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

冯象:误译耶稣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事,比较语汇情节的异同,这办法古人早有记载,还列出一组组的“对观句段”(synoptic pericopes),发展了精微的神学解释。故此,承认部分经文为托名作品,或者由不同渊源(时代、地域、个人或社团)的片断或文本传统编辑而成,跟主张经书神授,奉为圣言或上帝之言,这两种立场虽然对立,却未必动摇得了信仰,是可以妥协而共存的。毕竟,信仰不靠(有时也不容)论理:人性孱弱,奥义无穷;宗派纷争,永无宁日。教义即人意亦即政治。传世抄本犹如历代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歧义跟矛盾,原本是不足怪的。

高峰枫:保罗的右耳

英国作家威尔逊(A. N. Wilson)多才多艺,而且多产。他不仅创作小说,还是知名的传记作家,所作《托尔斯泰传》和《C. S. 路易斯传》都是极负盛名的作品。威尔逊对基督教念念不忘,上世纪最后十年间,曾接连出版三部著作:《耶稣传》(Jesus: A Life, 1992),《保罗传》(Paul: The Mind of the Apostle, 1997),《上帝的葬礼》(God’s Funeral, 1999)。最后这一部书讨论的是欧洲十九世纪宗教的衰落,书名来自哈代于二十世纪初年所作的一首诗。前两部书则直探基督教历史本源,分别为创教两位核心人物作传。威尔逊写的虽然是畅销书,但是看他附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可知他对于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熟悉。能广泛涉猎新约研究的各家著述,又不掉书袋,将枯燥的学术问题讲得清楚、有趣,这可算是这两部传记的突出特点。

God's Funeral要想了解耶稣,需先了解保罗。因为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写作时间要早于福音书,是基督教文献中最早论及耶稣的。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耶稣能演化成神学上的“基督”,保罗起了关键作用。新约当中有一部《使徒行传》,算得上是保罗最早的传记。保罗是犹太人,少时来到耶路撒冷,追随法利赛人。一开始,他对于奉耶稣为救世主的新兴教派极端敌视,下手不留情面。《使徒行传》中说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8:3),“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9:1),明显是逼迫早期信徒的急先锋。保罗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忽见大光,并听到有声音斥责他的所作所为。那声音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于是三日之内,目不能视物,不吃也不喝。这便是保罗皈依的经历,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三次(第9章、22章和2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