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城市作为自然
无论东方或西方,整部诗歌史基本上是一部农业意象的诗歌史。城市意象较频密地表现于诗歌,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诗人写城市困难重重,读者欣赏城市诗困难又得加几倍。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传统难以摆脱,也没必要摆脱,毕竟最多、最伟大的诗歌都在农业意象库里,就连两位源头性的现代诗人惠特曼和波德莱尔也分别以叶和花来命名他们的里程碑诗集;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太快,城市变化也快,原有的意象还未沉淀,还未发酵至可提炼为诗,新的意象又抢眼而来。农业意象不是相对稳定或稳定,而是超稳定,至今还未过时,中国更是如此。正因为农业意象还未过时,读者便容易把农业意象与诗意画上等号;而城市意象则相反,是没有诗意的,或根本不是诗。读者习惯于通过农业意象来确认他们的感受,尽管他们可能长期住在远离农业意象、把水当成“自来水”的城市。即使读者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也仍有可能偏爱、甚至更强烈地偏爱农业意象;就像他们由于远离大自然而向往大自然,把大自然当做放松的一种方式,农业意象的诗歌也成为他们放松的一种方式。但这些都还不是城市诗面临的真正问题。
城市诗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诗人们一向把城市当做非人性的、窒息性的地狱,侵犯和剥夺他们的美好生活(包括,应该说尤其是,他们从农业意象的悠久诗歌传统中所领略的实际上并非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生活)。如果他们写城市,也往往是诅咒城市和城市生活。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是从概念出发,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城市,把城市当成进步力量来讴歌。还有一种诗人,既不是出于对城市的崇拜,也不是出于恐惧,而仅仅是为了采用工业意象、技术意象而把城市纳入他们的文本,城市意象成为他们写诗的材料,城市成为他们创新的手段。与此相关的一种诗人,他们写关于大自然的诗,他们向读者转述(而不是描述)常常是他们早年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经验,语气和措词隐含对城市人的鄙视和不屑,读者喜欢这类诗,往往不是喜欢诗中所转述的大自然,而更多是认同诗中对城市人的鄙视和不屑,尤其是他们自己早年可能也有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经验,而现在他们住在城市,并把他们的挫折归咎于城市。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诗,把大自然变成一种辞令,为的是训斥城市人——诗人的邻居。简言之,这四类诗人与城市的关系,都是诗人把城市作为对象或工具。
不是说这些态度的诗有什么不好,或这些态度的诗不是诗。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诗是可以无所不包的,一如生命本身、世界本身、自然本身。而恰恰是说,诗应该无所不包,诗不应成为诗人排斥生命、排斥世界、排斥自然的手段。但是,一种给予宇宙万物应有的位置,还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和价值并寄予如果不是爱至少也是尊重的诗歌,却遍寻不见。我们有太多诗人,是出于对世界的愤怒、对环境的不满、对同类的偏见而写诗的。“诗可以怨”,但可以拥抱万物的诗却千中无一。而这千中之一,即使存在,也不难想象要面临受忽略和受抗拒。或被当成不存在。也许,要像哈兹利特所说的“等到理性变得像偏见的冥顽盲目那般普遍”,它才能被正视。 » 继续阅读 黄灿然:城市作为自然 全文
黄灿然:刘庆元木刻的抒情性
