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诞辰400周年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7.15 — 1669.10.4)
冯象：我乃我是者
《理想国》之二十三
宽侄：
BBC 四台“最伟大哲学家”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独占鳌头，这事其实不奇怪。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根深蒂固，跟美国大不相同。现在国内看西方，习惯了站在美国这扇窗子后面，所以才惊讶了。
我看你最近的文字带了翻译腔，可以读读马、恩。一方面学点理论；另一方面，“欧化”句式发展至今，已有一定的套路，运用得当，可以非常漂亮甚至气势磅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恩喜用排比、反讽，报刊学界模仿者众多。故而前两年我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列编译局的文本是现代汉语“欧化”的范例，那种精确、宏大、批判意识和复杂句式，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改变了。
不过要记住一点，“欧化”无助于学习西方语言。所谓思维方式的改变，只是就观念和意象的把握、建构，以及理论关怀的意趣与深度而言；不是指语言结构。翻译腔再重，模仿得再地道，也还是中文的“词根孤立语”(root-isolating)语法。而外语(活语言)的掌握，如马克思所言，须暂时忘掉母语，摆脱翻译，练习直接用外语思维，直至“领会那新语言的精神，才算运用自如”(《选集》卷一，页604)。
过去上海有一家电影译制厂，专为外国电影配音，不知还在不在。那是标准的翻译腔，文绉绉的，像话剧，颇有感染力。可是你看原版片，听听外国角色说话，什么味儿都有，惟独没有那文绉绉的声腔。然而配音演员的功劳就在这里，创造了一种脱离原版、为中国观众定制的“欧化”对话文体。再如新诗，往往是精心“欧化”的，但是不能“倒回”诗人取法的西文里去。译成例如英文或法文，很可能味同嚼蜡，因为那样的“意象思考”(如庞德)、“通感”象征(如波德莱尔)、“放逐抒情”(如爱略特)，在英文和法文诗里是早已用滥了的。可是引入中文却有张力和诗意，能刺激少男少女的情感与想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二十世纪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为“文明社会”制定法则的老到的西方列强面前——也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初识“现代”，慕求新知，躁动不安。马列文本同西方经典的译介，便不仅是精英政治和话语权斗争的产物了；翻译和“欧化”还是现代汉语知识生产本身的需要，是汉语进入“现代”重拾自尊的唯一门径。
前信谈圣名与禁忌，我怕深了，你倒饶有兴趣。再从译经笔记中抄一题给你，《出埃及记》第三章“圣名降世”一节，也是中文旧译老栽跟头的地方。
摩西为岳父放羊，至西奈山(又名何烈山、上帝之山)。忽然上帝借天使形象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命牧羊人返回埃及，带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去一片“奶与蜜之乡”。摩西大惊。尽管上帝答应“我会与你同在”，他仍不放心，说：假如我遵命回去，向族人宣布，我是祖先的上帝派来的，他们会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回答呢？
上帝的答话，便是经文里极重要的一句圣言(3:14)：’ehyeh ‘asher ‘ehyeh。字对字地译成英语(如钦定本)和汉语，就是(括号中为词性)：
‘ehyeh | ‘asher | ‘ehyeh
I am | that | I am
我是/在/有(动) | (关系助词) | 我是/在/有(动)
我们讨论过希伯来语动词“是/在/有”(hyh < hwh)及其使役形式“生”与圣名(yhwh)的密切关系。此处，这一动词(“我是”)既呼应着上帝对先知的允诺，“我会('ehyeh)与你同在”，更暗示了圣名与耶和华永恒惟一，“一切在我，我生万物”的神性。所以，为强调圣名和神性的提示，七十士本特意把“是/在/有”转换为名词性的阳性分词加冠词：ego eimi ho on，英译：I am the Being。但这译法的缺点是放弃了原文的对称句式和循环复义，不够含蓄。故通行本直译：ego sum qui sum，钦定本从之：I am that I am。路德本动词作将来时态，亦通：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
与经典西文译本相反，中文旧译多试图意译，即离开原文句式，改用一短语释义，直称上帝的神性，例如：
马殊曼本(1822)：我也即吾乃矣。
委办本(1854)：我自有而恒有。
高德本(1868)：我自有所有也。
和合本(1919)：我是自有永有的。
思高本(1968)：我是自有者。
吕振中本(1970)：我是永恒主耶和华。
现代本(1979)：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
新译本(1993)：我是自有永有者。
八个译本大致采用三种译法：吕振中本和现代本的译文读来顺口些，只是太直露了，口吻不对，亦非上帝的原意。上帝并没有给自己下定义。他的意思，是要摩西和以色列人自己去琢磨领会，所以才设下了这个“字谜”。
委办本至思高本、新译本，都是拿“有”字作文章，取其“存在”之意。然而，“有/存在”只是圣名复义中的一个义项。“有”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术语和反复诠解的概念之一，是中文读者的熟词，用来提示圣名就不够警醒。何况为便利阅读计，“自有”“恒有”“永有”，到底不如“永恒主耶和华”或“创始成终的主宰”来得明白易懂。其实这是翻译的常识：一般说，译戏剧性的故事对话，例如亚伯拉罕夫妇热情款待耶和华与两位天使(《创世记》十八章)，可多用口语熟词，以求生动，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或道德情感。但原文哲理教义的术语、别具一格的比喻，就应当取陌生些的直译的说法。
