的“文字下乡”。的确,苏力在书中也引用过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在讨论一桩偏远山村发生的“卖牛案”为什么没有文字证据的时候,苏力引述了费孝通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给出的理由:“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进行跨时空的交流”,而在乡土社会中,绝大部分交流都是面对面进行的,“卖牛案”中原被告双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从一开始到涉讼前前后后一共九年时间里,围绕那头牛有一系列安排与交易,但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化记录材料作为司法的支撑”。[1] 费先生在他的经典论述中,从空间阻隔和时间阻隔两方面考察了文字的功能。不能当面讲话的时候,才需要文字来代替,乡土社会从空间上来讲是面对面亲密接触的社会,从时间上来讲是今天与明天、这一代与下一代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用不着文字来补充记忆力的不足,这样的社会当然没有文字的需要。“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看法是:“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2] 五十多年过去了,费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的特色,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但文字早已下乡;不但下乡,而且在乡下建立了自己的再生产机制,比如一所所乡村小学、中学。除了文字,本来是产于庙堂、城市的许许多多东西,也都纷纷下了乡,比如科技、文化、卫生,比如革命、运动、知识青年,比如广播、电影、电视。有的下来了又走了,有的下来了再也没有回去。法律是比较晚下来的,但现在似乎也不走了,不但有时令性的“普法”运动来刷几条标语,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比如派出所、法庭、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养下一大帮人员,比如公安、法官、司法助理员,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基层司法”的制度、技术、知识、人员,而这,正是苏力这本书研究的对象。 照费老先生的看法,产于庙堂的文字并不是乡土社会需要的。那么文字不顾乡土社会的需要竟然下了乡,那肯定是出于庙堂和城市的需要。乡土社会的生活是自足的,但庙堂和城市的生活却不是,庙堂和城市需要乡土社会的东西做原料,或者是粮食、土地,或者是资源、人员,就下了乡来改造乡土社会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庙堂或者城市要和乡土社会做跨时空的交流,要乡下人听懂他们要什么,于是便要文字下乡,乡下人不识字,便被称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3]。同样的道理,法律要下乡,“依法收贷”之类,乡下人的不懂法便被称为“法盲”,或者“农民没有法律意识”,意思当然是白长了脑袋,连法律也不懂了。 费孝通当年为乡下人鸣不平,说乡下本无识字的需要,就像城里人只要晓得吃包谷、面粉就得了,无须搞清楚包谷是否比麦子长得高。换句话说,城里有城里的地方性知识,乡下有乡下的地方性知识,大家没有必要非要认为自己懂得的非要别人懂得,不懂得便是“盲”,或者认为只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是普适的,是“大写的真理”,硬要别人来认同。这个鸣不平得工作,苏力也做过,他举的是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例子。他指出,倒是秋菊在努力理解现代法制这个地方性知识,而现代法制,却没有同情地理解秋菊所执着讨要的那个“说法”究竟是什么;他希望,“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对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打破这种文化的阻隔”寄于厚望。[4] 不过,这本《送法下乡》的工作,同情理解的还不是乡下人秋菊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基层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法官的地方性知识。原因是,苏力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非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文化隔阂依然存在,而在执行送法下乡的人员和派遣他们的人员之间,也产生了文化的隔阂。法盲的范围扩大了。那些执行送法下乡任务的基层法官,又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地方性知识,城里和庙堂的法学家对待这些法官,像法官们对待秋菊一样不耐烦,于是基层这帮法官便成了新法盲。苏力在这本书中的任务之一,便是努力辩明:“所有的适应都是知识”[5],“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6],先把法学家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任务暂放一边,寻求基层法和高层法的相互理解。

New Book: <em>How Judges Think</em> by Richard A. Posner

New Book: How Judges Think by Richard A. Posner

Richard A. Posner, How Judges Thin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补充预告:本书中译本已由苏力老师翻译完成,将于200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 From Publishers Weekly Posner is unique in the world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a highly regarded U.S. appellate judge and a prolific and controversial writer on legal philosophy (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 Opinionated, sarcastic and argumentative as ever, Posner is happy to weigh in not only on how judges think, but how he thinks they should think. When sticking to explaining the nine intellectual approaches to judging that he identifies, and to the gap between legal academics and judges, and his well-formulated pragmatic approach to judging, Posner is insightful,…

