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 · READING

他是丧家狗他怕谁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李零教授成了畅销书作家——但请不要联想易中天教授和于丹教授——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早在三月的《读书》上,就看到了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序言,李教授的行文依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论语体(古龙体?),其文字的“桀骜不驯”依然不断地挑动着敏感读者的神经。稍后《丧家狗》就在书店里上架了,很快就(又)成了畅销书。想到自己连《论语》还没读熟,就一直没买这本书。可每次去书店,看到它,总心里觉得怪怪的:“丧家狗”,这或许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标题,至少,醉翁之意不在“宠”。 今天恰好读到刘兄的短文《李零的问题》,说得非常明白,推荐给大家,省得我闲扯了。 又:《“丧家之狗”一词平议》。

冯象:铁屋与法典——答杨聪

冯老师,很高兴您又来北京讲学,正逢《木腿正义》出了增订版。这次重读,我感觉比当年读初版时理解得深一些了,但仍有似懂非懂的地方,比如这书名,很特别又有点费解。英文译作“Wooden-legged Justice”,就是正义跛足的意思吧?书中同名文章讨论“马丹还家”案时说,这“跛足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偶然、不可预料”,而法律程序却是要让人们相信,它终究会来。这样解释,让我感觉法律程序像是鲁迅要在里边“呐喊”的“铁屋”了。不打破那铁屋,正义的跛足能得到医治吗? 这么说吧。程序不仅是政法业务日常操作的需要,还能赋予司法和社会冲突一种仪式上的正当性,从而巩固民众的信念,甄别谬误,区分敌我。有时候甚而令人恐惧。“文革”当中打派仗,武斗,那会儿也讲究程序。比方喊什么口号,怎样动员、孕育仇恨、驱使殴斗,直至光荣牺牲,开追悼会念语录安抚家属,等等,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跟“马丹还家”案中大法官记载的那些繁复的审判和行刑细节差不多,也是十分规范精致而有效的一套社会控制与斗争策略的运作。揭示这一点,是法学对于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功用。所以我在书中一再强调,法学除开职业训练、理论建构,还应有社会批判的一翼,才算完整。 说到法学,目前国内法学书刊的市场一片繁荣(尽管书的质量良莠不齐),不知您这次有没有逛逛书店?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常让我觉得无从下手,恐怕许多同学也有这个感受。您在书中推荐了《人民法院案例选》,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愕然和疑惑。从未听哪位老师称赞这书啊,包括教应用法学的老师。 法院系统出的案例集子,学界习惯上不太重视。其实有些编得不错,是富矿,极有挖掘潜力。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的《案例选》,杨洪逵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得上中国案例编纂评析的第一人。我多年前访问过他和最高院的几位资深法官,请教关于案例选编的问题,故而对他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杨先生英年早逝,是人民法院(也是中国法学)的巨大损失。我想,起码要四五个学识一流的法官全力以赴,才能顶得起他一人的工作。这次讲课,就准备专门讨论一组他编纂的知识产权和民商事案例及评语。 您这么重视研究案例,是不是想弥补中国法律教育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呢?或者背后还有更大的危机?您还多次谈到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不是当前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应该如何改进呢? 法律教育是有点脱离实际,比起别的学科,教条也多些。研究案例多少可以破除一点教条。但现在的大学都是拆了“墙”的,不是过去的象牙塔,跟社会不划界,腐败的风气相通,连手段也毫无二致。这就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反面启迪受教育者,教他认清学习对象的真实面目,看破“皇帝的新衣”。我们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方法,求索改革,推进学术的。由此可见,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大学教育是不同的问题,后者的堕落正可以刺激前者的进步;学术前沿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在廉洁自律的体制下也是如此。至于危机,大概根子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种种“产业化”“泡沫化”政策吧,听说很多地方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好。纠正错误的政策,说难也不难。一句话,一次会议,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办到。历史上严重得多的害死了人的错误都这么纠正了。这一点我不悲观。 真是那样就好。您曾指出,新法治的实现,有赖于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悄悄启动“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前不久,我听说专利纠纷的诉讼费由一千元降至一百元了,可能会刺激专利纠纷案剧增。这对负担已经很重的法院恐怕不是个好消息,对共建和谐社会也助益不多。实际上,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在增长,这算不算新法治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征候? 没错,新法治业已基本建成。下一步应该关注社会公平、扶持贫弱了。不知专利诉诉讼费下调,是否有便民维权的考虑。中国的儒家大传统底下有个“健讼”的小传统,解放后压了一阵子,近年又复兴了。你看,现在腐败抄袭的博导教授,敢和被抄袭作品的作者打著作权名誉权官司,而且常能打赢。这么明火执仗欺负弱者,是必须把职业道德和学术独立唾弃了,再把腐败说成是民事纠纷,再知识产权化,以便通过诉讼程序充分利用其钱权勾结的势力;你数数,要经过多少环节,才能走到这一步——让人忘却历史? 读您的文章,很佩服您的结构安排,巧妙而又浑然天成。还有题目,与正文总是那么契合,不落俗套。有朋友说,看这书的目录,觉得像是诗,有节奏感,又充满寓意,尤其是下编。我想这可能是天分与勤奋的结合吧。虽然这样的境界未必是可以学到的,但还是希望您能透露一点作文的经验。 过奖了。文章技法,无非“熟能生巧”四字。美国大学本科有英语写作课,主要练习论说文,很受学生欢迎。