惟有最早的马殊曼本是直译，“我也即吾乃矣”。虽然口气迂腐，路子却是对的。翻译如同作文，简洁“不隔”为上。双关复义的“字谜”，能直译的总归直译为好。既贴近原文的词形句式，不易误解，又能暗示圣名的丰富含义，与注释配合。不过，“乃”字在此处只可作系词，无法跟原文“是/在/有/生”，即动词“to be”在西方哲学、文学和神学史上的深厚传统建立联想。这是译经伊始，传教士们就拿它没办法的一个难词。委办本以降，无论用“有”字意译，还是如吕振中牧师那样以“永恒主耶和华”直称，都是因为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对等的涵盖“是/在/有/生”全部义项的动词。
但是今天，汉语的韧性已大大增强，远非二百甚至二十年前可比。在哲学界，“是”字的含义正在变宽；基于当年陈康先生的主张，学者们开始探讨用“是”来转译“Being”(德语：Sein，希腊语：on)的可能。原先受马、恩著作翻译的影响，动词“是/在/有”当哲学范畴讲，通常是统一译作“存在”的。但近年来这“标准”译法受到了质疑。尤其西方哲学译家王太庆先生发表论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1993)，引起了热烈讨论。按照王先生的意见，“存在”改译为“是”，看似生硬，许多哲学史的问题反而容易说通。例如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通译“我思故我在”，人因为(能够)思维而(证明)存在，就过于狭隘了，难免误会。译作“我思故我是”，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命题，值得好好研究。廓张“是”的义项，有利于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同宗教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而丰富中文的思辨与表达。
既然已有这个开端，我以为“是”的“欧化”新用法，让它兼指“存在”“出现”“发生”，是可望逐渐为学界和读者接受的。而“圣名降世”一节的汉译，若想突破上述“有”字等片面诠释的困局，便系于这“是”字的演进了。有鉴于此，我就循通行本的先例，直译为：
我乃我是者。
这么译，我想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简洁，略同原文的句式风格；二是因其表达的陌生，读者须停下思考，一如那聆听着燃烧的荆棘的先知；第三，紧接着，不必意译拐弯，便可以凸显上帝谕示摩西的双关(3:14)：“你可对子民这样说：我是由‘我是’('ehyeh)派来的！”
二〇〇六年四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7.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陈冠中：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
特吕弗在当导演之前是影评人，他的影评集叫《我生命中的电影》，书的开始引用了亨利·米勒《我生命中的书》的一句话：“这些书是活的而且它们在跟我说话。” 特吕弗评论集谈到的是一些跟他在说话的电影、他他生命中的电影。当年——上世纪70年代末——我读到特吕弗的影评集，觉得里面的影评在跟我说话。
某些电影、某些书，好象一直是在某处等待，等你去看，等着跟你说话。
文章也一样。我是要到了1970年代中，才看到本文将提到的两篇1960年代的文章，它们像是在跟我说话，为当时的我而写，直观的感到在解答我朦胧的求索，如生命中其它重要的文章、书和电影一样，你如获灌顶，如开天眼 (“如”而已，并且这经验可以是众数的)，哪怕当时只是看个似懂非懂，却成了解放你的思想的过程部份，不管文章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两篇文章是纽约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和美国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垃圾，艺术和电影》 (Trash, Art, and Movies)。
四十年前(1964)，美国期刊《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用了20页篇幅，发表了31岁、几乎名不见经传的桑塔格的文章《“坎普”札记》 ，该文章于1966年被收进桑塔格著名的文集《反对阐释》，而该文集于2003年由程巍翻译成中文并经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垃圾，艺术和电影》 刊于1969年2月的美国《哈泼》(Harper’s)杂志，后被收在凯尔1970年的影评集《稳定往来》，并再被收进她的1994年影评精选本《供收藏》。《垃圾，艺术和电影》发表时，凯尔已50 岁，才刚当上美国《纽约客》周刊每年9月至翌年3月的影评人不久。
1999年，纽约大学新闻系全体教授加上17名外间评判，选出“20世纪美国100佳新闻作品”，上世纪是新闻学大盛的世纪，美国是新闻大国，名作如林，但《“坎普”札记》 (74名) 和《垃圾，艺术和电影》(42名) 竟双双入选，那一定是该群评判的偏爱，因为两文并不属于一般认知中的“新闻作品”。如果选的是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或美学单一文章，两文当选则该算是众望所归。
谈论“坎普”和垃圾的时候，常会链接到另一重要美学观念“刻奇”，为此下文将引进另一著名文章作为对比：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39年在《党派评论》 发表的《前卫与刻奇》 (Avant-garde and Kitsch)。
“坎普”、“垃圾”、“刻奇”，这三个当代美学范畴，互有渗透，又往往被混为一谈，但若要保留三个范畴的有用性，最好还是把它们分得细一点。
以下是模仿 《“坎普”札记》 的体裁(是为了致敬，并且是作为一种写作策略，而无戏仿之意)，把文章分成58段札记。
1. “坎普”这词，给中文用者很大的困扰。创意的译法有田晓菲的“矫揉造作”、沈语冰的“好玩家”、董鼎山的“媚俗”(可能是借“坎普”与“刻奇”的近亲关系)、王德威的“假仙”(台湾用语，指行为上的假装)，但都只突显了“坎普”某些特性而最终未能达意。本文选择用顾爱彬、李瑞华、程巍等的音译：“坎普”。
2. 桑塔格开宗名义说：世界上许多事物还没有被命名，尽管已命名，也不曾被描述，“坎普”这个精妙的现代感觉即为其一。感觉——配合英文可译成“感觉力”——不同于思想，本来就难说得清楚，何况“坎普”并非自然的感觉——“坎普”是对某些非自然的人为造作的偏爱。 » 继续阅读 陈冠中：坎普·垃圾·刻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