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先知与写经人
历史书，即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等四篇六卷。犹太传统，这四篇归于“前先知”（nebi’im ri’shonim），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后先知”相对。前后先知合称“先知”，置于“圣法”或摩西五经之后，“圣录”之前，组成圣书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从摩西逝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巴勒斯坦（前1220~1200）讲起，至巴比伦灭犹大毁圣殿，子民入囚（前587/586），犹大王耶立获赦（前562）结束；故名历史书。后先知则是历代先知传道、训诲、谴责、预言，及颂诗、哀歌、讽喻等文字的汇编，诗体为主；习称先知书。
古人写经，最初是用纸草纸（苇纸）。纸页黏接，附轴卷起，阅读时慢慢展开。为方便阅读与收存，书卷一般不做得太长（据说存世最长的一轴达39.6米）。经书长了，如《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分上下卷，便是这个缘故。先知书里有“十二小先知”，则是篇幅较短的十二位先知抄在一处，合为一轴。
此书可说是我在疠疫之年的辛劳所得。
去年二月《先知书》交稿，开始译注《历史书》。那时正值武汉封城，全国支援；美国这边，航空公司刚发布改签和退票公告，一切似乎都是可控的。待到今年四月书稿杀青，因为疫情失控和政治化的操作，世界已经大变——也许永远地改变了。
习惯上，译注修改完毕，停下来读几本书，换换脑筋再作序（导读）和前言。历史书（不打书名号，指经书划分）可讨论的问题较多，导读写长了，前言就短些，主要谈两点：经书顺序和译名。
一、圣书各篇的顺序，拙译从希伯来圣经（详见本书开头的“经书简字表”）。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这个顺序跟流行的教会译本即基督教旧约，略有不同。例如《路得记》，旧约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属历史书；希伯来圣经归之于圣录，属“五小卷”（megilloth），即五篇一组较短的经书：《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会众传统上在逾越节、五旬节等五个节期诵读。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记》至《列王纪》六卷之外，还有一志两记：《历代志》重述圣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按犹太传统，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卷，讲波斯居鲁士大帝灭巴比伦之后释囚（前538），子民回返圣城，重修圣殿再颁圣法等一段历史。这几篇，希伯来圣经也归于圣录，并以《历代志》为全书收尾。
《歷史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
ISBN 978988877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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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写在“奇迹之年”
导读：那诸神之香膏，人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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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即希伯來聖經《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等四篇六卷。猶太傳統，這四篇歸於“前先知”，與《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等“後先知”相對。前後先知合稱“先知”，置於“聖法”或摩西五經之後，“聖錄”之前，組成聖書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記載以色列的歷史，從摩西逝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巴勒斯坦講起，至巴比倫滅猶大毀聖殿，子民入囚，猶大王耶立獲赦結束；故名歷史書。
歷史書取材甚廣，有各朝官修《實錄》和先知著作，也有神跡傳說、民間故事、古歌寓言。書中有些文本片斷，可以追溯到士師時代，掃羅稱王之前。例如《士師記》五章“黛波拉之歌”，重述前一章女先知黛波拉組織聯軍，在基順河大敗迦南人鐵甲兵車的故事，語彙古樸，風格剛健，是聖經裡年代最早的詩章之一。
先民的歷史文字，大約先是卜辭、家譜、王表、詔令、盟約之類，而後才發展出敘事記言的編年體。真正成熟，卻要等到能夠刻畫人物，敷演對話，剖析成敗，揭示原因，“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著出現，如《左傳》，如《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著史傳統在西方，其第一座高峰和典範，便是希伯來聖經的歷史書，特別是《撒母耳記》。
馮象譯經，從希伯來聖經，希伯來聖經的結構，大體依照內容與歸典的先後劃分。摩西五經領頭，接著是眾先知的記述（歷史書和先知書），餘者歸在一處，稱聖錄。學理上的考量是，人神關係的演進，從希伯來聖經到《新約》，其啟示是貫通的。《新約》的編排，明顯套用並對應着希伯來聖經的順序。福音書載耶穌的言行，相當於摩西五經；《使徒行傳》講耶穌復活升天後，諸門徒的事蹟同保羅傳道，是歷史書；保羅書信及通函，論道辯義批駁謬說，類同先知書；《啟示錄》反思犧牲和苦難，見證新天新地與新人，繼承光大了聖錄的《約伯記》《傳道書》《但以理書》的倫理智慧跟天啟主義理想。
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即圣法（torah，摩西五经）、先知（nebi’im）、圣录（kethubim）。先知又分前后：“前先知”接续摩西五经，铺陈圣史，从摩西辞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写起，到巴比伦灭犹大，毁圣城，子民入囚；习称“历史书”。“后先知”反思圣史，汇集先知言论和著述，载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大先知，各作一卷，并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玛拉基合抄一卷——所谓“大”“小”，指作品篇幅，并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总名“先知书”。
