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爱德布克

罗敏

　　冯象的名字总与其父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契相连。因而，每次归国之行，他总是回到上海，居住在曾经的小屋里。3月22日，他又回来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下，冯象为数十名学生讲述他最近的翻译工作。不少学生拿着他最近出版的《木腿正义》（增订版）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来听笔锋锐利的冯象“说”。而小小的房间里，冯象声音低沉，时有停顿，目光常停留于桌面之上。演讲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称此是“一场真正的学者的讲座”。

　　冯象让人平静。次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某些话题，他的语气不乏严厉，却径直将人带向思考的中心。喧闹的咖啡厅里，记者不禁想起前一晚，灯光昏黄，人群在晚餐后散去，冯象戴上“Republic”品牌的帽子，一个人向儿时的屋子走去。他身影偏斜，脚步深深浅浅，给人的感觉，却很坚定。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年来，你一直在译介西方经典，如《贝奥武甫》、《圣经》，也在报纸杂志介绍一些如古希腊传说之类西方文化，还探讨现代法治问题。你是否认为，当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思想、制度建设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冯象：不够。我们称20世纪引进西方思想、制度的过程叫“现代化”。如今现代化走到一半，也许快成功了，但还没有到终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学。这恐怕是一个挺长的历史过程。

　　因为中国还不发达，所以希望了解别人的长处。这种渴望，除非到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变成思想文化输出国的时候，否则不会满足。而现在，中国仍是一个进口国，消费品广告、服装、化妆品、汽车、住房设计都是进口的，文学艺术的进口只是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如甘阳等人，他们所介绍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尼采等人的思想史的一路，你更多介绍文学和宗教作品，你是否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后者的影响更大、更为基础？

撰文/颜菁/摄影/小詹

　　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冯象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1968年，在“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和同学们离开了学校，从上海来到云南的弥勒县插队。

　　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

　　冯象感慨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毛孩子，自认为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所以说小孩不怕吃苦，长大怕苦了，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上一代在‘文革’中受的苦。你现在再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根本不可能像15岁的时候那样能吃苦了。”

　　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

　　“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

　　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

　　“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

　　自学外语：改变命运的军代表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

　　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

　　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

　　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

　　“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逢真 译

在提出这个稍显奇怪的问题时，我意识到需要某种解释。直到今天，就其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就其在我自己著作中的作用来看，“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允许我回到自己著作的某些方面，它们现在看来有些粗心和令人误解。就此而言，我想提出一种必不可少的批评和重新评价。

举例来说，在我的《事物的秩序》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的词语群组，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 “自然历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忽略了对作者及其作品作类似的分析；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李嘉图[1]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使他们的名字模糊地发生作用。这证明我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因为我的疏忽帮助提出了两种相关的否定。

作者的死亡[1]

罗兰·巴特 著  怀宇 译

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谈到了一位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男人，他写有这样的句子：“那是一位女人，她经常突然露出惊怕，经常毫无理智地表现出任性，经常本能地精神恍惚，经常毫无原因地大发脾气，她爱虚张声势，但感情上却细腻而迷人。”是谁在这样说呢?是乐于不想知道以女人身相出现的那位被阉割男人的小说主人公吗?是巴尔扎克本人因其个人经验而具有女人的哲学吗?是宣扬女性“文学”观念的作者巴尔扎克吗?是普遍都有的智慧吗?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心理吗?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在的原因便是，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其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

情况大概总是这样：一件事一经叙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 ——，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不过，对这一现象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种志社会里，叙事从来都不是由哪个人来承担的，而是由一位中介者——萨满或讲述人来承担，因此，必要时，人们可以欣赏“成就”（即对叙述规则的掌握能力），而从来都不能欣赏“天才”。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在与英格兰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个人对改革的信仰一起脱离中世纪时，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像有人更郑重地说的那样，发现了“人性的人”。因此，在文学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与结果的实证主义赋予作者“本人”以最大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作者至今在文学史教材中、在作家的传记中、在各种文学杂志的采访录中、以及在有意以写私人日记而把其个人与其作品连在一起的文学家们的意识本身之中，到处可见；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学的意象，（都专横地集中在作者方面，即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2]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3]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其“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