我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里提到一位马瑞思(Richard Marius)老师,生前便是哈佛的写作课“教头”。他还有一项见功力的任务,每年六月毕业典礼,毕业班那篇拉丁语演说,由他定稿并辅导朗诵。好的文章是这样的,人在隔壁拿着它念,你还以为他在说话。这是叶圣陶先生打的比方。我小时候母亲在北京编中学物理教材,请叶老和语法学家,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主播,给教材组讲作文、语法和课文朗读。那年头编教材,能有那么认真考究。我读了她的信就记住了。现在看学生论文,有时也这样要求:你把这句话念出来听听,像谁在说话?要他学会用耳朵,把书上看来的别扭句式、累赘语词通通改掉。 那以后我也要用心“听”了,呵呵。过去读初版时,遇到那些陌生的中世纪诗歌,杳渺的异域故事,我就打了退堂鼓。这次重读虽然也未全懂,却喜欢上了里面的诗句,比如讲但丁那一段,“……后来,饥饿压倒了悲伤”,让我感受到了诗的震撼力。但是,这些文章的主旨毕竟是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您能否指点一二,下编尤其是前六篇文章,该如何读呢? 那几篇书评原是给《九州学刊》写的,所以是专业论文的路子,不够通俗。结集时考虑到国内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评论不多,也许一些读者有兴趣,愿意像你这样多读几遍,就收了。写书评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受了西学的系统训练之后如何用中文写作。因为中文读者的知识构成、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跟西文典籍在西文语境里的专业探讨,差距太大了。可是也不能老谈些ABC,把自己套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的框框里呀。这问题直至写《玻璃岛》才得到解决。刚才你问作文的经验,这也算一条吧:学好外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是没法向人推荐,因为据说绝大多数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从十多岁青春期开始就退化了。现在搞成全民学英语,求职晋升之类都要考英语,实在是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与其考英语,还不如考背唐诗、考书法。 《摩西五经》去年在香港出版,您译经有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希望能早日读到。长久以来,《圣经》在国人心目中是宗教教义的代名词,而非文学经典,就像《马恩全集》被当作政治文献而非学术经典一样。中文《圣经》在汉语文学中没有地位,是您译经的动因之一。然而我想,《圣经》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大概很多社会因素也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阅读习惯,因此《圣经》的文学地位就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古代文献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圣经》的崇高地位跟宗教传播,也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瓜分世界,以及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移植现代政法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我们便是在这三千年历史形成的大格局里,谈论《圣经》的文学地位和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但这只是就原文而言。《圣经》的无数译本的文学地位却大致是一个语言文学问题,因为译本是典型的优胜劣汰产品。新译本不断取代旧译本,只有少数取代不了的才有幸立于母语文学之林,例如圣杰罗姆的拉丁语通行本、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和英语钦定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文学经典包括《圣经》的翻译,本质上不是学术,而是创作,依托的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历史语言的机缘。而中文旧译之所以不成功,根本而言,不在误译漏译或义理把握失当(如我在《宽宽信箱》里举例说明的),而是译艺不高,人才不济,未能跟上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主流。 原来是这样啊。对了,年初有一部电影《巴别塔》得了金球奖,让我想起您讲过的宁录造通天塔的故事。巴别塔象征人类因语言隔阂而分裂失败的命运。但是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资讯交流日益便利,各地的语言会不会逐渐趋于统一呢?前些年您在清华讲学也提到,语言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人说,再过一百年,现在人们使用的六千多种语言的90%都要消亡。那么是否可能,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上帝赦免人类的罪过,让语言重新融合为一,人类回到大同世界呢? 阿门,惟愿如此!语言变异和民族起源的解说,《创世记》里其实有两个版本,文本传统的渊源不同。第十章的主体属“P”传统(详见《宽宽信箱·谁写了摩西五经》),记述一部“万族世系”:天下万族同出一源,即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含的孙子宁录是“耶和华面前的猎人”,开拓两河流域文明的英雄或巨人(10:9)。语言分蘖不是亚当后裔犯罪的结果,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或蒙上帝赐福,随着人类蕃衍移居各地,自然演变而来的。第十一章“巴别塔”属“J”传统,却讲了一个人类骄傲、挑衅天庭而受罚的故事,反映了留存于早期摩西传统的游牧和半游牧部族对(两河流域)发达的城市商业文明的敌视或不信任。但故事并未提及宁录,后世经师将两章合起来解读,宁录才当了罪魁祸首。 语言变异的原因非常复杂,例如词汇语音语法的更新、方言与行话的生成,语言学家至今弄不清楚。自然也无从预测——部分小语种的衰亡之外——语言统一抑或分蘖的趋势。由于这一“奥秘”,通天塔故事就越加富于哲理的启示和象征意味了,成为人们反复阐释、敷演、改编的“原典”。《摩西五经》我想也应该向学习法律的同学们推荐研读,因为它不仅是文学和宗教经典,也是包罗万象的律法汇编,是“人类有史以来生命力最强最久的一部‘法典’”。 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原载《南方周末》2007.4.12,有删节。