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冯象:那诸神之香膏,人的荣耀——《历史书》导读

一、前先知与写经人 历史书,即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等四篇六卷。犹太传统,这四篇归于“前先知”(nebi’im ri’shonim),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后先知”相对。前后先知合称“先知”,置于“圣法”或摩西五经之后,“圣录”之前,组成圣书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从摩西逝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巴勒斯坦(前1220~1200)讲起,至巴比伦灭犹大毁圣殿,子民入囚(前587/586),犹大王耶立获赦(前562)结束;故名历史书。后先知则是历代先知传道、训诲、谴责、预言,及颂诗、哀歌、讽喻等文字的汇编,诗体为主;习称先知书。 古人写经,最初是用纸草纸(苇纸)。纸页黏接,附轴卷起,阅读时慢慢展开。为方便阅读与收存,书卷一般不做得太长(据说存世最长的一轴达39.6米)。经书长了,如《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分上下卷,便是这个缘故。先知书里有“十二小先知”,则是篇幅较短的十二位先知抄在一处,合为一轴。

冯象:写在“奇迹之年”——《历史书》前言

此书可说是我在疠疫之年的辛劳所得。 去年二月《先知书》交稿,开始译注《历史书》。那时正值武汉封城,全国支援;美国这边,航空公司刚发布改签和退票公告,一切似乎都是可控的。待到今年四月书稿杀青,因为疫情失控和政治化的操作,世界已经大变——也许永远地改变了。 习惯上,译注修改完毕,停下来读几本书,换换脑筋再作序(导读)和前言。历史书(不打书名号,指经书划分)可讨论的问题较多,导读写长了,前言就短些,主要谈两点:经书顺序和译名。 一、圣书各篇的顺序,拙译从希伯来圣经(详见本书开头的“经书简字表”)。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这个顺序跟流行的教会译本即基督教旧约,略有不同。例如《路得记》,旧约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属历史书;希伯来圣经归之于圣录,属“五小卷”(megilloth),即五篇一组较短的经书:《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会众传统上在逾越节、五旬节等五个节期诵读。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记》至《列王纪》六卷之外,还有一志两记:《历代志》重述圣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按犹太传统,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卷,讲波斯居鲁士大帝灭巴比伦之后释囚(前538),子民回返圣城,重修圣殿再颁圣法等一段历史。这几篇,希伯来圣经也归于圣录,并以《历代志》为全书收尾。

冯象译注:《历史书》

《歷史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 ISBN 9789888777075 * 前言:写在“奇迹之年” 导读:那诸神之香膏,人的荣耀 * 目錄 [PDF] 新書試讀 [PDF] 歷史書,即希伯來聖經《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等四篇六卷。猶太傳統,這四篇歸於“前先知”,與《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等“後先知”相對。前後先知合稱“先知”,置於“聖法”或摩西五經之後,“聖錄”之前,組成聖書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記載以色列的歷史,從摩西逝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巴勒斯坦講起,至巴比倫滅猶大毀聖殿,子民入囚,猶大王耶立獲赦結束;故名歷史書。 歷史書取材甚廣,有各朝官修《實錄》和先知著作,也有神跡傳說、民間故事、古歌寓言。書中有些文本片斷,可以追溯到士師時代,掃羅稱王之前。例如《士師記》五章“黛波拉之歌”,重述前一章女先知黛波拉組織聯軍,在基順河大敗迦南人鐵甲兵車的故事,語彙古樸,風格剛健,是聖經裡年代最早的詩章之一。 先民的歷史文字,大約先是卜辭、家譜、王表、詔令、盟約之類,而後才發展出敘事記言的編年體。真正成熟,卻要等到能夠刻畫人物,敷演對話,剖析成敗,揭示原因,“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著出現,如《左傳》,如《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著史傳統在西方,其第一座高峰和典範,便是希伯來聖經的歷史書,特別是《撒母耳記》。 馮象譯經,從希伯來聖經,希伯來聖經的結構,大體依照內容與歸典的先後劃分。摩西五經領頭,接著是眾先知的記述(歷史書和先知書),餘者歸在一處,稱聖錄。學理上的考量是,人神關係的演進,從希伯來聖經到《新約》,其啟示是貫通的。《新約》的編排,明顯套用並對應着希伯來聖經的順序。福音書載耶穌的言行,相當於摩西五經;《使徒行傳》講耶穌復活升天後,諸門徒的事蹟同保羅傳道,是歷史書;保羅書信及通函,論道辯義批駁謬說,類同先知書;《啟示錄》反思犧牲和苦難,見證新天新地與新人,繼承光大了聖錄的《約伯記》《傳道書》《但以理書》的倫理智慧跟天啟主義理想。

