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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二）

接续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5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18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18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8000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转载者按：读过此文后感到，章诒和女士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是有些华而不实的。理由见文末评论。

前 言

聂绀弩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美]布鲁斯·M. 麦慈格著，刘平、曹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5.00元。

　　《圣经正典》，[英]F. F. 布鲁斯著，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7.00元。

　　与圣经相关的学问，经常会跨过经学的边界，扩张到其他的学科。比如文学批评界曾热烈讨论的“经典”（canonical works）和“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都源自“圣经正典”这一概念。历代诗文当中，哪些篇章最终修成了正果、进了正史、被“封圣”，哪些作品被打压、被排挤、被“消声”，文学史上有多少定论可以推翻，还有几桩冤案有待昭雪，到底是哪些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悄悄左右这种遴选过程，这些话题无不与圣经的结集、正典的封定息息相关。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所谓的“正典”？

　　“正典”一词（canon）本是希腊字，本意是“用作规尺的直杆”，随后便有尺度、标准、规矩等意思。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这个词，最初表示使徒传下来的核心教义信条，指基督教独有的教义最为简洁的表述（如后世的“信经”一般）。后来，canon一词的词义更趋具体，开始专指由教会认可的权威经书的目录，也就是指哪些核心典籍应当入圣经。“正典”就是一份标准的书目，凡是入了正典的书卷便是受了神的默示，沾了仙气，可入正殿；而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书便是凡人自造的，没有圣灵灌注，要被打入偏殿。不入正典的书被划归为次经（相当于“候补”），甚至被断为伪经。这些次经和伪经，在如今的文献学家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古代教会眼中，却登不得台面，不能在教堂中当众诵读。

　　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正典所包含的篇目也有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开始写《论基督教学养》（De doctrina christiana）一书。在书中第二卷，他给出一份清单，将当时北非教会所认可的圣经篇目一一开列出来。奥古斯丁的新约包含二十七卷书，和现今各教派的圣经无异。但是旧约他列出了四十四部书，和现在天主教旧约的四十六部微有不同，和新教旧约的三十九部相比，则多出了不少卷。有些书从始至终都列在正典中，可还有一些书的命运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有时进入正典，有时又饱受争议。这些都是圣经正典发展史所要研究的题目。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远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用开阔的眼光来理解法官——李晟采访苏力

李晟：《法官如何思考》较之波斯纳此前对于司法制度的研究，最主要的推进在于什么方面？尤其是与《超越法律》相比较？

苏力：波斯纳之前可以说有一本半著作是本书的先声。一本是《［美国］联邦法院》，讨论美国联邦司法制度以及制度改革如何影响法官的行为，而法官行为的改变又如何进一步影响了联邦司法制度。这种制度与人的互动在本书中继续着。另一本就是你提到的《超越法律》，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编。第一编分析了美国法律职业界，作为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职业卡特尔，包括律师和法官，以及这个职业中产生的职业意识形态，即传统法学话语。第二编讨论了宪法理论，波斯纳认为司法并不是按照宪法理论来进行的。这两个主题在本书中都继续着。

《法官如何思考》这本书的推进在我看来，主要是更为有效的整合和吸纳了其他有关司法研究的理论学派和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态度学派，态度学派的经验研究发现并断定，司法判决就是政治甚至政党意识形态在起作用，阅历、家庭和社会背景、乃至个人气质、性格也起作用，尤其是在美国最高法院。这种政治的司法理论颇有影响，在经验上颇有说服力。但这种理论会很糟糕，因为它把司法完全政治化了。波斯纳吸纳了态度学派的研究发现，但主要借助了他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吸纳了更多理论流派，对法官的思考和行为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科学的解说。所谓社会科学的解释，我指的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解释，尽管并不完全排除政治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一般看来，本书是对法条主义的一个反驳，即司法完全是法律、先例在起作用；但我认为更是对“态度理论唯一”的一个反驳和批评。

李晟：似乎与波斯纳的其他著作的谋篇布局风格不太一致，《法官如何思考》显得体系化更为完整和紧凑，对此前的关于司法行为的主流理论概括并逐一批评之后，波斯纳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系统化的司法理论框架。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中，最犀利的地方是什么？

