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先知与写经人
历史书，即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等四篇六卷。犹太传统，这四篇归于“前先知”（nebi’im ri’shonim），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后先知”相对。前后先知合称“先知”，置于“圣法”或摩西五经之后，“圣录”之前，组成圣书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从摩西逝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巴勒斯坦（前1220~1200）讲起，至巴比伦灭犹大毁圣殿，子民入囚（前587/586），犹大王耶立获赦（前562）结束；故名历史书。后先知则是历代先知传道、训诲、谴责、预言，及颂诗、哀歌、讽喻等文字的汇编，诗体为主；习称先知书。
古人写经，最初是用纸草纸（苇纸）。纸页黏接，附轴卷起，阅读时慢慢展开。为方便阅读与收存，书卷一般不做得太长（据说存世最长的一轴达39.6米）。经书长了，如《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分上下卷，便是这个缘故。先知书里有“十二小先知”，则是篇幅较短的十二位先知抄在一处，合为一轴。
此书可说是我在疠疫之年的辛劳所得。
去年二月《先知书》交稿，开始译注《历史书》。那时正值武汉封城，全国支援；美国这边，航空公司刚发布改签和退票公告，一切似乎都是可控的。待到今年四月书稿杀青，因为疫情失控和政治化的操作，世界已经大变——也许永远地改变了。
习惯上，译注修改完毕，停下来读几本书，换换脑筋再作序（导读）和前言。历史书（不打书名号，指经书划分）可讨论的问题较多，导读写长了，前言就短些，主要谈两点：经书顺序和译名。
一、圣书各篇的顺序，拙译从希伯来圣经（详见本书开头的“经书简字表”）。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这个顺序跟流行的教会译本即基督教旧约，略有不同。例如《路得记》，旧约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属历史书；希伯来圣经归之于圣录，属“五小卷”（megilloth），即五篇一组较短的经书：《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会众传统上在逾越节、五旬节等五个节期诵读。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记》至《列王纪》六卷之外，还有一志两记：《历代志》重述圣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按犹太传统，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卷，讲波斯居鲁士大帝灭巴比伦之后释囚（前538），子民回返圣城，重修圣殿再颁圣法等一段历史。这几篇，希伯来圣经也归于圣录，并以《历代志》为全书收尾。
《歷史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
ISBN 978988877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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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写在“奇迹之年”
导读：那诸神之香膏，人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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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即希伯來聖經《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等四篇六卷。猶太傳統，這四篇歸於“前先知”，與《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等“後先知”相對。前後先知合稱“先知”，置於“聖法”或摩西五經之後，“聖錄”之前，組成聖書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記載以色列的歷史，從摩西逝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巴勒斯坦講起，至巴比倫滅猶大毀聖殿，子民入囚，猶大王耶立獲赦結束；故名歷史書。
歷史書取材甚廣，有各朝官修《實錄》和先知著作，也有神跡傳說、民間故事、古歌寓言。書中有些文本片斷，可以追溯到士師時代，掃羅稱王之前。例如《士師記》五章“黛波拉之歌”，重述前一章女先知黛波拉組織聯軍，在基順河大敗迦南人鐵甲兵車的故事，語彙古樸，風格剛健，是聖經裡年代最早的詩章之一。
先民的歷史文字，大約先是卜辭、家譜、王表、詔令、盟約之類，而後才發展出敘事記言的編年體。真正成熟，卻要等到能夠刻畫人物，敷演對話，剖析成敗，揭示原因，“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著出現，如《左傳》，如《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著史傳統在西方，其第一座高峰和典範，便是希伯來聖經的歷史書，特別是《撒母耳記》。
馮象譯經，從希伯來聖經，希伯來聖經的結構，大體依照內容與歸典的先後劃分。摩西五經領頭，接著是眾先知的記述（歷史書和先知書），餘者歸在一處，稱聖錄。學理上的考量是，人神關係的演進，從希伯來聖經到《新約》，其啟示是貫通的。《新約》的編排，明顯套用並對應着希伯來聖經的順序。福音書載耶穌的言行，相當於摩西五經；《使徒行傳》講耶穌復活升天後，諸門徒的事蹟同保羅傳道，是歷史書；保羅書信及通函，論道辯義批駁謬說，類同先知書；《啟示錄》反思犧牲和苦難，見證新天新地與新人，繼承光大了聖錄的《約伯記》《傳道書》《但以理書》的倫理智慧跟天啟主義理想。
