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 · READING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但是在和谐社会，你肯定很难看到这本书。

好在该书电子文本可以在网上找到，请自行搜索，比如这里。

补记：据说海关并不拦截这本书，但不知为何淘宝网上迄今无人销售此书。如有出差港台的朋友，或可代购。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BC – 43 BC）是古罗马一代文宗，其著作涉及面极广，既有打官司的讼词，也有哲学、政治学和宗教领域的著述，更不要说彼得拉克在1345年发现的那几百封书信了。若对古罗马文史缺乏了解，对西塞罗雕琢、繁复的文风没有体会，那么翻译（translate）西塞罗很容易成为对他的“侵害”（transgress）。买到汉译本《西塞罗全集》第一卷《修辞学卷》时，我便替译者捏一把汗，待看了译文之后，我早已被惊出好几身的冷汗了。

　　译者翻译所用底本，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译本。他沿用英译本的做法，把Ad Herennium（译者翻作《论公共演讲的理论》）列为第一篇。译者在“内容提要”中说：“本书是否西塞罗本人的作品在西方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可是据我所知，“主导性的意见”刚好相反。据考证，Ad Herennium 约作于公元前一世纪初期，是现存拉丁文献中最早的关于修辞学的系统论著。在中世纪以前，这部书的抄本大多将西塞罗题为作者。但是自十五世纪开始，人文主义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便开始质疑西塞罗是否真的是此书作者，并且当时已有其他学者将此书排除在西塞罗作品之外。这样一代代研究考证下来，只要您随便翻阅几部研究古罗马修辞学的著作，从英国学者Atkins的《古代文学批评》第二卷（1934年），到加拿大学者Grube的《希腊罗马批评家》（1965年），再到意大利学者Conte的《拉丁文学史》（英译本1994年）和美国学者George Kennedy的《古典修辞学史新编》（1994年），没有一位将这部书归在西塞罗名下。译者也许无暇翻阅这些基本参考书，可是就在他依据的“洛布古典丛书”英译本中，英译者Caplan在英译者序里明明说过“虽然以西塞罗为作者的观点仍不时出现，但近来所有的编校者均以此说为谬”，“此书作者问题不时引起学者讨论，但从未获得最终解决，也从未让所有人满意。我以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将此书归于一佚名作家笔下……”译者只要认真看过这篇英译者序的前三页，我想他绝对不会说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　　
　　
　　西方古典修辞学有很多基本术语。比如按照“演说”（oratory）的主题和功能，一般将“演说辞”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庭议”（deliberative），专门讨论军国大事，比如宣战、媾和、立法等等；第二类是“诉讼”（judicial或forensic），用于在法庭上控告他人，或者为当事人辩护。第三类是“赞咏”（epideictic），服务于讴歌君主和颂扬英烈。当西塞罗将这三个修辞学基本术语放在一起讨论时，译者尚能知其差别，勉强翻出大意。而一旦它们在文章中“落单”，译者一下子就双目迷离，辨认不出了。比如第150页，forensic单独出现了，身边没有 deliberative 和 epideictic “相伴”，译者忘记其义当为“诉讼”，三次将它译成“辩论性”。又如第170页，出现了一个 deliberative style，这本来是议论国事所应使用的文体，而译者却译作“演讲术的精致文风”，估计是将deliberative往deliberate（深思熟虑）的方向上理解去了。对修辞学基本术语不熟悉、不敏感，却勇于翻译古罗马修辞学巨擘的鸿文，正好比不懂悲剧和史诗的基本差别，就胆敢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样。

《智慧书》[The Books of Wisdom]，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ISBN: 9780195498325.

简体中文版：《智慧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ISBN: 9787108055927。

——

目录

献辞　　v
前言　　ix
唱一支锡安的歌——译序　　xiii

约伯记　Iyyob　　1
诗篇　Tehillim　　95
箴言　Mishle　　361
传道书　Qoheleth　　443
雅歌　Shir hashirim　　467

附录
释名　　489
参考书目　　512

——

相关链接：
《摩西五经》
《新约》。

前言其实是后记，依我的习惯。一本书写好，修改完毕，连同附录献辞参考书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头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读者和友人交代、感谢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回顾的时刻。

按常规，仿佛还缺一长文，讨论《智慧书》的历史背景同结构内容。然而，这五篇经文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差异极大：《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慧文学”，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但它们的风格、哲理与教义又各不相同，难以放一块儿讨论。倘若分别作文章探赜索隐，似乎又超出了本书的体例和目的。毕竟，译本不是论著，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为译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创作”，译者就要十分注意为读者留余地，而不应越俎代庖，替他读书下论断，尤其像《圣经》这样蕴含了无穷教导和启示的经典。这也是拙译的插注一般不涉及神学诠解，不追求微言大义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原先用过(见拙著《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北京三联，2003)。就是作一份“释名”，为五篇经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镇、动物植物，以及相关圣经学术语，做一扼要的介绍。置于附录，供读者随时查阅，“链接”浏览。如此，“译序”即可聚焦一个题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题目我选的是希伯来诗律，因为智慧书乃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原文格律修辞等语言手段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于译家，正是他的译文力图再现、转换而“再创作”的一个个文体元素；对于译本的读者，则是为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而《圣经》的中文旧译，无论文言白话，错漏最多、笔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诗体的章节。这里面，是有好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的。

智慧书五篇，传世抄本讹误较多，远不如摩西五经整齐。部分段落顺序衔接紊乱(如《约伯记》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断句训读，历代注家歧见纷纭。故拙译在底本德国斯图加特版传统本(BHS，1997)之外，参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译本(如希腊语七十士本、亚兰语译本、古叙利亚语译本、拉丁语通行本)的异文异读，也大大增加，详见各篇插注与释名。插注中，“原文”指BHS编者校订的经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另读”则指该抄本页边所录经师附注(masorah)，或编者脚注列出的传统读法。