在一个我难得参加的社交场合上,碰巧刘庆元与我同桌。那天碰巧好像也是他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木刻展的开幕日。他送我一本他为这次展览而出版的小画册。他曾在香港一位亲戚家小住过,便跟我谈起他对香港的印象——或者说,对香港的好印象。具体细节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感到他喜欢香港的“市井味”,这是一般观光客看不到也体味不出的。但不知怎的,我并没有跟他说,这也正是我所喜欢的,并一再被我写进诗里。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他已把自己周围的市井人物刻进版画里了。
回港后我打开刘庆元的版画集翻阅,立即就被吸引住。我感到我不是在看木刻,也不是在看画,而是在读诗——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一幅幅画面打开一个个抒情诗的空间,使我涌起写诗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只有在读我最喜爱的诗人时才会涌起的。例如《河边》、《珠江夜游》、《没话说》、《逗你玩》等,这些版画里的人物,都是些个体,或单独,或三两人,他们无所事事,可以说是无聊,但也可以说,他们找到自己的个人空间,在那里打发时间。他们就像高尔基笔下那些普通人,闲着时就对着星空和大海发呆,想着生命的意义或无意义——刘庆元有不少画,是可以这样或正或反地解释的,例如《没话说》中,两个青年人各自背靠着小巷的砖墙,相对无言。如果不是标题,则他们也可以是背靠着小巷的砖墙在闲聊,这幅画也可以叫做《谈话》或《闲聊》以至《无聊》。即是说,刘庆元善于把其人物置于一个多义和歧义的处境中,而这也正是抒情诗的一大特色。
后来我又陆续看到刘庆元更多的木刻,看到更多的抒情诗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正在转换,从户外转移到户内,但依然是私人空间,例如独自坐在客厅沉思,或三五位朋友围坐在房间里吹牛或争论,或一对男女在卧室做爱,或一对男女肩并肩坐在床上。其中一幅画里,一个光头青年呆坐在客厅里,也许他就是刘庆元本人,他身后巨大的影子表明这是夜里,他可能整夜这样呆着,也可能是刚刚跟三五位朋友围坐在那里吹牛或争论,现在剩下他寂寞地面对自己。而在他头顶上,一个巨大的风扇在旋转着,像聂鲁达的诗句“我们头顶上灰色的光在旋转的风扇里展开”,只不过“我们”不是诗中的一对情人,而是画中的孤独者及其影子——那失落感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逼真性,达到最出色的抒情诗的强度。刘庆元这种自我指涉,还使他原已具有的抒情诗空间,增添了一抹日常趣味,同时也更接近抒情诗中的轻松的一面,例如《在博尔赫斯书店》画的便是他与雕刻家妻子阿鱼和儿子在书店里的一幕,这幅画也是户内的,但“书店”和一家三口,以及他们“出去”逛书店这一事实,使得这幅画洋溢着一片户外的色彩。 » 继续阅读 黄灿然:刘庆元木刻的抒情性 全文
黄灿然:诗六首:消逝;母女图;果实;你的甜蜜,你的脾气;形象;相信我
消 逝
就在我眼前,山上那片树林
枝叶如此清晰地晃动,在风中,
每一瞬间的姿态都不一样——
那不是不一样,那是快速地消逝。
母女图
那对母女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心,
隔着一个空位。她们放松地靠着椅背的姿态,
她们闲闲地聊天的姿态
给了我这颗近来不胜忧烦的心多少的安慰,
虽然我知道,我知道,她们可能
非常可能是在互相安慰。
果 实
平时我都是在下午的阳光中
坐在茶餐厅外远远凝望你,
看你枝叶翻飞。今夜,为了散心
我过了天桥,来到小石路上,
坐在你的与夜色一样暗的浓荫下。
我真的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在你的繁枝茂叶下,在杈桠间,
在粗壮、潮湿的躯干上
有这么累累的果实。
你的甜蜜,你的脾气
当我从你的甜蜜里出来,
走在大街上,看见来往行人的正面和背影,
看见他们在阳光中而不知道自己在阳光中,
在蓝天下而不抬头望望蓝天,
我就想
我为何这么幸福,
而他们这么可怜和忙碌。
而当我从你的脾气里出来,
走在大街上,看见来往行人的正面和背影,
看见他们在阳光中而不必知道自己在阳光中,
在蓝天下而不必抬头望望蓝天,
我就想
我为何这么可怜,
而他们这么幸福和忙碌。
形 象
我看见整个人类的形象
是一个委身屈膝的顺从者,
而诗人、艺术家、英雄
和所有不屈不挠者,
是他头上的短发
在风中挺立。
相信我
就像你一定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翻看