苏力：基本是一致的。波斯纳的著作的组织构成有几类；有以问题或现象为中心，有以理论为中心的，也有以领域为中心的。这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以领域为中心，因此可能对波斯纳的某些些著作感到有些陌生或别扭。其实平心静气的阅读，不关心所谓的“严谨”，只关心书中讲的道理，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谓犀利，也必须看阅读的语境和阅读者。不同的人阅读肯定感受到的犀利或启发是不一样的。前面讲了，波斯纳在本书中可以说是反对有关司法的两大研究流派，态度理论和法条主义。前者可以说是对公众的，公众认为司法就是政治，后者是对大部分职业法律人的，认为司法就是法条主义。波斯纳的分析论证表明两者都有，但都很不完整。因此，态度学派人士和法条主义者会感到不同的犀利。而且这种犀利不是来自论断，而是来自材料和对材料的分析。

因此，中国法律和法学界感到的犀利也会不同于美国读者。

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 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海伦民：醉心梦语（一）不差钱

一、这个春节，生活就如时下许多影视剧和正确的废话，出奇的无聊。一年一台的“春晚”，自然不会错过。不抱希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纵然节目大都无聊，毕竟可以以毒攻毒。没想到网民事后对“春晚”非议不少，对小品《不差钱》颇多微词，并开始对老赵说三道四，其中以“巴蜀鬼才”魏明伦的“炮轰”最具杀伤力。这不禁使我一惊。作为东北那疙瘩的老乡，不免有些不平，于是就有了这些醉心梦语。无知者无畏。

二、有人说它荒诞，脱离生活。我看它虽然荒诞，却十分贴近生活。因为生活远比小品的情节更加荒诞。不信，你问问老赵。从走街串巷的梨园丐帮，到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从缺娘少爹（注：娘死爹嫁人）的赵氏孤儿，到当下争着抢着被叫爹；从当年几乎打光棍，到今日怀中拥着梅开二度的娇妻及其一箭双雕的龙凤胎；从小时候穷得叮铛响的窘境，到今天钱多花不出去的烦恼……这一切是否都显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用不着猛掐自己的大腿来检验真假，也用不着误以为置身梦中并连连祷告不要醒来，因为掐多了会影响健康（注：他在某小品中的腿瘸不是掐出来的而是装出来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梦。一不留神，就成名人。

三、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个人生活荒诞只是荒诞的独角戏，两个人生活荒诞算是荒诞的二人转，全国人生活荒诞才是荒诞的大秧歌。纸老虎硬说是真老虎假，似乎一切反动派都是真老虎了。汶川的堰塞湖没有经过设计毕竟质量欠佳，一泄就通，而三鹿牌人工堰塞湖却牢不可破，至今还把许多小朋友堵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力。老K们天天山珍海味，沟满壕平，翻蹄亮掌，穷孩子发烧却无钱就医，绝望中捧着鲜艳的红领巾，伴着“明天更美好”的优美旋律，决意引颈悬梁。无与伦比（注：至少是耗资）的奥运政治股正处在无与伦比的牛市巅峰，而人人看好的经济股市却一路狂跌（注：与老赵的徒弟们叫爹无关），熊得不能再熊。国库钱多得让领导们发愁，而那些干旱地区的芸芸众生几乎熬成活体木乃伊（注：说不定是对埃及木乃伊的一种创新）。高校增员，企业裁员，事业满员，机关超员，倾家荡产的莘莘学子一跨入校门，就成为了失业大军的预备役，把老爹老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惟一希望，提前化成了泡影。房产大亨通过垄断市场把房价翻几番，刚刚看到房价回落的一线希望，政府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频频拯救房市（注：这里的“市”不应写作“事”），捍卫房价，因为那里面有鸡的屁（GDP）。尽管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企金融老总的年薪最高还可拿到280万，这叫与世界接轨，而作为名义股东的贫困农民，过年时几乎买不起几张祭祖招魂的纸钱，那不过是为了接回家鬼。还有，与某些医生把轻病患者治死不同，一些律师巧妙地成为法官的贴身三陪，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是吸益鸥（CEO）的精神跟屁虫。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荒诞，却都是真切的生活，那么平常。只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儿。

冯睎乾：张爱玲的牙牌签

　　在《私语张爱玲》中，宋淇先生说自己曾有一部牙牌签书，深得张爱玲欢心，大凡“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惜在搬家时遗失了。占卜问卦这类无伤大雅的小迷信，由殷墟甲骨——且不论那尚待专家解读的昌乐兽骨——开始已在中国人脑里浸了几千年，也算是我们“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了（语见《中国人的宗教》）。至于祖师奶奶本人对此玩意儿究竟有多信赖，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她在1955年11月20日从美国写给宋淇太太邝文美的信：