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即圣法（torah，摩西五经）、先知（nebi’im）、圣录（kethubim）。先知又分前后：“前先知”接续摩西五经，铺陈圣史，从摩西辞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写起，到巴比伦灭犹大，毁圣城，子民入囚；习称“历史书”。“后先知”反思圣史，汇集先知言论和著述，载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大先知，各作一卷，并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玛拉基合抄一卷——所谓“大”“小”，指作品篇幅，并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总名“先知书”。
基督教“旧约”则依循七十士本，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经师的希腊文译本的传统，顺序不同。摩西五经、历史书之后是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等），而以先知书收尾；俾众先知关于受膏者（mashiah，弥赛亚/基督）的启示，跟《新约》的福音衔接，并以《马太福音》开头的施洗约翰（新以利亚）故事，照应先知书末尾上帝要遣以利亚再临福地的预言（玛3:23-24）：从而引出耶稣的受洗与传道。
“旧约”先知书另有《哀歌》《但以理书》两篇。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创作（但2:4b-7:28)，成书较晚（前167~164）；前者古译本（希腊语、亚兰语和拉丁语）归于耶利米，题作“耶利米哀歌”。但《哀歌》五首诗的语言风格、宗教思想皆与《耶利米书》迥异，希伯来《圣经》把这两篇放在圣录，本书从之。
这几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先知书》何时出版。《先知书》的译注，二〇一二年春就开始了，但暑假完成《以赛亚书》初稿后，搁了一阵子，转向了理论研究。其间还有别的兴趣和任务，如人工智能与人机伦理——物联网智能社会带来的挑战，颇像希伯来先知所翘盼的“终了之日”（赛2:2，耶23:20，何3:5，弥4:1），既是对人的咎责的总追究，也是人人成圣，一场“催来”世界大同的“最后的斗争”（参《我是阿尔法》，页177以下）。
众先知聆受而传世的启示，多数为诗体；义理深奥，富于哲思，风格极“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政法笔记》，页230）。可是《约拿书》除外，圣者施教故事性不强，其“灵中所见”异象纷呈，讽喻连着诅咒、牵着哀歌。若想弄明白预言的历史背景同寓意象征，往往须查阅对照《摩西五经》《历史书》等经书的相关内容。故而《先知书》的文字，若无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或初学者，确实不太好懂。我〇九年回国服务，讲课论说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及其对西方宗教、文艺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赛亚书》译出初稿，是探索性质，即拿《先知书》里篇幅最长、思想最崇高的一部做试点，开展课堂讨论。接着，基于教学反馈，又写了一组解经文章，并研读《以赛亚书》的札记，供学生参考，效果不错。遂添上三五篇评论跟故事，收在《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同年，与之配合，还出了一本《圣诗撷英》（北京三联，2017），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各具导读和尾注。其中《历史书》与《先知书》部分是新译。这样，对众先知的宗教思想、语汇特征及文本的历史脉络有了探索得来的真切体会，才继续《先知书》的译注。经两年奋斗，心无旁骛，至去年十二月终于竣工。
《先知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ISBN 978988867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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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导读：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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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試讀 [PDF]
馮象的聖經譯本，牛津大學已先後出版了《摩西五經》《智慧書》及《新約》。《先知書》作為《希伯來聖經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繼《摩西五經》及《智慧書》的出版，價值自不待言。
希伯來《聖經》的編排，是三分法，即聖法（torah，摩西五經）、先知（nebi’im）、聖錄（kethubim）。先知又分前後：“前先知”接續摩西五經，鋪陳聖史，從摩西辭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寫起，到巴比倫滅猶大，毀聖城，子民入囚；習稱“歷史書”。“後先知”反思聖史，彙集先知言論和著述，載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三大先知，各作一卷，並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瑪拉基合抄一卷——所謂“大”“小”，指作品篇幅，並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總名“先知書”。
聖書記載，希伯來先知的始祖，是亞伯拉罕。自聖祖以降，以色列先知輩出，其集大成者為摩西。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希伯來先知同周邊各國的先知、術士、占星家一樣，也是人神間的中介或中保，善預言、作法、觀兆，能替人禱告並訓誨子民；在經書中又名視者，獲異象者，上帝之人。
先知預言，來自神的啟示，而神諭的授受是不拘途徑的，包括彈琴奏樂、托夢跟“魂遊象外”；不論看見、聽到或嗅得，均稱異象。儀式可以一個人做，亦可數人乃至成百上千一起舉行，集體陷於迷狂。這在古代近東，是標準的求徵兆、施神跡的做法。公元前八世紀起，有些先知的“工作方式”變了，經常上聖殿和街市佈道，向百姓談論國事，批評這個譴責那個，儼如“公共知識分子”。其言說經門人輯錄整理、補充闡發，流傳開去，便是先知書的文獻來源。
