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在中国、越南、老挝三国交界处的一个哈尼山寨，一个十七岁少年，望着山寨里狗追着拉屎的娃子摇尾巴，背诵着借来的《基础英语》教程中的课文，心里上演着一出中世纪欧洲的亚瑟王传奇：受伤的亚瑟王登上黑衣女子的帆船远去，留下他的爱将、圆桌骑士伯畏在岸边叫道：“主公哪，如今圆桌散尽，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走在生人和敌人中间，我去哪里好？”悲凉的话引起了这个三年前孤身从上海来到云南边疆的少年深深的共鸣。
三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少年已相继获得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学位，走上哈佛法学院的讲台。而当年在那“周围，日子一天天变黑”的岁月里将他的思想“从绝望中痛醒”的亚瑟王传奇，也由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先是从2000年起在《万象》杂志连载，最近又由三联书店以《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为名增补结集出版。一个春日的下午，我见到了作者冯象先生。
冯象出自书香门第，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教授。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初中尚未毕业的冯象“发配”到了云南弥勒县，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云南乡下九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冯象说。最初两年多，他在生产队种甘蔗。到1971年，眼看招工无望，回家无期，他报名进深山老林，到绿春县哈尼族山寨教书。这里也有一帮被打成右派或戴了“历史问题”帽子下放支边的落难弟兄。一帮人碰在一处，弹起吉他，“酒精中毒”之际，才暂时忘却苦闷，懂得了平日背诵的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世道在变，旧让位于新/上帝的旨意，自有种种方式实现/免得一部好惯例用久了，坏了人间。”
其时，冯象已经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兄弟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也让他着迷。冯契先生在“牛棚”里读到儿子描述各民族语言和山歌俚语的信，觉得他对语音声律有特殊的敏感，鼓励他钻研语言学。1977年恢复高考，云南有个土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冯象只能被录取在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好在昆明师院在西南联大旧址，冯象得以在此广泛阅读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旧藏中外文图书。1982年，冯象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学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老先生当时精力充沛，还有一个习惯，看到好书就买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送弟子。于是，每星期冯象上李赋宁家读古英语，就用李先生的书作课本，逐字逐句讨论语法词源，再译成现代英语。
在北大，冯象打下了希腊语、拉丁语、德语等欧洲语言基础。1984年，他经美国哈佛－燕京基金会选拔，赴哈佛大学英语系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学位。
当时哈佛英语系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镇。系主任班生是乔叟和亚瑟王传奇权威，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由史诗现代英语译者兼剧作家阿尔弗雷德主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则客座教授修辞学（后来希尼也译了《贝奥武甫》）。正是在这个时期，冯象将《贝奥武甫》译成中文，后于1992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就在冯象埋首遍览欧洲中世纪文学之时，中国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艺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策略改由法律途径实施，法治话语渐渐加入主流意识形态。”他解释说，“做学问和搞创作一样，必须有批判意识，必须刨根问底。因此在文学商品化、‘边缘化’亦即附庸于资本及其法治话语之际，就应当考虑研究法律了。”他认为，在这个资本再临中国（叶芝形容过的“second coming”）的历史时刻，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为弱者和被压迫者说话，包括用资本的语言即法律说话。
文学博士改行读法律，这在中国也许没有，在美国却不希奇，法学院教授很多都有其他学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冯象在哈佛做完博士论文，即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与文艺创作和知识商品化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
1993年获法律博士，冯象应聘到香港大学法律系任教。1999年，他回到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和竞争资讯方面的法律业务，并担任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在国内，他用自己两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一边在《读书》杂志开设探究法理的专栏《政法笔记》，一边在《万象》杂志写亚瑟王传奇。
冯象告诉我，他接下来的一大任务是重译《圣经》。“实际上，《圣经》对中国知识界和现代文艺的影响非常大。基督教东渐，如果从利玛窦开始算，已经四百年了。然而常有人（包括宗教界人士）对我说，看不懂中文《圣经》。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和教派分歧，我想现在通行的和合本《圣经》诞生于上世纪初，正是文言白话夹杂时期，而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没有一个参与翻译，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天主教另有思高本《圣经》，较贴近原文）。我在乡下自学英语的时候开始读英语钦定本《圣经》，后来陆续收集研究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及拉丁、法、德等古今译本。现在有了一点学术积累，也有资料方面的条件（哈佛的图书馆和一流的书店），所以觉得可以做这项工作了。”他从希伯来语《圣经》的头五篇摩西五经开始翻译、注释，同时将有关的研究，包括神话传说、律法史料和考古发现整理出来。去年，他就在《万象》杂志上开设《尘土亚当》专栏，讲述古代以色列民族的故事。
“从洋务运动起，中国就开始热切而执著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制度等等，然而我们对西方文化经典的研究和探讨，至今仍很粗略。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洗礼成长起来的学者，到现在学术上已有相当的积累，应该继承先辈学者三、四十年代开创的事业，把自己所学、所思写出来。我想这不仅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责任。”冯象最后说。
赵晓力（以下简称赵）：这个未必是。你们学习法律的时候，法律已经很热了，你们都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89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学里学过相应课程的你是知道的，比如说，你知道物理系是干什么的，化学系是干什么的，中文系是干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有误解。许多文学青年认为中文系是作家班，进来之后才发现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而是研究作家和作品的，不免沮丧。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南大中文系老生帖在树上的迎新标语：“黔无驴，有好事者车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