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孙周兴新译尼采《权力意志》出版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孙周兴:《尼采〈权力意志〉译后记》 译完海德格尔的《尼采》两卷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一版)之后,应商务印书馆有关编辑的邀请,我开始翻译尼采的《权力意志》,同样也是两卷本,而且更厚些了。这种过渡想来也是自然而然的。海德格尔的《尼采》书重点解释的正是尼采晚期的《权力意志》。我在翻译《尼采》书时,已经把海德格尔所引尼采《权力意志》的一些段落译了出来,数量不多不少,大约也有好几万字了;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项译事,我自觉对于尼采哲学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当然更多地是海德格尔和形而上学史意义上的了解,也对尼采哲学生发了更大的兴趣。 翻译本书时首先碰到的是版本选择的问题。我们知道,《权力意志》是尼采友人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和尼采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一起编辑的尼采遗稿选本(1906年出版),这个选本后来在编辑方针与材料两个方面均已遭受了极大的怀疑,故不可取。后来学界比较愿意推荐的是卡尔·施勒希塔(Karl Schlechta)于1956年编辑出版的三卷本《尼采文集》中的《权力意志》——不过,施勒希塔并没有使用《权力意志》这个书名,而是名之为《八十年代遗稿选》。(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nden, hrsg. von Karl Schlechta,München 1956, Dritter Band, S.415-925。)我现在采用的则是目前学界公认最权威的由意大利学者乔尔乔·科利(Giorgio Colli)和马志诺·蒙提那里(Mazzino Montinari)编辑出版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全集》(以下简称“科利版”)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考订研究版”(KSA)依据于“考订全集版”(KGW),科利/蒙提那里编辑,柏林/纽约,1967年始出版。)之所以要采纳这个科利版,盖有如下几条理由: 首先,施勒希塔版是选本,其依据是加斯特和尼采妹妹的《权力意志》选本材料;而科利版则是全本,其依据是尼采笔记手稿原文。因此在篇幅上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个根据施勒希塔版译出的《权力意志》中译本,中译者张念东、凌素心先生在前面的“译者说明”中为了强调施勒希塔版的可信性,竟然声称:科利版“又一次证明了《权力意志》一书的内容即是1887年至1889年1月的全部遗稿”。(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 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五页。)这个说法有点不负责任了。事实上,科利版不仅在排序上严格按照作者的写作年份,而且在内容上也是严格忠实于原笔记的,比作为选本的施勒希塔版扩大了许多。现在我们根据科利版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译出的《权力意志》,在篇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施勒希塔版,排版页码竟有一千四百八十页,中文字数恐怕要超过后者一倍多了。刘小枫教授则提出了另一个极端的看法,他在比较各个版本之后称:“如此看来,姑且以《权力意志》为书名的尼采哲学的‘主楼’材料的汉译,根本还差得很远,至少得把考订-研究版中1880年以来的残篇全部译出……,方可堪称完备。”此说在我看来大约过于夸大,不合事实了。(参看刘小枫选编:《尼采与基督教思想》,编者前言,XVII,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科利版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在内容上已经包括、甚至超出了此前以《权力意志》为书名的尼采遗稿诸版本;另外,尼采本人对“权力意志”一书的设计也在八十年代后期。因此,我们同意科利版编者前言所称: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的出版已可解决关于尼采《强力意志》一书材料方面的长期争论。) 其次,施勒希塔版虽然重组了加斯特和尼采妹妹的选本,但秩序十分混乱,经常把创作时间上在先的笔记放在后面,把在后的笔记放在前面,搞得乱七八糟。例如,第七本笔记若按时间顺序应该在先,但在施勒希塔版中却被放在最后面了。又如,施勒希塔版开篇第一则笔记在科利版中属于第五本(序号为5[98]),第二则笔记则属于第八本(序号为8[4])了。同一本笔记本中的内容,也往往是前后颠倒,不讲秩序的。所以,诚如科利版编者前言所言,施勒希塔在编辑“重估时期”的尼采遗稿时,并未满足他自己提出的要以编年顺序来出版尼采遗稿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编辑要求。而科利版则依据作者创作时间,把所有笔记残篇完整地端了出来。 再次,施勒希塔版声称收集的是尼采1887-1889年的遗稿,但这个时间限制是与事实不符的,如科利版的第一本笔记(作于1885年秋至1886年春)、第二本笔记(作于1885年秋至1886年秋,第十二卷第六十七页以下)以及之后第三-八本笔记(作于1986至1987年间,第十二卷,第一百七十一页以下)包含在施勒希塔选本中,怎么可能有上面这样的时间限制呢? 最后,对于所收笔记内容,施勒希塔版也多半依据加斯特和尼采妹妹的选本,同样作了格式上的加工,去掉了原稿的一些小标题,有时一个残篇被拆分成几则,有时几个残篇被合并成一则,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不尽人意的,甚至被认为是尼采妹妹别有用心的篡改。科利版则不仅恢复了笔记的原样,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对《权力意志》诸版本的内容作了甄别、纠错的考订工作(此项工作体现在本书的编者注释中)。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相信科利版编者的诚实和认真,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材料的真实性,那我们就得同意编者的如下说法:“这两卷(指《全集》第十而二卷、第十三卷)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它们完整地、以忠实于手稿的方式呈现了尼采1885年秋至1889年初(其创作活动的结束)期间的全部残篇、计划、提纲和标题,因此为最终解决关于所谓的尼采哲学主要著作——以《权力意志》为书名——的聚讼纷纭的问题提供了基础”。(参看本书“前言”。) 说了版本,再来谈谈书名及其翻译。本书既然根据科利版《尼采全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译出,而这个全集版已经取消了《权力意志》这个书名,为什么我们的中文译本还要保留这个书名呢?原因可分述三项: 其一,虽然尼采本人最终未能确认《权力意志》这个书名,然而,“权力意志”学说确实是这两卷书的主要内容,故立为《权力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是名副其实的。