“牛津大學在推廣漢語出版工作方面，一直不遺餘力。聖經雖是廣泛流傳的基督宗教經卷，但除宗教意義外，在文學及文化方面，也具有深厚影響。牛津大學出版的馮象譯本，無疑成為文學領域的果碩，不僅對聖經漢譯史作出重要的貢獻，也為漢語學術文化的承傳，默默耕耘。”——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又到了年末，又是各种年度书单满天飞的季节。从前，我贴过好些年的《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 因为那时候，部分地出于教书的原因，部分地出于个人兴趣，对该刊几乎每期必读 。有兴趣瞥一眼老黄历的朋友，可以看：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后来，由于年龄增长，一度辗转于某大洋两岸，并且离开了讲台和学校等诸多原因，个人阅读品类也有变化，杂志看得不多了。
尽管各种年末书单的实际用途颇为可疑（除了图书促销等商业目的），喜欢读书或至少喜欢浏览报刊杂志书评版面的人还是不免要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书、可能感兴趣的书被自己错过。以下是《经济学家》和《纽约客》选出的2019年度最佳图书（图书标题链接到 Amazon），希望至少对受阻于付费墙的朋友有点用处。——这两本杂志是我个人最熟悉的英文刊物。至于大西洋两岸最有影响的书评刊物《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反倒没有年度书单，大概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在人人低头，屏幕主导一切“阅读”的时代，让我们尽量找机会，捧一本纸书，享受一点不受干扰的阅读时光吧。
光阴似箭，自译注《新约》，回国服务，在清华讲授法律与宗教，不知不觉已近八年。去年课毕，准备讲座材料，翻开书桌上这本紫红封面的牛津版《新约》，忽有一个发现，一直未留意：好些书页天地头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补注填满了，也就是说，书该修订了。
当时手上另有一部书稿《圣诗撷英》，是圣书的诗萃，写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约》选了十二篇（片段）。作这十二篇的导读与注释，也有不少因解经而起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啻给牛津版的修订做一遍预习。冬月，《圣诗撷英》交稿，便开始了修订。对照原文，从福音书到《启示录》，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终于完工：“一番炽热的劳动”，诚如但丁的引导者吟咏，“多么幸福！人把城墙立了起来”（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36）。
跟之前的两卷《摩西五经》《智慧书》的修订一样，译文主要是“微调”，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让经书的不同作者，及其笔下呈现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
The big read: The Economist’s books of the year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Moneylan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rooks and Kleptocrats Who Rule the World. By Oliver Bullough. Profile Books; 298 pages; £20. To be published in America by St Martin’s Press in May; $28.99
Moneyland is the author’s term for the virtual country into which the world’s mega-rich smuggle their (sometimes ill-gotten) wealth, so insulating it from the attention of tax and other officials. Focused in part on the kleptocrat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book ranges across the world and a wide cast of lawyers, accountants and mountebanks who see to it that money stolen in poor, ill-run countries can be invested in rich, safe ones. An urgent exposé of a vital subject.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By Steven Pinker. Viking; 576 pages; $35. Allen Lane; £25
His critics regard him as Panglossian, and suspect he cherry-picks statistics, but the author’s case for global optimism is entertaining and well-argued. The Enlightenment virtues of reason and education, allied to trade and technology, have made the world richer, safer and even happier, he contends, and the improvement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Populists and demagogues are merely a blip in this consoling counterpoint to the misery of the news.
