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爱德布克

高峰枫:保罗的右耳

英国作家威尔逊(A. N. Wilson)多才多艺,而且多产。他不仅创作小说,还是知名的传记作家,所作《托尔斯泰传》和《C. S. 路易斯传》都是极负盛名的作品。威尔逊对基督教念念不忘,上世纪最后十年间,曾接连出版三部著作:《耶稣传》(Jesus: A Life, 1992),《保罗传》(Paul: The Mind of the Apostle, 1997),《上帝的葬礼》(God’s Funeral, 1999)。最后这一部书讨论的是欧洲十九世纪宗教的衰落,书名来自哈代于二十世纪初年所作的一首诗。前两部书则直探基督教历史本源,分别为创教两位核心人物作传。威尔逊写的虽然是畅销书,但是看他附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可知他对于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熟悉。能广泛涉猎新约研究的各家著述,又不掉书袋,将枯燥的学术问题讲得清楚、有趣,这可算是这两部传记的突出特点。

God's Funeral要想了解耶稣,需先了解保罗。因为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写作时间要早于福音书,是基督教文献中最早论及耶稣的。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耶稣能演化成神学上的“基督”,保罗起了关键作用。新约当中有一部《使徒行传》,算得上是保罗最早的传记。保罗是犹太人,少时来到耶路撒冷,追随法利赛人。一开始,他对于奉耶稣为救世主的新兴教派极端敌视,下手不留情面。《使徒行传》中说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8:3),“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9:1),明显是逼迫早期信徒的急先锋。保罗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忽见大光,并听到有声音斥责他的所作所为。那声音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于是三日之内,目不能视物,不吃也不喝。这便是保罗皈依的经历,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三次(第9章、22章和26章)。

高峰枫:六十年无教程

The Making of Americans《造就美国人:民主与学校》,[美] E. D. 赫施 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美国普通民众缺乏基本国际常识,这方面的笑料不少。在 YouTube 上,如果你输入 Kellie Pickler 这个名字,会发现一段很流行的视频,点击率已接近四百万。凯莉是美国“超女”,2006年《美国偶像》第五季的第六名。在人气正旺的时候,她上了福克斯电视台一档娱乐节目《和小学生比智慧》(Are You Smarter Than A 5th Grader?)。凯莉抽到一道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地理题——“布达佩斯是欧洲哪个国家的首都?”审题之后,美女顿时傻了眼。只见她摊开双手,困惑地瞪着大屏幕,说了一句很雷人的话:“我原先还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呢。”现场观众大笑。无奈,美女只好求助于她的“救星”、小学生内森。答案揭晓:匈牙利(Hungary)。美女的眼睛瞪得更大,并作难以置信状,喃喃自语道:“肚子饿(Hungry)?怎么还有国家叫这名儿?我听说过‘火鸡国’(Turkey)、法国,还真没听说过‘饿肚国’。”观众笑翻。

  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赫施(E. D. Hirsch, Jr.)在他2009年的新著《造就美国人》(The Making of Americans: Democracy and Our Schools)中,也提到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这位八十二岁的老先生不是要拿“无知美少女”来打趣,而是再次提醒他的同胞:美国的公共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不出重拳,不下猛药,只会继续误人子弟。凯莉就是明证。

  赫施这个名字,对国内的外国文学界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詹明信和伊格尔顿的著作风靡校园时,我们就在各式《文学理论导读》有关解释学那一章,和他提前见过面了。这是因为赫施年轻时写过一本《解释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1967年),对于新批评的所谓“意图谬误”或者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视界”,都有所矫正。

朱迪斯·贝尔:《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女性的法律生活

朱迪斯·贝尔(Judith A. Baer):《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Our Lives Before the Law: Constructing a Feminist Jurisprudence),熊湘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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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获美国政治学会 Victoria Schuck 奖(2000年)

内容简介

朱迪斯·贝尔认为,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她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抽身出来,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

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具有男性偏见,我们必须更多地帮助女性对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各种不利境况。贝尔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偏见的处理可谓“矫枉过正”。她们过于强调制度体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却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制度体系提升女性权益缺乏洞见,并且使传统学者忽视了女性主义议题的合法化、正当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传统法律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偏见的存在,女性主义者们却错误地将偏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过分关注个人自由,忽略了个人责任。而贝尔认为,自由主义就建基于个人责任之上,而这一前提也成为男性和男性组织为他们的行为作辩护的有力智识基础。