最典型的是尼采在1888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所撰的一个草案,这是尼采对自己多年以来构想的《权力意志》一书的“最后计划”。在这个相当完整的计划提纲中,尼采把全书分为四章,又把每章各分为三节。(参看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 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6页。)不仅如此,尼采还依据这个撰写计划,对第七本笔记本(作于1886年底至1887年春)和第八本笔记本(作于1887年夏)的一部分残篇笔记作了划分和编排。可见当时尼采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系统化的著作理路了。虽然在此前几年里,尼采对《权力意志》一书的构想和计划是不断变化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权力意志》确实曾是尼采心目中的一部有待完成的著作。 其二,如上所述,这两卷书包含了后人编辑的尼采《权力意志》——尼采的所谓“主要著作”——诸版本的内容。虽然科利版恢复了残篇笔记的本来样子,放弃了《权力意志》书名,但思想史也是“效果史”,我们中译本暂且保留该书名,至少可以发挥“效果史”的指示功能吧? 其三,中文世界迟早得把《尼采全集》翻译出来,而且现在确实也在启动了,在此之前把第十二、十三卷冠以《权力意志》的书名出版(分为上、下两卷),也算权宜之计,可以促进图书流通,以后或有机会列入全集版出版,取消书名即可也。 还有书名的翻译,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从义理上讲,我向来愿意主张把der Wille zur Macht译成“强力意志”,在少数语境里,为了突出其中的介词zu的“追求、趋向”的意义,也可译作“求强力的意志”。我在海德格尔的《尼采》中文译本中就是这样来处理的。“强力意志”这个译名已经不算新鲜了,并不是我首创的;比如周国平先生就主张把它译为“强力意志”。我想理由也是简单的:旧译(通译)“权力意志”,实为对尼采哲学的政治化解读、甚至误读留下了一个把柄;加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尼采与法西斯主义”的命题,让我们更应对这个译名采取慎重的态度。 不过,在一次议论中,友人陈小文博士提醒我说:为什么非得对“权力”作政治化的理解呢?为什么?“权力”也可作非政治的理解嘛!而且,难道“强力”就没有被政治化理解的可能性了?细想一下,他这个责问大约是对的。弄得不好,“强力”倒是更具暴力意味的。所以我这次仍旧保持了“权力意志”这个译名,也或可方便流通。 本书的翻译力求忠实于原文。这本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要求。而在本书的翻译中,这个要求除了表示要尽可能合乎作者本义地转化为汉语外,还意味着力争在更大程度上合乎原著的字面。因为本书是尼采的笔记残篇,格式特殊,有的字是缺笔划(即字母)的,有的句子是没有写完的,许多句子是没有主语或者没有谓语的,有的话是作者没有想周到的,自然给我们的理解和翻译留下了许多困难。译者并不企图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来进行“增补”的工作——翻译不是解释!——譬如根据猜测把语法补全了,把句子续完了,等等;相反,译者力求保持字面上的忠实,甚至版面格式上的忠实,希望使中译本也能尽量给人一个笔记残篇的感觉。因此,举例说来,文中括号〈〉是全集版编者对尼采笔记文字遗缺部分(如一个字只写了一半)的补全,中译文中亦予以原样保留;又譬如,如果读者看到一段话里只有半个括号,一个句子或一段文字的结尾处少了标点符号,那并不是译者的疏忽,而是原作本来就如此。 不过,我这种做法必须守住一个基本尺度,一个最低限度,即不能让中译文变得不知所云,不可读解。这实在是让译者深感痛苦的一点了,因为毕竟是两门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转渡”,外观(形式)上的严格转换是不可能的。但愿我的努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自设的目标:既有基本的对应(忠于原义,力争在字面-外观上的高度对应),又有基本的可读性。 顺便重述一下:在翻译倾向和立场上,我一向是愿意提倡鲁迅先生所主张的“硬译”的,不过“硬译”决不是“死译”,而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把“忠实性”原则与“可读性”原则结合起来。说是废话,但译事之难,正在于此了。 科利版《尼采全集》编者对第一-十三卷的注释集中为第十四卷,其中的第七百三十一-七百七十四页为第十二-十三卷的编者注释。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研讨,我们把这些考订性的编注改置为当页注,标为“编注”。除此之外,译者增加了大量说明性的注释,标为“译注”,主要涉及不常见的人名、地名、术语等,也有对非德语文字的说明。凡此种种不仅是为了方便阅读和研究,而且也是为了要求文字工作的严格性。 除了上述依据施勒希塔版译出的《权力意志》中译本(张念东、凌素心 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外,中文世界还有贺骥先生根据科利版翻译的《权力意志》译本(漓江出版社,2000年),不过后者只译出了科利版第十三卷的约一半文字(尼采笔记的第十一-十三本以及第十四本前半部分),因此实在还不能被冠以《权力意志》这样一个完全的书名。本人在翻译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参照过上述两个无论版本、还是译文品质都十分不同的译本。在此我愿意指出的是,虽然现有《权力意志》中译本是很不完全的,译文亦未见成熟,但我以为认真的译者付出的辛苦都是值得肯定的。——而这当然也不是说,我现在提供的译文就十分成熟了。 如若把尼采与海德格尔相比较,两者文字虽然均有非学院哲学风格的共同特点,但海德格尔文字更具思之稳重与节制的品质,可以说是更令译者喜欢的,也更让译者安心,而尼采文字往往含着一股狂野凶险之气,对于译者来说构成一个严重的考验。加上本书的残篇断章性质——译者时时要面临着碎片中难以拾取的思想。加上最后一部分属于尼采濒临精神崩溃时期的文字,再说又是如此长篇巨作,译者虽已尽了心力,然而仍不能对译文有完全的信心和把握。译文中不足、不当、甚至错讹之处势在难免,敬请识者批评指正,使译者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完善译文。 尼采去世已百余年,尼采传入中国也近百年了,而尼采著作的汉语翻译一直做得不够理想,虽然有的著作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据说已经有了近十个中文译本。但无论就系统性还是就严格性来说,尼采汉译事业都还是不够的。最近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刘小枫教授主持的《尼采注疏集》已经开始出版;商务印书馆也启动了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的翻译工作;又听说哪家出版社也在组织谁谁翻译尼采全集。——虽然有些杂乱了,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罢。