和互联网有关的部分CC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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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reative Commons 55 Ways to Have Fun With Google by Philipp Lenssen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Code 2.0 by Lawernce Lessig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Cultural Software: A Theory of Ideology by J.M. Balkin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Free Culture by Lawrence Lessig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Freedom of Expression by Kembrew McLeod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Peers, Pirates, and Persuasion: Rhetoric in the Peer-to-Peer Debates by John Logie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The Furure of Ideas by Lawrence Lessig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The Media in the Network Society by Gustavo Cardoso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The Wealth of Networks by Yochai Benkler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We the Media by Dan Gillmor (下载页面,许可协议) Unbounded Freedom: a guide to Creative Commons thinking for cultural organisations by…

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王朔自选集》自序

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王朔自选集》自序

一 把《文集》囊括的一些作品挑出来巧立名目结成新集,本意是想节省读者一些精力,同时也让盗版的同志更方便一点。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兔滥,好比一条鱼不洗不开膛就上了桌,让人出了全鱼价,一口没留神还添了恶心。这里这些就算鱼的中段了,一些鱼刺鱼骨头什么的也剔了。买过《文集》的人就别买了。家庭生活困难下岗的待业的靠希望工程救助的也算了,留着钱过日子吧。忙着做生意忙着翻两番的不敢耽误您时间。立志做学问理想超凡出圣的您也别掏这份钱,回头再惊着您。我希望我这书的买家是那些倒霉的、无聊的、每天没什么念想没什么指望的;最好是没被煽唬过,压根没看过我东西的人。这样我就不觉得对不住谁啦。

《李鹏人大日记》中记录的修宪过程

《李鹏人大日记》中记录的修宪过程

在李鹏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三次宪法修正案(1999年)。关于修宪的程序,《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但这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无法看出是哪些力量在真正启动修宪程序。李鹏的人大日记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兹对历时半年的第三次修宪过程简述如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把此写入党章。 报告还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98年1月25日,八届全国人大党组在给中央的请示中,建议在九届一次会议后,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按照法定程序,提出修宪方案,进行修宪的准备工作。 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萧灼基委员以委员名义提出1178号提案,即《根据十五大精神修改宪法的建议》。王曦委员提交3条建议是:写入邓小平理论;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提案第1284号)。 8月13日,召开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修宪小组,初步提出修宪的主要内容。 10月23日,李鹏和江泽民讨论修宪小组名单,后者同意李的名单:李鹏(任组长)、田纪云(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人大副委员长)、温家宝(副总理)、何椿霖(人大副秘书长)、王维澄(法律委主任委员)、郑必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修宪问题的报告,确定了本次修宪的内容。 10月29日,中央开会原则同意小组名单,指出先开展工作,再报中央会议同意。 11月13日,召开中央修宪会议,修宪小组成员与会讨论。达成共识: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修宪,宪法内容必须修改的才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争议的问题不改。 11月27日上午,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通过12月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同时提出1999年1月增加一次常委会会议,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 下午召开修宪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建议稿,基本上确立了草稿的主要内容。 11月28日,修宪小组把宪法建议稿报给中央常委,李岚清提出可否删去有关供销社一段内容。 12月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修宪小组名单,原则通过宪法修改建议稿。 12月5日,中央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征求意见。 12月9日,中央决定明年人大代表审议宪法修正案放到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之前。 12月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 12月22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召开的法律专家座谈会,与会人员15人。其中包括张庆福(社科院)、曾宪义(人民大学)、廉希圣(政法大学)、孙丙珠(政法大学)、肖蔚云(北京大学)、黄子毅(中央党校)、蔡长水(中央党校)、李步云(社科院)、陈光中(政法大学)、高铭暄(人民大学)、韩大元(人民大学)、王家福(人大常委会)等。 12月24日,李鹏主持经济学家座谈会。田纪云、姜春云、温家宝、何椿霖、王维澄参加。经济学家有厉以宁(人大常委会)、吴敬琏、董辅礽(社科院)、王玉(中央党校)、方生(人民大学)、王东京(中央党校)、晏智杰(北京大学)、李京文(社科院)、陈吉元(社科院)、袁木(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乌杰(国务院体改办)、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修泽(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 12月28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确定明年1月28日举行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专门审议宪法修改问题。 1999年1月4日,修宪小组会议,讨论反馈意见。 1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月28日-30日,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委员分组讨论中央建议。由于中央没有事先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意见直接拿到常委会审议,就又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注1)本次会议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常委会表决时125人出席,124票赞成,1票弃权。(注2) 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田纪云作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代表分组讨论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投票。共2811票赞成、21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草案。 由此可见,本次修宪主要是由中央修宪小组启动,一般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组长,经过中央多方征求意见而成,法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2004年第四次修宪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过程进行的,只是根据修改内容的不同有不同的活动。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在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会二次会议上作说明时称: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03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根据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着手进行宪法修改工作。2003年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改宪法工作,确定了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强调在整个修改宪法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成立了以吴邦国同志为组长的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中央《建议》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央确定的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和工作方针,经过半年多工作形成的。 这次中央《建议》的形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自下而上、两下两上,经过反复认真研究,形成修改方案。去年4月,中央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上报中央。5月、6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先后召开六次座谈会,听取地方、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拟订出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由中央下发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同时,胡锦涛总书记于8月28日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吴邦国同志于9月12日召开部分理论工作者、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座谈会,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意见和建议比较集中。根据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对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中央《建议》草案。二是,中央《建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研究,提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后,由党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注1:在李鹏看来,这是一大缺点,因为一些委员不同意中央的某些提法,可能在投票时弃权,因此他分别与不同意的委员进行了沟通,说明这只是建议案,不是决定,有问题可以在全国人代会上继续讨论。而且经过一次会议就要通过显得急促。修宪小组以中央的名义工作,不可能随时与人大常委会委员沟通。 注2:草案和中央的建议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修改,这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