贝尔提到,传统的女性主义路径导致了对诸如“男性与女性的特征性差异”之类的抽象问题无休止的争论,而没能集中力量去解决法律体系中的核心矛盾。因此,她通过对宪法性解释、生育选择和胎儿保护等法律问题的关注,围绕传统理论的三大中心元素——平等、权利和责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解释体系。贝尔将她的理论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一法律进路不仅赋予个体自由以价值,也认识到我们为满足个体诉求——这诉求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可能各不相同——所担负的责任。

罗伯特·曼戈贝拉·昂格尔:《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罗伯特·曼戈贝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Free Trade Reimagined: The World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Method of Economics),高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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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对自由贸易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开始,但昂格尔并非在为贸易保护作辩护,而是对自由贸易论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一贯的争论所立足的条件进行批驳和修正。他之所以涉足这场重要的论辩,是为了促使我们对那些用来解释经济活动的基本理论进行反思。他指出,我们可以采取一种不同于既有经济学方法的方法来理解当代经济现象,这种方法更现实,也更有助于揭示那些一直隐藏的变革的可能性。

昂格尔声称,对于全球化,我们不必局限于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而可以开展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较之物和资金的流动,人和观念的流动要更为重要,而改革现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由与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的自由则是同等重要的。

本书谈论的不只是经济学,它还要求一种严谨的想象,以反抗今天的生活和思想中所特有的那种专制态度。

安伯托·艾柯:书的未来

按:Kindle 阅读器的成功不但让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感到吃惊,其实也会让所有关注这一事实的人感到吃惊。Bezos 预言纸质书籍将走向消亡。让人联想起 Eco 2003年11月1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演讲《书的未来》(译者:康慨)——

三种记忆

Umberto Eco我们有三种记忆。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此种记忆由血肉形成,并归我们大脑支配。第二种是矿物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数千年前,有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在埃及尤为著名,人们在其上刻下文字。第二种形式则是今日电脑的电子记忆,它以硅为基础。我们还知道另一种记忆,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在埃及也同样著名,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当然,史上最早的犊皮抄本也源自动物的身体,第一张纸也是由兽皮而非木材制成,但我们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这样讲是为了简化植物形式的记忆与书籍的关系。

此地(译注:指亚历山大图书馆)过去始终致力于书籍的存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植物记忆的圣殿。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一种全人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回遗忘,发现未知。请允许我做如下比喻:图书馆是一种最可能被人类效仿的神的智慧,有了它,就可在同一时刻看到并理解整个宇宙。人可以将得自一座大图书馆的信息存入心中,这使他有可能去习得上帝智慧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发明图书馆,是因为我们自知没有神的力量,但我们会竭力效仿。

王蒙:谈学问之累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环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叫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会,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在、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都与外界有很大的隔绝。从地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印度却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竟然是大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

中国是怎么走向统一的?

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管理能力。战争因此会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一个地区国家力量的发展形成了“一山难容二虎” 的局面时,统一就在这一地区成了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都是长期军事竞争下的结果。但是,虽然国家力量在战争中总会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程度却会受到一个地区所特有的结构条件的约束,战争与国家力量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罗马垮台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欧洲中世纪的战争虽然也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

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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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披法袍的正义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身披法袍的正义》(Justice in Robes),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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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官的道德信念对他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判断应该如何发生作用?在这本新书中,罗纳德·德沃金认为,这个问题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开列的各种维度——语义学、法理学、教义性的维度中,法律与道德毫无疑问地相互交织。德沃金这本集新篇旧作于一体的文集,是明白易懂、条分缕析而又充满激情的推理的典范,将会激发起有关正义在法律中的角色的极为重要的争论。

书评

《身披法袍的正义》与其说打开了一座装满固执己见的实用主义者或纯粹分析法学的细致概念分析者的书籍的图书馆,不如说开启了我们思考法治的新选择。——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纽约书评》

过去的三十多年,罗纳德·德沃金是法官能够或者应该仅仅“遵从法律”这一观念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分析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新共和》