苏力: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术传统——《法律和社会科学》发刊词

过去的1/4个世纪里,放眼看来,实际是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如今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从历史上看,当代中国的变化可能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也就是李鸿章在130年前所说的,是“数千年来所未见之大变局”。也许李当年说这个话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有点夸张,但历史变迁证明了李鸿章的眼光。 在这个巨变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学术的变迁。传统中国社会并非一个“停滞的帝国”,但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都很缓慢,社会结构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三年无改父道”是正常的。处于巨变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主张,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各类政治实践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终于形成了表面“独尊儒术”其实儒法并用的学术和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史哲)可以说基本都是没有越出这种社会背景和学术传统,也大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例如,看似学术的忠孝,从其社会功能来看,是传统“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前者更多是作为政治的社会控制机制,后者主要是民间的社会控制之一,间接地也有政治治理的功能,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基本不变,因此,也必然形成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术传统。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不能说不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那种社会科学的传统,至少很难兼容,因为社会需要不大,至少形成不了规模性的消费。这种情况其实在欧洲中世纪也如是,只不过当时的学术主流是经院哲学,是对圣经和其他经典文本的注释和阐释。 但是,在中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例言

本书接续《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江苏人民,2004),可看作《摩西五经》的第二卷。 《摩西五经》即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旧约)的起首五篇,古人以为是先知摩西传世的,故名。犹太传统奉为“上帝之法”(torath ha’elohim),解作泛义的言行规范、信念与礼仪的教导。几千年来,它先后接受了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阐释,至今仍指导、约束着世界各地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尊严与理想,做辨别是非善恶、民族认同乃至划分异教异端的社会标准。在此意义上,这五篇经文可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生命力最强最久的一部“法典”了。 我原先的打算,是准备写一篇《摩西传》跟《五经》配搭的。但是《五经》译毕,去年暑假腾出时间,读了几种传记和一批“摩西时代”埃及、迦南、两河流域的文献及相关研究之后,却又生了新的想法。觉得需要慢慢琢磨,构思成熟了,才好落笔。当时已陆续收到读者同道对《创世记》的反馈,发现大家对译经之事颇有兴趣,而我也正需要总结经验。于是改变计划,把创作停下,先讨论翻译的实践和理论,包括西方的解经学传统、中文旧译的舛误类型或“病理机制”。这样,一共写了二十二封信,加上先前完成的两则“译经博客”和一篇《创世记》采访,合称“宽宽信箱”,作本书的上编。讨论的题目与例证,则多取自下编《出埃及记》,即《五经》之二,俾便对照浏览。 那二十二封信中有一些谈及读书和此间的书店,或回忆师长,篇幅较短,蒙《南方周末》刘君小磊不弃,辟为阅读版专栏。内容除了《圣经》,还介绍若干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文学经——广义上的文学,包括哲学、历史、宗教等一切蕴含文学价值的思想文字——这些伟大作品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跟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病症,例如大学教育和学术的深度腐败、行业道德的全面崩溃,恰成鲜明的对比。我以为很值得研究。由此入手,或可为改革与反思拓开一条新路。我想,这也是百年来探索现代中国命运的先行者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的一种,故而,专栏就以“理想国”为名。 两则博客,原载上海《译文》杂志。《书城》复刊,录用两札。采访是应友人彭伦先生之请写的,先是送去《文景》,但不知出了什么故障,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故转投《南方周末》。不料《南方周末》发表不久,《文景》也登了,闹了个一稿两投。在此特向读者交代,并谢谢上述几家报刊的编辑和彭伦先生费心费力。 藉此成书之机,凡发表过的文章都重新修订或补充了例证。只有采访因是答记者问,为保留原貌和文气连贯,个别语句虽然与博客重复,亦不删去。上编论及、引用的经典和专著,列入“参考书目”,略作说明,置于卷末。此外,还编了一份“圣经年表”,记录一些重要的或可资对照的人物著作、历史事件。读者看过,可对《圣经》文本生成和传播的年代顺序有一大致的了解。 经书与各种西文的汉译,未标明译者译本的,均为拙译。希伯来语《圣经》我用的是德国斯图加特版Kittel-Kahle传统本(简称BHS),希腊语《新约》则取斯图加特版Nestle-Aland汇校本(NTG),皆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权威。 下编《出埃及记》译注的体例,一如《创世记》译注;章节划分、片断标题、插注、插图等事项,以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拉丁字母转写,请参阅《创世记·前言》。 本书写作期间,老友张祖建博士就比较语法理论为我释疑,外交部骆玉潇女士拨冗解答阿拉伯语问题,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热心安排讲座,北大出版社贺维彤君帮助检索吴经熊博士《圣咏》译稿,谨此一并致谢。 还要感谢许多热情读者的电邮。其中凡就拙著或译文提出具体问题或看法,并且我的原始中文软件能够阅读的,都简短回复了(但愿也送到了)。但有懂行的学生告诉我,由于网络服务商屏蔽电脑病毒和垃圾邮件,电邮往来可能受阻、遗失。我也发现好些国内地址无法投递,想必是这个原因。我注册于计算机网络,从做乔叟与中古英语的词汇统计开始,至今二十余年,仍是网盲,只好由它去了。 有一个读者朋友却是永远回复不了了。前年八月到北京开会,有两位姑娘来会议酒店采访,自报家门是《经济观察报》的苌苌和符郁。我因为日程紧,就提议“工作午餐”。吃饭时,苌苌忙着录音拍照,符郁提了好些问题。采访结束,符郁还在追问,我写的圣经故事里,那个跟雅各摔跤的“人影”,是神还是人?她文学底子不错,言谈敏慧、诚恳大方,聊得很开心。九月,采访记刊出,整理得挺细致。一晃过了元旦,苌苌贺年,我请代向符郁问候;苌苌说,她不在了,三号走的。我和内子哀痛了好久。后来得知,那天的饭钱是她们自费“埋单”的;我不懂行情,竟以为报社招待,又感到万分的抱歉。只能记下这些,并以这本新书向符郁姑娘的英魂致敬。 循先例,内子继续担任第一读者兼评家之职。从头至尾,我每写一稿,她必评一遍,或建议或质疑或辨析。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有时她仅凭我的译稿或英译,就能发现经文译注和阐述中的疏漏不妥或需要改进之处。可见乔姆斯基没错,语言的基本法则和深层结构是“内在”而相通的。 “他写诗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先师杨周翰先生译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记》,曾引述诗人此句自画像似的名言。译经至此,我也常有这慢慢舔出宝宝模样的奇妙的感受。为了纪念领我走进罗马文学和钦定本《圣经》那“光明世界”的第一位“指路人”,我把这本书题献给杨先生。 二〇〇六年五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月。ISBN: 9787108025913. 本书接续《创世纪:传说与译注》,也分上下编。上编研究《圣经》与文学翻译,包括西方解经学传统、中文旧译的舛误类型或“病理机制”,并以下编《出埃及记》为例详细说明。《圣经》之外,还讨论一组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文学经典,如荷马史诗、柏拉图《理想国》、西塞罗《论老年》、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神曲》和乔叟《鸟儿议会》。这些伟大作品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跟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病症——大学教育和学术的深度腐败、行业道德的全面崩溃——恰成鲜明对比。作者认为,由此入手提问分析,或可为改革与反思拓开一条新路。 全书插图五十四幅,卷末列有简明的“圣经年表”和“参考书目”都是专为配合读者鉴赏思考书中论及的人物故事、社会现象和经文哲理等问题而精心选编的。 目录 献辞 例言 上编 上帝说:光!就有了光 她身旁的丈夫 宽待“泰斗” 传教士“七月流火” 圣经里有没有密码 见不到起舞的苏格拉底 通天塔的教训 我凭名字认定了你 疯癫是宙斯的长女 海枣与凤凰 哪怕摩西再世 “罪恶”是女人还是男人 监护人谁来监护 她只爱歌手一族 天国的讽喻 新郎流血了,行过割礼了 谁写了摩西五经 猫头鹰的大眼 古狗、石阉和腰布 病语病句七例 禁忌的分寸 第一个情人节 我乃我是者 地狱里一对鸽子 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答彭伦 下编 出埃及记 圣经年表 参考书目