高鸿钧等著:《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阅读》

高鸿钧等著:《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阅读》

高鸿钧等著:《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阅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511页,定价42元。 目 录 导言:通过民主和法治获得解放——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 高鸿钧 第一章 事实性与有效性 / 翟志勇 一、语言层面的事实性与有效性 二、社会层面的事实性与有效性 三、法律层面的事实性与有效性 第二章 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 / 翟志勇 一、外在视角:作为社会实在的法 二、内在视角:作为应然规范的法律 三、双重视角:作为社会整合媒介的法律 第三章 商谈论视域中的基本权利体系 / 高鸿钧 一、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关系的重构 二、现代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三、基本权利的建构、论证及其意义 第四章 商谈论视域中的法治国原则 / 高鸿钧 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一种新的思路 二、通过民主立法过程产生交往权力 三、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与分权逻辑 第五章 程序主义的法律确定性 / 周林刚 一、法律确定性的标准:从分析性到融贯性 二、融贯性:德沃金方案中的问题 三、程序主义的法律确定性:从独白走向商谈 第六章 司法审查与民主立法机关的优先性问题 / 周林刚 一、基本权利:从抗拒权利到法律秩序的基础性原则 二、基本权利:从价值到规范 三、司法审查的方法及其存在问题 第七章 商议性政治的义理及其可行性 / 俞静贤 一、从可行性看商议性政治 二、解决可行性问题的方案 三、具体论证中的诸要点 四、商议性政治的渐进性 第八章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的发源地 / 鲁 楠 一、“轻”与“重”:多元主义民主的双重困境 二、经济学民主的不能承受之轻 三、系统际民主的不能承受之重 四、“扩大的”协商民主:活跃的市民社会和有待激活的政治公共领域 第九章 法范式与合法性:商谈论视角的批判与重建 / 高鸿钧 一、法范式的转换:私法的实质化及其后果 二、摆脱困境的出路:走向一种新型法范式 三、法治国的未来:通过重构实现整合和超越 附录 一、权利体系与交往自由 / 俞静贤 二、从主观权利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 陆宇峰 三、法治国家:交往权力的生成 / 俞静贤 四、现代法律的道德向度与伦理向度 / 鲁楠 五、民主与正当性问题——读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一章 / 泮伟江 六、复杂社会与民主三题 / 陆宇峰 七、商谈论视野下的司法合理性 / 钱济平 后记 / 高鸿钧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定价26圆。 目录 增订版前言 原版序 致 谢 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 为什么“朝朝暮暮”? 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 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 这里没有不动产 家族的地理构成 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 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 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 “法”的故事 “法”的故事 反思法学的特点 法学知识的分类 法学教育随想 知识的互惠与征服 曾经的司法洞识 悼念费孝通先生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术 阅读秩序 法律如何信仰? 认真对待人治 从政法的视角切入 民主与法治的张力 社群主义的挑战? 经济学帝国主义? 《新乡土中国》序 超越“不过如此”

