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马尿、理性与译经——答B君
一
这地方名叫啤酒屋，老派，聊天蛮好，是不是？你仔细看这儿的客人，那神情；年纪同我相仿，多半是来哈佛看孩子的。招待员，我们这一位，文文雅雅的是在校生。那边金色的大罐子，是蒸馏器。他们自产啤酒，待会儿你尝尝，要没过滤的，有劲。美国是这样的，懂啤酒的人，或者自个儿在地窖里酿，或者上山沟里水质好的小厂子拎，称作microbrew，小酿，跟超市里卖的“马尿”是两种文化。
不，“马尿”不是英语，是云南土话。我在乡下的时候，老百姓看我隔三差五往酒厂和商店跑，拎回来的有些瓶盖撬开还滋滋冒泡，拿过去呷一口——寨子里头他们打着什么分我什么；我搞到的名堂，酒啦火药啦（兄弟民族的生产工具），也给他们——啊呸，马尿！吐地上了。我说，是你赶马帮饥渴了接马尿喝过，晓得那滋味？
你别笑。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办案子，这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有一个饮小酿还是接马尿的价值立场问题。
二
这一回“80后”算是露峥嵘了，老喇嘛走哪儿，抗议跟到哪儿。破天荒哪，他在西方是神圣，见他一面蒙一辈子的福。你们老师也跟我说，好感动。真的，比李登辉访问康奈尔那一次留学生反台独大联合，还要壮观。
国内民众自发的抵制活动，是否“非理性”“民粹主义”？操那份心干吗？仿佛老百姓上街，喊喊口号，会坏了谁家的秩序。他又没抢商店，没烧民房。
“理性”而大写，是现代法治的门面。法治的要义，叫形式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名程序正义。程序背后，一笔笔见不得人的交易，才是真正享受保护、百般补贴照顾的那个理性博弈者的世界。而老百姓的“非理性”，那博弈者眼里的“民粹”，便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和一大特征。自古如此。不然，高贵的苏格拉底就不会像只牛虻似的去蜇民主，终于被民主的雅典判处死刑。
是的，民主和法治一样，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因暴力而强盛的。不懂这一点，就不懂雅典以降西方民主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包括今日的美国，她的充斥暴力的大众文化。民主与资产阶级法治这两样东西，因此是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相互制约的。现代政治例如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按照那个市场经济学家的宝贝，中产阶级“经济人”（马克思讥为“英国人”）的阴郁性格来衡量利弊，不参与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它的设计总是让多数人的参与成本很高而收益无从预计。换言之，民主之能够建立、成长、纠正自身的弊端，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形形色色的腐败，依靠的绝非法治的或市场经济的“理性”，而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即他们动辄上街上访，抵制这个打倒那个，甚而置“自身利益”于不顾的不屈的精神。
有没有小写的“理性”？有啊，到处是它，躲都躲不及；就是日常生活中教我们屈服于现实的一套套托辞。
都说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章高明，“童痴”冲淡，如一片苦茶。但那是铁屋子里蜷缩久了反以为悠闲，枯坐着品，这么习得的丁点文人趣味。放到“大先生”的文字一旁，在那刺向国民劣根性的思想的投枪面前，就显得过于精巧、小气又太讲理性，文如其人了。他的“寿则多辱”之叹，固然是社会与家庭悲剧；但一个新文学先锋，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却患得患失，实在是不明智又怯懦之至。人的天性，本是健强好胜而不乏搏斗的意志的。“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才是不惧暴力、敢于反抗的自由人格。小民“顺生”、柔弱“守雌”之类的说辞，各个朝代都有，是驯服了的“理性”的自辩和自慰。法治化的今天，“理性”大纛高扬，则是这浮华时代颓唐风貌的一副扮相。
其实小民“顺生”当个良民，至多是一厢情愿。你想，鞭子握在别人手里，良民与否，怎么个讨生活，还得看主子脸色。 » 继续阅读 冯象：马尿、理性与译经——答B君 全文
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瑜
今年上半年接踵而至的大事占据了中国媒体的主要版面，大大推迟了社会各界早在酝酿的各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活动的日程——媒体对三十年的回顾和总结也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升温。不仅如此，围绕奥运火炬传递和抗震救灾等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些事件中的充分释放，使得目前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社会氛围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这些事件和中国民情的呈现，促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就这短短的三十年来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得失，而是去尝试在更长的历史和更宽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能量究竟蕴藏在什么地方，理解今天中国这番模样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统，理解这三十年中国究竟有哪些可以与世界分享的自主性的创造。