“俄国文学英译”貌似挺大一个题目，这里其实只是摘抄几段 Gary Saul Morson 的文章，以为备忘。
Gary Saul Morson，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在 Commentary 杂志二〇一〇年七、八月号上有一篇文章“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媒体和评论家（包括 James Wood）热捧的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俄罗斯文学英译，称这一现象为“悲剧”。
Morson 教授的观点很鲜明：Pevear-Volokhonsky 的诸多译本虽然畅销，但翻译质量或文学价值其实很低。P-V 夫妇的翻译不行，那么谁的行呢？简短的回答是 Constance Garnett。Morson 教授在1997年给友人的信中以感人的笔触写到：
I love Constance Garnett, and wish I had a framed picture of her on my wall, since I have often thought that what I do for a living is teac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onstance Garnett. She has a fine sense of English, and, especially, the sort of English that appears i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realist period, which makes her ideal for translating the Russian masterpieces. Tolstoy and Dostoevsky were constantly reading and learning from Dickens, Trollope, George Eliot and others. Every time someone else redoes one of these works, reviewers say that the new version replaces Garnett; and then another version comes out, which, apparently, replaces Garnett again, and so on. S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3, 2016, Page 4.)
当然，Garnett 的译本并非完美（纳博科夫甚至对其贬损有加，但纳博科夫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恐难以为凭，他自己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被爱德蒙·威尔逊批得体无完肤，以至于二人多年的友谊因此告终。见 David Remnick, “The Translation War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7, 2005 Issue），但经过后代学者修订之后，就更臻完善了。此外，也有一些后人的新译超过了 Garnett 译本，但数量似乎不多（在翻译领域，后来居上绝不是常态），Morson 教授提到了如下几种：
Over time, in the case of a few major works, better versions were produced. Ann Dunnigan’s translations of War and Peace, Chekhov’s plays and stories, and Ivan Goncharov’s tragicomic masterpiece Oblomov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rendering of the language and, perhaps, an even greater degree of literary grace than Garnett’s. Bernard Guilbert Guerney accomplished the impossible with a translation of Nikolai Gogol’s enormously difficult and complex Dead Souls, conveying the weirdness, linguistic inventiveness, and perfectly timed humor that had eluded everyone else, even Garnett. To be sure, Garnett and Guerney have their flaws, including some errors in meaning, but editing by judicious scholars has often corrected those mistakes. Ralph Matlaw thoughtfully revised the Garnett version of Dostoevsky’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Elizabeth Allen did the same with many works in The Essential Turgenev. Susanne Fusso’s recasting of Guerney is the only Dead Souls worth reading.
他还谈到了合格翻译要求译者具备的条件：学养和经验（P-V译本的糟糕之处反证了这一点，具体文本例证见 Pevearsion 一文）——
Above all, translators need a thoroughgo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and a feel for the genre in which it is written. Garnett’s Victorianization of Tolstoy was not inappropriate; to produc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olstoy, it really does help to know George Eliot and Anthony Trollope, both of whom Tolstoy loved. For Dostoevsky, familiarity with Dickens goes a long way, as Garnett surely knew. One cannot adequately translate a work one has not experienced with critical sensitivity, because it is that experience, not just the sequence of signs on a page, that one needs to convey.
顺带一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最流行的英译本也是P-V出品，看来同样要打入另册了。Morson 教授在其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一书中引用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出自 Michael Glenny 译本。
通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网站，网友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对译文的见解，实在太常见了。一道菜的品质如何，你不需要是一个美食家就可以发表意见，但文学翻译这种事，除了通晓原文的学者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听的。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by Beth Lew-Willi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BN 9780674976016
The American West erupted in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1885. Following the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in Wyoming Territory, communities throughout California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harassed, assaulted, and expelled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Beth Lew-Williams shows how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incited this violence and how the violence, in turn, provoked new exclusionary policies. Ultimately, Lew-Williams argues, Chinese expulsion and exclusion p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e “alien” in modern America.
