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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卡夫卡:饥饿艺术家

叶廷芳 译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了。从前自行举办这类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今天则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种时代。当时,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每人每天至少要观看一次;表演期临近届满时,有些买了长期票的人,成天守望在小小的铁栅笼子前;就是夜间也有人来观看,在火把照耀下,别有情趣;天气晴朗的时候,就把笼子搬到露天场地,这样做主要是让孩子们来看看饥饿艺术家,他们对此有特殊兴趣;至于成年人来看他,不过是取个乐,赶个时髦而已;可孩子们一见到饥饿艺术家,就惊讶得目瞪口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互相手牵着手,惊奇地看着这位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把胳臂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看他多么消瘦,而后却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的惟一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稍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观众来来去去,川流不息,除他们以外,还有几个由公众推选出来的固定的看守人员。说来也怪,这些人一般都是屠夫。他们始终三人一班,任务是日夜看住这位饥饿艺术家,绝不让他有任何偷偷进食的机会。不过这仅仅是安慰观众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内行的人大概都知道,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的,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当然,并非每个看守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有时就有这样的夜班看守,他们看得很松,故意远远地聚在一个角落里,专心致志地打起牌来。很明显,他们是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他们以为他会从某个秘密的地方拿出贮藏的食物来。这样的看守是最使饥饿艺术家痛苦的了。他们使他变得忧郁消沉;使他的饥饿表演异常困难;有时他强打精神,尽其体力之所能,就在他们值班期间,不断地唱着歌,以便向这些人表明,他们怀疑他偷吃东西是多么冤枉。但这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反而使他们一味赞叹他的技艺高超,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

冯象:那诸神之香膏,人的荣耀——《历史书》导读

一、前先知与写经人 历史书,即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等四篇六卷。犹太传统,这四篇归于“前先知”(nebi’im ri’shonim),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后先知”相对。前后先知合称“先知”,置于“圣法”或摩西五经之后,“圣录”之前,组成圣书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从摩西逝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巴勒斯坦(前1220~1200)讲起,至巴比伦灭犹大毁圣殿,子民入囚(前587/586),犹大王耶立获赦(前562)结束;故名历史书。后先知则是历代先知传道、训诲、谴责、预言,及颂诗、哀歌、讽喻等文字的汇编,诗体为主;习称先知书。 古人写经,最初是用纸草纸(苇纸)。纸页黏接,附轴卷起,阅读时慢慢展开。为方便阅读与收存,书卷一般不做得太长(据说存世最长的一轴达39.6米)。经书长了,如《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分上下卷,便是这个缘故。先知书里有“十二小先知”,则是篇幅较短的十二位先知抄在一处,合为一轴。

冯象:写在“奇迹之年”——《历史书》前言

此书可说是我在疠疫之年的辛劳所得。 去年二月《先知书》交稿,开始译注《历史书》。那时正值武汉封城,全国支援;美国这边,航空公司刚发布改签和退票公告,一切似乎都是可控的。待到今年四月书稿杀青,因为疫情失控和政治化的操作,世界已经大变——也许永远地改变了。 习惯上,译注修改完毕,停下来读几本书,换换脑筋再作序(导读)和前言。历史书(不打书名号,指经书划分)可讨论的问题较多,导读写长了,前言就短些,主要谈两点:经书顺序和译名。 一、圣书各篇的顺序,拙译从希伯来圣经(详见本书开头的“经书简字表”)。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这个顺序跟流行的教会译本即基督教旧约,略有不同。例如《路得记》,旧约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属历史书;希伯来圣经归之于圣录,属“五小卷”(megilloth),即五篇一组较短的经书:《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会众传统上在逾越节、五旬节等五个节期诵读。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记》至《列王纪》六卷之外,还有一志两记:《历代志》重述圣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按犹太传统,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卷,讲波斯居鲁士大帝灭巴比伦之后释囚(前538),子民回返圣城,重修圣殿再颁圣法等一段历史。这几篇,希伯来圣经也归于圣录,并以《历代志》为全书收尾。

