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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仅有一幅图片，看来要测试一段时间。另外，张帆说：“单向街图书馆2006年1月1日正式开馆，下午两点开馆聚会，大家都来玩。”

冯象：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中)——法学方法的一般要求

关于法学方法，国内学界已有不少著述，尤其解释学这一块。这儿我想换一角度，针对当前法律教育面临的深重危机，与同学们探讨几个问题。

刚才说到，法律就其正式的名分上的制度架构和术语学说而言，是一门西学，虽然它的日常运作和政策内容不免是本土的。这一套西方进口的知识与话语权，如何用来处理——不仅仅论说，还要解决或掩饰——中国的问题，便是新法治成败的关键。我在《政法笔记》里分析过新法治的一些基本策略及其工具主义原则。不幸的是，工具主义跟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不但助长了本已猖獗的腐败，还从根本上动摇了文革后重建的学位制度和大学的信誉。法律作为热门学科自然首当其冲。形势如此严峻(不用举例，诸位比我明白)，我们对法律人的训练和成长能抱什么期待，对法学方法，又应怎样要求？

我想，至少有这么五点可以讨论：

让我从立法讲起。受过去欧陆“概念法学”和苏联教科书的影响，现时的法律教育大体是立法主导，以法条文字和文本分类来组织学理概念的。这一偏向容易使人忘记，法律从来不是学者头脑的产物，不是由书斋里构想的学说“进化”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远非透明的政治程序，相关利益集团反复谈判交易妥协的结果。诚然，时而有少数学者应邀参与起草或提交修订意见，但那意见一旦进入官僚体系，给个什么待遇？至多被幕僚赏识了，当作一句建言吧。这在主事者眼里，按照官场的逻辑，实在是卑微而不足道的。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法律本身不可能提供解释法律现象的手段即法学方法。相反，法条相互冲突逻辑混乱乃是题中应有之意；法律即使在本本上也不会有完善的一天。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不同场合对法律的规定总会有不同看法，法条的含义并无一种永持“中立”或“本质主义”的正确诠释(见桑斯坦，页8以下)。干部执法要考虑政策；法官司法须顾及民情；律师出于对客户的义务，只消不违反职业道德，就可以钻法条的漏洞；而学者的任务，则是追究这一切背后掩藏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并揭示其理论意义。社会批判和理论建构，便是我们法学方法的根基。这是第一要明确的。

第二，表面看来，现代法治的司法推理多取三段论的形式，实质上却是一路循环解释：即从法条中抽出原则和学说，再用该原则学说来分析法条的含义(例如若干要件)、论证其正确或错误的适用(对于剪裁了的案中事实而言)。司法推理其实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论辩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是经常需要诉诸权威、经验、修辞乃至法槌法袍一类“人民民主专政”的象征，才能让人接受的。难怪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法律不是别的，就是“主权者的命令”。但是，以政法策略观之，这循环解释却是有特殊功用的。正因为“自说自话”，自有一套定分止争的术语学说，法律才可以抵挡一些政治因素的直接干预，维持“独立”地位，至少在纸面上。这一点，并不因大量法条变为具文而有所改变。

第三，有鉴于此，我们对法律在纸面上的“独立”，它的各色装扮即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应保持警觉和适当距离。否则就难以观察法律的全貌，清醒地做出判断、采取行动。换言之，我们在校期间学习的其实有两类知识：一类是教科书上用法条术语和学说搭造的知识，包括司法推理；另一类，是课堂外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的与前者格格不入的经验，以及为揭露事物真相所需的怀疑、反思与批判能力。显然，这两类知识都是法律人应当掌握的。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后一类知识还普遍不受重视。当然，这也是政法体制的一种设计。

所以第四，我希望同学们多做社会调查。我们念法律，接受学术训练，求职谋生学术兴趣之外，无非是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公民、法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一些纠纷，包括国家法律所涵盖不了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多做社会调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看清法律的全貌，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社会调查可以是一手的，也可以是二手或结合文本解读的，视问题类型、资金条件及对象范围而定。但无论取什么方式，必须注重事实和数据的收集、分析。这就有一个立场方法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王亚新教授关于民事诉讼改革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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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通天塔的教训