对于7月5日至7日聚在汕头大学讨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那些各领域学者而言，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状况，则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这一主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论坛，系由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中国文化论坛”的第四届（2008）年度论坛，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任论坛执行主席，讨论范围涵盖经济学（姚洋、余永定、卢周来）、法学（冯象、刘星、强世功、赵晓力、凌斌）、国际政治（陶文钊、时殷弘、黄平）、政治学（王绍光、崔之元、潘维、马俊）、社会学/人类学（周晓虹、王铭铭、赵心树）、史学（罗志田、程美宝）、文学与文化研究（黄子平、戴锦华、黄纪苏）、哲学（陈来、童世骏、孙向晨）、教学研究体制（甘阳、杨东平、许纪霖、刘小枫）等领域，各领域都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并不试图全面介绍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情况，只是从部分议题入手呈现学者们在这三天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这里只根据主题需要引述部分讨论，会议述要会另有专文及出版物。 » 继续阅读 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全文
黄灿然：作家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
记者 彭晓芸
南都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您怎么看他的这个批评意见？
黄灿然：总的来说，我认为顾彬的谈话，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些现象的描述，在我看来都挺准确的，也是常识，只不过换上汉学家来说，显得新鲜罢了。但是现象归现象（四九年以后作家都不懂外语，这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还没有触及本质。譬如说，林语堂和胡适都不是纯文学创作的作家，鲁迅也不是，张爱玲是。但我们还有一个沈从文，他的数量和质量应该在其它纯文学作家之上，可偏偏他是不懂外文的。还有，我们整个辉煌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们都不懂外文。
南都周刊：您写诗，译诗，评诗，还翻译了不少理论书籍，对另外一门语言，比如英语的娴熟掌握，以及翻译的过程，对您的创作，起到什么作用？
黄灿然：看英文、看英译、做英中翻译，对我来说当然非常重要。看英文、英译，使我可以一旦喜欢某个作家，就能立即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还有就是单纯作为一个读者，在别人的传统里看东西，又不在那些传统里写作，不受那些传统的束缚。做翻译对我愈来愈重要的是使我得到休养。但只是对我来说，我不能因此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真正的诗人和作家都是例外的，不受任何标准或普遍现象的限制。我也是例外，别的也写诗也写评论也做翻译的人就不如我。我看到一些诗人，一些朋友，他们不懂外文，但他们看外国作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一些懂外文的作家。同样，我也知道有不少人懂外文，却不会好好利用，与不懂外文没什么两样，甚至生活在别人的国家，使用别人的语言，自己也是文学中人，但对别人的文学还是半知无解（说一知半解太恭维他们）。 » 继续阅读 黄灿然：作家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 全文
刘皓明：“可怜的荷尔德林！”——评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
只因道听途说的谣传，便把某西洋诗人树为偶像，进而自做姿态，以那偶像或偶像的大祭司自居，恬然配享于为那诗人修造的大雄宝殿：一个世纪以前，苏曼殊就这样被供奉成拜伦的佛前童子；近一个世纪后，某个自杀身亡的写诗的青年，则更聪明地借了比拜伦远为明亮的荷尔德林的光环。但相形之下，拜伦却要比荷尔德林幸运得多，因为拜伦的主要作品，我们早就有了较为忠实的翻译，虽然他一度有的光环，反因此而黯淡了，以至于现在没人还相信自伤自悼、吃花酒、贫困、来往于佛俗之间的苏曼殊同跛脚、风流、富有、傲慢和精明的贵族拜伦勋爵，可有多少可比性。荷尔德林则不同。同实际参与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独立运动、最后死在希腊的拜伦相比，只曾在诗歌和书信体小说《旭裴里昂》等作品中神游希腊的这位士瓦本诗人，尽管在我们这里光环一天亮似一天，然而直到今天，“偶”他的人们之所以对他顶礼膜拜，大多不是因为看了或看懂了他的作品，乃是由于道听途说：自杀的文学青年崇拜他、海德格尔谈论他，对一些人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最后居然精神失常了……
