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 新书讯
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9·11”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措施：监听公民的电话、联邦调查局查阅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建立军事法庭审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疑恐怖分子，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挤压了长期和平时期美国宪法保证的、民众已习惯的公民自由。由此提出了一个关键性两难，在一个恐怖主义对公民自由和安全的威胁增大的时代，能否以及如何平衡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利益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冲突？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在严重恐怖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其必要而是正确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宪法必须保持其流动性和可变性，回应当前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在安全紧急时期法院和法律的回应有重大局限性，必须允许政府以某些未获法律授权的行为来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
公民宪法权利必须在燃眉的情境中作实用主义调整，美国宪法从来不曾，也不应是一份为法条紧捆的自杀契约。
除了恐怖分子，我们还有其他敌人。但正因为恐怖威胁的特点是特别狠毒，才要求有回应措施来检验我们对公民自由的执着，也使自由与安全的宪法平衡成为一个急迫问题。时光流走，“9·11”袭击的影响正在隐退，遗忘和自满正成为生活的常态。我们更安全了吗，或我们只是感觉更安全了？
……思考宪法权利的恰当方式是天平这个隐喻。……由于各自利益的砝码改变，这个天平需要并接受不时的调整。我们越感到安全，我们就会给个人自由加上更多砝码；我们越感到危险，我们就会给安全加上更多的砝码……但这都是些细节。最精华的要点在于，法律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适应因紧急状态而发生的这种困窘。
——理查德·波斯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遗毒”
2009年7月
李小科 译
每一次危机都会有它的结束。眼下的情况虽有些惨淡萧瑟，但此次危机终将会过去。没有哪一次危机，尤其像影响如此剧烈的当下危机，在其消退之时不给我们留下一笔遗产。就此次危机而言，留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思想交恶战——哪一种经济制度可以给最大多数的民众提供最大的福祉。这场思想观念之战的激烈，没有什么地方比得过它在第三世界国家达到的程度；占世界人口80%的亚非拉居民，他们当中有14亿人每天仅靠1.25美元维持生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争论热度超过以往。在美国，称某人为社会主义者也许只不过是非常廉价的用语（a cheap shot）。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至少与被许多美国人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那些东西之间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在当下的经济危机当中，不可能有赢者，只有失败者；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支持了。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恶果将伴随着我们。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已不再可行。共产主义面临的问题早在数年前就显现出来了。但在1989年以后，人们很难在为其辩护。有一度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仿佛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而且将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弗兰西斯·福山将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以此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历史学家可能会将1989年后的20世纪看作美国人的短暂胜利。随着许多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接连不断的经济动荡和危险投机，这一短暂胜利要结束了。同样，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争论也不再持续，人们不会再围绕“无约束的市场自身是否将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今天，只有那些上当受骗者仍在坚持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性，在相信我们依靠市场参与者的利已行为就可确保任何事情的规范运作和有序运行。
这场经济论争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尤为起劲。尽管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渐已忘记，在190年前，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出自中国。但在突然间，殖民剥削和不平等的商业贸易以及发生在欧美的技术革命，将发展中国家远远地撇在了后边；到1950年时，中国经济只占世界GDP的5%。在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向中国发动战争，促使它开放世界贸易。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如此命名，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除了毒品以外，再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能向中国出售；它们利用人们吸嗜成瘾后对毒品产生的依赖，向中国市场顷向鸦片。这是西方为了平衡贸易支付差额而做出的最早尝试。 » 继续阅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遗毒” 全文
桑福德·列文森：《美国不民主的宪法》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我们人民该怎样矫正它）》（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时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内容简介
宪法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文献之一。但是，它是这样一个文件，即使那些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大众的绝大多数选票支持的白宫候选人，也会按部就班地摆弄它。它给予怀俄明州投票的权重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样多，而不顾加利福尼亚这个由牛仔组成的州的人口数是怀俄明州的七倍之多这个事实。 它赋予美国总统根据他的政治见解就可以否决国会两院的立法议案的权力。对于一个共和政制来说，这是反映了当下美国人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匮乏的良方吗？