宽侄：

这两天事多，老在外面跑，没查电邮。昨天回来，遇上一列极隆重的送殡车队，几十辆警车闪着蓝灯护送。到家才晓得，是阵亡军人。小伙子原是中学足球队队长，品学兼优，接着考上西点军校，更是遐迩闻名。毕业后派驻阿富汗，不想就这么走了，才二十四岁。我们去到天主堂时，门前已排起悼念的长队，两周前这儿刚举行过反战烛光集会……

上一信谈及苏格拉底，很高兴你找到了中译本。关于智慧不可教，从前我念法学院的时候读过一件奇案“哥伦比亚大学诉雅各森”(148 A.2d 53, 1959)，印象深刻，可作补充：

五十年代初，哥大有个旷课缺考毕不了业的学生，拖欠了一千美元学费。校方屡次催款不果，就把他和父母(保证人)告了。不料被告竟反诉哥大，要求赔偿七千美元精神伤害及财产损失；指校方诈骗学费，谎称可传授智慧、真理和正义。证据包括招生简章、课程材料、校长演说中涉及“智慧”等语词的片段，以及哥大的拉丁文校训“藉你的光明我们看到光明”(In lumine tuo videbimus lumen，语出《诗篇》36:9)。一共五十条反诉理由，另呈一沓附件，乃是“智慧”等概念的古今权威定义，从《韦伯斯特大词典》到《圣经》、柏拉图、《论语》和《古兰经》。一审学生败诉，旋即上诉至高等法院。那高等法院上诉庭的法官颇有涵养，毫不见怪，作了篇精辟的判词，道：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经典语录，本庭从头至尾“梳理”了，未见任何法理依据或适用先例。法律上所谓“诈骗”，其第一要件为“虚假陈述”；而违背常理的乖僻想法或强词夺理不等于事实，不能据以推论哥大对本校教育的宣传介绍为虚假陈述。何况“智慧”云云，说的是大学教育之理想，即众多学子希求达到，但人人懂得未必能企及的人生目标。遂驳回了上诉。

判词中“适用先例”一语，指英美法定案必须遵循的本院及上级法院的判例，或判例建立的法律原则或学说。遵循先例(在中国则是权力机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便是司法推理跟一般论述的不同之处。在形式上，可以说它更接近神学：两者都是从权威文本(经文、判例、法典)抽出原则来论证、辨析该文本的意义，这样一种无限循环的解释。当然，社会现实千变万化，司法如同解经，也可以旧瓶装新酒，随时“发现”或创制新的实质规范与学说。

这些道理你如果觉得有意思，我就扯远一点，讲个解经的故事。

有位律师朋友腻烦了办案子，他本是虔诚的性格，便考进耶鲁神学院准备当牧师了。听我聊起这“智慧案”，他大感兴趣。因为被告反诉的理由，说到底就是利用语词的歧义，正应了《创世记》里巴别塔的教训：宁录率民众造通天塔冒犯天庭，被耶和华扭了舌头。从此人类分出无数语言，动辄陷入无穷争辩。

可是，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消除误解，重新统一语言呢？他提出这么个问题。问题背后，则是解经者的基本困境：经文载于人类的语言，而语言已被上帝搅乱，如何用乱了的语言诠释经文，恢复“本真”？无怪乎历代经师众说纷纭，穷根究底，乃至上溯太初，“大地无形一片混沌”之际——

上帝说：光！就有了光。

这是上帝的创世之言。然而，一如他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这创世之言并非人类可以摹仿的语言——按照经文，那时还没有人类和鱼虫鸟兽，连照耀大地划分昼夜的日月星辰也没有——而是上帝的大能、那变“无”为“有”的意志的展现。要等到耶和华抟泥造了亚当，世上才有了颂扬造物主、聆听上帝教导并给飞禽走兽起名的人，以及最早的语言。

