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奥维德的书” ——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

冯象:“奥维德的书” ——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

《木腿正义》下编之五 说到威尔士“诗仙”大卫·阿普规林,有句名言常被人引用,那就是 W.J. Gruffydd 为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威尔士文学”条写的:“若不是因为他的七音诗(cywyddau)绝对不留转译的余地,大卫保准会跻身于中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 这观点最简单的证明,对于熟悉十四世纪英国文学的读者来说,莫过于拿大卫和乔叟相比。他们俩差不多是同代人(大卫的生卒年代,我们没有可靠的记载,但根据他诗里零星涉及的同时代人物、事件,可以肯定他的创作成熟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乔叟早十多年);都是南方人,很早便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流行的法国文化;都站到本民族新文学的起跑线上,面对着北方旧传统行将瓦解的壮观:英格兰西北,是古老的头韵体诗歌的最后堡垒,《加文爵士与绿骑士》的家乡;威尔士北部,则是哺育了七个世纪“众王公的歌手”的古国奎纳泽(Gwynedd)故地——直到一二八二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占领威尔士,“末代王子”佘威林(Llywelyn)遇难,奎纳泽宫廷的歌声才沉默了。歌手们投奔地方贵族(uchelwyr)的庄园,诗歌日趋保守,着意用典而诘屈聱牙,号称“接班人”(Gogynfeirdd)时代。大卫和乔叟,都不是学究,因而绝少因循守旧的习气;学诗伊始,便大胆借用外国的思想和表达。查一查辞典,中世纪进入英语和威尔士语的法语词,有一大批归他们的功劳。 当然,这两种语言的历史大不相似。乔叟步入诗坛的时候,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刚从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打击下喘过气来,尚在康复阶段;而威尔士的独立地位虽已一去不复返,威尔士语却并未遭受重创[1]。乔叟身上看不到《贝奥武甫》的影子;大卫却是从小听着塔列森(Taliesin)和阿涅林(Aneirin)的故事长大的[2]。从十四世纪欧洲文学的大形势看,两国同处西方边陲,文化交流上始终借多还少。法国宫廷诗人德尚(约1346-1406)称赞乔叟,是因为他把《玫瑰传奇》译介到英国,不愧为“大翻译家”;而英国迟至一七八九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大卫诗选[3]。然而,他们都在本民族诗歌为新题材寻求新格律的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在英诗,是乔叟示范成功的五重音对句和“御制七行体”[4];在威尔士诗,则是在大卫手里完善的七音诗与谐音律(cynghanedd)[5]。他们用这些诗格写下的不朽之作,代表了本民族中古文学的最高成就。

中国互联网立法的思路探源

中国互联网立法的思路探源

网络杂谈之十六 © 2013 HL 自1994年公安部发布的第一个规章以来,中国互联网立法一直处于摸索之中。这样讲的理由是,第一,立法者对互联网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入,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和部门;第二,互联网的形态和商业模式在不断变化,使一些问题迅速被取代而不是依靠法律解决,而后又出现了新问题;第三,立法者对互联网性质和社会后果认识不足,为维护暂时的社会稳定,容易采取最坏情形的假设,采取严格措施控制信息流通。由此形成的结果有二:第一,在实用角度看来,容易将规制线下活动的法律和治理逻辑应用至网络空间中,即将规制“原子”的思路用于规制“比特”;第二,导致了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逐渐错位,从而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对互联网信息的严格控制与一些社会基本价值相互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迅速商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没能得到准确认识和解决。 本文将沿着这两个结果形成的过程对近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立法的思路进行探讨,并对未来的新变化进行展望。

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 By Jed Perl

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 By Jed Perl

《新共和》杂志去年三月换了东家,近期改版。改版后第一期有篇著名艺术评论家 Jed Perl 论艾未未的文章值得关注: “Noble and Ignoble — Ai Weiwei: Wonderful dissident, terrible artist”,推荐阅读—— … Although Ai is a darling of journalists and editorialists around the world, his work may be a little overly explicit for some connoisseurs of late modernism or postmodernism, better suited to Art and Americ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than to the pages of October. I suspect that many museum professional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ve supported Ai’s projects also regard him with a slight condescension, as something of an artistic naïf, albeit an extraordinarily self-possessed naïf. … … The trouble with…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自由、隐私与安全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自由、隐私与安全

网络杂谈之十五 © 2012 HL 美国国会图书馆近日将允许iPhone越狱的例外豁免再次延长了3年,一些公民自由团体在欢呼的同时也为该豁免不适用于iPad一类的信息设备而深感遗憾。“越狱”之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某些移动终端上可以运行的应用程序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其操作系统是封闭的,例如苹果的iOS系统(微软的新产品windows 8似乎也有意效仿苹果)。这催生了规模巨大的刷机现象及产业,以便下载运行未经官方审查的程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较为宽松的Android系统,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编写和使用更多的应用。