名家推荐2007暑假阅读书目之赵晓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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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力 年龄35 现职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史     十年法学教育大跃进,全国法学院系数量已超过600;法学大学生找工作一年比一年难;即便找到了也是专业不对口的居多。据法制网记者陈虹伟等人的调查,中国政法大学2006届法学专业毕业生1400多人,正式签约进入法院的有80人,检察院50人,公安局39人,大多数进入地方基层机关,从事律师行业 30人,专业对口率14%;北方交通大学2006届法学专业104名毕业生中,只有3人从事政法工作,专业对口率3%。而法学院现有的课程却越来越“专业”,仅仅传授“法治”这种意识形态和“诉讼”这一门解决纠纷的知识,好像法律人的工作只剩下打官司,而忘了律师还有大量的非诉业务要做,企业还需要大量了解行业和产业的公司法务人才,政府和社会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制定公共政策的专才。而这些知识,都不是那些越来越繁琐和概念化的民法课所能提供的。法学大学生,即便仅仅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也需要考虑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扩大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面了!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在中国的民法课言必称德国的同时,2001年德国重要的律师事务所除了一所之外,其余全都被美国化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合并,传统属于法国律师天下的国际仲裁领域,也被美国大律师事务所占据。而美国大律师事务所不屑于兼并德国律师事务所,是因为即使适用德国法律的企业并购,德国客户聘用的也是美国大律师事务所——何美欢教授此书,描绘了一幅法律全球化事实上蜕变成法律美国化的图景。而伴随美国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攻城略地的,是美国法学教育的全球传播、美国式法律文件和业务方法的全球传播,以及美国法律的全球传播——通过强有力的游说改变各国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美国法律跨国公司攫取的是律师业务中利润最丰厚的高端部分,其后果是各国本土的律师事务所被迫转入日趋激烈的低端竞争,降低了本土法律教育对最优秀学生的吸引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国内法律教育界对何美欢教授此书中提出的法律职业危机和法律教育危机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过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将迫使每一个法学院教师和学生最终正视这一点。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英文影印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德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承担自己在历史面前的特殊责任,原因是,“倘若决定未来文化特征的权力,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便被俄罗斯、英语民族、拉丁民族所左右,我们的后人绝不会认为丹麦、瑞士、荷兰、挪威应当为此负责,而只会认为应该由德意志民族国家为此负责。”———自觉地把自己这一代人放在民族未来世代承认的祖先的位置上,这正是韦伯对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德国人所规定的历史态度。《韦伯政治著作选》收录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及“以政治为业”已有中译,其他以“政治领导权”为论述核心的“德国的普选与民主”以及“德国新政治秩序下的议会与政府”等篇什,也都是热衷于思考中国宪政问题的法科学生应当重点参考的。 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 “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用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中的这段话来概括路风教授一系列关于民族汽车工业、大飞机发展战略以及自主电信标准TD-SCDMA的研究,可以说再确切不过了。路风教授用第一手的企业和产业调查证明了“用市场换技术” 的如意算盘是如何怯懦地失败的,用铁一般的事实与逻辑打破了那种只考虑短期静态比较优势、不考虑长期动态比较优势,只考虑一代人的消费享乐、不考虑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庸俗经济学所制造的种种神话,这种思考,正是韦伯当年所呼唤的“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的思考”。 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本书连同作者的《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以及关于电力的三部日记(三峡日记、电力日记、核电日记)一样,都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榜样。本书记录了民法典草案、合同法、土地管理法、证券法、村委会组织法、立法法、监督法、宪法修正案等九届人大主要立法工作的进程,也记录了九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预算监督和经济监督以及对司法进行司法监督的尝试。从书中可以看出,在法院的强烈反对下,人大对司法进行监督尤其是个案监督方案的流产;而作为前总理,在对政府进行预算监督和经济监督方面又是如何驾轻就熟。总之,此书完全应该作为研习中国宪法和中国政治的学子们的第一手参考书,从中,你会看到活的“法”和行动中的 “法”。 原载《南方周末》2007.7.5.

