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
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 » 继续阅读 张鸣：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全文
Barnes & Noble 推出电子阅读器 Nook
难道电子阅读时代真的要到来了？
继亚马逊的 Kindle 电子阅读器之后，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 Barnes & Noble 刚刚也推出了它的电子阅读器 Nook，号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书阅读器”，与亚马逊的 Kindle 相抗衡。Nook 有两个屏幕，其中下方3.5英寸的彩色触控式屏幕是其亮点，功能上还有一些比 Kindle 优越之处（厂商列出了 Nook 和 Kindle 2 的功能比较表），但售价是一样的，都是259美元，显得“杀气”十足。
不知道咱中国读书人啥时候也能进入电子阅读时代。读书人的住房面积普遍紧张，尤其在中国（华君武先生尝有漫画“书到找时方恨多”，搬家的时候也“恨”），这样一来，藏书就更像是“恶习”了。
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
[内容提要] 费孝通与早期儒家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差别在于，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这一点而言，早期儒学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费孝通不仅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而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必须越出对儒家文本、概念和命题甚或狭义中国文化（典籍制度）自身的分析，必须重构阅读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语境，实现满足时代所需的新的文化自觉。
Abstract: Fei Xiaotong and early Confucians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their answers to the fundamental social issues. Both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order of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owever, Fei Xiaotong not only tries to interpret and legitimize the early Confucian answers in modern terms, he is also proposing a new answer of his own. This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s and making them relevant to the demands of our modern times.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一、引言
很早就接受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从现代西方移植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训练，然后他去了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系统训练，又很快在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获得了迄今还没有其他中国学者达到的国际性学术声誉。接受的学术训练几乎全是西方的，主要学术著作都符合现代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即使后来，由于政治，由于年龄，他基本不再撰写典型的学术论文了，但他的学术评论、随笔仍然透着现代学术知识人的论证风格。在日常生活中，不留髯，不穿长袍或唐装（可那是唐装吗？），言词和文字都很平和、朴素，不像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或今天读经倡导者那样慷慨、凛然，那样古拙、深奥。[1] 他没有把孔子、孟子、朱熹或陆王挂在嘴边，直到晚年提到的仍然是马林诺斯基、帕克；[2] 他也没有高调过“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的君子之“义”，谈的更多的是“江村经济”、“乡镇企业”或是“富民”的小人之“利”。唯一可以算是对儒家的集中思考，可以据此重构他与儒家思想之格局的只有他晚年的一篇短文《孔林片思》，[3] 但那也只是片思。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称费孝通先生为二十世纪华人中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4] 这一点恐怕无人争议。但在本文中，我则试图论证，尽管从未以儒家学人自诩、倡导儒家的思想，也从未争夺儒家的衣钵，费孝通先生却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超过任何其他现当代学者的最强有力的解说；由于他有效地用现代社会科学表达，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人类学术思考的空间；他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学人，并且这种影响在继续增大；此外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据此，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其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诸如新儒家等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和阐释者。
我的论证需要首先构建两个前提。因此，下一节提出我心目中关于学术传承的抽象标准，以区分学术信徒与思想传承者；第三节简单重构早期儒家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和方案，作为勾连儒家与费孝通的思想脉络的基础；第四至六节着力分析费孝通学术思想和实践与早期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和贡献，第四节集中展示费孝通有关“礼”和“礼治”的观点和贡献，因为“礼”——在我看来——是儒家中最具社会意义和制度意义的但在现代政治争议最多并大都被否弃的思想；第五节侧重从思想方法上揭示早期儒家与费孝通的一致性；作为对前两节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一种平衡，第六节集中从超越性层面考察费孝通对儒家思想的承继和贡献。最后一节则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文化思想视野中，部分通过与新儒家的对比，展示费孝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和文化自觉的某些意义。
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材料、作为前提而诉诸的观点不仅大有争议，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除了欢迎批评指正外，我的一个预告是，本文从未打算对关于早期儒家、关于费孝通以及两者关系做一种本质理解和界定，我只是试图勾连二者，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脉络，追求一种新的可能。但这也不意味我仅仅是“抛砖”，在没有新资料令我信服之前，我会坚持我的理解。我更多关注早期儒家，主要是孔、孟和董仲舒，而不涉及后代的儒学，无论是朱熹还是陆王。这种处理首先是因为我的学识有限，但更重要的是从谱系学方法上看，考察“发生”更为重要，而——受制于我的学术训练——我认为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尽管侧重有所不同，基本的制度关注是相同的。最后，很多读者可能会理解本文目的在于对费孝通学术传统的重新定位。但这并非我的追求。我不认为费孝通的著作属于儒家传统，也不认为有必要将费孝通纳入儒学传统，这既不会增加了费孝通的学术份量，也不能因此提升儒家思想或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无论儒家还是费孝通都已经是历史，而我的关注永远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 继续阅读 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 全文
曾昭奋：科学春秋
一九二零年建成的清华大学科学馆，至今仍然完好如初，屹立在校园中心大草坪西侧。馆外，昔日“科学馆主”叶企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肖像和简历展示在橱窗里，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科学馆大门上，铁铸的汉文“科学”和英文SCIENCE BUILDING还闪着金光。大门两旁挂着“科学馆”和“物理系”两块小木牌，向人们诉说着科学馆和“科学馆主”的往事。
一九二六年，二十八岁的叶企孙先生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叶先生又担任理学院院长。在这里，他取得了神话般的成绩。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胡乔木、于光远、林家翘、戴振锋、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和理学院其他系学生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汪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不下六七十人，差不多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和科学院院士。
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的孤苦无助。
抗日战争初期，叶先生把他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送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协助、指导抗日军民制造炸药和其他技术、后勤工作。当年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地雷战，就凝聚着叶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的智慧和心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叶先生途经香港(赴昆明)，通过蔡元培先生的介绍，拜会了宋庆龄先生，请她为在冀中抗敌的学生们提供经济援助。但他到达昆明之后，却听到了熊大缜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被捕的消息。叶先生本想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反映情况，以求营救熊大缜。但他的动作太慢了，熊大缜已被处决。叶先生终生未娶，他跟熊大缜情同父子。解放后，叶先生先后数次通过正常渠道，谋为大缜平反。然而，他却以此案受株连而于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获释，居北大，仍遭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回国时想去探望他，都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一九七五年，隔离解除。这才有一九七六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的恍若隔世的登门造访。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叶先生带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在凄凉孤苦中逝世。追悼会上，吴有训中途退场，对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表示抗议。(据闻，中共河北省委已为熊大缜正式平反)当清华大学于八十年代里先后恢复物理系和理学院建制时，已经与叶企孙的名字没有什么关联了。
一九九二年，叶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后，他的生平和业绩才终于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同年，陈岱孙、赵忠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顾毓琇……等一百二十七位海内外老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园中建立叶企孙先生的铜像。此事不无周折。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 继续阅读 曾昭奋：科学春秋 全文
清华大学聘冯象为首任“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2009年10月15日，清华大学在明理楼模拟法庭隆重举行“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签约暨聘任仪式。著名旅美法学家冯象博士受聘担任“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前检察长贾春旺、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贺美英等出席签约仪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华、梅汝璈先生之子梅小璈，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出席并致辞。清华大学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清华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百余人参加仪式。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主持。
仪式上，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黄建华、江苏新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华、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代表各方签字。韩景阳同志代表清华大学为冯象博士颁发“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