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这伊甸园或天堂的古语便是希伯来语，因为毫无疑问，上帝之言首先是以《摩西五经》传世的。故而通天塔故事说的是异族蛮语的诞生，而非天堂语的失落。但是，基督教兴起后，希伯来语成了“旧约”和“旧教”(犹太教)的文字，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博学的以西多主教(Isidorus Hispalensis, 570-636)认为，人类有三门神圣的语文：希伯来、希腊和拉丁。因为耶稣去骷髅地受难，背负的十字架上，他的称号是用这三种文字写的：“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约翰福音》19:20)。不过这些文字虽然神圣，却不是亚当的遗产。人祖口中的语言直接来自上帝，特征为音义名实或词与物的完美对应，亦即万物的本质(modi essendi)与能指(modi significandi)不分彼此的“本真”的合一(《词源》9:1)。

这学说在中世纪影响极大，如《神曲·天堂篇》二十六章，亚当的灵魂告诉访问天堂的但丁(1265-1321)：我说的语言，早在宁录之民妄图造塔之前就失传了。人的理性哪能持久，嗜好只会随天体变更；他说话吐音全凭习惯，仿佛树叶，一片掉落，又长一片。

倘若这样，语言混乱歧义百出便是人性的弱点所致，不全怪巴别塔了。巴别塔又意味着什么？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矻矻终日。我最欣赏的，还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教授一篇研究但丁的文章，称得上旧瓶装新酒的范例。

但丁完成《神曲》之前，写过一部拉丁文名著《论俗语》。其中阐发的一个重要观点，据艾柯考证，是把具体场合交流思想的语言(ydioma)和生成言语的抽象规则(forma locutionis)作了区分(卷一章四)。前者在经文的记载，始于夏娃与蛇关于智慧之果的对话(《创世记》3:1以下；此前亚当给动物取名，在但丁看来不算交流思想)。后者才是上帝恩赐亚当的天堂语：一套完美的普世语法的深层结构与基本规则。于是，但丁巧遇“奇缘”(艾柯的书名)，成了现代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先驱。并且一石二鸟，破了巴别塔/天堂语的困局：首先，希伯来语虽然是上帝之言的载体，但作为思想交流的日常工具，只能是亚当遵照天堂语或普世语法“双唇的创作”；作为上帝的安排而传世，则是为了将来救世主降临，有一门圣洁的语文可供他使用。其次可以推论，耶和华搅乱的不是亚当子裔的语言表达能力。人类在巴别塔失去的，是那套天堂语的生成法则。或者说，巴别塔之后，虽然族群间通过交流融合，仍能拆除一些语言藩篱，产生地域广大的“普通话”，但忘记了天堂法则的人类的语言从此就永远处在流变中了——除非时间终了，获救的灵魂重返天堂。

草草至此，约略勾画解经的路数，可能讲得深了一些。

至于巴别塔，学界通说原型为巴比伦的七阶庙塔(ziggurat)，高者可达九十米，供祭司“登天”参拜神明。有一座遗址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古城吾珥(‘ur，太阳升起之地)，即经文所载亚伯拉罕一族的故乡(《创世记》11:28)。那一带是人类文明与文字的摇篮，我们一直想去看看，可现在已是流血的战场、仇恨的温床了。

二〇〇五年九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12.15

艾柯：《奇缘》(Serendipities: Language and Lunac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读缪哲《北岛的“世界诗学”》有感

缪哲先生（和他的同学刘皓明）对我来说是那种“文不多见”但“逢文必读”的作者，因此当F老师在第一时间转来缪哲这篇《北岛的“世界诗学”》的时候，我真有些惊喜的感觉。文章的境界和妙处就不说了——说也说不到点子上，而且有自诩比作者高明之嫌；这里单从“挑刺”的角度谈几句不同意见。