一本有人说他深受感动的书,或任何一本书,
但你没有状态,看不下去,只感到昏昏欲睡,
但有一天,当你充满生机,充满感觉,充满
理解和同惰,你会从同一本书,或任何一本书
读出生命的悲欢,并感到周身灵气流转。
你身外的大千世界也是这样,一片风景,
一块招牌,一棵树,一个公园,甚至一个个人,
也像一行行、一段段死文字,只有当你充满生机,
充满感觉,尤其是当你充满爱的力量,
你才会领悟,并相信我,并像我一样
为一块石头或一个不认识的人落泪。
原载《天涯》2008年第4期
朱正新作《鲁迅传》
香港三联书店出2008年第一版
出版社简介:
魯迅雖然已經離世大半個世紀了,但他無疑仍是今天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當代文學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德、法、俄、世界語等多種文字,飲譽全球。
魯迅的文章如匕首,似投槍,既解剖歷史,又批判現實。他對中國人精神的拷問,對國民性的鞭撻,提出「立國」必先「立人」的思想,大聲疾呼改變「國民性」「救救孩子!」等,無不振聾發聵。魯迅創作的狂人、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形象,給我們似曾相識的感受,並時刻提醒我們作深切的自我觀照。
本書作者朱正研究魯迅五十多年,是魯迅研究領域中的專家,文獻基礎紮實,考證功夫精深。過往的“魯迅”,總是脫不了被“捧”與被“罵”的宿命,時而“旗手”時而“過時”,被人按照意識形態的需要烙上不同的印記,可以說,魯迅“被尊崇的程度就是他被歪曲的程度”。但朱正先生不同。
朱正在書中大量引用魯迅及其同時代人的文章和書信,結合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把魯迅的一生置於歷史大環境中,更將國際及中國近現代史中的一些大事件,與魯迅個人的生活及其作品的背景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他立場持平,讓歷史再現,讓同時代人説話,使我們對魯迅、魯迅的作品以及那時代有更深入的理解。書中雖然引用了大量歷史資料,但因爲都是選用魯迅、周作人等文學大家的文字,讀起來並不覺得枯燥,適合中文科師生閲讀。
书评:
“這是一部真正的魯迅史記,其史料之詳實,旁證之完整,敘述之準確,方法之獨特,前所未有。其人文價值、學術價值超越了以往所有的魯迅傳,尤其是史實部分,更是魯迅研究界多年考證成果的集大成者。我確信,這是一部最可靠、最可信、最可讀的魯迅傳記。”
——著名作家和學者劉再復“書刊影視,例有兒童不宜者。
魯迅的書和講魯迅的書,也有“不宜”:不但如魯迅說的,“蚊子”不宜,“蒼蠅”不宜,“叭兒狗”不宜,而且“二醜”不宜,“做戲的虛無黨”不宜,幫閒、幫忙以至幫兇都不宜,“花瓶”或非“花瓶”的書報檢察官不宜,從指揮刀下罵出去的評論家自亦不宜。
除此之外,向一切讀者開放,尤其是青少年乃至兒童大宜,朱正此書應該是寫給他們看的。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人類的希望。”
——著名詩人和作家邵燕祥
政客的文凭
葛剑雄教授说:“请查一下王益博士的来历”,用意是好的,但考虑到王先生已被被“双规”,就难免有一点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因为,还有人拥有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呢!能查么?谁敢啊!
现如今,中国大学的文凭颁发通常有两种方式:卖或者送。堕落与否,不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且地球人都知道,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是没有辉煌过,可惜一切都成过往。顺便瞻仰一下钱钟书先生1933年获得清华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那时大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毕业证和学位证是两个不同的证书——或许这正是学历贬值国情之下的中国特色?)缅怀先贤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