智能手机专利战带来的启示

智能手机专利战带来的启示

网络杂谈之十四 © 2012 HL 苹果与三星的手机专利战暂时告一段落,带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启示。商业或法律实务界人士可能更加关心涉及的一系列诉讼的细节问题,例如对两家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专利侵权的标准,等等。鉴于专利诉讼不止发生在这两家公司之间,而是信息技术公司之间普遍的行为,本文试图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讨论此种专利战对全球互联网和创新的影响,并反思中国如何能够在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经济学家》2012年最佳图书

《经济学家》2012年最佳图书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分为政治、传记、历史、经济、科技、文化、文学七类: The best books of 2012 were about Richard Burton, Titian, Rin Tin Tin, the revolution in Iran,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secret houses in London, good oil companies, bad pharma and management in ten words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The New New Deal: The Hidden Story of Change in the Obama Era. By Michael Grunwald. Simon & Schuster; 528 pages. The most interesting book so far about the first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what the president’s $787 billion stimulus package was actually spent on, by an award-winning author and journalist. Even Republicans should read it. The Immigrant Exodus:…

冯象:哪怕摩西再世

冯象:哪怕摩西再世

宽侄: 谢谢发来照片,让我们重温欢聚的时光。 回国一趟,同事见面,都说晒黑了。“黑”是恭维,仿佛我在百慕大群岛度假来着。我们邻居,去年到云南旅游的胖太太爱琳倒是苗条了,一听伯母称赞,更是满脸笑容:I know,可不,我减了十八磅!没有,没练瑜珈术,练什么都不如送我那麦当劳儿子上大学!原来,那孩子平时每周要妈妈开车带去麦当劳几回,这学期他一走,“空巢妈妈”告别“垃圾餐”,人就瘦了一圈。 你看,如今“黑”皮肤成了休闲享受的标记,大众化的便宜快餐反而担了不健康的恶名:语义就这样产生于对话的场合。由此想到,上回谈翻译的“再造原意”,那“原意”也是由译者和读者,通过不同语境一次次“交谈”令其清晰而富有意味的。 下面答复你的好朋友的提问:翻译《圣经》是否集体合作较好?“信达雅”如何兼顾,还是应有别的标准?问题不小,可能会扯得远一点——但看得出,他是读了书,独立思考了才形成看法的;这一点,你得向他学习呢。 一 译经给常人的印象,大约总是某个教会委任集体班子的“项目”。可是纵观历史,钦定本除外,马丁·路德那样的独译才是成功的通例(见前信《海枣与凤凰》)。比如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拉丁语通行本,便是圣杰罗姆(约347~420)的杰作。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斯拉夫语译本,则来自 Gennadius 大主教的遗稿(1499),往前还可以追溯至斯拉夫字母的发明人圣徒西里尔(St. Cyril, ?~869)与其兄(St. Methodius, ?~884)的译经传道。而与路德几乎同步,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5-1536)立志“要让扶犁童子知晓的经文比[教士]还多”,以生动准确的口语,开现代英语译经之先河,在教会的火刑柱上赢了“英语圣经之父”的美誉(包伯里克,章二)。就连众译本之祖,希腊语七十士本,按照传说——而传说寄托了人们对译经的理想——也是七十二位以色列长老受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246在位)请托,分头独力译出的(故事见《创世记·前言》)。

Richard Posner: How Many Constitutions Can Liberals Have?

Richard Posner: How Many Constitutions Can Liberals Have?

Richard Posner: How Many Constitutions Can Liberals Have? (Or, A Lawyer’s Dozen) (A book review of Akhil Amar, America’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The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We Live By) An excerpt from the beginning part: Actually, despite the book’s title, it is not two in one—it is twelve in one. There is not just on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in Amar’s reckoning; there are eleven of them. There is an “implicit” constitution, a “lived” constitution, a “Warrented” constitution (the reference is to Earl Warren), a “doctrinal” constitution, a “symbolic” constitution, a “feminist” constitution, a “Georgian” constitution (the reference is to George Washington), an…

刘忠: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

刘忠: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

晚近以来,程序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认为只有经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下的三角结构,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1]。其方法论立场系出于自然科学:古典物理学为便利研究,将运动中的物体如赛马、帆船等视为一个可以不考虑大小,无体积、形状的“质点”(mass point),从而引入几何学坐标系进行计算。近代以来,人文、社科研究受自然科学研究方式影响甚重[2]。然而,人文、社会研究中,这种方式的物理简约却可能自我斩断能对事态作出真正有力的解释的因果关系项。 将法院看作一个“质点”在程序法内跃动,忽略了法院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关系的组织,忽视了法院的构成尤其是编制规模导致的内部治理所产生的组织内行为会对组织外程序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对三十年(1978-2008)中国法院编制规模作出尽可能细致的数据变化描述,以此为逻辑起点,在“内部组织结构——外部程序行为”这一视域下,展开对以下问题的初步分析: 政治治理观念转型,将更多公共治理职能转移给法院担当,由此导致的三十年法院编制规模巨观化,使得法院内部组织出现了非预期的后果,即表象上的日趋坚硬的科层化,及由此所导致的结构上的困境,即司法行为的作出,被内部组织样态所决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原本期望的国家政治治理方式转变目标恰恰因追求目标的手段自身而被削弱。在学理上,以法院为中心的法治化新叙事,获得了正当程序理论“中立第三方”命题的理论支持。在不反思这一命题的前提下的诸种对策,被1998年以来的司法改革经验证实效果不彰。法院编制激增,不仅带来司法效率问题,也导致了新的“宪政时刻”问题。