The Chinese Must Go begins in the 1850s, before federal border control established strict divisions between citizens and aliens. Across decades of felling trees and laying tracks in the American West, Chinese workers faced escalating racial conflict and unrest. In response, Congress passed 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 of 1882 and made its first attempt to bar immigrants based on race and class. When this unprecedented experiment in federal border control failed to slow Chinese migration, vigilantes attempted to take the matter into their own hands. Fearing the spread of mob violence, U.S. policymakers redoubled their efforts to keep the Chinese out, overhauling U.S. immigration law and transform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loc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alien in this violent era, Lew-Williams recast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U.S. history. As The Chinese Must Go makes clear, anti-Chinese law and violence continues to have consequences for today’s immigrants. The present resurgence of xenophobia builds mightily upon past fears of the “heathen Chinaman.”
Beth Lew-Williams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ith scrupulous research and conceptual boldness, Lew-Williams applies the nuances of a ‘scalar’ lens to contrast anti-Chinese campaigns at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producing a social history that significantly remakes the well-established chronology of Chinese exclusion b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anti-Chinese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 in advancing immigration controls on the Chinese from goals of restriction to exclusion.”—Madeline Y. Hsu, author of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Must Go presents a powerful argument about racial violence that could not be more timely. It shows why nineteenth-century pogroms against the Chinese in the American West resonate today. White nationalists targeted Chinese immigrants as threats to their homes and jobs and blam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failing to seal the borders.”—Richard White, author of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ilded Age, 1865–1896
“Moving seamlessly from the local to the international, The Chinese Must Go offers a riveting, beautifully written new account of Chinese exclusion, one that foregrounds Chinese voices and experiences. A timely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mmigration and the border.”—Karl Jacoby, Columbia University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Violence of Exclusion
Part 1: Restriction
1. The Chinese Question
2. Experiments in Restriction
Part 2: Violence
3. The Banished
4. The People
5. The Loyal
Part 3: Exclusion
6. The Exclusion Consensus
7. Afterlives under Exclusion
Epilogue: The Modern American Alien
Appendix A: Sites of Anti-Chinese Expulsions and Attempted Expulsions, 1885–1887
Appendix B: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04
Abbreviations
Notes
Acknowledgments
Index
施康强 译
对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似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这不仅仅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象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别的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是总不能给人以得到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新的“矿藏”。《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囊括金融界、编辑部、法官、公证人、医生、商人、农民；巴尔扎克旨在描绘，他也确实描绘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象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用普鲁斯特书里的事件和人物来说明这位作家的特点，其荒谬程度将不亚于把雷诺阿说成是一个画过妇女、儿童、花卉的人。雷诺阿之所以成为雷诺阿，并非因为他画了这些模特儿，而是因为他把任何模特儿都摆在某种虹彩一般绚丽的光线之中。普鲁斯特本人在写到贝戈特的时候曾经指出，作品的取材与天才的形成无关。天才能使任何材料增辉生色。贝戈特成长的家庭环境从表面上看是索然寡味的，但是贝戈特却用这个素材写出一部杰作。这是因为，借助他的大脑这部小机器，他能高翥远翔，从而象飞越沙漠的飞行员隐约看到在地面上看不出来的、埋在沙子底下的城廓一样，看到事物蕴藏的秘密。因此在谈论《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先要说明普鲁斯特为什么比任何人更善于“飞离”这个他似乎十分眷恋的世界。
参考：《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
Wise words: Books of the Year 2017
Politics and current affairs
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By Edward Luce. Grove Atlantic; 234 pages; $24. Little Brown; £16.99
Few doubt that something big has happened in Western politic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but nobody is sure what. Turmoil in Washington and London contrasts with centrist stability in Paris and (mostly) in Berlin. In this grim diagnosis Edward Luce, a Washington-based commentator, argues that the liberal order cannot be fixed without a clear view of what has gone wrong.
For over 50 years students, professors, clergy, and general readers have relied on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as an unparalleled authority in Study Bibles. This fifth edition of the Annotated remains the best way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Bible at home or in the classroom. This thoroughly revised and substantially updated edition contains the best scholarship informed by recent discoveries and anchored in the solid Study Bible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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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s and diagrams within the text contextualize where events took place and how to understand them.
· Color maps give readers the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they need for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accounts throughou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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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xtensive 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demystifies the language of biblical scholarship.
· An index to the study materials eases the way to the quick location of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