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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海君:撒旦的語言遊戲——評張達民對聖經某節的闡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公孫丑》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high-level perception is that it is semantic: it involves drawing meaning out of situations.–Douglas Hofstadter, Fluid Concepts & Creative Ana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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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現在是張達民要盡快自辯,不是馮象

環球聖經公會駐會學者張達民博士在〈文學氣象與學術假象──評馮象譯注的《新約》(之一)〉一文指出(恩怨緣起,見註一):

馮象借用NJB,是鐵證如山,不是偶一為之,而是系統性的現象(單是馬太福音也有幾十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如二11、二16、二17-18的插注與NJB同章節的注f,h,i)。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一本NJB與馮譯作些「來源鑒別」的研究。筆者在此不必再打一匹死馬了。

他的所謂「借用」,我理解就是「抄襲」,對一位有名聲的學者來說,這是最嚴厲的指控,搞不好馮象教授就淪為另一個汪暉了。張博士的指控證據,主要見於上面那篇網絡文章,他從夾注及翻譯文字(特別是所謂「錯譯」)兩方面,一共舉出了七個具體例子作證,沒舉出的還有更多,「單是馬太福音也有幾十個顯而易見的例子」。

但我翻一翻馮教授的《新約》,正文567頁,每頁夾注至少10個,全書即有約五千多個注。對比起這五千多個夾注,張博士的四大夾注例證(先假定這四大例證毫無疑點地成立)是否有點單薄呢?張博士在時代論壇曾回應我說:

任何對統計學有些認識的人(筆者以前曾任職精算工作),都會看出這些雷同的組合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顯示兩者不是獨立的。

我不懂統計學,也從未任職精算,所以很幼稚地問一個問題,所謂「系統性的現象」,真的可以從芸芸五千多個注中抽三四個例就可說明?張博士的論證比光速還要快,完全違反了物理定律。

王朔:我看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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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红高梁》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要现靡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年,这不是女性的幼稚面是他的幼稚和一相情愿。若说他和礼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礼平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起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话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曾昭奋:后摇篮曲

钱伟长教授于八秩诞辰开始撰写《八十自述》一书,翌年付梓,题赠亲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间,《深圳特区报》将《八十自述》全文连载,让更多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历尽坎坷的科学家穿越几十年风雨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

钱伟长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在全国青年中有极高威信的青年团干部蒋南翔主政清华。清华大学跟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像一部机器,经过肢解、重组,被推到一条新的生产线上。它成了一所只有工科专业的大学(学院)。水木清华,满园春色。当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校友蒋南翔,决心按照苏联模式,把自己的母校,编织成一个“工程师的摇篮”。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九五六年任副校长,仍兼此职)的钱伟长先生,很快就站到蒋校长的对立面。

要是没有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整部中国教育史,整部清华校史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钱伟长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学生要钱伟长教授有理科基础,大学的专业不能分得过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应着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时节,新生们一踏进清华园,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横幅。它的上面写着: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而钱副校长却说:工程师不可能在这样的“摇篮”里培养出来。他的主张,正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因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一文,意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

冯象译注:《新约》[The New Testament]

2019年修订版:

ISBN 9780190979744

修订版缀言:他的歌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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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的目的,一是為中文讀者(包括信友和聖經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中文學術譯本,二是力求讓《聖經》立於中國文學之林,進入漢語主流文化。譯者馮象說的是聖經學,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學或教義。傳教“牧靈”跟做學問,是完全不同的事業,沒有哪個譯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這個譯本也許會影響到“牧靈”譯本的修訂和術語措辭,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種。在香港,正如在內地,有哪一個教會不在散發《聖經》,不積極宣道、參與社會建構和社會鬥爭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撫慰苦靈,傳布福音,教人立信稱義。在此意義上,譯經,即使是“非教徒”的譯經,也不僅僅是 “文化保育”。聖法的教導、先知的呼喚、耶穌的受難復活的啓示,隨着宗教復興和中國社會行將展開的倫理重建,是會為越來越多的國人聆聽而認識的。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容納不同信仰的社會,需要這樣一份“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35)