基督教“旧约”则依循七十士本，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经师的希腊文译本的传统，顺序不同。摩西五经、历史书之后是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等），而以先知书收尾；俾众先知关于受膏者（mashiah，弥赛亚/基督）的启示，跟《新约》的福音衔接，并以《马太福音》开头的施洗约翰（新以利亚）故事，照应先知书末尾上帝要遣以利亚再临福地的预言（玛3:23-24）：从而引出耶稣的受洗与传道。
“旧约”先知书另有《哀歌》《但以理书》两篇。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创作（但2:4b-7:28)，成书较晚（前167~164）；前者古译本（希腊语、亚兰语和拉丁语）归于耶利米，题作“耶利米哀歌”。但《哀歌》五首诗的语言风格、宗教思想皆与《耶利米书》迥异，希伯来《圣经》把这两篇放在圣录，本书从之。
《先知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ISBN 978988867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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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导读：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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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試讀 [PDF]
馮象的聖經譯本，牛津大學已先後出版了《摩西五經》《智慧書》及《新約》。《先知書》作為《希伯來聖經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繼《摩西五經》及《智慧書》的出版，價值自不待言。
希伯來《聖經》的編排，是三分法，即聖法（torah，摩西五經）、先知（nebi’im）、聖錄（kethubim）。先知又分前後：“前先知”接續摩西五經，鋪陳聖史，從摩西辭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寫起，到巴比倫滅猶大，毀聖城，子民入囚；習稱“歷史書”。“後先知”反思聖史，彙集先知言論和著述，載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三大先知，各作一卷，並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瑪拉基合抄一卷——所謂“大”“小”，指作品篇幅，並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總名“先知書”。
聖書記載，希伯來先知的始祖，是亞伯拉罕。自聖祖以降，以色列先知輩出，其集大成者為摩西。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希伯來先知同周邊各國的先知、術士、占星家一樣，也是人神間的中介或中保，善預言、作法、觀兆，能替人禱告並訓誨子民；在經書中又名視者，獲異象者，上帝之人。
先知預言，來自神的啟示，而神諭的授受是不拘途徑的，包括彈琴奏樂、托夢跟“魂遊象外”；不論看見、聽到或嗅得，均稱異象。儀式可以一個人做，亦可數人乃至成百上千一起舉行，集體陷於迷狂。這在古代近東，是標準的求徵兆、施神跡的做法。公元前八世紀起，有些先知的“工作方式”變了，經常上聖殿和街市佈道，向百姓談論國事，批評這個譴責那個，儼如“公共知識分子”。其言說經門人輯錄整理、補充闡發，流傳開去，便是先知書的文獻來源。
“牛津大學在推廣漢語出版工作方面，一直不遺餘力。聖經雖是廣泛流傳的基督宗教經卷，但除宗教意義外，在文學及文化方面，也具有深厚影響。牛津大學出版的馮象譯本，無疑成為文學領域的果碩，不僅對聖經漢譯史作出重要的貢獻，也為漢語學術文化的承傳，默默耕耘。”——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光阴似箭，自译注《新约》，回国服务，在清华讲授法律与宗教，不知不觉已近八年。去年课毕，准备讲座材料，翻开书桌上这本紫红封面的牛津版《新约》，忽有一个发现，一直未留意：好些书页天地头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补注填满了，也就是说，书该修订了。
当时手上另有一部书稿《圣诗撷英》，是圣书的诗萃，写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约》选了十二篇（片段）。作这十二篇的导读与注释，也有不少因解经而起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啻给牛津版的修订做一遍预习。冬月，《圣诗撷英》交稿，便开始了修订。对照原文，从福音书到《启示录》，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终于完工：“一番炽热的劳动”，诚如但丁的引导者吟咏，“多么幸福！人把城墙立了起来”（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36）。
跟之前的两卷《摩西五经》《智慧书》的修订一样，译文主要是“微调”，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让经书的不同作者，及其笔下呈现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
“俄国文学英译”貌似挺大一个题目，这里其实只是摘抄几段 Gary Saul Morson 的文章，以为备忘。
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在 Commentary 杂志二〇一〇年七、八月号上有一篇文章“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媒体和评论家（包括 James Wood）热捧的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俄罗斯文学英译，称这一现象为“悲剧”。