《身披法袍的正义》成功地解释了德沃金的信念、其他理论家的主张,以及为什么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至关紧要的。——《出版商周刊》

桑吉夫·戈伊尔:《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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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

桑吉夫·戈伊尔(Sanjeev Goyal):《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Connec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吴谦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内容简介

网络渗透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且在解释众多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方面,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直至1990年代以前,网络在标准的经济学中并没有多少声誉,但从那时起,网络理论的研究蓬勃发展。这方面研究的核心思想,是理性的参与者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会影响其行动,并且决定其收益。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反过来又激发了对网络形成的过程进行研究。

在《社会关系》一书里,桑吉夫·戈伊尔把有关网络和经济活动的当代思维置于具体的场景里。他为这方面的研究开发出一个总体的架构。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他展示了对于个体的收益,其在网络里所处的位置具有显著的效应,有鉴于此,每个个体自然都要采取行动建立关系,使得网络对自己有利。这个思想激发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由此发展出建立在个体动因基础上的网络形成的一般理论。戈伊尔评估了现有研究发现的坚固性,并且指出了尚未有解的实质性问题。《社会关系》把简单实例与正式模型和完整的数学证明结合在一起,是网络经济理论的一本简明扼要而又自成一体的著作,应该成为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生必备的参考资料。

书评

网络正在成为一个崭新而令人振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整合了来自许多领域里的思想,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计算机科学。这些学科各自研究网络及其社会背景如何影响最终结果。《社会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为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领域作了出色的介绍。有志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研究,这本书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爱娃·塔多斯(Eva Tardos),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桑吉夫·戈伊尔是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展示了一幅清晰而广泛的图像。《社会关系》分析了两个重要问题。网络的互动结构如何影响经济结果,以及如果人们有意识地选择与之建立关联的对象,网络将会如何演变?——阿兰·科曼(Alan Kirman),法国联合大学,埃克斯—马赛第三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过去十年里,对于讯息、社会以及生物网络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我们能够碰到的最复杂而又互相联接的经济系统,将会成为网络研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戈伊尔的《社会关系》是网络经济学的第一本综合著作,在这个迷人的征途上迈出了第一步。 ——阿尔伯特—拉斯罗·巴拉巴斯(Albert-Laszlo Barabasi),美国圣母大学物理系

经济学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是一个崭新而令人兴奋的途径。《社会关系》为之提供了一个综述。本书提供的说明涵盖广泛的领域,包括信息—分享网络、企业间的研究—协作网络以及劳动力—市场网络,也能为非经济学家阅读,它回答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个体间的关系模式如何影响其行为、结果的有效性和信息的传播?建立关系的终极动因是什么?高度推荐本书。 ——加布里埃尔·德芒格(Gabrielle Demange),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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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 新书讯

并非自杀契约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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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措施:监听公民的电话、联邦调查局查阅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建立军事法庭审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疑恐怖分子,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挤压了长期和平时期美国宪法保证的、民众已习惯的公民自由。由此提出了一个关键性两难,在一个恐怖主义对公民自由和安全的威胁增大的时代,能否以及如何平衡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利益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冲突?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在严重恐怖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其必要而是正确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宪法必须保持其流动性和可变性,回应当前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在安全紧急时期法院和法律的回应有重大局限性,必须允许政府以某些未获法律授权的行为来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

公民宪法权利必须在燃眉的情境中作实用主义调整,美国宪法从来不曾,也不应是一份为法条紧捆的自杀契约。

除了恐怖分子,我们还有其他敌人。但正因为恐怖威胁的特点是特别狠毒,才要求有回应措施来检验我们对公民自由的执着,也使自由与安全的宪法平衡成为一个急迫问题。时光流走,“9·11”袭击的影响正在隐退,遗忘和自满正成为生活的常态。我们更安全了吗,或我们只是感觉更安全了?