一个很棒的书友网站:aNobii.com

这两天试用了一个与豆瓣网类似的书友网站:aNobii.com,感觉很棒,尽管它仍处于 BETA 版试运行状态。aNobii 的界面设计比豆瓣精美得多(我很看重这一点,这是用户体验的极重要的一方面),功能也很丰富。美中不足是目前简体中文书不算多,但考虑到它有强大的通过书号导入书籍信息的功能,以及潜在的内地用户数量,简体中文书应该很快就可以增加起来。还有一个缺点是访问速度稍慢,希望未来能有改善。另外 aNobii 的制作者似乎不太懂普通话,其简体中文界面上一些用语翻译得不对,例如在首页上,把“帐户”译作“户口”,就是一个足以让人微笑的错误。 台湾网友 Orpheus 写了一则短文,较为详细地对比了 aNobii 和豆瓣功能上的差别,推荐阅读。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前言

《木腿正义》初版印数不多,三千,似乎面世不久就脱售了,一直未重印。常有读者来信问起。现在终于再版,趁机做了四件我认为要紧的事。一是订正手民之误。我的原稿是手写的繁体字(小时候临帖养成的习惯),输入排版容易看错。这次请南京大学杨君全强帮助,整理了一份简体字Word稿,修订和编辑都方便了。二是找了三十多幅插图,增加阅读趣味,同时也希望对读者理解或欣赏书中论及的一些政法策略、神话传说和外国文学作品有所启迪。 第三,添加新的内容。我素来不爱作“孤文”,老觉得书稿计划外的零星文字犹如下围棋走出孤子,是“子力”不足甚至“恶手”的表现。可是习惯挡不住形势,每年都会“破例”写上几篇。五月底长周末(阵亡军人纪念日),把近年发表的孤文捡拢来看了一遍,发现多数可同《木腿正义》的两个题目法律跟文学衔接。于是有了“增订版”的想法。体例不变,仍旧分上下编,上编研究法律(包括法律教育、法学方法),下编讨论语言文学、宗教神话等。这样,一共增补了十五篇,在目录中以一空行跟初版的文章隔开。而全书的内容,自一九八七年迄今,恰好二十年,大略可算一份读书心得和思想轨迹的记录。 第四,旧文的缘起,初版没有说明,我想应该补上。上编开头的四篇,原载《读书》杂志,是沈公昌文先生和赵丽雅(扬之水)女士多次来信关心督促的结果;回头再看,有点像《政法笔记》的预习。《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等五篇,先后发表于(英文)《香港法律学刊》、《二十一世纪》、《中国书评》、《北大法律评论》和《中国文化》,侧重法学方法。下编《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等六篇,本是为郑培凯教授创办的《九州学刊》作的书评。《九州》可能是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界惟一的汉语人文学刊,郑先生把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前辈学者几乎全请到了。他们也大力支持,不仅赐文争鸣,还多次在哈佛燕京礼堂以学刊名义举办讲座;记得有王浩、张光直、杜维明、余英时、许倬云、高友工、张充和与傅汉思先生。李耀宗老师把我介绍给郑先生。我问郑先生写什么好,他说缺书评。我就写了五篇一组,借书评的形式,结合当时在哈佛的学习,介绍一点欧洲中世纪文学和晚近的研究。写到第六篇(评友人哈金的诗集),考取了法学院,才停了笔。 新增添的文章,写作背景各篇自有交待,此处不赘。 除了上述诸位友人和各篇尾注提及的法学界同仁,我还要特别感谢彭伦、陈佳勇、汪庆华、沈明四位先生,谢谢他们就拙著《玻璃岛》、《政法笔记》和《创世记》所做的采访。彭伦先生另有一篇《创世记》采访,已经收在我的新书《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2006),这儿就不重复了。 内子抽空通读了全书,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尽量不动原稿文字和语气),使得增订版增色不少。 最后,这本小书也是对所有那些“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的高贵灵魂的一个纪念。 二〇〇六年六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