Morson 教授的观点很鲜明：Pevear-Volokhonsky 的诸多译本虽然畅销，但翻译质量或文学价值其实很低。P-V 夫妇的翻译不行，那么谁的行呢？简短的回答是 Constance Garnett。Morson 教授在1997年给友人的信中以感人的笔触写到：
I love Constance Garnett, and wish I had a framed picture of her on my wall, since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tea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onstance Garnett. She has a fine sense of English, and, especially, the sort of English that appears i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realist period, which makes her ideal for translating the Russian masterpieces. Tolstoy and Dostoevsky were constantly reading and learning from Dickens, Trollope, George Eliot and others. Every time someone else redoes one of these works, reviewers say that the new version replaces Garnett; and then another version comes out, which, apparently, replaces Garnett again, and so on. S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3, 2016, Page 4.)
当然，Garnett 的译本并非完美（纳博科夫甚至对其贬损有加，但纳博科夫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恐难以为凭，他自己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被爱德蒙·威尔逊批得体无完肤，以至于二人多年的友谊因此告终。见 David Remnick, “The Translation War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7, 2005 Issue），但经过后代学者修订之后，就更臻完善了。此外，也有一些后人的新译超过了 Garnett 译本，但数量似乎不多（在翻译领域，后来居上绝不是常态），Morson 教授提到了如下几种：
Over time, in the case of a few major works, better versions were produced. Ann Dunnigan’s translations of War and Peace, Chekhov’s plays and stories, and Ivan Goncharov’s tragicomic masterpiece Oblomov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rendering of the language and, perhaps, an even greater degree of literary grace than Garnett’s. Bernard Guilbert Guerney accomplished the impossible with a translation of Nikolai Gogol’s enormously difficult and complex Dead Souls, conveying the weirdness, linguistic inventiveness, and perfectly timed humor that had eluded everyone else, even Garnett. To be sure, Garnett and Guerney have their flaws, including some errors in meaning, but editing by judicious scholars has often corrected those mistakes. Ralph Matlaw thoughtfully revised the Garnett version of Dostoevsky’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Elizabeth Allen did the same with many works in The Essential Turgenev. Susanne Fusso’s recasting of Guerney is the only Dead Souls worth reading.
他还谈到了合格翻译要求译者具备的条件：学养和经验（P-V译本的糟糕之处反证了这一点，具体文本例证见 Pevearsion 一文）——
Above all, translators need a thoroughgo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and a feel for the genre in which it is written. Garnett’s Victorianization of Tolstoy was not inappropriate; to produc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olstoy, it really does help to know George Eliot and Anthony Trollope, both of whom Tolstoy loved. For Dostoevsky, familiarity with Dickens goes a long way, as Garnett surely knew. One cannot adequately translate a work one has not experienced with critical sensitivity, because it is that experience, not just the sequence of signs on a page, that one needs to convey.