……思考宪法权利的恰当方式是天平这个隐喻。……由于各自利益的砝码改变,这个天平需要并接受不时的调整。我们越感到安全,我们就会给个人自由加上更多砝码;我们越感到危险,我们就会给安全加上更多的砝码……但这都是些细节。最精华的要点在于,法律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适应因紧急状态而发生的这种困窘。

——理查德·波斯纳

波斯纳(1939-),先后以最优生和年级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1959)和哈佛法学院(1962)。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68)、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69)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至今(1993-2000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法律与文学和实用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众多,辐射广泛,有所谓“一个人的智库”;他的法律学术和实践重塑了美国的法学和法律。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语)

苏力,少年从军,当过工人、政府雇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学士,1982);1985年读研究生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LL.M(McGeorge)、M.A.和Ph.D(Arizona State)学位。199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长江学者。

理查德·波斯纳文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遗毒”

2009年7月

李小科 译

每一次危机都会有它的结束。眼下的情况虽有些惨淡萧瑟,但此次危机终将会过去。没有哪一次危机,尤其像影响如此剧烈的当下危机,在其消退之时不给我们留下一笔遗产。就此次危机而言,留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思想交恶战——哪一种经济制度可以给最大多数的民众提供最大的福祉。这场思想观念之战的激烈,没有什么地方比得过它在第三世界国家达到的程度;占世界人口80%的亚非拉居民,他们当中有14亿人每天仅靠1.25美元维持生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争论热度超过以往。在美国,称某人为社会主义者也许只不过是非常廉价的用语(a cheap shot)。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至少与被许多美国人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那些东西之间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在当下的经济危机当中,不可能有赢者,只有失败者;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支持了。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恶果将伴随着我们。

Freefall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已不再可行。共产主义面临的问题早在数年前就显现出来了。但在1989年以后,人们很难在为其辩护。有一度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仿佛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而且将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弗兰西斯·福山将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以此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历史学家可能会将1989年后的20世纪看作美国人的短暂胜利。随着许多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倒闭,接连不断的经济动荡和危险投机,这一短暂胜利要结束了。同样,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争论也不再持续,人们不会再围绕“无约束的市场自身是否将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今天,只有那些上当受骗者仍在坚持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性,在相信我们依靠市场参与者的利已行为就可确保任何事情的规范运作和有序运行。

这场经济论争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尤为起劲。尽管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渐已忘记,在190年前,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出自中国。但在突然间,殖民剥削和不平等的商业贸易以及发生在欧美的技术革命,将发展中国家远远地撇在了后边;到1950年时,中国经济只占世界GDP的5%。在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向中国发动战争,促使它开放世界贸易。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如此命名,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除了毒品以外,再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能向中国出售;它们利用人们吸嗜成瘾后对毒品产生的依赖,向中国市场顷向鸦片。这是西方为了平衡贸易支付差额而做出的最早尝试。

桑福德·列文森:《美国不民主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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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我们人民该怎样矫正它)》(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时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内容简介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文献之一。但是,它是这样一个文件,即使那些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大众的绝大多数选票支持的白宫候选人,也会按部就班地摆弄它。它给予怀俄明州投票的权重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样多,而不顾加利福尼亚这个由牛仔组成的州的人口数是怀俄明州的七倍之多这个事实。 它赋予美国总统根据他的政治见解就可以否决国会两院的立法议案的权力。对于一个共和政制来说,这是反映了当下美国人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匮乏的良方吗?

桑福德·列文森对这部广受尊敬的宪法投下了严肃的目光,他争辩说,这部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促成了一个既不公正也无效率的政府。按照既有的蓝图,我们既不可能由我们自己来处置这个不胜任的总统,也无法保证政府在灾难性的袭击后还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可能不太重要,但是毫无疑问问题丛生的是最高法院法官们的终生任职的提名。更为灾难性的是,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既存的宪法当中最难修改或更新的宪法。

民主辩论没有留下几个没有翻动的硬石头,但是,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来看待我们的宪政结构。列文森大胆地敦促美国人民,要他们承担一项长期以来未曾完成的公共讨论,即他们应当怎样采取最好的措施来改革这个最为空洞的文献,制定一部足以容纳美国民主价值的宪法。


书评

桑福德·列文森这趟对神圣事物不敬的旅程,揭示了我们美国的宪法是怎样用难以察觉的或没那么难以察觉的方法来阻碍民主政府负责任地进行民主实践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他的批判,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耶鲁大学法学院