跟《摩西五經》《智慧書》修訂一樣,本《新約》修訂版,譯文主要是「微調」,進一步節儉文字,錘煉風格;讓經書的不同作者,及其筆下呈現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場,發出不同的聲音。《新約》從希臘文普通話(koine)迻譯為現代語言,包括漢譯,必然也是極易陷於「力不從心」的境地的。故而譯經人除了準確理解原文,能探求並領悟聖言的意境,還要耳朵對母語/目的語十分敏感,善於創造新的表達;否則就一定無力承接聖言的託付。修訂版按頁數估計,譯文的變動加上注文增刪,大約不下八九千處。


初版:

新约

《新约》[The New Testament],冯象译注。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年。
ISBN: 978019395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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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试读 [PDF]
作者访谈 [PDF]

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相关链接:《摩西五经》、《智慧书》。

王朔:我看金庸

金庸的东西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都不叫个东西。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眼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王朔:我看老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息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朋友比较欣赏老舍的两个说随笔不是随笔说小说不是小说的短文,一个是写坐火车,上来一个特讨厌的人,有事儿没事儿专门麻烦别人,一路不闲着;一个是写一家子去看电影,没出门先张罗,姥姥舅舅七大姑八大姨都招呼到了,到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了,还礼数不减,彼此大家都客气到了,全坐踏实了电影也放完了。我跟朋友说,我比较喜欢老舍写的一武侠短篇小说,写一耍大刀的,身怀绝技,隐于闹市,各种人登门拜师,有硬乞的,有软泡的,老头就是不露,结尾是在月色之下,老头一人在后院练了一圈,怀抱大刀,望着月亮自言自语:不传,就是不传![BOOKS@AMAZON]

其余的就那么回事儿。我跟朋友说,想了想,又提了一回《骆驼祥子》,朋友勉强同意了,可我自己又放弃了,仔细想这本书现在放在我手里恐怕也不会再看了。知道老舍这名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那是在初中,大家互相传阅一些翻得稀烂没头没尾的旧小说,十九世纪欧洲那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解放后十七年那些革命浪漫主义流行小说我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天,我们院一孩子借给我一本没有封皮前后都缺了几十页的纸张发黄的小说,看它被翻得那个旧劲儿,我想当然以为这是本好看的书,上课的时候在底下看。刚读头几行感觉就很奇怪,那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很不一样,既没有欧洲小说中颇费笔墨描写的伯爵夫人和开不完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也没有革命作家笔下一定会出现战争、屠杀和坐监狱的场面,只是很老实地写一个旧社会三轮车工人的日常生活。我耐心地看了百十页,始终等不到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就往后翻,翻到最后的残页,也没找到一段吸引我的情节。那时像《苦菜花》《迎春花》这样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中都有一些性爱描写,《三家巷》《苦斗》和《青春之歌》几乎被我们当爱情小说阅读。托尔斯泰司汤达他们的小说就更别说了,描写性爱的那些章节都是书中翻得最旧的地方。

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提要: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部巨著。

关键词:国家 政体 政府制度发展 现代化 文化相对主义

费纳(Samuel E. Finer)的《政府史》共三卷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政府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费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1962)。费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政府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费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政府史》由费纳的夫人凯瑟琳·费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费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政府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⑴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⑵“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⑶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⑷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 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⑸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⑹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A Plagiarist at Large

Plagiarists are large, human-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cademia.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lagiarist had been spotted forty-five miles south of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However,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lagiarism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The hunt for the plagiarist bega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strawberries saw ‘a large tome’ only five yards away from her. It immediately ra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d experts confirmed that a plagiarist will not attack a human being unless it is cornered. The search proved difficult, for the plagiarist was often observed at one place in the morning and at another place twenty miles away in the evening. Wherever it went, it left behind it a trail of conference attendance and small talks like keynote speeches. Re-prints were seen in a number of places and dust jackets were found clinging to bushes. Several people complained of ‘cut-and-paste noises’ at night and a businessman on a fishing trip saw the plagiarist up a tree. The experts were now fully convinced that the animal was a plagiarist, but where had it come from? As no plagiarist had been reported missing from any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and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The hunt went on for several weeks, but the plagiarist was not caught. It is disturbing to think that a dangerous wild animal is still at large in the quiet countryside.