顺带一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最流行的英译本也是P-V出品，看来同样要打入另册了。Morson 教授在其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一书中引用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出自 Michael Glenny 译本。
通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网站，网友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对译文的见解，实在太常见了。一道菜的品质如何，你不需要是一个美食家就可以发表意见，但文学翻译这种事，除了通晓原文的学者或译者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听的。
此书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成五卷五十三章。译文既有新译，也有已发表而这次做了修订或调整的，各具导读和尾注。尾注的好处，是不必像拙译《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以赛亚书》的夹注受字数限制，可以扩充内容，并配合导读，阐发近年授课答疑及写作中的一些所思所得，与读者分享。
选本的想法，由来已久了。最先是我的老师波士夫人的建议。所以很早就定了书的献辞，用她喜欢的诗句，准备给老人家一个惊喜。不意末章《新天新地》的导读写完，感恩节刚过，夫人竟去了永恩之域。
于是，完稿的欢愉就化作了思念，和回忆……
初见夫人，还是在昆明，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夫人是同三子派迪一起来云南大学执教的。其时知青战友M在云大外语系，是七七级的大姐；我在师院（今云南师大），一条马路之隔，按知青的习惯去她那里蹭饭，她就把我引荐给了夫人。从此，读书译诗每有疑问，便上夫人的小平房宿舍求教。一般是吃过晚饭，与几个同学在校园里溜达一圈，待自习开始，一人走去云大。
文汇报记者 李纯一
什么是好的诗歌？不在于意象的堆砌，而在于句法和词法。真正高明的才华应该有一种自觉，被束缚在一种纪律里，因为只有纪律才让它显得更紧绷有张力，更饱满有生命力，成为一件经受了锻造的艺术品。对句法的推崇，也曾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部分，只是近几百年来被意境说替代了，我们今天几乎完全无视句法的存在和作用，甚至在评价西方诗歌时，也把朝向这种意境审美的归化作为最高标准。
现代派出现之前，西方传统的诗歌在体裁和语言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自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的诗歌，用高度屈折形态的语言写就，形式十分严格，风格大多崇高、节制，充满分层复句结构。一类是源自中世纪的宫廷、民间乃至异域文学的诗歌，形式相对宽松，除商籁体和亚历山大体之外，大多并无严格的格律，风格更为活泼、简朴，多简单句并置句法，离近代口语更近。
20世纪颇有争议却又极具吸引力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创作中期之后才接触德国诗歌传统，此前他是以“世界通用句法”写诗的。但在1910年后他通过对以歌德、克洛普施托克、荷尔德林等德语诗歌传统“补课”式的阅读，学会了使用浑圆句（Periode）的复杂句法，语言风格从光滑转为艰涩，从短小精悍转为繁复，后期创作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成为他的代表作。
我最近的书评《失控的文化生产过程——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荷尔德林诗集〉》（载2016年6月3日《文汇学人》）从所评的书中举出的例子都是诗人荷尔德林后期作品中的赞歌体裁作品（Oden）。对于该书中包含的诗人其他后期作品，我说“读者可据[拙著2009年版《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以自行研判人文版《荷集》这一部分译文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我那样说既是出于对读者判断力的信任，也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更有效地讨论该书的质量。然而在书评交稿之后，我继续查看王佐良先生这部译作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我对读者的信任和对书评篇幅的考虑令我忽略了对译者学术品格可信度的考察：在德语水平不足的问题以外，译者王佐良先生的学术伦理水平也有理由让人怀疑。