冯象: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先知书》导读

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即圣法(torah,摩西五经)、先知(nebi’im)、圣录(kethubim)。先知又分前后:“前先知”接续摩西五经,铺陈圣史,从摩西辞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写起,到巴比伦灭犹大,毁圣城,子民入囚;习称“历史书”。“后先知”反思圣史,汇集先知言论和著述,载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大先知,各作一卷,并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玛拉基合抄一卷——所谓“大”“小”,指作品篇幅,并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总名“先知书”。 基督教“旧约”则依循七十士本,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经师的希腊文译本的传统,顺序不同。摩西五经、历史书之后是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等),而以先知书收尾;俾众先知关于受膏者(mashiah,弥赛亚/基督)的启示,跟《新约》的福音衔接,并以《马太福音》开头的施洗约翰(新以利亚)故事,照应先知书末尾上帝要遣以利亚再临福地的预言(玛3:23-24):从而引出耶稣的受洗与传道。 “旧约”先知书另有《哀歌》《但以理书》两篇。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创作(但2:4b-7:28),成书较晚(前167~164);前者古译本(希腊语、亚兰语和拉丁语)归于耶利米,题作“耶利米哀歌”。但《哀歌》五首诗的语言风格、宗教思想皆与《耶利米书》迥异,希伯来《圣经》把这两篇放在圣录,本书从之。

冯象: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先知书》前言

这几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先知书》何时出版。《先知书》的译注,二〇一二年春就开始了,但暑假完成《以赛亚书》初稿后,搁了一阵子,转向了理论研究。其间还有别的兴趣和任务,如人工智能与人机伦理——物联网智能社会带来的挑战,颇像希伯来先知所翘盼的“终了之日”(赛2:2,耶23:20,何3:5,弥4:1),既是对人的咎责的总追究,也是人人成圣,一场“催来”世界大同的“最后的斗争”(参《我是阿尔法》,页177以下)。 众先知聆受而传世的启示,多数为诗体;义理深奥,富于哲思,风格极“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政法笔记》,页230)。可是《约拿书》除外,圣者施教故事性不强,其“灵中所见”异象纷呈,讽喻连着诅咒、牵着哀歌。若想弄明白预言的历史背景同寓意象征,往往须查阅对照《摩西五经》《历史书》等经书的相关内容。故而《先知书》的文字,若无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或初学者,确实不太好懂。我〇九年回国服务,讲课论说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及其对西方宗教、文艺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赛亚书》译出初稿,是探索性质,即拿《先知书》里篇幅最长、思想最崇高的一部做试点,开展课堂讨论。接着,基于教学反馈,又写了一组解经文章,并研读《以赛亚书》的札记,供学生参考,效果不错。遂添上三五篇评论跟故事,收在《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同年,与之配合,还出了一本《圣诗撷英》(北京三联,2017),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各具导读和尾注。其中《历史书》与《先知书》部分是新译。这样,对众先知的宗教思想、语汇特征及文本的历史脉络有了探索得来的真切体会,才继续《先知书》的译注。经两年奋斗,心无旁骛,至去年十二月终于竣工。

