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y: 冯象

本书译诗和引文所据原文的底本，跟拙译五卷圣书《摩西五经》《智慧书》《新约》《先知书》《历史书》（2006, 2008, 2010, 2020, 2021）相同：希伯来语《圣经》用德国斯图加特版Kittel-Kahle-Elliger-Rudolph传统本第五版（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1997，简称BHS），希腊语《新约》则取斯图加特版Nestle-Aland汇校本第二十七版（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1993，简称NTG），皆西方学界公认的权威。释义、串解、断句及风格研究，BHS、NTG脚注所载异文异读之外，主要参考了六种经典西文译本，即希腊语七十士本、拉丁语通行本、德语路德本、法语圣城本、英语钦定本和犹太社本。

以下罗列书中提及或引用的文献，并一些相关的圣经学研究。排序按著/编者姓氏中译名的汉语拼音和四声笔画。外国经典作家，译名已约定俗成的，不附西文原名，如：尼采。

一、前先知与写经人

历史书，即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等四篇六卷。犹太传统，这四篇归于“前先知”（nebi’im ri’shonim），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后先知”相对。前后先知合称“先知”，置于“圣法”或摩西五经之后，“圣录”之前，组成圣书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记载以色列的历史，从摩西逝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巴勒斯坦（前1220~1200）讲起，至巴比伦灭犹大毁圣殿，子民入囚（前587/586），犹大王耶立获赦（前562）结束；故名历史书。后先知则是历代先知传道、训诲、谴责、预言，及颂诗、哀歌、讽喻等文字的汇编，诗体为主；习称先知书。

古人写经，最初是用纸草纸（苇纸）。纸页黏接，附轴卷起，阅读时慢慢展开。为方便阅读与收存，书卷一般不做得太长（据说存世最长的一轴达39.6米）。经书长了，如《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分上下卷，便是这个缘故。先知书里有“十二小先知”，则是篇幅较短的十二位先知抄在一处，合为一轴。

此书可说是我在疠疫之年的辛劳所得。

去年二月《先知书》交稿，开始译注《历史书》。那时正值武汉封城，全国支援；美国这边，航空公司刚发布改签和退票公告，一切似乎都是可控的。待到今年四月书稿杀青，因为疫情失控和政治化的操作，世界已经大变——也许永远地改变了。

习惯上，译注修改完毕，停下来读几本书，换换脑筋再作序（导读）和前言。历史书（不打书名号，指经书划分）可讨论的问题较多，导读写长了，前言就短些，主要谈两点：经书顺序和译名。

一、圣书各篇的顺序，拙译从希伯来圣经（详见本书开头的“经书简字表”）。细心的读者或已发现，这个顺序跟流行的教会译本即基督教旧约，略有不同。例如《路得记》，旧约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属历史书；希伯来圣经归之于圣录，属“五小卷”（megilloth），即五篇一组较短的经书：《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会众传统上在逾越节、五旬节等五个节期诵读。旧约的历史书，《约书亚记》至《列王纪》六卷之外，还有一志两记：《历代志》重述圣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按犹太传统，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卷，讲波斯居鲁士大帝灭巴比伦之后释囚（前538），子民回返圣城，重修圣殿再颁圣法等一段历史。这几篇，希伯来圣经也归于圣录，并以《历代志》为全书收尾。

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即圣法（torah，摩西五经）、先知（nebi’im）、圣录（kethubim）。先知又分前后：“前先知”接续摩西五经，铺陈圣史，从摩西辞世后约书亚挥师入侵迦南（古巴勒斯坦），以色列十二支族定居福地写起，到巴比伦灭犹大，毁圣城，子民入囚；习称“历史书”。“后先知”反思圣史，汇集先知言论和著述，载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大先知，各作一卷，并十二小先知，何西阿至玛拉基合抄一卷——所谓“大”“小”，指作品篇幅，并非地位高下的分野——共四卷，总名“先知书”。

基督教“旧约”则依循七十士本，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经师的希腊文译本的传统，顺序不同。摩西五经、历史书之后是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等），而以先知书收尾；俾众先知关于受膏者（mashiah，弥赛亚/基督）的启示，跟《新约》的福音衔接，并以《马太福音》开头的施洗约翰（新以利亚）故事，照应先知书末尾上帝要遣以利亚再临福地的预言（玛3:23-24）：从而引出耶稣的受洗与传道。