学会阅读与思考——访赵晓力老师

学会阅读与思考——访赵晓力老师

赵晓力老师是学生眼中极具个性的老师,因为他渊博的学识,冷峻的作风,直言不讳的性格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4月的一个午后,记者与赵晓力老师进行了2个小时的交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初高考报考志愿的时候是怎么选择法律这个专业的?是出于对法学的喜好吗? 赵晓力(以下简称赵):这个未必是。你们学习法律的时候,法律已经很热了,你们都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89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学里学过相应课程的你是知道的,比如说,你知道物理系是干什么的,化学系是干什么的,中文系是干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有误解。许多文学青年认为中文系是作家班,进来之后才发现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而是研究作家和作品的,不免沮丧。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南大中文系老生帖在树上的迎新标语:“黔无驴,有好事者车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法律是中学里没有的课程。政治课上学过一点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那是针对“坏学生”的,能考上大学的都不是坏学生,是不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南大89全班五十多个人,上大学前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占大多数。许多人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国际贸易之类,第一志愿没有录上才到了法律系。 我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法律。我可能比其他人了解得多一点,当时《光明日报》有一个的系列访谈,访谈的对象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人物。通过这个访谈,我大概明白了大学里各个学科是干什么的。 我报志愿的时候,采用的是排除法。我当时大概知道别的学科需要什么。比如说学经济的话,数学要好一些,我的数学并不是最好的;学哲学的话,必须是天才,我不是天才。我对法律有些模模糊糊的了解,好像还知道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因此就选择了法律系。 记:您当时选择法律时,想过毕业以后的出路吗? 赵:没有。我相信当时99%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都不会去考虑毕业以后的事情。当时是国家包分配的。工作不是你考虑的事情,是国家考虑的事情。当时也没有你们现在体会到的专业之间的这么森严的壁垒,学法律也未必要干法律,上了法律系也并不意味着你所有的时间都要学法律。86年才通过《民法通则》,而且当时人们还在对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民法还是经济法激烈争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繁琐的民法课,唯一在智力上有点吸引力的是刑法,它有个犯罪构成的理论。我记得是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法律才热起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嘛。 记:能不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

他是丧家狗他怕谁

他是丧家狗他怕谁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李零教授成了畅销书作家——但请不要联想易中天教授和于丹教授——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早在三月的《读书》上,就看到了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序言,李教授的行文依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论语体(古龙体?),其文字的“桀骜不驯”依然不断地挑动着敏感读者的神经。稍后《丧家狗》就在书店里上架了,很快就(又)成了畅销书。想到自己连《论语》还没读熟,就一直没买这本书。可每次去书店,看到它,总心里觉得怪怪的:“丧家狗”,这或许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标题,至少,醉翁之意不在“宠”。 今天恰好读到刘兄的短文《李零的问题》,说得非常明白,推荐给大家,省得我闲扯了。 又:《“丧家之狗”一词平议》。