参见: L. G. Alexander, “A Puma at Large,” New Concept English, Bk. 3 Developing Skills.

转载自:Mondanité

另外插播一则图书广告: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佛山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

本厂工人在6月1日晚上开始有条件复工,这次复工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庆洪先生的调解下进行。我们暂时复工三天,在三天内资方必须给以我们满意答复,不然我们的罢工将继续。

在曾庆洪先生的见证下,在场工人推选出16位代表,并于其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上级工会代表列席会议。我们要求工会就打人事件解释,并重申了多项基本要求,包括全体员工和实习生增加基本工资800元、改善工资体系和职员升迁制度和重整工会。我们的另外一项基本要求,不可以解雇任何罢工员工,在6月1日早上已经得到本厂总经理山田一穗先生的承诺。工人在6月1日晚班开始复工,6月2日谈判代表联络了曾庆洪先生,并约于6月3日中午两时举行复工后的首次会议。

我们呼吁员工: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目前员工内部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各员工积极与谈判代表表达意见。谈判代表目前没有覆盖所有的科室,但是谈判代表重视所有员工的意见;有积极性参与谈判的一线同事,可以在员工的推举下,加入谈判团。谈判代表在收到来自资方或者曾先生的任何方案之后,会即时通知员工,并争取召开班长以下一线员工大会,具体时间,谈判代表会另行通知。没有员工大会的授权,谈判代表不会擅自答应任何低于上述方案的要求。

我们要求资方: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答应合理要求。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留意到新华社6月2日的评论,对本田公司提出多项批评,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目前工厂行三班制,谈判代表无法离开生产线,为谈判代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我们要求本田资方为谈判代表提供开会和咨询员工意见的时间,并协助一线员工大会的召开。

王朔:我看鲁迅

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有大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分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作 “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惟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顾肃:学术大跃进与象牙塔的造假工程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前进,但是离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以科研为例,诺贝尔奖仍然与中国大陆从事研究的学者无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质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其体制性的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相应建议。

中国大学的“钱学森”问题

今天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8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跃进。从上到下掀起的一股狂热的激情,必欲一口气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大国,力争超英赶美。为了在短时期内炼出超过英国的1070万吨钢来,全民总动员,到处建小高炉,土法炼钢。各地居民无论是否懂得炼钢的基本技术,都投入到炼钢的宏伟事业当中。人们不惜把现有的钢铁制品拿出来,砸锅卖铁,再投到土高炉里,但在许多情况下,炼出来的铁疙瘩一无用处。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处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追求简单的产品数量而忽视质量,从最高领导到普通农民,都相信可以创造高产的奇迹。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经济上基本没有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却出现了一些类似大跃进的现象。近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名额,使得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数剧增。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数不断增加,竟然在毕业研究生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而相应的科研成果数量增加也是惊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标志。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优秀人才的确也培养了不少,但滥竽充数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写论文的质量。理工医农文各科专业论文都需要创新,如果只是重复权威们的话而无创新的观点和严谨的论证,那也不过是重复劳动,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养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无创新可言,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

Google 关闭中国网站!