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增订版除了比旧版增加十五篇文章之外,还增配了三十余幅插图。ISBN: 7301114044; 9787301114049. 目录 增订版前言 1 第一版前言 3 法律与文学(代序) 9 上 编 木腿正义 37 法文化三题 44 秋菊的困惑和织女星文明 52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 60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或中国干人权何事 66 法学的理想与现实 76 一九九七年香港知识产权法改革与台商权益 86 功亏一篑 96 论证过程中论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 113 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 118 我是呆账我怕谁 134 推荐书目、编案例与“判例法” 141 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147 临盆的是大山,产下的却是条耗子 155 为什么“法律与人文” 162 致《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二) 168 下 编 “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 173 “去地狱里找他爸爸” 198 “神不愿意,谁守得贞洁?” 218 脸红什么? 242 “奥维德的书” 250 墙与诗 269 大红果果剥皮皮——好人担了个赖名誉 279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 284 “蜜与蜡”的回忆 292 通过写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业 301 向“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致敬 308 致友人 313 日记一则 315 西洋人养cow吃beef? 317 雅各之井的大石 319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内容简介与目录

奈尔肯、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本书是有关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理论研究的专论性文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一般理论探讨;下编为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个案研究。全书由12篇专题文章组成,它们代表了西方法律社会学领域关于法律移植理论与实践的晚近前沿成果,其中涉及法律移植的一般理论、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法律移植与国家政治、法律移植与现代性、法律移植与全球化以及日本和东南亚等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与教训等各种问题。本书所论述的问题和提供的材料对于探索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路径,思考法律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构建现代法治,都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研究法学、社会学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立法、司法等实践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适合对法学、社会学有兴趣,特别是关注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移植问题的一般读者。 目 录 前言/J. 菲斯特、D. 奈尔肯/3 译者前言/高鸿钧/7 上编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理论探讨 导言/高鸿钧 译/3 第一章/法律适应的社会学探讨/D. 奈尔肯 著/高鸿钧 译/8 第二章/何谓“法律移植”/P. 罗格朗 著/马剑银 译75 第三章/存在法律移植的逻辑吗?/R. 科特雷尔 著/马剑银 译/95 第四章/对科特雷尔和法律移植的若干评论/L. 弗里德曼 著/马剑银 译/128 第五章/国家形成与法律变迁: 国际政治的影响/A. 杰汀霍夫 著/刘辉 译/135 第六章/从法律的全球化到全球化下的法律/W. 海德布兰德 著/刘辉 译/157 下编 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的个案研究 导言/高鸿钧 译/185 第七章/日本产品责任的死产与重生/L. 诺塔基 著/傅建奇 译/193 第八章/日本法律话语中的现代性缺位/棚濑孝雄 著/高鸿钧 李敬 译/243 第九章/东南亚的比较法与法律移植:“习俗杂音”的意蕴/A. 哈丁 著/高鸿钧 译/258 第十章/市场化、公共服务与普遍服务/T. 普罗塞 著/傅建奇 译/287 第十一章/法律与法律制度的输入与输出:国家“宫廷斗争”中的国际战略/Y. 德兹莱 B. 加思 著/鲁楠 译/307 第十二章/兀鹫东飞:不良债务市场的创设与全球化/J. 弗拉德 著/高鸿钧 译/325 索引/357 译后记/译者/370

高鸿钧:《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译者前言

记得曾经有那么几十年,法律继承问题在中国是禁区,“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之类的名词自然都属禁忌之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法律继承问题很快就成为了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稍后,“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问题也进入了法学家的视野,并成为了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内以“法律移植”或“法律文化”为题的各类研讨会接连不断,并出版了许多专题著作,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它们从黑得发臭到红得发紫的大起大落,记录了中国法学的曲折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法治的坎坷命运。 在当今中国,“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以为它们只是中国法学的热点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们是当今世界比较法学和法律社会学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例如,西班牙欧尼亚提国际法律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系列国际研讨会,就多以法律文化作为议题并从不同维度涉及了法律移植问题。这些讨论反映了国外关于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的研究趋势。本书就是该研究所举办的第三次研讨会的文集,由组织者D. 奈尔肯(David Nelken)和该所所长J. 菲斯特(Johannes Feest)主编。该文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一般理论,下编是个案研究。原书以英文出版,书名为 Adapting Legal Cultures,直接翻译成中文为“适应法律文化”。本书内容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外来法律适应本土的法律文化,其中多篇文章直接或间接讨论了法律移植问题。为了更明确地突出主题,我们在征得奈尔肯教授的同意后,把书名译为《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