冯象译注:《历史书》

《歷史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 ISBN 9789888777075 * 前言:写在“奇迹之年” 导读:那诸神之香膏,人的荣耀 * 目錄 [PDF] 新書試讀 [PDF] 歷史書,即希伯來聖經《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等四篇六卷。猶太傳統,這四篇歸於“前先知”,與《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等“後先知”相對。前後先知合稱“先知”,置於“聖法”或摩西五經之後,“聖錄”之前,組成聖書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記載以色列的歷史,從摩西逝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巴勒斯坦講起,至巴比倫滅猶大毀聖殿,子民入囚,猶大王耶立獲赦結束;故名歷史書。 歷史書取材甚廣,有各朝官修《實錄》和先知著作,也有神跡傳說、民間故事、古歌寓言。書中有些文本片斷,可以追溯到士師時代,掃羅稱王之前。例如《士師記》五章“黛波拉之歌”,重述前一章女先知黛波拉組織聯軍,在基順河大敗迦南人鐵甲兵車的故事,語彙古樸,風格剛健,是聖經裡年代最早的詩章之一。 先民的歷史文字,大約先是卜辭、家譜、王表、詔令、盟約之類,而後才發展出敘事記言的編年體。真正成熟,卻要等到能夠刻畫人物,敷演對話,剖析成敗,揭示原因,“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著出現,如《左傳》,如《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著史傳統在西方,其第一座高峰和典範,便是希伯來聖經的歷史書,特別是《撒母耳記》。 馮象譯經,從希伯來聖經,希伯來聖經的結構,大體依照內容與歸典的先後劃分。摩西五經領頭,接著是眾先知的記述(歷史書和先知書),餘者歸在一處,稱聖錄。學理上的考量是,人神關係的演進,從希伯來聖經到《新約》,其啟示是貫通的。《新約》的編排,明顯套用並對應着希伯來聖經的順序。福音書載耶穌的言行,相當於摩西五經;《使徒行傳》講耶穌復活升天後,諸門徒的事蹟同保羅傳道,是歷史書;保羅書信及通函,論道辯義批駁謬說,類同先知書;《啟示錄》反思犧牲和苦難,見證新天新地與新人,繼承光大了聖錄的《約伯記》《傳道書》《但以理書》的倫理智慧跟天啟主義理想。

冯象: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先知书》导读

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即圣法(torah,摩西五经)、先知(nebi’im)、圣录(kethubim)。先知又分前后:“前先知”接续摩西五经,铺陈圣史,从摩西辞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写起,到巴比伦灭犹大,毁圣城,子民入囚;习称“历史书”。“后先知”反思圣史,汇集先知言论和著述,载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大先知,各作一卷,并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玛拉基合抄一卷——所谓“大”“小”,指作品篇幅,并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总名“先知书”。 基督教“旧约”则依循七十士本,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经师的希腊文译本的传统,顺序不同。摩西五经、历史书之后是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等),而以先知书收尾;俾众先知关于受膏者(mashiah,弥赛亚/基督)的启示,跟《新约》的福音衔接,并以《马太福音》开头的施洗约翰(新以利亚)故事,照应先知书末尾上帝要遣以利亚再临福地的预言(玛3:23-24):从而引出耶稣的受洗与传道。 “旧约”先知书另有《哀歌》《但以理书》两篇。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创作(但2:4b-7:28),成书较晚(前167~164);前者古译本(希腊语、亚兰语和拉丁语)归于耶利米,题作“耶利米哀歌”。但《哀歌》五首诗的语言风格、宗教思想皆与《耶利米书》迥异,希伯来《圣经》把这两篇放在圣录,本书从之。

冯象: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先知书》前言

这几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先知书》何时出版。《先知书》的译注,二〇一二年春就开始了,但暑假完成《以赛亚书》初稿后,搁了一阵子,转向了理论研究。其间还有别的兴趣和任务,如人工智能与人机伦理——物联网智能社会带来的挑战,颇像希伯来先知所翘盼的“终了之日”(赛2:2,耶23:20,何3:5,弥4:1),既是对人的咎责的总追究,也是人人成圣,一场“催来”世界大同的“最后的斗争”(参《我是阿尔法》,页177以下)。 众先知聆受而传世的启示,多数为诗体;义理深奥,富于哲思,风格极“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政法笔记》,页230)。可是《约拿书》除外,圣者施教故事性不强,其“灵中所见”异象纷呈,讽喻连着诅咒、牵着哀歌。若想弄明白预言的历史背景同寓意象征,往往须查阅对照《摩西五经》《历史书》等经书的相关内容。故而《先知书》的文字,若无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或初学者,确实不太好懂。我〇九年回国服务,讲课论说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及其对西方宗教、文艺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赛亚书》译出初稿,是探索性质,即拿《先知书》里篇幅最长、思想最崇高的一部做试点,开展课堂讨论。接着,基于教学反馈,又写了一组解经文章,并研读《以赛亚书》的札记,供学生参考,效果不错。遂添上三五篇评论跟故事,收在《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同年,与之配合,还出了一本《圣诗撷英》(北京三联,2017),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各具导读和尾注。其中《历史书》与《先知书》部分是新译。这样,对众先知的宗教思想、语汇特征及文本的历史脉络有了探索得来的真切体会,才继续《先知书》的译注。经两年奋斗,心无旁骛,至去年十二月终于竣工。

