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 · HUMANITIES

A Plagiarist at Large

Plagiarists are large, human-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cademia.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lagiarist had been spotted forty-five miles south of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However,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lagiarism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The hunt for the plagiarist bega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strawberries saw ‘a large tome’ only five yards away from her. It immediately ra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d experts confirmed…

王朔:我看鲁迅

一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分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作 “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惟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刘皓明:瞽者的内明:弥尔顿

Vision of the Blind John Milton. Works. Ed. Frank Allen Patterson. In 7 vols. NY: Columbia U.P., 1931-38. 1658年,约翰·弥尔顿失明已有六年了。就在这一年,弥尔顿某夜梦有所感,梦见了两年前死于难产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Catherine Woodcock)。这个梦成为一个契机,令弥尔顿写下了英国诗史中最著名的一首悼亡诗(Sonnet XXIII, “On His Deceased Wife”):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 from the grave Whom Jove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 Mine as whom washt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 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塞林格作品新封面

塞林格肯定是一个奇人,其中一奇是他对自己作品的封面设计要求极为苛刻,不过他作品的(美国版)封面却多不好看,比如代表作 The Catcher in the Rye 的封面,我就无论如何喜欢不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某些封面设计不佳的原因,塞先生才对封面变得苛刻起来。不过,丑陋的局面即将改变了,《卫报》报道,塞林格作品将以新的系列封面重印上市: Before his death, JD Salinger’s publisher, Hamish Hamilton, worked with him to produce jackets for reissues of his books (originally planned for June, they are now due out next month). … Simon Prosser, publishing director, Hamish Hamilton: “There are strict rules about JD Salinger’s covers. The only copy allowed on the books, back or front, is the author name and the title. Nothing else at all: no quotes, no cover blurb, no biography. We’re not really sure why this is, but it gives you definite guidelines. Last year we decided it was…

奥斯丁·萨拉特等编《法律与人文导论》[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Introduction]

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Austin Sarat, Matthew Anderson, Cathrine O. Fra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购买本书@亚马逊 Book Description 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Introduction brings together a distinguished group of scholars from law schools and from an array of the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Contributors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in recognition of the global reach of this field. This book i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a stock-taking of different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of the various modes and subjects of law and humanities scholarship. It is also an effort to chart future…

苏力: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

——从戴安娜之死说起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叶芝《基督重临》 1997年8月30日午夜,备受公众和传媒(或者应改为传媒和公众?这是一个问题)关注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1]一个星期之后,英国举行了据称是继丘吉尔之后20世纪最隆重的葬礼。备享哀荣之后,戴安娜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然而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仍为她和她的死不安,以至于远在东方的《天涯》杂志为此要编发一个专题,以至于我这个只能算知道戴安娜名字的法律教授也居然开“机”,而不是提笔,为她的死写下这篇并不仅仅关涉法律的短文。 一 许多人将戴安娜之死归罪于传媒;戴安娜之兄查尔斯·斯潘塞更明确指责报界手上有戴安娜的血。但是,这种情绪化语言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本身的考察,以至于走进了语言构建的迷宫。只要仔细看一看有关报道,就会发现,即使是那几位追逐戴安娜的摄影记者,也没有造成戴安娜的死亡,最多只是引发戴安娜死亡的因素之一。司机体内的过度酒精(超过“正常”范围三倍多),超高速行车(时速160公里),以及死者未系安全带(唯一系了安全带的保镖活了下来),我想,如果不为感情迷惑,任何人都可以判断,这些才是造成车毁人亡的真正的和最根本的原因。酒后驾车和不系安全带与“狗仔队”的追踪毫无关系,却为法律甚或现代公共道德所不容;高速行车也许与试图摆脱记者有关,但这也不足以构成在市区违章超高速行车的一个充分理由或借口;毕竟,可厌的狗仔队的亮闪闪镜头并不是匪徒的黑洞洞枪口。因此,就戴安娜之死而言,我认为,承担主要责任的应当是酗酒的司机,以及要求或至少默许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高速行车的多迪和戴安娜。说记者杀死了戴安娜,如果不是非常不公平,那也是一种修辞。事实上,法国警方也仅仅宣布对这些记者是否构成“非故意杀人”或“见死不救”进行调查,至于能否提出指控,即使提出指控后能否最后认定,都还是问题。如果事实真的大致如新闻报道所言(我的判断还是将不幸地取决于传媒),那么,我敢预言,对这些记者将不了了之;他们最多只会受到一些象征性的处罚。[2] 我并不试图为这几位摄影记者开脱责任。就这一事件而言,他们确有“责任”。他们的令戴安娜讨厌但难以逃避和躲藏的镜头;车祸发生后他们没有首先救人(尽管这仍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法律责任,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是强制性的),却抢着拍摄可供发表赚钱的照片;他们甚至可能妨碍了救援人员的及时救助;这些也许都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应当受到某种行政和/或职业的惩处。但这都不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法律责任。