冯象:铁屋与法典——答杨聪

冯象:铁屋与法典——答杨聪

冯老师,很高兴您又来北京讲学,正逢《木腿正义》出了增订版。这次重读,我感觉比当年读初版时理解得深一些了,但仍有似懂非懂的地方,比如这书名,很特别又有点费解。英文译作“Wooden-legged Justice”,就是正义跛足的意思吧?书中同名文章讨论“马丹还家”案时说,这“跛足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偶然、不可预料”,而法律程序却是要让人们相信,它终究会来。这样解释,让我感觉法律程序像是鲁迅要在里边“呐喊”的“铁屋”了。不打破那铁屋,正义的跛足能得到医治吗? 这么说吧。程序不仅是政法业务日常操作的需要,还能赋予司法和社会冲突一种仪式上的正当性,从而巩固民众的信念,甄别谬误,区分敌我。有时候甚而令人恐惧。“文革”当中打派仗,武斗,那会儿也讲究程序。比方喊什么口号,怎样动员、孕育仇恨、驱使殴斗,直至光荣牺牲,开追悼会念语录安抚家属,等等,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跟“马丹还家”案中大法官记载的那些繁复的审判和行刑细节差不多,也是十分规范精致而有效的一套社会控制与斗争策略的运作。揭示这一点,是法学对于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功用。所以我在书中一再强调,法学除开职业训练、理论建构,还应有社会批判的一翼,才算完整。 说到法学,目前国内法学书刊的市场一片繁荣(尽管书的质量良莠不齐),不知您这次有没有逛逛书店?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常让我觉得无从下手,恐怕许多同学也有这个感受。您在书中推荐了《人民法院案例选》,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愕然和疑惑。从未听哪位老师称赞这书啊,包括教应用法学的老师。 法院系统出的案例集子,学界习惯上不太重视。其实有些编得不错,是富矿,极有挖掘潜力。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的《案例选》,杨洪逵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得上中国案例编纂评析的第一人。我多年前访问过他和最高院的几位资深法官,请教关于案例选编的问题,故而对他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杨先生英年早逝,是人民法院(也是中国法学)的巨大损失。我想,起码要四五个学识一流的法官全力以赴,才能顶得起他一人的工作。这次讲课,就准备专门讨论一组他编纂的知识产权和民商事案例及评语。 您这么重视研究案例,是不是想弥补中国法律教育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呢?或者背后还有更大的危机?您还多次谈到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不是当前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应该如何改进呢? 法律教育是有点脱离实际,比起别的学科,教条也多些。研究案例多少可以破除一点教条。但现在的大学都是拆了“墙”的,不是过去的象牙塔,跟社会不划界,腐败的风气相通,连手段也毫无二致。这就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反面启迪受教育者,教他认清学习对象的真实面目,看破“皇帝的新衣”。我们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方法,求索改革,推进学术的。由此可见,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大学教育是不同的问题,后者的堕落正可以刺激前者的进步;学术前沿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在廉洁自律的体制下也是如此。至于危机,大概根子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种种“产业化”“泡沫化”政策吧,听说很多地方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好。纠正错误的政策,说难也不难。一句话,一次会议,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办到。历史上严重得多的害死了人的错误都这么纠正了。这一点我不悲观。 真是那样就好。您曾指出,新法治的实现,有赖于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悄悄启动“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前不久,我听说专利纠纷的诉讼费由一千元降至一百元了,可能会刺激专利纠纷案剧增。这对负担已经很重的法院恐怕不是个好消息,对共建和谐社会也助益不多。实际上,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在增长,这算不算新法治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征候? 没错,新法治业已基本建成。下一步应该关注社会公平、扶持贫弱了。不知专利诉诉讼费下调,是否有便民维权的考虑。中国的儒家大传统底下有个“健讼”的小传统,解放后压了一阵子,近年又复兴了。你看,现在腐败抄袭的博导教授,敢和被抄袭作品的作者打著作权名誉权官司,而且常能打赢。这么明火执仗欺负弱者,是必须把职业道德和学术独立唾弃了,再把腐败说成是民事纠纷,再知识产权化,以便通过诉讼程序充分利用其钱权勾结的势力;你数数,要经过多少环节,才能走到这一步——让人忘却历史? 读您的文章,很佩服您的结构安排,巧妙而又浑然天成。还有题目,与正文总是那么契合,不落俗套。有朋友说,看这书的目录,觉得像是诗,有节奏感,又充满寓意,尤其是下编。我想这可能是天分与勤奋的结合吧。虽然这样的境界未必是可以学到的,但还是希望您能透露一点作文的经验。 过奖了。文章技法,无非“熟能生巧”四字。美国大学本科有英语写作课,主要练习论说文,很受学生欢迎。我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里提到一位马瑞思(Richard Marius)老师,生前便是哈佛的写作课“教头”。他还有一项见功力的任务,每年六月毕业典礼,毕业班那篇拉丁语演说,由他定稿并辅导朗诵。好的文章是这样的,人在隔壁拿着它念,你还以为他在说话。这是叶圣陶先生打的比方。我小时候母亲在北京编中学物理教材,请叶老和语法学家,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主播,给教材组讲作文、语法和课文朗读。那年头编教材,能有那么认真考究。