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这一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全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治 民主 现代性 哈贝马斯 中国语境
当步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学思想的殿堂，我们便颇有置身大型超市之感，五光十色的话语令人目不暇接，琳琅满目的思想使人眼花缭乱，挑来选去，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幸运的是，正如购物者借助品牌符号可以进行“理性选择”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学者的符号效应来识别她/他的作品。在当代多如牛毛的西方学者中，哈贝马斯无疑是其中具有符号效应的名家。他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已经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然而，我们一旦尝试进入他的理论天地和分享他的思想世界，却往往会感到他的理论背景复杂、体系庞大、论证繁复和表述独特。这一切至少对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不仅构成了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而且构成了智识和理论的挑战。本文拟从考察哈贝马斯的理论背景出发，进而阐释他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他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对理性的反思与重构：主体间性的发现与现代性的重释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就会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问题”。在西方，尽管“现代性”一词早在公元五世纪业已出现，[1] 但是直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社会才真正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代替了巫术，人性代替了神性，理性代替了信仰，市场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民族国家代替了封建王国，民主法治代替了君主人治，多元文化代替了文化专制……由此，西方世界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社会被现代化的魔力俘获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一跃成为了世界的“霸主”。“霸主”戴着现代性的“魔戒”转而凭征服了世界，并把大多数非西方社会强行“逼入”现代化的单行道和不归之路。于是，现代社会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标准社会模式，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在很大程度意味着西方化。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享受了它带来的种种成果，除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传统社会的体制桎梏和精神枷锁中挣脱了出来，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2]的转变，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这意味着社会从群体本位转向了个体独立，从义务优先转向了权利优先；从少数人的自由转向了普遍的自由，从不平等转向了平等。但是正当人们欢呼现代化的胜利时，被称之为“现代性”的许多新问题却接踵而至，并深深困扰着人们，于是种种质疑和批判应运而生，继而“现代性”面临被彻底解构和颠覆之虞。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哈贝马斯所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从一个新的理论路径回应对于“现代性”的种种重大挑战。 » 继续阅读 高鸿钧：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全文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民主四讲》，王绍光著，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一版，256页，21.00元。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存在条件不甚了了，许多人也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但都把西方在二十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作是民主的成果，并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缺乏民主的表现。“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民主是个好东西”似乎成了一个不容争辩的铁理。
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与以往那些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四讲》中虽然也有不少“处方”，但其核心则是描述和分析。《民主四讲》的第一章讲述希腊古典民主的起源与消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哲人和大量近代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厌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对民主政体的恐慌，以及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综述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代议制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的核心文献及其论点。第三章围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讲解其运作机制及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第四章则对代议制民主的实效进行评价，对代议制民主的得失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四讲》展现了王绍光深厚的西学造诣及他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入了解，书中多处到位的点评也凸显了作者的多年积累和思考。《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八十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我为王绍光《民主四讲》的出版叫好。
《民主四讲》在学术上质量上乘，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却不尽赞同。为了深化对于民主和民主转型的认识，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分析供参考。 » 继续阅读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全文
黄灿然：弗洛斯特的拒绝
布罗茨基、希尼和沃尔科特各写了一篇谈论弗洛斯特的长文，合成一本百余页的书，叫做《向罗伯特·弗洛斯特致敬》，每个人都谈得很深很细。布罗茨基这篇文章《论悲伤与理性》已在较早时收入他的同名散文集，最近重读，仍然像第一次读那样新鲜。布罗茨基再度施展十年前剖析奥登的细读法，分析弗洛斯特两首诗，用了五十余页篇幅，看得我有点惊心动魄。这是弗洛斯特的一首诗：
进 来
当我来到树林的边上，
鸫鸟的音乐——听呀！
此刻如果外面是黄昏，
里面已是黑暗。对一只鸟这树林实在太黑暗，
它用翅膀的灵巧
来改善过夜的栖息处，
不过它仍然能歌唱。落日最后一抹余晖
已在西天消失，
但仍残存下来再听一遍
鸫鸟胸中的歌声。远在那一丛丛黑暗中
鸫鸟的音乐依旧——
几乎像一声请进来
领受这黑暗和悲哀。才不呢，我出来看星星：
我不会进来。
哪怕是被邀请也不，
何况没被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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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讯：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这是胡鞍钢继《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后的第二部党史研究。
以下转自大风出版社：
【內容簡介】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十年，是毛澤東晚年的歷史悲劇。「文化大革命」成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直接動因，也是中國能夠在1978年之後走向「天下大治」，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根本原因。
本書以史實為基礎，以事件為線索，以分析為手段，以評論為精華，「邊讀邊議」，「邊敘邊評」，以便來挖掘歷史悲劇及其背後歷史成因，將歷史教訓轉化成歷史財富，使今人和後人記住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以史為鑒」。
☆ 文革為什麼會在中國發生？並持續十年之久？
☆ 文革每一階段政治鬥爭的主線、代表人物、標誌性的政治事件。
☆ 文革怎樣結束？失敗的原因。
☆ 如何評價文革？毛澤東的自我評價與歷史評價有何不同？
【本書特色】
☆ 文革史例來受到廣泛關注。雖然出版了各種回憶錄和專案分析，但整體貫穿起來的宏觀分析，只有嚴家其、高皋出過一本。
☆ 胡鞍鋼一直是大陸決策高級智囊，得以接觸大量文件和內部資料。作者理論素養深厚，參與改革政策制定，指揮團隊利用和挖掘大量資料，無論從認識的深度還是資料的佔有上，這本書都是迄今為止最權威的一本。
☆ 本書以史實為基礎，以事件為線索，以分析為手段，以評論為精華，「邊讀邊議」，「邊敘邊評」，行雲流水，可讀性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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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1年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已正式出版中國國情與發展研究系列中文專著14部。被日本《朝日新聞》譽為「把中國經濟、政治、社會進行綜合分析的，具有影響力的『國情研究』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