波斯纳、桑斯坦(编)《法律与幸福》[Law and Happiness]

Law and Happiness, edited by Eric A. Posner and Cass R. Sunste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roduct Description Since the earliest days of philosophy, thinkers have debate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happiness and the nature of the good life. But it i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study of happiness – or ‘hedonics’ – has developed into a formal field of inquiry, cutting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and offering insights into a variety of crucial questions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Law and Happiness brings together the b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the field…

高鸿钧:《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社会理论之法前沿”卷首语 在“社会理论之法”的论题中提及《黑客帝国》,犹如在麦当娜的话题中扯上麦当劳,似乎离题太远。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以下线索,就会觉得这种联想也许并非牵强附会。在那部影片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拟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是是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鲍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魔阵”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黑客帝国”恰是Matrix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一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正是这个Matrix蒙骗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相,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觉察不到虚假。它禁锢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失去了反思意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们处在战时,却误以为和平;成为了奴隶,却误以为自由;拥抱愚昧,却误以为追求真理。于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斯蒂芬·哈里斯:《理解圣经》(Understanding the Bible)第8版

圣经教科书,最新版: Stephen Harris,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8th edition, McGraw-Hill 2010. ISBN-10: 0073407445; ISBN-13: 9780073407449. Overview This best-selling nonsectarian guid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undertaking their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Bible. Placing each 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Apocrypha, and the New Testament fully in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acquaints readers with the content as well as the major themes of each biblical book, and familiarizes them with the goals and methods of important scholarship.

高峰枫:保罗的右耳

英国作家威尔逊(A. N. Wilson)多才多艺,而且多产。他不仅创作小说,还是知名的传记作家,所作《托尔斯泰传》和《C. S. 路易斯传》都是极负盛名的作品。威尔逊对基督教念念不忘,上世纪最后十年间,曾接连出版三部著作:《耶稣传》(Jesus: A Life, 1992),《保罗传》(Paul: The Mind of the Apostle, 1997),《上帝的葬礼》(God’s Funeral, 1999)。最后这一部书讨论的是欧洲十九世纪宗教的衰落,书名来自哈代于二十世纪初年所作的一首诗。前两部书则直探基督教历史本源,分别为创教两位核心人物作传。威尔逊写的虽然是畅销书,但是看他附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可知他对于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熟悉。能广泛涉猎新约研究的各家著述,又不掉书袋,将枯燥的学术问题讲得清楚、有趣,这可算是这两部传记的突出特点。 要想了解耶稣,需先了解保罗。因为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写作时间要早于福音书,是基督教文献中最早论及耶稣的。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耶稣能演化成神学上的“基督”,保罗起了关键作用。新约当中有一部《使徒行传》,算得上是保罗最早的传记。保罗是犹太人,少时来到耶路撒冷,追随法利赛人。一开始,他对于奉耶稣为救世主的新兴教派极端敌视,下手不留情面。《使徒行传》中说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8:3),“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9:1),明显是逼迫早期信徒的急先锋。保罗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忽见大光,并听到有声音斥责他的所作所为。那声音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于是三日之内,目不能视物,不吃也不喝。这便是保罗皈依的经历,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三次(第9章、22章和26章)。