冯象译注:《先知书》

《先知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ISBN 9789888678853 * 前言: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导读: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 * 目錄 [PDF] 新書試讀 [PDF] 馮象的聖經譯本,牛津大學已先後出版了《摩西五經》《智慧書》及《新約》。《先知書》作為《希伯來聖經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繼《摩西五經》及《智慧書》的出版,價值自不待言。 希伯來《聖經》的編排,是三分法,即聖法(torah,摩西五經)、先知(nebi’im)、聖錄(kethubim)。先知又分前後:“前先知”接續摩西五經,鋪陳聖史,從摩西辭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寫起,到巴比倫滅猶大,毀聖城,子民入囚;習稱“歷史書”。“後先知”反思聖史,彙集先知言論和著述,載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三大先知,各作一卷,並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瑪拉基合抄一卷——所謂“大”“小”,指作品篇幅,並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總名“先知書”。 聖書記載,希伯來先知的始祖,是亞伯拉罕。自聖祖以降,以色列先知輩出,其集大成者為摩西。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希伯來先知同周邊各國的先知、術士、占星家一樣,也是人神間的中介或中保,善預言、作法、觀兆,能替人禱告並訓誨子民;在經書中又名視者,獲異象者,上帝之人。 先知預言,來自神的啟示,而神諭的授受是不拘途徑的,包括彈琴奏樂、托夢跟“魂遊象外”;不論看見、聽到或嗅得,均稱異象。儀式可以一個人做,亦可數人乃至成百上千一起舉行,集體陷於迷狂。這在古代近東,是標準的求徵兆、施神跡的做法。公元前八世紀起,有些先知的“工作方式”變了,經常上聖殿和街市佈道,向百姓談論國事,批評這個譴責那個,儼如“公共知識分子”。其言說經門人輯錄整理、補充闡發,流傳開去,便是先知書的文獻來源。 “牛津大學在推廣漢語出版工作方面,一直不遺餘力。聖經雖是廣泛流傳的基督宗教經卷,但除宗教意義外,在文學及文化方面,也具有深厚影響。牛津大學出版的馮象譯本,無疑成為文學領域的果碩,不僅對聖經漢譯史作出重要的貢獻,也為漢語學術文化的承傳,默默耕耘。”——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刘皓明:“你这石质的”:杂谈建筑之二

近一二十年来国內很多原本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学纷纷在城市远郊开辟新校园,我有幸访问过其中数所,因而有了贴近观察其中新建筑的机会。坦率地讲,对于这些新建筑,我的失望远多于喜悦。 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及其校园建筑,可以看出大学建筑在建筑学和建筑史上是有独特要求、独特地位和独特风格的。除了上一篇谈建筑的文里提到的罗斯金(John Ruskin)所言建筑三标准——实用性、审美效果和传达旨意——之外,大学建筑与一般民用与商用建筑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一种更常见于世俗的或宗教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特点,用今天时髦的名词说,就是具有纪念碑性(momumentality)。 看过那么多国內大学新校区的主体建筑后,可以公正地说,并不是设计师和决策者完全不懂这样的建筑要具备纪念碑性这一道理,而是他们对纪念碑性的理解显然极其狭隘、片面,甚至错误。非特是大学建筑有这样的问题,这几十年里人们对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的理解都有同样的缺陷,就是错以为单靠体积就足以获得纪念碑性。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刘皓明:错落:杂谈建筑之一

上个世纪末的一天,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偶遇一群来自中国的游客。那时候中国人出国旅游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众多,所以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群人显然属于一个旅游团,大抵由水上到达广场前的码头,刚上岸,浩浩荡荡好几十人,走过广场时除了一边发出咕咕声响一边满地蹒跚的野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外,目无旁骛,对这个著名广场及其周边的圣马可教堂等建筑似乎毫无兴趣,抬头看一眼都不看,所以不到一分钟便从广场鱼贯而过,匆匆奔向不知哪里的目的地去了。 中国游客对集西洋建筑之大成的威尼斯的精美建筑毫无兴趣,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国人中间我听到过各种鄙夷西洋建筑及其美学原则的奇谈怪论:对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人说威尼斯这样的欧洲城市破破烂烂,毫不足观;对国内的地方,有人拿全然中式格局的北京与缘于近代开口通商而成立的城市天津作比较,以为天津城区街道窄而且弯曲,远不如北京逵衢阔道来得便利气派。这种审美观不仅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而且必定也反映了专业城市规划和建筑从业者的审美,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与建筑的风格状态。