桑福德·列文森是我们时代最具想象力、最具原创力、最具煽动力的宪法学者。他对宪法那别出心裁、尖酸刻薄的批评有助于更细致地解读这部宪法,并迫使我们直面我们的宪法的真实想法。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读读这本书,并且想明白他或她是否同意列文森的看法,即当务之急是放弃国父们的制成品,在此基础上采纳一个全新的政府体制。我们不能忽视这部著作。——沃尔特·戴林格(Walter Dellinger),美国前任检察总长,奥梅尔维尼和迈尔斯研究所

一旦涉及就宪法以及解释宪法条款的传统模式提出具有挑战力的问题,就很少有学者能够和桑福德·列文森并驾齐驱。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分析以及他开出的药方,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迫使读者去思考那些在常人眼里未曾提及的宪法问题的维度。在《美国不民主的宪法》这本书中,列文森教授那具有挑战力的思维正处于最佳状态。——罗伯特·P·乔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顿大学

这是一本表达清晰、令人印象深刻的书,《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就我们建国的奠基文件的本质提出了棘手的问题。作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宪法学者之一,列文森在此论证了美国宪法正处在一个急需剧烈变革的关口。这是一本及时且重要的著作,如果它的理念引发了真正的争论,我们的国家将从中获益匪浅。——艾莉纳·卡岗(Elena Kagan),哈佛大学法学院

*

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W.St.贾武德和W.St.约翰·贾武德百周年纪念讲席(W.St.John Garwood and W.St.John Garwood Centennial Chair),哈佛大学2008秋季学期访问教授。主要著作:《宪法信念》(Constitutional Faith),《铭之磐石》(Written in Stone: Public Monuments in Changing Society),《驯服多样性》(Wrestling with Diversity),编辑《酷刑文集》(Torture: A Collection)系列丛书。

时飞,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讲师。

社会思想译丛 Social Thought Library

基斯·威廷顿:《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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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

基斯·威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Supremacy: The Presidency,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n U.S. History),牛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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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 of the 2008 J. David Greenstone Award, Politics and History S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inner of the 2008 C. Herman Pritchett Award, Law and Courts S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内容简介

当最高法院解释宪法时,是否应该由它最后说了算?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起来肯定这样想,但批评者认为这种观点威胁民主制度。但基斯·威廷顿论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并不是简单地争夺这项权力并规避这个问题的政治属性。大法官们一直拥有政治参与者授予他们的这项权力,并且这种授权是为了政治参与者自己的利益。在这部研究美国司法至上的宏观政治史中,威廷顿认为总统和各种政治势力的领导人都致力于将最高法院推上神坛,并且鼓励大法官们接受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这个角色。

威廷顿考察了为什么总统经常认为司法至上对他们最有利,为什么总统很少承担解释宪法的责任,以及为什么宪政领导权经常被交给法院。伦奎斯特法院在推翻国会制定法上史无前例的坚定自信仅仅是自建国时代以降的宪政发展史中的一个最晚近的例子。一直以来,总统努力争取宪政领导权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这些少见的例子反映了这种选择会获得暂时的政治优势。较为经常的做法是,总统一直采取合作姿态,增加最高法院的权力并鼓励它采取积极行动。通过挑战那种认为法官僭越了民主制度的传统观点,威廷顿论证了司法至上恰恰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菲利普·佩迪特:《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社会思想译丛 ★ 新书讯

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Made with Words: Hobbes on Language, Mind, and Politics),于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豆瓣@小组

Winner of the 2008 PROSE Award for Professional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in Philosoph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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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霍布斯所持有的极端的政治观点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完全遮蔽了其著作中有关语言、心智、推理、人格与团体构成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但正如佩迪特在《语词的创造》一书中所展示的,这部著作本身具有广泛的兴趣,它批判性地形塑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佩迪特在本书中宣称,是霍布斯——而非卢梭等之后的思想家——开创了语言的发明这一主题。这一观念认为,语言是一项改变了人类心智的文化革新。在霍布斯的理论中,这种革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人类可以进行推理、使自己作为人来行事以及联合成团体,但它也使得人们开始为未来与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地位而感到焦虑不安;它将人类带出了充满动物的安宁的伊甸园,使其进入到一种无法避免冲突的生活——即自然状态——之中。然而,在霍布斯看来,如果语言可以将人类带入这一荒原,也同样可以将人们带出。它可以使得人们建立起国家,在那里,法律与道德的语词具有共同的、强制性的意义,并且可以诉诸绝对主权者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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