冯象译注:《先知书》

《先知書》 馮象 譯注 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ISBN 9789888678853 * 前言:从我放牧的羊群后面,我被忽然举起 导读:一个疾苦人,他认得病痛 * 目錄 [PDF] 新書試讀 [PDF] 馮象的聖經譯本,牛津大學已先後出版了《摩西五經》《智慧書》及《新約》。《先知書》作為《希伯來聖經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繼《摩西五經》及《智慧書》的出版,價值自不待言。 希伯來《聖經》的編排,是三分法,即聖法(torah,摩西五經)、先知(nebi’im)、聖錄(kethubim)。先知又分前後:“前先知”接續摩西五經,鋪陳聖史,從摩西辭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寫起,到巴比倫滅猶大,毀聖城,子民入囚;習稱“歷史書”。“後先知”反思聖史,彙集先知言論和著述,載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三大先知,各作一卷,並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瑪拉基合抄一卷——所謂“大”“小”,指作品篇幅,並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總名“先知書”。 聖書記載,希伯來先知的始祖,是亞伯拉罕。自聖祖以降,以色列先知輩出,其集大成者為摩西。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希伯來先知同周邊各國的先知、術士、占星家一樣,也是人神間的中介或中保,善預言、作法、觀兆,能替人禱告並訓誨子民;在經書中又名視者,獲異象者,上帝之人。 先知預言,來自神的啟示,而神諭的授受是不拘途徑的,包括彈琴奏樂、托夢跟“魂遊象外”;不論看見、聽到或嗅得,均稱異象。儀式可以一個人做,亦可數人乃至成百上千一起舉行,集體陷於迷狂。這在古代近東,是標準的求徵兆、施神跡的做法。公元前八世紀起,有些先知的“工作方式”變了,經常上聖殿和街市佈道,向百姓談論國事,批評這個譴責那個,儼如“公共知識分子”。其言說經門人輯錄整理、補充闡發,流傳開去,便是先知書的文獻來源。 “牛津大學在推廣漢語出版工作方面,一直不遺餘力。聖經雖是廣泛流傳的基督宗教經卷,但除宗教意義外,在文學及文化方面,也具有深厚影響。牛津大學出版的馮象譯本,無疑成為文學領域的果碩,不僅對聖經漢譯史作出重要的貢獻,也為漢語學術文化的承傳,默默耕耘。”——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安德鲁·阿伯特:专业知识的未来

The Future of Expert Knowledge, by Andrew Abbott [1] 安德鲁·阿伯特 著刘文楠·周忆粟 译 感谢弗兰岑(Martina Franzen)博士的介绍。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对如此考验我能力的听众演讲。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客套了,而是直接进入话题。很抱歉我没用德语来讲,因为我德语欠佳。 今晚,我将谈的观点是,不同规模和时间尺度的历史力量结合在一起,似乎对专业知识的本质突然造成了危机。这些力量中一些是新的,另一些则历史悠久,故此,它们的结合(conjuncture)[2] 很难诠释。通过对这些力量进行仔细的归类,并指明它们彼此的对位关系,我的目的是全面分析专业知识的情况。你们当中那些了解我工作的人会认识到我通常的策略,那就是进行过程论论证(processual argument)。我将把当下分解成几个不同过程的交集,它们具有不同的时间特征。然后我将用那样的分解方式来提出可能的干预点。 1. 并无革命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是一个重要警告:我不打算谈论任何当前的「知识革命」,因为当前并无知识革命。我们处在某个革命性时期的想法,是当前知识世界各种团体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些团体希望驱使或强迫其他人支持他们对未来的特定设计,他们的设计与知识基本无关,但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学术界内部,对「创新」、「创造力」和「卓越」的狂热,源于将各种管理的意识形态机械且不恰当地运用于智识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技术进步异常迅速,但是基础科学的进步则慢得多了。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我们今天依靠过去的基础科学过活,为量子力学、板块构造、新生物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等理论填写脚注,推导它们的技术应用,而所有这些理论都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我看来,与1870年到1950年的发现相比,基础研究最近无甚进展。