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李赋宁、潘家洵 译 我们可能永远听到有人抱怨说我们对于死人妄加赞扬,说我们对古人怀着他们不应得到的尊敬,这种尊敬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家才配享受。什么人常说这样的抱怨话呢?他们可能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他们的话不能算是真理,但他们却想靠着发表似是而非的谬论而出名;他们也可能是另一类的人:这些人由于不得志而不得不设法安慰自己,因此希望他们在当代所不能获得的名誉地位,后代的人会送给他们,因此他们妄想他们由于忌妒而受不到重视,最后时间会给他们带来人们对他们的重视。 事物的某些特性常会吸引人类的注意,古老性就是其中的一种。古老性的信徒们崇拜古老的东西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于偏见。有些人似乎毫无选择地爱慕任何长期保存下来的东西,而不考虑有时这些东西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时间和偶然性合作的结果;可能大家对于过去的优秀作家比对于现代的优秀作家更容易发生景仰的感情;我们的头脑在评价当代天才作家时,总要穿过年深月久这面黑影重重的镜子去看他们,就好像我们带上人为的障眼物去看太阳一样。于是文学批评所讨论的问题的主要内容就成了去挑今人的错,而去发现古人的优点了。于是就有这种现象发生:当一个作家还活在世上时我们根据他的最次的作品去估计他的才能,而当他一旦去世,我们却又根据他的最好的作品来衡量他的价值了。 可是有一些作品,它们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和肯定的,而是逐渐被人发现的和经过比较后才能认识的;这些作品不是遵循一些论证的和推理的原则,而是完全通过观察和体验来感动读者;对于这样一些作品,除了看它们是否能够经久和不断地受到读者重视外,不可能采用任何其它标准。人类长期保存的东西都是经过经常的检查和比较而加以肯定的;正因为经常的比较证实了这些东西的价值,人类才坚持保存并且继续珍贵这些东西。正像在大自然的作品当中,一条河不能算是深,一座山也不能说是高,除非我们游历了许多名山,渡过了许多大河,我们就不可能做出适当的判断;同样在精神创作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称得上优秀,除非经过和同类的东西比较之后确实发现是这样。论证会立刻显示它的说服别人的力量,既不期望也不害怕时间的洪流会对它发生任何影响;但是一些未经肯定的和试验性质的作品必须按照它们接近人类总的和集体的能力的程度来加以判断,而人类总的和集体的能力是经过无数代人们的努力才能显示出来。对于世界上所盖起来的第一所房子,人们可能确定它是圆的或是方的;但它是否宽广或高大就必须由时间来确定了。毕达哥拉斯记数法立即被人们发现是一种完美的记数法;但是荷马的史诗究竟是否超越人类智慧通常的界限,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不敢说,我们只能说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接着另一个民族兴起来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的人们过去了,但是人类所能做的只是把荷马诗中的事件重新安排一下次序,重新给他的人物命名,变变样子说出他的思想感情,此外就很少有其它内容了。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欢迎来到硬规则世界

这是一本新书,《我是阿尔法》,封面画着两个人:机器人高出一头,向人类伸出手来,可是那个抬头仰视的人身子僵直,不愿握手。 “原本草稿上,俩人是一样大的。后来我建议机器人大点,人小点。”作者冯象先生说。 他说,国内学界讨论人工智能(AI),经常落入一个误区:把AI理解成了自动化问题。可是自动化,从发明轮船火车开始,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挑战,是人类社会一直在应对的,至少有200年了。人工智能之所以值得探讨,是因为地平线上升起了两片阴霾:大失业同AI军事化。终极的威胁则是,发展下去,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远比自己聪明的物种,其行为、性格与思想意识人绝对无法理解。这,才是新问题。 已故的麻省理工教授明斯基(1927~2016),人称AI教父,曾说:“智能的力量源于我们自身广博的多样性,而非某种独一无二的完美原则所赐”(The Society of Mind, 1986, p.308)。在他看来,本质上,人的感情和心理意识跟演算、逻辑推理没什么不同,都是智能的表现形式。人们引以为傲的各种智能,都可以还原为神经元相互作用的过程。