Google 事件结果揭晓:

Google Blog: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an update [关于谷歌中国的最新声明]

欢迎您来到谷歌搜索在中国的新家

晚上与一位美国朋友吃饭,他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我赞同Google的决定,因为这开启了新的历史可能性,尤其是对中国来说。

报道杂辑:

NYT: Google Shuts China Site in Dispute Over Censorship (2010-3-22)
NYT: China Counters Google Move by Restricting Hong Kong Site (2010-3-23)
WSJ: 谷歌避走香江 前路难测 (2010-3-23)
NYT: Stance by China to Limit Google Is Risk by Beijing (2010-3-23)
WSJ: 谷歌其他在华业务或继续正常运营 (2010-3-24)
WSJ: 谷歌创始人布林详谈退出中国始末 (2010-3-25)
WSJ: 谷歌退出中国的商业考虑 (2010-4-8)
NYT: Cyberattack on Google Said to Hit Password System (2010-4-20)

科斯、王宁: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01日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王宁

  静态世界中的资源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都是既定的,甚至允许把未来的商品和服务以跨期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的方式计算在内。此外,生产技术也是给定的。所以,无论从整个系统还是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这都是一个静态的世界。

  就系统的层面看来,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封闭的,并不存在奈特(Knightian)或者凯恩斯(Keynesian)理论所述的新变化或不确定性。未来世界与现行世界一样可以被明确规定。在个体层面上,经济主体并不考虑创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式。前提是所有经济主体皆可平等获得既定的生产技术,这样,研究者不必考虑经济主体的学习空间。

  在这个静态的世界,任何资源的配置都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有潜在的交易收益都将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这种均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价格向量:包含生产要素在内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形势共同决定了价格。由此看来,这种理论被称为价格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价格理论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封闭且分权化的体系内的资源配置问题。亚当·斯密的经典思想是,一个纯粹的分权化的经济体系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神奇地引导着秩序。而价格理论将这位经济学家洞察力强大的成果进一步理论化了。不过,现代的价格理论固然更为严谨,却也存在盲点和纰漏。这一理论最明显的疏漏在于,它没有体现生产的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商品和服务是怎样产生的?新型商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并传播?生产和创新应如何组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以及新产品的发明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一系列问题很难通过经济学通常的研究议程解决。其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学理论很少涉及生产过程的研究。

  当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作为给定条件时,生产的过程就几乎被完全忽略了。似乎只需使用一个生产函数就足以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对于任何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在考虑资源配置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决定生产哪些商品和服务,并学习相关生产技术。此后,企业必须实际组织生产过程,毕竟它们并不能魔法般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上述的每一步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比如选错目标商品,高估或低估消费需求,处理雇佣关系或客户关系不当。因此,很多新兴企业纷纷折戟商场,销声匿迹。这些企业的错误或许拖累了其他公司,但是同时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前车之鉴,帮助它们存活得更久。

塞林格作品新封面

塞林格肯定是一个奇人,其中一奇是他对自己作品的封面设计要求极为苛刻,不过他作品的(美国版)封面却多不好看,比如代表作 The Catcher in the Rye 的封面,我就无论如何喜欢不起来:

The Catcher in the Rye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某些封面设计不佳的原因,塞先生才对封面变得苛刻起来。不过,丑陋的局面即将改变了,《卫报》报道,塞林格作品将以新的系列封面重印上市:

Before his death, JD Salinger’s publisher, Hamish Hamilton, worked with him to produce jackets for reissues of his books (originally planned for June, they are now due out next month). …

Simon Prosser, publishing director, Hamish Hamilton: “There are strict rules about JD Salinger’s covers. The only copy allowed on the books, back or front, is the author name and the title. Nothing else at all: no quotes, no cover blurb, no biography. We’re not really sure why this is, but it gives you definite guidelines. Last year we decided it was probably time to re-design the covers, and we wanted a unique typeface that stood out. We commissioned Seb Lester, the highly regarded type designer, to hand-draw a font; that font, on the cover of these re-issues, is a one-off and is known in-house here at Hamish Hamilton as the ‘Salinger’.”

这套新封面是 Seb Lester 设计的,相当赏心悦目:

For Esmé – with Love and Squalor
This collec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Nine Stories in the US in 1953, contains some of Salinger’s greatest short fiction, including the title 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in 1950), in which an army sergeant recalls his meeting with a young girl before he was sent to war, and 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 the first of Salinger’s stories of the Glas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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