刘皓明:“你这石质的”:杂谈建筑之二

近一二十年来国內很多原本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学纷纷在城市远郊开辟新校园,我有幸访问过其中数所,因而有了贴近观察其中新建筑的机会。坦率地讲,对于这些新建筑,我的失望远多于喜悦。 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及其校园建筑,可以看出大学建筑在建筑学和建筑史上是有独特要求、独特地位和独特风格的。除了上一篇谈建筑的文里提到的罗斯金(John Ruskin)所言建筑三标准——实用性、审美效果和传达旨意——之外,大学建筑与一般民用与商用建筑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一种更常见于世俗的或宗教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特点,用今天时髦的名词说,就是具有纪念碑性(momumentality)。 看过那么多国內大学新校区的主体建筑后,可以公正地说,并不是设计师和决策者完全不懂这样的建筑要具备纪念碑性这一道理,而是他们对纪念碑性的理解显然极其狭隘、片面,甚至错误。非特是大学建筑有这样的问题,这几十年里人们对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的理解都有同样的缺陷,就是错以为单靠体积就足以获得纪念碑性。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沈明:也说方方日记

我不是方方的粉丝(从前叫“忠实读者”,现如今这个词显得土气十足了),几乎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国内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方方因其武汉疫情日记而在文学圈之外的普通公众中暴得大名,可我仍旧没怎么关注。偶尔在“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的她的日记,也不过浏览过只言片语。完整读过的唯一一则,是其日记的终结篇。喜欢就阅读、转发;不喜欢或不感兴趣就忽略;如果觉得她哪里说得不对也可以作文批评——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 然而,随着方方日记在媒体上的广泛传播,某些所谓左派知识分子对其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的批判都出现了,比如前几天见到几位学界朋友转发并热捧的这篇:余亮《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谈当代中国“良心”戏》。 这位作者先是写到:

刘皓明:错落:杂谈建筑之一

上个世纪末的一天,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偶遇一群来自中国的游客。那时候中国人出国旅游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众多,所以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群人显然属于一个旅游团,大抵由水上到达广场前的码头,刚上岸,浩浩荡荡好几十人,走过广场时除了一边发出咕咕声响一边满地蹒跚的野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外,目无旁骛,对这个著名广场及其周边的圣马可教堂等建筑似乎毫无兴趣,抬头看一眼都不看,所以不到一分钟便从广场鱼贯而过,匆匆奔向不知哪里的目的地去了。 中国游客对集西洋建筑之大成的威尼斯的精美建筑毫无兴趣,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国人中间我听到过各种鄙夷西洋建筑及其美学原则的奇谈怪论:对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人说威尼斯这样的欧洲城市破破烂烂,毫不足观;对国内的地方,有人拿全然中式格局的北京与缘于近代开口通商而成立的城市天津作比较,以为天津城区街道窄而且弯曲,远不如北京逵衢阔道来得便利气派。这种审美观不仅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而且必定也反映了专业城市规划和建筑从业者的审美,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与建筑的风格状态。

沈明:“(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爱好藏书的人都曾遭遇过的问题。笔者自己就被问过多次,记忆中的最后一次是一年多以前越洋搬家到伦敦的时候,一位已经有些年纪的搬运工人得知他正在搬的几十只沉甸甸的纸箱里装的都是书时,用带着某种外国口音的英语问的。此前还有同学、朋友、邻居以及大学教师同事,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可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呀。 “买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这问题合情合理。 收藏可以是也常常是一种爱好。作为爱好而收藏的物品大多没有什么实际功用,或至少收藏之目的不在其实际功用,而在比如说投资(但这仅限于某些收藏品而不是任何收藏品)。爱好,常跟“业余”搭配构词成为“业余爱好”,说的是谋生之外的意趣活动,故而天然隐含了几分非实用性的色彩。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是业余爱好。但假如他碰巧是个职业小提琴手,靠演出甚或街头卖艺赚钱谋生,那就不叫业余爱好了。我想这没有疑义。古玩、佳酿、邮票等,作为收藏对象,都是这样:收藏这些物件不为吃也不为用,为的是赏玩并且增值。然而,相比之下,书似乎不太一样。书有非常明确的使用价值,人们买书当然不是要买构成书的纸张和油墨,而是意图获取那有形物所承载、蕴含的某些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性非常独特,以至于在那上面形成了一类区别于普通财产权的特殊法律权利,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版权。(附带一说,古籍珍本之类的图书在性质上更接近古玩——收藏主要是为了其经济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即阅读,故而笔者就不揣武断,将之排除在本文所谓“藏书”的讨论之外了。)从书的价值在其无形内容而非有形实体这一点来说,买书藏书的行为如果不包含阅读之目的就应该是奇怪甚至荒谬的。为收藏而购买一枚邮票的行为并不包含将其作为邮资贴在信封上并寄出之目的;为收藏而购买一个瓷盘的行为并不包含用其盛放菜肴并置于餐桌之目的;但购买并(为日后再读而)收藏一本书似乎只能是阅读意图驱动的行为,因而其中隐含了阅读的义务。藏书者实际上通过买书行为给自己创生了一份家庭作业。书买而不读,则作业没有完成。