冯象:他的歌与我同在——《新约》修订版缀言

光阴似箭,自译注《新约》,回国服务,在清华讲授法律与宗教,不知不觉已近八年。去年课毕,准备讲座材料,翻开书桌上这本紫红封面的牛津版《新约》,忽有一个发现,一直未留意:好些书页天地头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补注填满了,也就是说,书该修订了。 当时手上另有一部书稿《圣诗撷英》,是圣书的诗萃,写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约》选了十二篇(片段)。作这十二篇的导读与注释,也有不少因解经而起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啻给牛津版的修订做一遍预习。冬月,《圣诗撷英》交稿,便开始了修订。对照原文,从福音书到《启示录》,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终于完工:“一番炽热的劳动”,诚如但丁的引导者吟咏,“多么幸福!人把城墙立了起来”(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36)。 跟之前的两卷《摩西五经》《智慧书》的修订一样,译文主要是“微调”,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让经书的不同作者,及其笔下呈现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九十年代初,关于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余光中曾经有过一番发难。大意是说,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这样的有着致命语言缺陷的诗人,居然占据着新诗史上一个显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于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竞技场,所以,后来的诗人意识到前驱者的语言局限,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后来者对先驱者所依傍的语言资源和所处的语言环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仅如此,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语言才能的判断也极有问题。而最大的疑问在于,当我们用今天的关于诗歌语言的标准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诗人时,我们所运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观性。 问题不在于戴望舒的语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为这太像是一种趣味之争。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让我感到不够公允的是,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语言趣味;并且,他把自己的趣味当成一种客观的审美标准来运用。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窦丛生了。因为在新诗史上,就绝对的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能和他匹敌。当然,由于戴望舒所处的时代,新诗语言的整体水准比较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个别的文本中,他的语言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必须意识到,无论这些毛病有多少,它们和戴望舒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意识相比,和他所拥有的语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优异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来,戴望舒目前在新诗史上享有的显赫的位置,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于他在主题上的开拓精神,不是由于他在风格上的创新意识,恰恰是因为他在诗歌语言上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造诣。如果人们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为诗歌语言的进展和成熟树几块纪念碑的话,很多名声显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这一块碑是一定要树的。 也许,更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省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语言的成熟?为什么很少有人指责小说的语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语言不成熟?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和小说、现代散文的语言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一些短暂的偏离,如新格律诗运动,但在总体上,它根植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语言观及其实践:即用来创作新诗的语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而是一种和用来创作小说的语言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语言。不要小瞧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态度:诗歌的语言应该趋同于日常语言。它更极端的主张是,新诗的语言应该口语化。

Gary Saul Morson 谈俄国文学英译

“俄国文学英译”貌似挺大一个题目,这里其实只是摘抄几段 Gary Saul Morson 的文章,以为备忘。 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在 Commentary 杂志二〇一〇年七、八月号上有一篇文章“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媒体和评论家(包括 James Wood)热捧的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俄罗斯文学英译,称这一现象为“悲剧”。 Morson 教授的观点很鲜明:Pevear-Volokhonsky 的诸多译本虽然畅销,但翻译质量或文学价值其实很低。P-V 夫妇的翻译不行,那么谁的行呢?简短的回答是 Constance Garnett。Morson 教授在1997年给友人的信中以感人的笔触写到: I love Constance Garnett, and wish I had a framed picture of her on my wall, since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tea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onstance Garnett. She has a fine sense of English, and, especially, the sort of English that appears i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realist period, which makes her ideal for translating the Russian masterpieces. Tolstoy and Dostoevsky were…

冯象:呐喊和思念——《我是阿尔法》弁言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

冯象: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

Robots of the World, Unite! 资本主义在西方败坏了,这一点已是共识。中国以其强劲的所谓“修正主义”,能否拯救资本主义,做它的末世弥赛亚? 跟中美贸易战或地缘政治的竞争不同,这一次,同今世的败坏赛跑,时间不在中国一边。因为人工智能(AI)来了。 α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业。 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比赛,绝大多数人将输给极少数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学历和技能的差异,一起堕于失业;后者要藉AI化数据为财产而独占:将来可以为所欲为,顶层设计一切,甚而准备大脑植入芯片,人机融合,称“超人”(Übermensch)。 α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支配经济活动、影响政治决策,就越没有理由留在私人手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何近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的,不是经济学家或马院拿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信教条,他们明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诚如爱因斯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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