高峰枫:六十年无教程

《造就美国人:民主与学校》,[美] E. D. 赫施 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美国普通民众缺乏基本国际常识,这方面的笑料不少。在 YouTube 上,如果你输入 Kellie Pickler 这个名字,会发现一段很流行的视频,点击率已接近四百万。凯莉是美国“超女”,2006年《美国偶像》第五季的第六名。在人气正旺的时候,她上了福克斯电视台一档娱乐节目《和小学生比智慧》(Are You Smarter Than A 5th Grader?)。凯莉抽到一道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地理题——“布达佩斯是欧洲哪个国家的首都?”审题之后,美女顿时傻了眼。只见她摊开双手,困惑地瞪着大屏幕,说了一句很雷人的话:“我原先还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呢。”现场观众大笑。无奈,美女只好求助于她的“救星”、小学生内森。答案揭晓:匈牙利(Hungary)。美女的眼睛瞪得更大,并作难以置信状,喃喃自语道:“肚子饿(Hungry)?怎么还有国家叫这名儿?我听说过‘火鸡国’(Turkey)、法国,还真没听说过‘饿肚国’。”观众笑翻。   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赫施(E. D. Hirsch, Jr.)在他2009年的新著《造就美国人》(The Making of Americans: Democracy and Our Schools)中,也提到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这位八十二岁的老先生不是要拿“无知美少女”来打趣,而是再次提醒他的同胞:美国的公共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不出重拳,不下猛药,只会继续误人子弟。凯莉就是明证。   赫施这个名字,对国内的外国文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詹明信和伊格尔顿的著作风靡校园时,我们就在各式《文学理论导读》有关解释学那一章,和他提前见过面了。这是因为赫施年轻时写过一本《解释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1967年),对于新批评的所谓“意图谬误”或者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视界”,都有所矫正。

朱迪斯·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朱迪斯·贝尔(Judith A. Baer):《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Our Lives Before the Law: Constructing a Feminist Jurisprudence),熊湘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购买本书:亚马逊中国;当当网。 本书荣获美国政治学会 Victoria Schuck 奖(2000年) 内容简介 朱迪斯·贝尔认为,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她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抽身出来,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 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具有男性偏见,我们必须更多地帮助女性对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各种不利境况。贝尔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偏见的处理可谓“矫枉过正”。她们过于强调制度体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却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制度体系提升女性权益缺乏洞见,并且使传统学者忽视了女性主义议题的合法化、正当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传统法律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偏见的存在,女性主义者们却错误地将偏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过分关注个人自由,忽略了个人责任。而贝尔认为,自由主义就建基于个人责任之上,而这一前提也成为男性和男性组织为他们的行为作辩护的有力智识基础。 贝尔提到,传统的女性主义路径导致了对诸如“男性与女性的特征性差异”之类的抽象问题无休止的争论,而没能集中力量去解决法律体系中的核心矛盾。因此,她通过对宪法性解释、生育选择和胎儿保护等法律问题的关注,围绕传统理论的三大中心元素——平等、权利和责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解释体系。贝尔将她的理论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一法律进路不仅赋予个体自由以价值,也认识到我们为满足个体诉求——这诉求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可能各不相同——所担负的责任。

安伯托·艾柯:书的未来

按:Kindle 阅读器的成功不但让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感到吃惊,其实也会让所有关注这一事实的人感到吃惊。Bezos 预言纸质书籍将走向消亡。让人联想起 Eco 2003年11月1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演讲《书的未来》(译者:康慨)—— 三种记忆 我们有三种记忆。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此种记忆由血肉形成,并归我们大脑支配。第二种是矿物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数千年前,有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在埃及尤为著名,人们在其上刻下文字。第二种形式则是今日电脑的电子记忆,它以硅为基础。我们还知道另一种记忆,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在埃及也同样著名,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当然,史上最早的犊皮抄本也源自动物的身体,第一张纸也是由兽皮而非木材制成,但我们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这样讲是为了简化植物形式的记忆与书籍的关系。 此地(译注:指亚历山大图书馆)过去始终致力于书籍的存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植物记忆的圣殿。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一种全人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回遗忘,发现未知。请允许我做如下比喻:图书馆是一种最可能被人类效仿的神的智慧,有了它,就可在同一时刻看到并理解整个宇宙。人可以将得自一座大图书馆的信息存入心中,这使他有可能去习得上帝智慧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发明图书馆,是因为我们自知没有神的力量,但我们会竭力效仿。

王蒙:谈学问之累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环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叫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会,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在、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8 of 23
456789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