昨天晚上我起了个课——虽然我对它的信心起了动摇，它究竟有八九成灵验。问的是今年阴历年内运气可会好转。得到“上上，上上， 中下”“一帆风顺即时扬，稳渡鲸川万里航。”课上屡说退休，你看了不要吃惊。两三年前我也起到这一课，也是问流年运气，也并未退休。它不过是说我在待人接物方面须要自知藏拙而已。这课书真是我的一个知己。

　　“这课书”指的正是牙牌书，原文稍后再讲，但由此可见，张自己也有一部签书，而且懂得起课。藏于宋家的足本“张爱玲语录”中还有这么一条：“我把这本Coronet当作圣经似的——永远有一本这样的书，前一阵是那本起课的书。”你可能很好奇，Coronet是哪位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值得连祖师奶奶都奉为“圣经”呢?现实可能很反高潮：那只是美国当时一本综合性杂志，类似《读者文摘》，张爱玲视为“圣经”的，不过是其中关于治痘痘的美容文章而已。至于所谓“起课的书”，自然就是现在谈的牙牌签书了。宋家的牙牌书虽已丢失，但张爱玲当年求得的签文，仍日以继夜地悠悠安躺在一个不起眼的盒内。我有幸得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先生（即宋淇先生之子）首肯，得以在多个百无聊赖的星期天下午，饱览一幅幅泛黄的半世纪前的签文。遥想当年，这些跟她前途息息相关，却恼人地像雾像花的预言诗句必定令她忐忑不安、心如悬旌，然而五十年过后，读来也只仿佛在核对一张上世纪的彩票。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民主四讲》，王绍光著，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一版，256页，21.00元。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存在条件不甚了了，许多人也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但都把西方在二十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作是民主的成果，并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缺乏民主的表现。“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民主是个好东西”似乎成了一个不容争辩的铁理。

　　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与以往那些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四讲》中虽然也有不少“处方”，但其核心则是描述和分析。《民主四讲》的第一章讲述希腊古典民主的起源与消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哲人和大量近代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厌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对民主政体的恐慌，以及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综述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代议制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的核心文献及其论点。第三章围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讲解其运作机制及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第四章则对代议制民主的实效进行评价，对代议制民主的得失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四讲》展现了王绍光深厚的西学造诣及他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入了解，书中多处到位的点评也凸显了作者的多年积累和思考。《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八十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我为王绍光《民主四讲》的出版叫好。　　

民主四讲　　《民主四讲》在学术上质量上乘，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却不尽赞同。为了深化对于民主和民主转型的认识，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分析供参考。

2008年中国语录

1. “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请管好你的嘴！不要乱讲”——2008年1月7日，做出进京捉记者壮举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西丰人论坛里发帖说。随后张书记被“责令辞职”，11月，张被发现已荣任沈铁轻轨办的副总指挥，负责具体工作。再随后，在舆论压力下，张再次丢官。

2. “我们不采取措施，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辽宁省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对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警察入京捉拿女记者的评价（据《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女记者朱文娜之前曾采写报道《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

3. “现在不是讨论事情真相的时候，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男）在课堂上与一女生恶语相向并发生肢体冲突，事件发生后杨帆对媒体如是说。

4. “我竟然把它们（伪造的自己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印到书的扉页上，真是鬼使神差，只图虚名，招来了大祸。”——临汾市委常委、临汾宣传部长王月喜在法庭上痛苦的反思着。

5. “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2008年1月23日，当过省三届人大代表的梁宝煜屡次打断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的尖锐发言，并拂袖而去。事后他解释“我只是出去抽支烟而已”。

6.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件，采访受阻，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说出这样的话，同时他还感慨：“以前不来报道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7.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2008.2.18，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说。（新快报）

高峰枫：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

古典诗文绎读《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下），刘小枫选编，李世祥、邱立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495页、493页，89.00元。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最近掷出的是一枚重磅炸弹——厚厚两卷、篇幅接近千页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以下简称《绎读》）。该书上卷涵盖了亚里士多德之前共十一位古希腊经典作家，既有诗人和戏剧家（荷马、赫西俄德、三大悲剧作家等），也有史家和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希底德、柏拉图等）。下卷选择的作家范围更广，有西塞罗、恺撒、维吉尔这些古罗马诗文作者，有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如奥古斯丁，还包括中世纪犹太哲人迈蒙尼德以及三部古代文献集（希伯来圣经、新约福音书、《一千零一夜》）。每位作家或文献集均配以两三篇“绎读”文章，这些文章除少数几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其余皆译自西方（主要是美国）古典学者的著述。