新书讯:《毛:真实故事》[<em>Mao: The Real Story</em>]

新书讯:《毛:真实故事》[Mao: The Real Story]

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V. Pantsov & Steven I. Levine. Simon & Schuster 2012. 784 pages. ISBN: 1451654472; 9781451654479. This major new biography of Mao uses extensive Russian documents previously unavailable to biographers to reveal surprising details about Mao’s rise to power and his leadership in China. Mao Zedo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 complex figure, he was champion of the poor and brutal tyrant, poet and despot. Pantsov and Levine show Mao’s relentless drive to succeed, vividly describing his growing role…

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

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

网络杂谈之十三 © 2012 HL 上一篇综述了网络实名制的现状,本篇将进一步探讨实名制背后作为某种理想类型的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 国家对民众的认证是国家基础能力的表现,通常而言,国家能够掌握的公民基础信息越多,也就越有能力做出一些重要决策,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医疗、金融、税收、治安和社会保障。 就互联网领域的认证而言,国家的认证能够把握互联网使用的状况,搜集基础数据,并为突发应急事件和公共安全提供数据支持,也可以及时定位责任人,进行事后处理。实际上,按照上一篇的描述,不同领域实名制要实现的目标是不同的。在以表达性信息服务为主的领域,国家要平衡表达自由和信息安全;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家要促进信用建设和交易繁荣安全;在网络游戏和网吧领域,国家要保护未成年人防止沉迷。这些措施都不能单独奏效,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辅助。在这些措施没能完备之前,实名制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事后追踪定位。

再论网络实名制

再论网络实名制

网络杂谈之十二 © 2012 HL 网络实名制政策从本世纪初以来不断得到国家的支持,并逐步深化推进,这一态度的形成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思路密不可分,将互联网视为新媒体,并由此认为应当按照传统媒体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部门在不同领域为了不同目的而摸索实践,例如,教育部为管理便利对全国大学BBS的实名制改造,新闻出版总署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而要求网络游戏进行实名认证,文化部基于同样理由要求网吧实名认证,等等。但总体而言这些政策仍然是分散的,对社会上大多数用户而言,网络的非实名使用是一种常态和预期。评估实名制的效果也要根据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评估,并权衡这一政策的利弊,下面将逐一简要说明既有实名制实践的机制和效果。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二〇〇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Eric Hobsbawm, R.I.P.

Eric Hobsbawm, R.I.P.

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9 June 1917 – 1 October 2012). Photograph: Karen Robinson The Guardian: Eric Hobsbawm obituary: Historian in the Marxist tradition with a global reach NYT: Eric J. Hobsbawm, Marxist Historian, Dies at 95

冯象:小书的朋友——《玻璃岛》Ynis Gutrin*的话

冯象:小书的朋友——《玻璃岛》Ynis Gutrin*的话

小书的故事是这样的。小书其实跟大书一样,前身也是一沓书稿,但不是手写的——从前那种绿方格子、留着宽边的稿纸,“爬格子”誊一遍,可费工夫了——小书赶上了电脑和互联网时代,稿子是打印的。邮寄当天,文档发给出版社的编辑,她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编辑、校对了。 过了半年多,小书印出来了。封面是英国诗人罗赛蒂(1828~1882)画的绿眼睛地母女儿(Kore),一头瀑布似的卷发,手持一只血红籽粒的石榴,让人联想她从冥府归来,新春还阳、万物更生的景象。除了九篇故事,书里还有几十幅漂亮的插图。有个杭州小朋友读了,虽然不全懂,却非常喜欢小阿忒讲故事救亚瑟王那一篇。又有点疑惑:那“零隐私世界”到来,会是怎样的情形?还需要念书考试不?他见勒口有作者的电邮地址,就写了一封电邮:尊敬的冯先生,我刚看完《玻璃岛》,有很多感想,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呢?谢谢啦,不好意思打扰了! “谢谢”一句,他原本忘了写,是找最要好的同学商量后补上的。冯先生回复说:我很想听听你的感想呢。书寄来美国太费时费钱了。这样吧,我下个月来杭州讲学,讲座安排在老杭大校园内法学楼。届时你记得带着书来,就可以签名了。 果然,讲座结束,跟学生合了影,院长说:冯兄,有两位小同学要见你。冯先生笑道:我正想找他呢,原来他是双数啊。两人过来,矮胖些的那个说:冯先生好,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也请您签名。于是,两本书一块儿签了,还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小朋友问:那么我们还要念书考试吗?冯先生答:要的。而且你读些什么,读过几遍,晚上关起门来做数学题的每一个步骤,老师和爸爸妈妈都有办法知道。到那时,人没有秘密可言。小朋友听了,吐了吐舌头,瞅着他最要好的同学;后者绷紧身子,严肃地向小书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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