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

胡凌: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

网络杂谈之十三 上一篇综述了网络实名制的现状,本篇将进一步探讨实名制背后作为某种理想类型的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 国家对民众的认证是国家基础能力的表现,通常而言,国家能够掌握的公民基础信息越多,也就越有能力做出一些重要决策,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医疗、金融、税收、治安和社会保障。 就互联网领域的认证而言,国家的认证能够把握互联网使用的状况,搜集基础数据,并为突发应急事件和公共安全提供数据支持,也可以及时定位责任人,进行事后处理。实际上,按照上一篇的描述,不同领域实名制要实现的目标是不同的。在以表达性信息服务为主的领域,国家要平衡表达自由和信息安全;在电子商务领域,国家要促进信用建设和交易繁荣安全;在网络游戏和网吧领域,国家要保护未成年人防止沉迷。这些措施都不能单独奏效,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辅助。在这些措施没能完备之前,实名制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事后追踪定位。

胡凌:再论网络实名制

网络杂谈之十二 网络实名制政策从本世纪初以来不断得到国家的支持,并逐步深化推进,这一态度的形成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思路密不可分,将互联网视为新媒体,并由此认为应当按照传统媒体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部门在不同领域为了不同目的而摸索实践,例如,教育部为管理便利对全国大学BBS的实名制改造,新闻出版总署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而要求网络游戏进行实名认证,文化部基于同样理由要求网吧实名认证,等等。但总体而言这些政策仍然是分散的,对社会上大多数用户而言,网络的非实名使用是一种常态和预期。评估实名制的效果也要根据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评估,并权衡这一政策的利弊,下面将逐一简要说明既有实名制实践的机制和效果。

胡凌:网络实名制:赞成与反对(下)

网络杂谈之八 (接上一篇) 但什么是互联网“入口”,却一直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商业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入口不过是物理层的电信接入服务,内容层基本是匿名使用的,不断涌现新的网络应用和网站。如果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推广实名制,无论对国家还是网站都费用极高,这也是为什么国家无法全面推行的原因,只能在少数领域缓慢开展。直到移动互联网逐渐兴起,互联网架构因为商业力量的推动而不断垂直整合,终端硬件、软件应用、内容服务全部可以由少数互联网巨头提供并控制,它们需要搜集每一个用户的偏好、隐私、浏览痕迹,分析其社会身份和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发布广告,提供个人化服务(无论是自己开发还是众包),尽管在中国还远未达到精细程度。如果只有少量这样的互联网入口,那么实名制将更加容易实施,因为这些入口提供者有强大的经济动力用一个帐号整合各种服务(例如“一站通行证”,以及通过客户端、浏览器、甚至是操作系统捆绑添加大部分网络应用)。一旦在这样的互联网形态中推行实名认证,网络服务商势必获取用户的真实基础身份,而不仅仅是社会身份,既能达到寻找责任者、实现事后处罚的目标,又有利于它们更加精确地实现商业目的。

胡凌:网络实名制:赞成与反对(上)

网络杂谈之七 2011年底由国家推行、五大城市开始实施的微博实名制再次引发了关注,但是相关讨论仍然停留在表态站队阶段,和几年前没有多大进步,也没能增进网民对实名制效果与机制的理解,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都没能拿出严谨的实证结论说服对方,甚至是各说各话。目前的公共舆论倾向于对这一政策持怀疑态度,却无法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我们需要针锋相对的、理性的公共讨论,提升网民的公共意识,因为当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一政策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多少实质论证来支撑不同的主张。由于基于后果的政策分析尚未成为公共辩论的主流,本文试图扩展这一论题的讨论范围,更多地关注这一政策实施的可能效果及其原因,并将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加以深化,以期引发更多的严肃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