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谁写了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译序

希伯来语《圣经》的开头五记，犹太传统奉为上帝之法(torah，本义教导)；“上帝口传，摩西手录”，所以名之为《摩西五经》。

摩西和佛祖、孔夫子、苏格拉底一样，是万世圣哲。但他又是勇敢的革命者和老练的政治家。经书上说，他发动奴隶起义，带领族人逃出埃及，流浪荒野，在西奈山立约教民，训练军事。几经挫折，最后走到约旦河东岸，击败当地土著，建立据点，获取给养，正准备渡河攻入迦南(巴勒斯坦古称)，上帝却把他“召去”了：“耶和华的仆人依照耶和华的旨意，殁于摩押”(《申命记》34:5)；壮志未酬，他没能踏上梦寐以求的“福地”。

然而摩西不愧为耶和华的先知。临终，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立助手约书亚接班，当着会众的面移交权力，以确保政治路线的延续(《民数记》27:18以下)。二是循祖制，以族长身份祝福以色列十二支族并预言未来(《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将上帝恩赐的圣法逐条传授给子民，命其起誓，世代遵行。训示完毕，“摩西将律法(torah)写下，交给祭司……及以色列众长老，嘱咐他们：每过七年，到了豁免年的住棚节，当以色列全体集合于上帝耶和华亲选的场所守节时，你要向他们大声宣读此法。所有族人，包括男丁妇孺和各城客籍，都要召集起来聆听”(同上，31:9以下)。“就这样，摩西将律法一字字(dibrey hattorah)写在书卷上了”(31:24)。

按上下文的逻辑，此处“律法”应指先知的遗训(debarim)，即《申命记》的主要内容，而非全部五记。但是古人相信，圣书一字一笔皆蕴含无穷启示；在经师们看来，倘若“遗训”跟“五经”用了同一个“法”(torah)字指代，上帝的意思，便是要摩西手录《五经》，并且他确实那样做了。

于是《五经》归了摩西名下。基督教继承这一传统，也奉《五经》为摩西的“律法”(希腊语：nomos，如《约翰福音》1:45，《罗马书》10:5)。因为耶稣曾明确表示：“你们如果信摩西[之律]，就必然信我，因为他写的就是我”(peri gar emou ekeinos egrapsen，《约翰福音》5:46；旧译不通：“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还说：莫以为我是来废除律法或先知的，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阿门(amen，本义坚定，此处为语气词，表示强调；旧译“实在”)我告诉你们：即便天地灭了，这律法也不会少掉一点一画，定将全部实现。所以谁若违背这些诫命中哪怕最小的一条，还唆使人效法，他在天国就会被叫作“最小”；但如果好好遵行、教人信守，在天国他就要称为“伟大”(《马太福音》5:17以下)。

“摩西手录”的信念，一直到十七世纪，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兴起，才渐渐动摇了。据说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1588-1679)。接着，荷兰犹太哲人斯宾诺莎(1632-1677)又发现不少问题(布鲁姆、罗森堡，页20)。为此(以及别的出格言论)，俩人大大得罪了教会而饱受攻讦，成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异端”、“背教罪人”。但欧洲学术从此跨越了神学的樊篱，能够理性地思索提问了。比如，经文为什么多处重复讲述同一事件，包括摩西本人的经历，情节却每每抵牾？一些赞誉先知的文字，如“摩西这人极为恭顺，世上没有人及得上他”(《民数记》12:3；“恭顺”，旧译皆误作“(为人)谦和”，详见拙著《宽宽信箱·哪怕摩西再世》，北京三联待出)，分明是旁人或后人的评价；耶和华“极为恭顺”的忠仆，他怎么会自夸？结尾记载先知去世、安葬和族人举哀、拥戴约书亚的情形，假如也说是摩西的手笔，就太玄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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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译注：《摩西五经》[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摩西五经》[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冯象译注。
ISBN: 9780195964899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

目录

献辞　　v
前言　　ix
谁写了摩西五经？——译序　　xv

创世记　Bereshith　　1
出埃及记　Shemoth　　103
利未记　Wayyiqrah　　181
民数记　Bemidbar　　233
申命记　Debarim　　309

附录
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　　383
圣经年表　　391
参考书目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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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70周年

鲁迅 (1881.9.25 – 1936.10.19)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最高指示

读鲁迅的书，听鲁迅的话，照鲁迅的指示办事，做鲁迅的好战士。——次高指示

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作者：高鸿钧*

内容提要: 贺卫方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台湾的张伟仁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卡迪司法”的命题并无确据，中国传统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的类型。本文认为“卡迪司法”的命题成立，中国传统司法基本上属于“卡迪司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观念，涉及如何把握法律的中西古今之维问题，也涉及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方向问题。当代中国法治应划分为三个维度，民生、民权和民心，它们分别与经济系统、政治领域和中国文化相对应，前两者是古今问题，重在现代的制度建构；后者主要是中西问题，重在复兴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课程结束了，无课自然一身轻，日子过得出奇的平静，几乎无话可说。随便网上溜达，无意间发现张伟仁先生的一篇讲演稿，题为《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大致浏览了一遍，便有了一些兴趣。这倒不是因为其中的某些措辞，而是因为张先生所讨论的内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以为，“教遍了美国一流大学”这样的话不会出自张先生之口，肯定是“超女时代”的某个“抄女”给抄错了。我与张先生的接触不多，但他的儒雅、谦和与严谨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他即便有这样的资格和阅历，也不会这样说的。随后找到的经他整理的文字稿[1]证实了我的判断，网上的某些说法实非“雪芹原意”。

与讲演稿相比，这篇文字稿的题目与演讲稿相同，基本内容也相近，只是体系更系统和表述更严谨了。从题目看，它虽然讨论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但意旨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张先生是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或例证，批评当代中国（至少是内地）法治和法学的弊端。在他看来，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内地的法治和法学过分抬高了西方法律和法学，贬低了中国传统法律和法学。他主张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法律经验和法学智慧，在对各个法系进行深入比较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采众家之长，形成中国自己的法治模式和法学体系，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走自己的路”。张先生还对当下内地法学洋话连篇、冗长枝蔓、反复回绕和滥创新词的文风进行了批评。对于这些主张和批评，我基本同意。因为其中许多意旨与我草拟的《中国文化复兴宣言》[2]不谋而合。但涉及中国法治与法学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愿就教于张先生，共商于学界同道，并望这种讨论能够引起法学界的关注。

张先生的文章涉及许多问题，我不想面面俱到，拟集中讨论其中几个问题。张先生的讨论是从“卡迪司法”问题切入的。在此，张先生复述了贺卫方教授在有关问题上的一段话作为靶子：“中国传统的纠纷处理犹如‘卡迪司法’，其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而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天理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判决者可以翻云覆雨；人民无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伸张正义。”然后他从“卡迪司法”命题是否成立、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司法是否属于“卡迪司法”以及传统中国的司法是否属于“卡迪司法”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张先生认为，“卡迪司法”命题本身不成立，古代伊斯兰教国家并无“卡迪司法”，中国传统的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我也依循这种路径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阐释，然后尝试就张先生文章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谈三点看法。我力求语言通俗易懂，避免旁征博引，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注释。由于文章较长，我立几个标题分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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