对于北岛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世纪金链”专栏系列文章（即《时间的玫瑰》），我重读和初读的感觉有很大不同（感谢F老师的指教），这一体验使我想起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讲的那个著名的比喻：登高之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只有超越了梯子，才会正确地看待世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只是残酷而已。）北岛的这本诗评自有其牵强、造作、自负、失控、虚假、错误等拙劣之处，但公道地说，它并不是糟糕到了一无是处的地步，对于不了解或者很少了解外国现代诗歌的中国读者来说，它至少还是一部“梯子”。这是我对北岛这本书的基本看法。

回到缪哲先生的这篇评论文章，我有如下几点读后感：

按我的理解，缪先生文章的主旨在于指出并批评“北岛的自负”，其主要理由大约是(1)北岛此书罗列欧美诗歌“以前的诸家汉译本，各摘其瑕疵；最后殿以自家的译稿，明其妙处”；(2)北岛“自称不通德文”，却“说里尔克不伟大”。对第一点理由的评论留待后面说。这第二条理由，依我看略有误解或者树靶子的嫌疑。我并不记得北岛曾说里尔克不伟大。（说一句或许离谱的话，即使我没读过北岛的那篇文章，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这并非因为我信任北岛的眼光，而是因为我不信任他的“勇气”。）固然，北岛在《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的第一节里就说里尔克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但在后文第十节他又“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了]修正”。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岛这篇文章首句开宗明义而且贯穿全文的中心命题就是：里尔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立场和观点还不够明确吗？不知缪先生何来北岛说里尔克不伟大之断言。

第一点理由所述事实本是文学批评的常态，指出前人翻译的瑕疵并提出自己改进的译文，难说就是“自负”了，至少绿原的翻译不是不可批评的（如：秀陶《中国有人？中国无人！——绿原译〈里尔克诗选〉读后》），而且北岛对前辈翻译家的工作还是心存敬意的。对于诗歌翻译的批评与反批评应该就翻译和诗歌本身展开，仅用“自负”这样一个带有“诛心之论”意味的词语就把作者打发掉未免有点不“费厄泼赖”。而且缪先生这一批评的逻辑也大有问题：此文本是《时间的玫瑰》的书评，可大半篇幅抛开其所评之书，抬出美国汉学大儒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批评北岛写“世界诗”的旧文，将话题引向北岛本人的诗品和人品。北岛本人的诗品和人品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这与北岛在其《时间的玫瑰》一书中讨论诗歌翻译以及这一讨论的水准高下并无直接关系。以“人评”代“书评”是有失厚道的。而缪先生自己也对拿人品问题来说事的做法表示了不以为然：就 Owen 的批评文章来说，为北岛辩护的读者并没有针对批评本身提出反驳，而是说 Owen怀有“白人的傲慢与偏见”。——这，可算是自相矛盾了吧？

然而矛盾还不止于此。缪先生说“我对诗是外行，……所以北岛指摘的，我懵然不知坏，北岛自负的，也愧不能赞一辞”，“里尔克伟大不伟大，我不清楚，因我不懂德文”，既然如此，何来此文呢？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大概是常有的，可五十步笑五十步的事情却决不多见。

张乃根＋龚柏华＝胡庄君？

今天复习科斯的名文《社会成本问题》，想起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

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3月)一书中，这篇文章的译者是张乃根和龚柏华；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一书中，这篇文章的译者是胡庄君；当然，一文多译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可奇怪的是：这两篇译文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难道——张乃根＋龚柏华＝胡庄君？

补记：一则留言：

我在网上看到“张乃根+龚柏华=胡庄君？”提问，感到也很有意思。我在约15年前不想打的官司，居然现在别人在网上提起。如果细心人查阅有关文献，可以看到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最早中文译本是我与龚柏华翻译，编入《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1990年10月），后又编入再版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1994年3月）。我早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1年12月）出版时就发现有一个“胡庄君”抄袭我们的译文。当时与同一责任编辑虞虹联系，据说是胡的译文有问题，责编将我们的译文搬过去，编入。考虑到与三联总编的关系，我没有再追究下去。如果谁不了解情况，在网上不负责任发言，请注意法律后果。张乃根（复旦大学法学院）
Comment by Anonymous @ 2006-3-8 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