桑福德·列文森对这部广受尊敬的宪法投下了严肃的目光，他争辩说，这部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促成了一个既不公正也无效率的政府。按照既有的蓝图，我们既不可能由我们自己来处置这个不胜任的总统，也无法保证政府在灾难性的袭击后还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可能不太重要，但是毫无疑问问题丛生的是最高法院法官们的终生任职的提名。更为灾难性的是，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既存的宪法当中最难修改或更新的宪法。
民主辩论没有留下几个没有翻动的硬石头，但是，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来看待我们的宪政结构。列文森大胆地敦促美国人民，要他们承担一项长期以来未曾完成的公共讨论，即他们应当怎样采取最好的措施来改革这个最为空洞的文献,制定一部足以容纳美国民主价值的宪法。
书评
桑福德·列文森这趟对神圣事物不敬的旅程，揭示了我们美国的宪法是怎样用难以察觉的或没那么难以察觉的方法来阻碍民主政府负责任地进行民主实践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他的批判，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耶鲁大学法学院
桑福德·列文森是我们时代最具想象力、最具原创力、最具煽动力的宪法学者。他对宪法那别出心裁、尖酸刻薄的批评有助于更细致地解读这部宪法，并迫使我们直面我们的宪法的真实想法。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读读这本书，并且想明白他或她是否同意列文森的看法，即当务之急是放弃国父们的制成品，在此基础上采纳一个全新的政府体制。我们不能忽视这部著作。——沃尔特·戴林格(Walter Dellinger)，美国前任检察总长，奥梅尔维尼和迈尔斯研究所
一旦涉及就宪法以及解释宪法条款的传统模式提出具有挑战力的问题，就很少有学者能够和桑福德·列文森并驾齐驱。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分析以及他开出的药方，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迫使读者去思考那些在常人眼里未曾提及的宪法问题的维度。在《美国不民主的宪法》这本书中，列文森教授那具有挑战力的思维正处于最佳状态。——罗伯特·P·乔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顿大学
这是一本表达清晰、令人印象深刻的书，《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就我们建国的奠基文件的本质提出了棘手的问题。作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宪法学者之一，列文森在此论证了美国宪法正处在一个急需剧烈变革的关口。这是一本及时且重要的著作，如果它的理念引发了真正的争论，我们的国家将从中获益匪浅。——艾莉纳·卡岗（Elena Kagan），哈佛大学法学院
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
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 新书讯
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豆瓣@小组
文学、学术、音乐、艺术和电影创作中的剽窃是一个魅惑着西方文化景观的争端问题，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剽窃问题做出了简明、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畅销小说作家J.K.罗琳和丹·布朗、知名历史学家多丽丝·凯尔斯·古德温和斯蒂芬·安布罗斯、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揣伯、查尔斯·奥格里崔、初出茅庐的小说家卡薇娅·维斯瓦纳坦：这些人都曾被指控过剽窃——对于智识财产的盗窃——由此激发出的种种专家意见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但是，到底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作为跨越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后果，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的表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隐藏的记忆”吗——一种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剽窃这种“罪过”触发了哪些形式的惩罚和赦免？某些特定类型的剽窃可能有什么益处？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
《论剽窃》激人思辨、富于洞见，论说异常清晰、直率，是一本短小精悍的分析性杰作，是“美国最伟大的二十位法律思想家之一”（《法律事务》）、一位以智识探险和勇于破除偶像著称的杰出法官的作品。
基斯·威廷顿：《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基斯·威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Supremacy: The Presidency,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n U.S. History），牛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Winner of the 2008 J. David Greenstone Award, Politics and History S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inner of the 2008 C. Herman Pritchett Award, Law and Courts S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内容简介
当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时，是否应该由它最后说了算？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起来肯定这样想，但批评者认为这种观点威胁民主制度。但基斯·威廷顿论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并不是简单地争夺这项权力并规避这个问题的政治属性。大法官们一直拥有政治参与者授予他们的这项权力，并且这种授权是为了政治参与者自己的利益。在这部研究美国司法至上的宏观政治史中，威廷顿认为总统和各种政治势力的领导人都致力于将最高法院推上神坛，并且鼓励大法官们接受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这个角色。
威廷顿考察了为什么总统经常认为司法至上对他们最有利，为什么总统很少承担解释宪法的责任，以及为什么宪政领导权经常被交给法院。伦奎斯特法院在推翻国会制定法上史无前例的坚定自信仅仅是自建国时代以降的宪政发展史中的一个最晚近的例子。一直以来，总统努力争取宪政领导权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这些少见的例子反映了这种选择会获得暂时的政治优势。较为经常的做法是，总统一直采取合作姿态，增加最高法院的权力并鼓励它采取积极行动。通过挑战那种认为法官僭越了民主制度的传统观点，威廷顿论证了司法至上恰恰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