译文的体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一如《摩西五经》(牛津大学/香港，2006)，此处不赘。仅说明三点，因为常有读者电邮问起。第一，经文原本不分章节(亦无现代标点)，至欧洲文艺复兴，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划分，渐成定例。但这一套章节设计与经文的叙事、诗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话断为二节，一首短诗横跨两章的情况。所以章节只是方便检索引证的一个系统，跟如何诵读或理解经文未必相关。这是读者须了解的。此外，传统本的分章与拉丁语通行本略有出入。因为英语钦定本的章节跟从通行本，而中文旧译如和合本又以钦定本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与传统本分章不一致处，插注中都标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节的读者对照。

第二，同样，译本里散文的段落，诗歌分行划阕，加标题，也是现代译经的惯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样。为的是便利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而做的文体选择(详见译序)。

第三、希伯来经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汉译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纪传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篱，不仅加剧了教派对立，还阻碍经文合一运动，实为历史的遗憾。而在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和母语译本里，却只有一个诸派共尊的大写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无党派”的“统战对象”，对于这译名的分歧并无任何偏向。可是译经只能采取其一，没法兼顾；若自创新名，又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徒增混乱，委屈读者。而简单直译作“神”也不好，易与异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随汉语学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读者若愿意，读作“天主”也行，音节相当，应无大碍。

《摩西五经》问世以来，蒙读者包括许多教友的厚爱，来信鼓励或提出意见建议，还有专家学者著文评论，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现在《智慧书》将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继续领受读者诸君的指教——网络时代的写作，有个前人想象不到的好处：能够几乎是即时地获得反馈，隔着十二三个时区。

译经，在智慧的“传道人”(qoheleth)看来，恐怕也是太阳下无休止的一种“辛劳”，或上帝派给人子的“苦活”(《传道书》1:13)。然而人生幸福，却在那份“苦活”日积月累的所得，可以同无数人分享。这一点，我常得益于内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学术话语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记中文世界的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难。她的批阅、提问，总是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让我对学院派的玄谈和上不了口的“文绉绉”辞藻，时刻保持着警惕。

我以这本书纪念卢兄，我的哈尼阿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每当我乘着经文诗句的翅膀，飞入希伯来智慧的明光，我就离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纯酿，聆听一颗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宽仁之心的吟咏。而且我知道，从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见，四面八方汇拢到我笔下，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众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智慧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

龙树（Nāgārjuna）《大智度论》（Mahāprajñāpāramitaśastra）论及语言的生成时说：

如人欲語时，口中風名憂陀那（udāna）。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颈、腭、齿、唇、舌、咽、胸]，退。是名語言。如偈說：

風名憂陀那，
觸臍而上去，
是風七處觸，
項及齗齒脣，
舌咽及以胸，
是中語言生。[1]

这样看来，udāna（憂陀那）便相当于希腊人所谓πνεῦμα/pneuma，罗马人所谓anima，即作为生命根本征象乃至生命本身的气息。憂陀那或气息在体内流转，触及身体部位发生震动，便生成语言。它所触的七处身体部位，舌（jihvā）尤其为发声的代表器官。在以梵文为现存鼻祖的印欧语中，舌常常根本就成为语言的本名或别名，比如希腊文的γλῶσσα/glōssa ，[2]，拉丁文的lingua，进而至于由lingua所派生的langue, language等等。在梵文佛教典籍中，舌在语言生成中的中心地位，体现于著名的“广长舌相”（prabhūta-jihvatā）这一说法。广长舌相是佛三十二相之二十七相，谓诸佛之舌广而长，“從口中出，覆一切面分，乃至髮際”，且柔软红薄。佛经说“舌相如是，语必真实”，也必能“辩说无穷”；还说这样的舌，可以放出光明，而“諸光明[復次]變成千葉金色寶華。從舌相出此千葉金色寶華。光明徹照如日初出”[3]。作为佛相之一的舌相，具有这样的异能，其实是赋予了语和言以本体论的重要性。而金色宝华等奇妙的色相，无非是作为本体性的、宇宙论的佛言的真理性的征象。这样的舌从介乎无色界和色界、超验界和经验界之间的佛相，下降到人间，那么对人来说，咏诵金色宝华之舌发出佛之真言，其人之舌也会具备异能。《大智度论》中还讲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復有一國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摩訶般若波羅蜜》。是人欲死時，語弟子言：“阿彌陀佛與彼大眾俱來，即時動身自歸”。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積薪燒之。明日，灰中見舌不燒——誦《阿彌陀佛經》，故見佛自來；誦《般若波羅蜜》，故舌不可燒。[4]

这个故事额外的份量和意义在于，把《大智度论》从梵语翻译为秦言的鸠摩罗什（Kumārajīva），依照慧皎《高僧传》等记载，死后火葬时，其舌也不可烧毁：

[鳩摩羅什]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願凡所宣譯，流傳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即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依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5]

火不能毁的金刚般的红莲华舌，后来成为诗中的一个托题（topos），唐释齐己《赠持法华经僧》云：

我聞念經功德緣，
舌根可等金剛堅。
他時劫火洞燃後，
神光璨璨如紅蓮。[6]

梵文以舌为火，说火样的赤舌经火洞燃，脱化得璨璨如紅蓮，这是咏诵真理之言的结果。鸠摩罗什这位伟大的译经家一生咏诵佛的真言，并且充当真理的舌人，把大量佛经暨梵文诗歌翻译为汉语，他死后被附会了这样的奇迹，是多么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