刘皓明:摩西的智慧、孔子的缺失:文明如何规定不可食的、可憎的动物

如果说出于含蓄和得体的审慎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命我们缄口,在另一些情况下,更高级的审慎则以说出内心所想为正当。 ——埃德蒙德·柏克 考古学是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学科,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似乎与之并无关联,可对于与考古有关的消息,我却一直都很关心。不过我倒也不是对所有的考古都有兴趣,而是只关心与欧亚大陆上几个主要文明的上古史有关的,因为我以为,对上古遗迹的考古往往能揭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根本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就是能向我们显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最深层的超稳定结构或者说其基因。近些年来,有几个中国考古发现和对这些发现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我心里引起震撼,因为如果我们将这些发现与当下联系起来,我们会有一种“亘古以来我们从未改变过”、“我们无非就是我们祖先的副本”的感觉;会让我们意识到,无论表面上今天的人与他们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祖先显得多么不同,他们身上存在的最根本的、最无意识的、从未经反省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行为和行为的本能却是几乎始终不变的,而这种认识令我毛骨悚然。 就比如十多年前江西靖安县水口乡李洲坳东周古墓的发掘。从那座古墓里,考古学家们发现,里面埋葬的是四十六名作为人殉被毒杀的少女连同她们为之殉葬的一位男性墓主。这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哪怕是发生在近三千年前,也仍然令人发指。今天的我们应该对这一考古发现产生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我们几乎在同时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渠道了解到,驱使那个男性墓主及其家人实施这样残暴的人殉的心理和信念,在今天仍活跃在他们后人中的一些人身上:直到最近仍在好几个地方不断发生的杀害女性以配冥婚的刑事案件(2019年11月27日《澎湃新闻》)就是当代版的李洲坳墓人殉。

2019年度最佳图书

又到了年末,又是各种年度书单满天飞的季节。从前,我贴过好些年的《经济学家》年度最佳图书( 因为那时候,部分地出于教书的原因,部分地出于个人兴趣,对该刊几乎每期必读 。有兴趣瞥一眼老黄历的朋友,可以看: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后来,由于年龄增长,一度辗转于某大洋两岸,并且离开了讲台和学校等诸多原因,个人阅读品类也有变化,杂志看得不多了。 尽管各种年末书单的实际用途颇为可疑(除了图书促销等商业目的),喜欢读书或至少喜欢浏览报刊杂志书评版面的人还是不免要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书、可能感兴趣的书被自己错过。以下是《经济学家》和《纽约客》选出的2019年度最佳图书(图书标题链接到 Amazon),希望至少对受阻于付费墙的朋友有点用处。——这两本杂志是我个人最熟悉的英文刊物。至于大西洋两岸最有影响的书评刊物《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反倒没有年度书单,大概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在人人低头,屏幕主导一切“阅读”的时代,让我们尽量找机会,捧一本纸书,享受一点不受干扰的阅读时光吧。

刘忠:中国法院改革的内部治理转向 ——基于法官辞职原因的再评析

现代西方诉讼构造的观念体系下,司法体制改革的中心议程被设定为法官中心、法院至上。为实现此目标,研究者集中论证法院机构地位应拔高,法官待遇应提升,如此才能吸引法学精英、律政先锋进入法院,法院的公共信任度和民众认同才能改善。[1] 由此为导向,多年来颁布的众多方案,都以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比例、提升法官福利水平为真实内涵。法院的机构地位、法官的福利水平,从历时性看,获得巨大提高;从共时性分析[2],较之许多同级党政机关和律师都有较大超出。但是,在有关法院的作品中,以法院福利待遇低为主题的研究始终弥散。晚近,“法官流失”一词开始被高频使用。[3]这些研究的归因逻辑线路是:法官流失→法官待遇差→法官缺乏职业保障→司法的人财物受制于外部。 本文对此归因路线进行拆解,对于法官辞职和由此牵引出的法院内部晋升中的积弊,重新进行分析。如何实现良好的法官晋升激励机制,应是法院改革的中心之一。将司法改革集中于去除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的定位,遮蔽了真实的痼疾所在。本文使用的“转向”(turn)一词为借用。西方哲学先后经历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每次都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哲学的内容。“转向”并非否定先前,而是自我更新。对法院改革进行内部转向,建立一个优良的法院内部治理,与践行系于司法的政策目标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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