“旧约”先知书另有《哀歌》《但以理书》两篇。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创作（但2:4b-7:28)，成书较晚（前167~164）；前者古译本（希腊语、亚兰语和拉丁语）归于耶利米，题作“耶利米哀歌”。但《哀歌》五首诗的语言风格、宗教思想皆与《耶利米书》迥异，希伯来《圣经》把这两篇放在圣录，本书从之。

这几年，常有读者来信询问《先知书》何时出版。《先知书》的译注，二〇一二年春就开始了，但暑假完成《以赛亚书》初稿后，搁了一阵子，转向了理论研究。其间还有别的兴趣和任务，如人工智能与人机伦理——物联网智能社会带来的挑战，颇像希伯来先知所翘盼的“终了之日”（赛2:2，耶23:20，何3:5，弥4:1），既是对人的咎责的总追究，也是人人成圣，一场“催来”世界大同的“最后的斗争”（参《我是阿尔法》，页177以下）。

众先知聆受而传世的启示，多数为诗体；义理深奥，富于哲思，风格极“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政法笔记》，页230）。可是《约拿书》除外，圣者施教故事性不强，其“灵中所见”异象纷呈，讽喻连着诅咒、牵着哀歌。若想弄明白预言的历史背景同寓意象征，往往须查阅对照《摩西五经》《历史书》等经书的相关内容。故而《先知书》的文字，若无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或初学者，确实不太好懂。我〇九年回国服务，讲课论说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及其对西方宗教、文艺和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赛亚书》译出初稿，是探索性质，即拿《先知书》里篇幅最长、思想最崇高的一部做试点，开展课堂讨论。接着，基于教学反馈，又写了一组解经文章，并研读《以赛亚书》的札记，供学生参考，效果不错。遂添上三五篇评论跟故事，收在《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同年，与之配合，还出了一本《圣诗撷英》（北京三联，2017），是圣诗的选本，取希伯来《圣经》四十一篇，《新约》十二篇，各具导读和尾注。其中《历史书》与《先知书》部分是新译。这样，对众先知的宗教思想、语汇特征及文本的历史脉络有了探索得来的真切体会，才继续《先知书》的译注。经两年奋斗，心无旁骛，至去年十二月终于竣工。

光阴似箭，自译注《新约》，回国服务，在清华讲授法律与宗教，不知不觉已近八年。去年课毕，准备讲座材料，翻开书桌上这本紫红封面的牛津版《新约》，忽有一个发现，一直未留意：好些书页天地头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补注填满了，也就是说，书该修订了。

当时手上另有一部书稿《圣诗撷英》，是圣书的诗萃，写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约》选了十二篇（片段）。作这十二篇的导读与注释，也有不少因解经而起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啻给牛津版的修订做一遍预习。冬月，《圣诗撷英》交稿，便开始了修订。对照原文，从福音书到《启示录》，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终于完工：“一番炽热的劳动”，诚如但丁的引导者吟咏，“多么幸福！人把城墙立了起来”（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1:436）。

跟之前的两卷《摩西五经》《智慧书》的修订一样，译文主要是“微调”，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让经书的不同作者，及其笔下呈现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

此书是《以赛亚之歌》（北京三联，2017）上编的姊妹篇。那书研究《圣经》和宗教，这一本侧重法律。近年因为专注于解经译经，法学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此番结集，重读一遍，觉得几个题目颇受益于一门课“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的教学。不论知识产权、劳动法、宪法，还是大学教育、接班人伦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经过课堂讨论，得了学生反馈的。可见“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教学相长”，对于写作的重要了。

课以“中国革命”为名，听上去有点另类，仿佛招引删帖的一个敏感词，实际是有来历的。解放后，新清华的办学传统，叫作“双肩挑”“又红又专”，就是根据“祖国的需要”培养人才，不囿于训练工程师。一九九五年法学院重建以来，毕业生便有许多入职各级党政机关和国企，及报名到中西部下基层挂职锻炼的（据说人数为诸院系之首），表现优异的不在少数。但是出了校门当干部，不能只懂些法条学理，开口美国，闭口欧日，摆弄课本里的一套。那样办不成事，容易犯错，脱离群众，甚至挤进了“官场”也难以立足。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原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法宝”，现在经常给“忘了”。

所以，回国服务之初，法学院让我招收知识产权专业的博士生，开必修课，就想到了这一历史视角。内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课时讲前沿问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另一半联系这些新技术新经济的挑战，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教训，考察网络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探索人类理想社会的前路。因为博士生不多，课程遂隔年一讲，并向硕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放，不限专业。要求是，选课同学须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期末交一篇论文。