在真正严肃的了解如此缺乏、成规模的翻译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出版社出版一本自称研读荷尔德林多年的留德学者翻译的《荷尔德林文集》，本应如雪中送炭，可慰藉广大久闻这位晦涩诗人之名、却一直无缘与其作品觌面的读者的渴望之情，然而看了这本厚达500多页的文集，我怕大多读者同我的感受一样：那就是“失望”。
版本问题
研究荷尔德林，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版本。除少数生前发表的作品外，荷尔德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些反复涂改的手稿。这是阐释学上的噩梦：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定稿，那么我们的编辑取舍原则，就要受制于对文本的阐释；而对文本的阐释，反过来又要求有一个定稿的设定。故荷尔德林作品的版本问题，是诗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荷尔德林的全集，目前以两个版本最权威，但编辑的原则却截然相反：一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出版、由 F.Beissner 主编的所谓施图加特版，另一个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版、由..Sattler 主编的法兰克福版。但戴晖先生所据的底本，却并非这两者之一，甚至J.Schmidt编辑的德意志经典社的选注本(虽不权威，然有一定的创见)，也不取，而选用了一个不被学术界承认的通俗本。据“文集”的序言称，戴先生在德国留学，研究的是荷尔德林，但在底本的选取上，却丝毫不见这一段训练的痕迹。
粗心之失
版本之外，最暴露其训练之不足的，是翻译的质量。先说明显的粗心造成的错译。
该书页99：“我找到了他，忠诚的姑娘”。“忠诚的”原文为teure，其意相当英文的dear；戴先生译为“忠诚的”，则是把teure误当成 treue了(这样的混淆不止一处)；又“姑娘”的原文是Diotima，本是主人公所爱女人的名字，译为“姑娘”，不知何谓。又如页535之“金色的篱笆”，按原意应“金马嚼子”，戴先生却译“金子”为“金色”，把马的“嚼子”(Zaum)错当成了“篱笆”(Zaun)。又戴先生对“马”似颇有抵触的情绪，如页534中，有“一个人讽刺自己”这样的译法；其中“讽刺”的原文作spornen，其本义为“骑手用靴子跟部的马刺踢马肚子，使马快跑”，故原话的意思，是“鞭策自己”，故此“刺”非彼“刺”，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类似的低级错误，书里太多，虽说是“粗心”，却也颇见戴先生德语训练的不足。 » 继续阅读 刘皓明：“可怜的荷尔德林！”——评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 全文
黄灿然：前辈
在文学上，一位前辈是否有意义，取决于这位前辈是否曾对后辈产生过影响。但如果仅仅是一位过去式的前辈，后辈也就有可能反过来唾弃他、忘记他、不愿提起他，就像一个人可能会唾、忘记、不愿提起自己的过去。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位前辈对后辈实际上也就失去了意义，即使仍残存一种回顾式的意义，也不重要。
重要的前辈，是绵延式的，他过去影响、现在影响并可预期将来仍会影响其后辈，甚至潜移默化地成为后辈的楷模。这也是衡量一位作家是否重要的标准。反过来说，他必须能够树立他作为前辈的榜样，这就需要他具备几个条件：他有历久常新的语言魅力；他在文学领域或体裁上表现出多样性；他不断成熟和不断变化；他有深刻的思想性；他把后辈引向其他重要作家和更广阔的脉络。
在我看来，至少对我而言，冯至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前辈。与我很多先受西方现代诗影响的同代人不同，我的文学渊源，始于新文学：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七十年代末移居香港，开始阅读大量翻印得非常粗糙的新文学作品，尤其是新诗。二十多年过去了，众多前辈对我的影响或在我的印象中，已逐渐淡出，只有若干仍维持着，例如穆旦和卞之琳。但冯至没有淡出，也不是维持，而是日益凸显，因为他日益揭示他作为一位楷模性的作家的意义。前辈们淡出我的视野，是因为众多外国诗人和作家进入我的视野，而冯至还在吸引我。冯至给我的成长输送的养分，就像他本人的发展一样，是渐进的。一步一步地展开，一步一步地拓宽，一步一步地深化。最初吸引我的，是他的早期抒情诗，也即鲁迅所推荐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时期的冯至。最使我爱不释手的，是那些篇幅颇长但读起来不仅不累而且读后还觉得太短的叙事诗《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和《蚕马》，当然还有抒情小诗《蛇》：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来了，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从他的早期抒情诗，可看到他一开始就注意形式。每首诗都押韵，每节行数相同，每行音步整齐。语言则是优美但幼嫩的白话，颇典型的“新诗”，例如这首诗中为了押韵而使用生僻的“悚惧”和生硬的“侣伴”，把“一朵花”说成“一只花朵”；为了凑合字数而在两行（一句）里相继使用“轻轻地”和“轻轻”。但是，由于整体上尤其是语调上的可信性，这些小瑕疵并未构成伤害。[www.ideobook.com] » 继续阅读 黄灿然：前辈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