冯象:雅各之井的大石——《摩西五经》前言

译经历来是件大事,因为译家(或其委任者支助者)多抱有远大的理想:为传教,为拯救灵魂,为宗教改革(如马丁·路德),为结束教派冲突、赢得政治安定和国王陛下的荣誉(如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等等。 我的想法却是纯学术的和文学的,就是看到中文旧译舛误太多,无文学地位,希望改变这不理想的状况。 《圣经》来华,几经波折。通说可上溯至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派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抵长安,宣道译经,建波斯寺(又名大秦寺),封镇国大法主。所传景教,一度号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781)。直至武宗灭佛遭到波及,才衰微了,没有留下经书。之后,元初、明末有方济各会和耶稣会会士先后来华,如蓄须留发的“西儒”利玛窦(1552-1610),但并未促成中文译经。十九世纪初新教东渐,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参照大英博物馆所藏天主教“巴设译稿”,译出《神天圣书》(1823),“新旧约全书”始传中国。 自马礼逊以降,《圣经》中译(全本与选译)将近四十种,但现在流行较广的仅有三种:和合本、思高本、现代本。和合本(1919)是清末民初新教诸派妥协合作的成果,几代英美传教士在华译经的最高成就,“天鹅之歌”,对二十世纪白话译经的影响极大。但由于传教士译者的西学与近东语文造诣不深,又疏于考证,尽管用钦定本的修订本(1885)即英译而非原文善本为底本,仍不免屡屡误读。尤其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旧约)中近东名物风俗,频频误译;如海枣(椰枣)作棕榈,纸草作蒲草,金合欢木作皂荚木,(亚当夏娃的)腰布作裙子,(上帝造来安放日月星辰的)苍穹作空气,不胜枚举。中文表达更是通篇病语病句。例如《创世记》第二章,上帝下达戒谕,禁食善恶智慧之树的果子。和合本作:“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2:17)。这些缺陷,特别是动词、动宾搭配和介词使用不当(一般学外语,动词介词最难掌握),往往为后来的译本所继承,包括思高本和现代本,给读者带来不少困惑。我在别处分析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病语病句七例》,北京三联,待出),此处不赘。 天主教思高本(1968)对和合本有所订正;且因其注重原文字义与拉丁语通行本(罗马教会传统上的标准经文)的解释,基本直译,不修文采,较为可信。联合圣经公会的现代本(1979)译自英语今天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1976)。但后者是专为母语非英语的人士准备的,文字浅显易读,不求精确,难处或简化或略去;现代本亦遵循这一传教方针,“以初中学生的中文程度为标准”(序言)。 综上可见,《圣经》中译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是回到原文善本,重新理解移译;即在旧译之外,为普通读者(包括教友)和学界,提供一种基于现代学术成果的忠实畅达而便于学习研究的译本。这是拙译的首要目标。 其次,还要打破中文《圣经》同现代汉语文学的隔膜。旧译不入文学之林,一半是历史造成的。好些因素合起来,凸显了旧译的佶曲聱牙:“五四”发端,白话文学迅速成长、成熟;二十世纪下半叶剧烈的社会变革,加上推广普通话,促使文学语言口语化;以及大规模翻译宣传马列经典,欧化句式进入大众传媒——现代汉语从未像今天这样善于吸收、包容而生机勃勃。换一角度,也可以说,二百年《圣经》中译,第一次得了争取文学地位的机缘。 这机缘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站高一点,观察《圣经》的西文翻译例如英译的大形势,稍加对比即可明白。我举一部新近问世的英译《摩西五经》(诺登书局,2004)为例。新译出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奥特(Robert Alter)教授之手,注释详实,广征博引,颇受好评。奥特先生是圣经学专家,阐发经文义理,可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是他的译文,依我看,真叫吃力不讨好。本来他有一套“陌生化”或讲求“原汁原味”的理论,用来评骘各家译文,是不必在自己身上验证的;免得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奥特先生忘了,译经不光是做学问,更是译者之间文字功夫与风格意境的较量。而那较量,是要以前人的优秀译本在母语文学中的地位和实力为标准来决定成败的。一个英译者,在钦定本的巨大阴影里译经,头上群星灿烂一个个“吮吸了钦定本乳汁长大”的不朽名字:从弥尔顿到惠特曼,从《白鲸》到《荒原》,叫他如何落笔?他又能期待什么?难怪奥特先生的新译的好些段落,读来似曾相逢又不相识了,如《五经》结尾“摩西之死”那一句出名的难译的长句(《申命记》34:10以下): But no prophet again arose in Israel like Moses, whom the LORD knew face to face, with all the signs and portents which the LORD sent him to do in the land of Egypt to Pharaoh and to all hi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land, and with all the strong hand and with all the great fear that Moses did before the eyes of all Israel. 原来是从钦定本抄的,只改了几个词,删去四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逗号。然而每一处变动,都削弱了文句的节奏和力量。让我们大声念一念钦定本,感受一下经典译文之雄浑悠远;先知逝世,族人无尽的思念与希冀,如何全部托付了上帝之言: And there arose not a prophet since in Israel like unto Moses, whom the LORD knew face…

冯象译注:《摩西五经》[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摩西五经》[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ISBN: 9780195964899. 简体中文版:《摩西五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ISBN: 7108043688, 9787108043689。 目录 [PDF] 献辞  v 前言  ix 谁写了摩西五经?——译序  xv 创世记 Bereshith  1 出埃及记 Shemoth  103 利未记 Wayyiqrah  181 民数记 Bemidbar  233 申命记 Debarim  309 附录 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  383 圣经年表  391 参考书目  395 相关链接:《新约》、《智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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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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