我读了她的信就记住了。现在看学生论文,有时也这样要求:你把这句话念出来听听,像谁在说话?要他学会用耳朵,把书上看来的别扭句式、累赘语词通通改掉。 那以后我也要用心“听”了,呵呵。过去读初版时,遇到那些陌生的中世纪诗歌,杳渺的异域故事,我就打了退堂鼓。这次重读虽然也未全懂,却喜欢上了里面的诗句,比如讲但丁那一段,“……后来,饥饿压倒了悲伤”,让我感受到了诗的震撼力。但是,这些文章的主旨毕竟是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您能否指点一二,下编尤其是前六篇文章,该如何读呢? 那几篇书评原是给《九州学刊》写的,所以是专业论文的路子,不够通俗。结集时考虑到国内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评论不多,也许一些读者有兴趣,愿意像你这样多读几遍,就收了。写书评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受了西学的系统训练之后如何用中文写作。因为中文读者的知识构成、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跟西文典籍在西文语境里的专业探讨,差距太大了。可是也不能老谈些ABC,把自己套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的框框里呀。这问题直至写《玻璃岛》才得到解决。刚才你问作文的经验,这也算一条吧:学好外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是没法向人推荐,因为据说绝大多数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从十多岁青春期开始就退化了。现在搞成全民学英语,求职晋升之类都要考英语,实在是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与其考英语,还不如考背唐诗、考书法。 《摩西五经》去年在香港出版,您译经有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希望能早日读到。长久以来,《圣经》在国人心目中是宗教教义的代名词,而非文学经典,就像《马恩全集》被当作政治文献而非学术经典一样。中文《圣经》在汉语文学中没有地位,是您译经的动因之一。然而我想,《圣经》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大概很多社会因素也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阅读习惯,因此《圣经》的文学地位就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古代文献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圣经》的崇高地位跟宗教传播,也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瓜分世界,以及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移植现代政法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我们便是在这三千年历史形成的大格局里,谈论《圣经》的文学地位和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但这只是就原文而言。《圣经》的无数译本的文学地位却大致是一个语言文学问题,因为译本是典型的优胜劣汰产品。新译本不断取代旧译本,只有少数取代不了的才有幸立于母语文学之林,例如圣杰罗姆的拉丁语通行本、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和英语钦定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文学经典包括《圣经》的翻译,本质上不是学术,而是创作,依托的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历史语言的机缘。而中文旧译之所以不成功,根本而言,不在误译漏译或义理把握失当(如我在《宽宽信箱》里举例说明的),而是译艺不高,人才不济,未能跟上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主流。 原来是这样啊。对了,年初有一部电影《巴别塔》得了金球奖,让我想起您讲过的宁录造通天塔的故事。巴别塔象征人类因语言隔阂而分裂失败的命运。但是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资讯交流日益便利,各地的语言会不会逐渐趋于统一呢?前些年您在清华讲学也提到,语言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人说,再过一百年,现在人们使用的六千多种语言的90%都要消亡。那么是否可能,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上帝赦免人类的罪过,让语言重新融合为一,人类回到大同世界呢? 阿门,惟愿如此!语言变异和民族起源的解说,《创世记》里其实有两个版本,文本传统的渊源不同。第十章的主体属“P”传统(详见《宽宽信箱·谁写了摩西五经》),记述一部“万族世系”:天下万族同出一源,即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含的孙子宁录是“耶和华面前的猎人”,开拓两河流域文明的英雄或巨人(10:9)。语言分蘖不是亚当后裔犯罪的结果,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或蒙上帝赐福,随着人类蕃衍移居各地,自然演变而来的。第十一章“巴别塔”属“J”传统,却讲了一个人类骄傲、挑衅天庭而受罚的故事,反映了留存于早期摩西传统的游牧和半游牧部族对(两河流域)发达的城市商业文明的敌视或不信任。但故事并未提及宁录,后世经师将两章合起来解读,宁录才当了罪魁祸首。 语言变异的原因非常复杂,例如词汇语音语法的更新、方言与行话的生成,语言学家至今弄不清楚。自然也无从预测——部分小语种的衰亡之外——语言统一抑或分蘖的趋势。由于这一“奥秘”,通天塔故事就越加富于哲理的启示和象征意味了,成为人们反复阐释、敷演、改编的“原典”。《摩西五经》我想也应该向学习法律的同学们推荐研读,因为它不仅是文学和宗教经典,也是包罗万象的律法汇编,是“人类有史以来生命力最强最久的一部‘法典’”。 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原载《南方周末》2007.4.12,有删节。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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