十多年前，在一篇荷尔德林中译本的书评中，我曾说过，从翻译和研究的角度看，荷尔德林是德语诗歌史上门槛最高的诗人，一是因为这位诗人最成熟期的作品中有丰富的对西方古典和圣经的指涉和借用，二是因为他的德语有意吸收了古典语言的词法、句法和风格因素，只学过现代德语而没有西方古典语言知识的人，往往不能或者不能充分理解他的诗歌语言。在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十馀年里，包括我自己翻译在内的荷尔德林诗歌的中译本已经出了至少四种：拙译之外，分别是先刚先生、林克先生和顾正祥先生的选译本，使得中文世界的读者终于能够比较广泛地读到这位最重要的德语诗人的诗歌作品。不过这几部译作都只包含诗人部分而非全部诗歌作品，要么是林、顾二先生选裁范围不限的选译本，要么是先刚先生和我自己的依据时期和体裁选裁作品的译本，总之直到最近，还没有一部包括诗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诗歌的译本。当不久前看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部声称 “收录了荷尔德林绝大部分诗歌”（见该书的“内容简介”）的译本时，我以为这一状况大概就要结束了。然而在实际看到由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这部诗集之后，我意识到译者和出版社的宣传词是需要暂时悬置的。
宽侄：
谢谢发来照片，让我们重温欢聚的时光。
回国一趟，同事见面，都说晒黑了。“黑”是恭维，仿佛我在百慕大群岛度假来着。我们邻居，去年到云南旅游的胖太太爱琳倒是苗条了，一听伯母称赞，更是满脸笑容：I know，可不，我减了十八磅！没有，没练瑜珈术，练什么都不如送我那麦当劳儿子上大学！原来，那孩子平时每周要妈妈开车带去麦当劳几回，这学期他一走，“空巢妈妈”告别“垃圾餐”，人就瘦了一圈。
你看，如今“黑”皮肤成了休闲享受的标记，大众化的便宜快餐反而担了不健康的恶名：语义就这样产生于对话的场合。由此想到，上回谈翻译的“再造原意”，那“原意”也是由译者和读者，通过不同语境一次次“交谈”令其清晰而富有意味的。
下面答复你的好朋友的提问：翻译《圣经》是否集体合作较好？“信达雅”如何兼顾，还是应有别的标准？问题不小，可能会扯得远一点——但看得出，他是读了书，独立思考了才形成看法的；这一点，你得向他学习呢。
一
译经给常人的印象，大约总是某个教会委任集体班子的“项目”。可是纵观历史，钦定本除外，马丁·路德那样的独译才是成功的通例（见前信《海枣与凤凰》）。比如罗马教会的标准经文拉丁语通行本，便是圣杰罗姆（约347~420）的杰作。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斯拉夫语译本，则来自 Gennadius 大主教的遗稿（1499），往前还可以追溯至斯拉夫字母的发明人圣徒西里尔（St. Cyril, ?~869）与其兄（St. Methodius, ?~884）的译经传道。而与路德几乎同步，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5-1536）立志“要让扶犁童子知晓的经文比[教士]还多”，以生动准确的口语，开现代英语译经之先河，在教会的火刑柱上赢了“英语圣经之父”的美誉（包伯里克，章二）。就连众译本之祖，希腊语七十士本，按照传说——而传说寄托了人们对译经的理想——也是七十二位以色列长老受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246在位）请托，分头独力译出的（故事见《创世记·前言》）。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 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 A.S. Byatt 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 Sa’ib 语）：
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
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
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某某先生：
署名张达民（“环球圣经公会驻会学者”）的文章（之一，载香港《时代论坛》1204期，2010.9.26）刻意隐瞒事实，误导读者，纯属诽谤。我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已写了文章驳斥，不久会正式发表。您可把此信转给那挑衅者，公之于众。
1）法语圣城本（La Bible de Jerusalem）是我在拙译卷一《摩西五经》前言、附录及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多次向读者推荐，并再三强调拙译研究参考的六种西方经典译本之一。
2）西方学界译经之惯例，译本不列参考书目，不论犹太社本（1985）、圣城本（1998）、新牛津第三版注释本（2001），皆是如此。因此三卷拙译的书目特意说明，是“针对普通读者同一般学界人士的兴趣需要，不求完备”，是为“初习圣经者”开列的。
3）《圣经》译注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拙译力求如此；夹注简短，按学界惯例不列出处。NJB是圣城本之英译，脚注全部译自圣城本。圣城本脚注只是拙译选择介绍（张文所谓“借用”）的无数圣经学资料和研究成果中的极小部分。
4）版权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看法、学说、术语专名、固定表达和古人（超过保护期）作品。圣城本/NJB的注释，如同任何现代译本，对其主张、阐述、引用、介绍、翻译之思想看法、古人文字等，均不享有专有权利或版权保护。此是法律常识。
5）张文所指圣城本/NJB的“误译”，或认为拙译某处有误等等，欢迎争鸣。但禁止拙译或任何人参考借鉴前人的译法，且妄加罪名，于法于理，于学术自由、基督教精神，都是极端错误的，应受谴责。
冯象
2010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