　　这部以译文为主体的读本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编者并非要出版一部研究资料汇编，而是准备为青年学子提供一部研读西方古籍的“指南” 或者“导读”。在“弁言”中，编者雄心勃勃地写道：“《古典诗文绎读》打破现代化的学科分割，以可读性强的原典绎读开学养正，不仅为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也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基础读本，亦可供理工农医学生休闲。”（上卷第2页）大哉斯言！但是大学本科生在读过《绎读》之后，果真能受到西方古典学的启蒙、果真能窥西学的门径吗？我看未必。《绎读》在很多方面都未达“通识教育基础读本”的要求，最显著的缺陷有三方面：一曰门户之见太深，二曰选编尺度不明，三曰学术规范不讲。

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上写道：“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目标，本文也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给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当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而带着一种对乌托邦式的民主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时，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逝世

数日前，本站才贴出先生的访谈《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了。沉痛哀悼！

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讣告：

沉痛哀悼瞿同祖先生

瞿同祖（1910-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瞿同祖先生因病于2008年10月3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根据瞿同祖先生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

瞿同祖先生，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瞿先生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奠国学之始基，少年时代先后就读北京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34年，瞿同祖先生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1936年获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瞿同祖先生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瞿同祖先生不甘做亡国奴，只身南下，1938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在此期间，瞿同祖先生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这一专著探赜发微，独辟蹊径，既是法制史，也是社会史，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书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该书中、英文版均多次再版，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1945年春，瞿同祖先生应邀赴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初稿，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进行研究，该书后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他被聘为研究员，继续中国史研究，并与人合开“中国法律”课。在此期间，他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瞿同祖先生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既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也探索了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这一研究大大推进了对传统中国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成为其学术历程中又一重要创新之作。该书英文本多次再版，其观点为不少专家所引用、接受，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62年，他应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开设“中国通史”课，并讲授古汉语。

瞿同祖先生在国外任职期间，始终关心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他于1965年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回国。不久举国罹受“文革”灾难，但瞿同祖先生始终保持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念。1971年，他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二级研究员；1985年起享受终身在职的专家待遇；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此期间，除编译出版《艾登回忆录》、《史迪威资料》外，瞿同祖先生还代表中国出席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如1980年8月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团员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同年9月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1983年在香港大学讲学，1985年应美中学术委员会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邀请访美，在美国多所著名学府讲学。在这些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以及法律儒家化等重要学术见解，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他在法律、社会、政制史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勤奋笃学、一丝不苟、立意创新的治学精神，惠及了无数学人。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爱国者，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教职、投身祖国建设；他拥护和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瞿同祖先生生性谦和平易，年高德劭，自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始终关心研究所的建设和后辈学人的成长，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感怀在心。斯人已去，其精神、其品德、其著述足可垂范后世，传之久远。

瞿同祖先生安息！

瞿同祖同志治丧小组

2008年10月6日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2007年3月下旬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已98岁高龄的瞿老。我就瞿老的成长经历，工作与研究的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与体会进行了数次访谈。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而平易谦和的长者风范，更令晚辈的我折服。访谈稿在此基础上写成并经瞿老审阅。

一、家世与求学

瞿同祖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年7月12日（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禨）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 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 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赵：《尚书》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当时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

瞿：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赵：瞿老，当年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在学术上极有成就，就拿1930年与您同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来说，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对社会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您也写出了能够传世的经典著作，我很想知道您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情况？

黄灿然访谈录：香港是我的题材和素材

访问、整理：凌越。广州诗人，生于安徽铜陵，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现为大学教师，兼任《书城》编辑。著有诗集《虚妄的传记》等，一九九七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Q. 写作之初，你从哪些诗人那里受益最多？
　　
A. 写作之初，受益较大的是两本小圣经，一本是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尤其是下册），一本是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尤其是下册）。此外尚有韩东他们的《他们》和王佐良译的詹姆斯·赖特和罗伯特·勃莱。也喜欢叶芝和弗洛斯特。稍后与王寅和吕德安成了好朋友，跟他们通信频繁，获益良多，他们都是人品和诗品俱佳的诗人。
　　
Q. 但你早期诗歌浓郁的抒情却让人更多地想起普希金，你现在还喜欢他吗？或者说对于这些经典诗人你怎么看？
　　
A. 接触普希金，是稍晚，大约是一九八八年。他对我的影响有几个方面。首先，他给我一个重大教训。我记得，在我喜欢上普希金之前半年，我还在李苇面前用广东话骂普希金。这个教训，使得我立下一个原则，勿随便对自己不喜欢的经典作家信口雌黄。不喜欢可能只是“尚未喜欢上”，不妨多买一些经典作品，闲着的时候翻一翻，也许会不经意地读进去。其次，当我深受他感动时，我想，我如何报答他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受到启迪似地想到，只要将来有一个像我喜欢他这样的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写作的意义便确立了。这个信念至今没变。第三，普希金是第一位我有系统地阅读的大诗人，他所有诗歌作品，长诗、短诗、童话诗，我全部细读，全部喜欢，他在我心中确立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后来我又按这个模式有系统地阅读很多诗人和作家，这对于个人修养，有莫大裨益。我还同时喜欢上普希金的对手，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孙用的译本。那时我还写了一篇万余字长文《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考证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读普希金就像听旧歌，无法下判断。经典作家很多，愈读愈远愈有味。几年前读奥维德，很惊讶地发现，普希金的语调跟他一模一样。这才突然想起，普希金很喜欢奥维德。关于经典作家，我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流传数百年数千年的经典，绝对都是好作品，我们如果读不进去，那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另外，我认为，读经典作品是一种能力。
　　
Q. 你的许多诗是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作为一个诗人你怎样看待亲情和友情？
　　
A. 我早期有很多诗是写给妻子的，后来有几首写女儿的，再后来有写祖母的，最近有一首是写父亲的。写亲人或写给亲人的诗，其实很难写。九十年代中期祖母逝世，我写一首诗纪念。不算差，也不好，总觉得还不够。直到二〇〇〇年，祖母的墓迁到泉州一个墓园，我又写了《祖母的墓志铭》，才算满意。写给家人与写给朋友是很不同的。写给家人的诗，除了妻子外，都是不打算、实际上也没有给家人看的。女儿根本不在乎我写的东西或我写给她的东西。写祖母的诗，是她逝世后才写的。写给父亲的诗，也没有给他看。事实上我父母直到近年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我能感到，父亲为我骄傲，母亲最高兴的则是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深深感到，从父母立场看，只要子女踏踏实实，有一份工作，不必让父母担忧，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回报。现在我还得让母亲担忧，这就是健康，她知道我非常忙，特别害怕我会忙坏身体。她甚至不敢太常打电话给我，怕会干扰我。
　　
写给朋友的诗，是要给朋友看的。一般来说，是在某个环境下偶尔触发感想，且与被写的朋友有关。写家人涉及记忆、成长、积淀。也可以说，家人是题材，一首写家人的诗，与一首经过长期酝酿的其他题材的诗，是一样的。事实上，除了写给妻子的诗外，其他诗并不是写给家人，而是写家人。写给朋友的诗，真的是给朋友，有点儿像应景诗，英语称为occasional。这并不表示写给朋友的诗就较差（就我自己而言，写给朋友的诗确实不如写家人的诗）。杜甫那首《赠卫八处士》，是我所见最好的赠友诗，也是我最喜欢的杜甫诗。
　　
朋友是分阶段的，就像人生是分阶段的一样。你会发现随着自己踏上不同的人生阶段或写作阶段，朋友关系的疏密会发生变化。最好当然是那种能跨越不同阶段的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孙泽，对我尤其意义重大。他并不是诗圈中人，却会以一两句话影响我的写作。我会把下一本诗集献给他。他性格、世界观，各方面都跟我很不一样。我是那种对外部世界非常敏感的人，也因此非常脆弱，而这脆弱又跟作为一个诗人的状态有很大关系，即是说，当我意识到这种脆弱的时候，我是不能也不想去改善的。孙泽是那种实实在在、不会对周围环境心怀惧意的人，他代表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是一种世俗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便感到跟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年也难得见两三次面，但有这么一位朋友，你会觉得安心。有一次我感到十分虚弱，便打电话让他到我们在虎门的一位共同朋友马刚那里去，而我从香港去那里会合。我们三人玩了两天，回来我就恢复了。我妻子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处事与我完全不同，以前我会气恼，现在想通了，觉得有这么一个人时不时把我拉回现实世界，哪怕是吵吵架，也是好的。老生活在头脑里，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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